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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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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
本书作者斯诺的姓名是中国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为了未读过和已读过这本书的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本书，对这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经历以及写作《西行漫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绍，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诺在一九〇五年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他开始毕业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在坎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往后他在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最后到了夏威夷，仍然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以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一九三〇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以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长时间的旅行，徒步经过云南省西部，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三年的热河战争。在这以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两年，同时学习了中国语文。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和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中国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编译了一部英文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是首先把鲁迅著作介绍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斯诺带了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六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他达到了目的。他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首先他到了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和毛泽东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县，这已经是和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了。最后他冒着炮火，从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地到了西安。当他回到北平时，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夕。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新闻记者，他已经预感到了，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国民党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红军根据地。
这四个月的旅行使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地认识。这种认识不久就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所证实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红星照耀中国》就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是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出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西行漫记》出版以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华人集中的地点，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现在，在中国人民中间，《西行漫记》和斯诺这个姓名是不可分离的事。虽然早已没有必要再用这个隐晦的名称，但是为了保存初版的本来面目，现在的重译本仍然用《西行漫记》作为书名，是恰当的。
由于他在西北红色区域四个月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他的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探索和报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是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诺对于皖南事件作了入时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这以后他要访问中国越来越困难了。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主席、周总理进行了会谈。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又接见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毛主席，同周总理会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这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那一次会上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谬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例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一九七二年二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不能达到他的愿望。到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二点二十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在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
“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适当的。这是一九三六年他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一九三七年他整理资料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在斯诺的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他完成了十一本著作，其中极大部分是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九七一年回到瑞士以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由于抱病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审定。
但是所有后来的著作，都不能和《西行漫记》相比拟。即使是杰出的报告文学，在事过境迁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唯有四十三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以后，他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他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它是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本著作。初版《西行漫记》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朱德》部分引用了尼姆·韦尔斯的笔记材料以外，都是他亲自采访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斯诺西北之行，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一九三六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切是中国工厂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现在的中译本根据英国戈兰茨公司一九三七年版重新译出，同一九三八年复社版中译本所据原书是相同的。复社版当时未译第十一篇中的《那个外国智囊》，现在补全，这是很好的。从内容来看，这一部分是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叙述和分析，大部分资料是从当时和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谈话中得到的。现在看来，这一部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显然，斯诺在当时还没有机会读到毛主席正在写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在本书的末章，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段名言：“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的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①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今天，在又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日子里，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重读四十三年前这样一本书是值得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北戴河
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页。
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
（请尽量用批判的眼光阅读理解）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吧。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地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但是这自然并不是说，共产党或红军或红军领袖，对我自己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的意见或印象，可以负责。因为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所以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样就是了。
自从这本书在英国第一次出版之后，远东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了。可是当这一本书写了大部分的时候，国共积极合作这一件事，大部分人还认为非常遥远。现在民族解放战争已成为唯一出路，而一切其他问题，都给扔开去。当我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日本以“中、日合作”为名，并吞并华北这一企图的和平成就，似乎还不是不可能。而现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已经深刻化。中、日战争扩大为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和平战线的世界斗争，在最近将来，是可以想象得到了。
人类行动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往往会把人类在社会演变中的任务的性质和意义变换过来。战争所促成的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国民党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在蒋介石委员长贤明领导之下，恢复了他们的革命意志。对日本帝国主义，已没有妥协余地。当前的历史途径，不是战斗，就只有灭亡，而除了完全投降出卖外，也再没有一条中间的路，这是一个真理，现在已成为事实。中国资产阶级得最前进分子已经懂得，在他们的需要与中国革命的需要之间，已经没有基本的冲突，因此他们现在抱定决心，要领导这民族救亡图存的斗争。现在已再没有所谓“红军”“白军”互争胜负的斗争了。现在全世界已没有人再称中国共产党员为“赤匪”了。第八路军和国民党士兵现在肩并肩地在作同样广大的战斗。现在已只有一个军队，就是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革命中国的军队。
从最近时局发展的观点看来，这本书有的地方写得过分，有的地方写得不够，这是断然不免的。本书英文本的第一版原有的一些错误，已经在这里改正了。其它的错误自然也还有着。但是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著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在事实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书里面所说到的许多意见，始终是一种准确地判断。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说过的话，而特别是指本书中那一些部分，就是共产党领袖们用了神奇的远见，正确地分析了那些促成对日抗战的事实，预测这一次抗战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为求生存起见，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绝对必要。
此外《西行漫记》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红军的经验所得到的一种客观教训，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在革命游击战争中的不可征服的力量。我记起毛泽东向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毛所预测的许多事，现在已变成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这句话再重述一遍。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
毛泽东再三重复地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从这统一和决心来决定。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人自己会使中国失败。不管打了多少次胜仗，日本现在已在失败和最后崩溃的路上走着——即使要在几年之后，而且忠、日双方都受极大痛苦，日本军阀才会失败，但这总是不免的。能够挽救日本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妥协或者“暂时的和平”。坚决而强硬的抵抗，要是多继续一天，日本的国内外矛盾，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等到恐怖的强制手段已经镇压不住的时候，日本军阀只好停止下来，或者折断了帝国的头颅。
到那时国际反日行动，就要到来。这种国际行动已经用多种间接的方式在开始着。将来这种行动的效力会逐渐增加。最后日本在大陆消耗力量过多，实力削弱，不能再成为世界的大国，到那时各大民主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一致对日本实行制裁、封锁、抵制。这种国际行动是完全确定了的。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这种国际行动，就是中国停止抗战。可是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显示出，日本发动得太迟，中国现在已经不能再被征服了。
我愿意感谢在前红军中各位朋友，因为当我在他们那里做客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慷慨而亲切的款待。我以门外汉的资格，来写他们的故事，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正确的地方，这得请他们原谅。创造这本书的故事的勇敢的男女战士，现在正在每天用英勇的牺牲精神，在写着许多的别的书，对于这些男女战士，我愿意和他们握手道贺。原来在这些老资格“赤匪”之中，有许多位，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得最优秀的男女哩。
最后，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许达，当我在北平最不稳定的状况下，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一块儿忠诚地工作。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秘书和助手，而且他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革命青年，现在正为他的国家奋斗着。他译出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我们原打算在北方出版，可是战事发生之后，我们分手了。后来别的几位译者起首在上海翻译这本书。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切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承译者们允许留出一些地位，使我有机会作这一番说明。而且承他们看得起，费了很多气力翻译出来，认为这本书值得介绍给一切中国读者。对于他们我是十分感激的。
谨向英勇的中国致敬，并祝“最后胜利！”
埃德加·斯诺
一九三八、一、二四 上海
（据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排印）
文中涉及很多现在已经不用的通假字，能改的我就改了，还有可能是印刷错误的一处漏洞，也通过我的理解改了，总之这是目前网上最完整的斯诺《西行漫记》的原序！网下能看到的也应该不是很多，我提醒大家，看以前的书一定要带着一种挑剔的目光，时过境迁，很多物事人非，我们只挑自己能学习到的东西就好。 文中提到的“许达”我还特别找到了一些介绍，有兴趣的可以点击看看。
ZRED
二〇〇二、十二、三十 北京
第一篇
探寻红色中国
一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事实是，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末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年四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作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维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①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么？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么？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衷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象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住的，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②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象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公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象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末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末，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③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经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么？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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