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シā⑺鸷ο颜呃娴南窒蠛托形�
但是，《自律公约》也没能管住市场。
价格同盟和自律公约均落空，但是广东车险改革事关全局，监管部门不得不出手。2002年7、8两个月，深圳、广东、成都、北京等地保监办携手出击。
新举措中，广东、深圳两地要求各家保险公司必须将本公司关于车险业务费率浮动的方案报备，并严格执行报备方案，否则将视为违规经营严肃处理。北京则在8月15日对新车投保启用带“N”字标志的新保单，新保单将严格执行不超过8％的返佣标准。
北京保监办还要求保险公司要“严格费用支出标准、清理查处不符合规定的代理机构、严格车险单证管理、不与外地保险公司合作车险业务”。
监管重手出击之后，价格大战略有好转，但是治标不治本，治本尚需要时日。
车险费率市场化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
“中国的财险业就像一个还没有出过门的孩子，如果家长一下子把他推到大门外的闹市上，他将会感觉无所适从。”“韩国在1994年就推出了车险费率的市场化，但直到2002年才把车险费率全面放开。所以费率市场化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不要过快。”
同时，费率放开后，各个保险公司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精算队伍，掌握大量的数据进行反复的核算，但目前国内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具有这样的实力。而盲目地在费率上进行价格竞争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车险费率改革试点跌跌撞撞走到2003年。
2003年1月1日起，全国各财产保险公司开始实行由各公司自主开发厘定的车险条款费率。4月1日，车险原统颁条款停止使用。2003、2004年，恶性竞争之下，全国的车险几乎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做得越多，亏得越多”。
国内第一家专业车险的前任总裁谢跃认为，费率市场化之前，国内车险经营基本是全行业盈利，因为盈利的奥秘在于保险主体垄断和保险价格垄断，保险价格由监管部门统一制定。垄断地位的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价扭亏为盈，有规模就自然产生利润。
但随后保监会不但放开了经营主体，而且放开了车险的价格。整个态势发生逆转。于是，2003、2004年全行业两年连续亏损。
穷则思变。
2003年下半年开始，保险公司纷纷对车险费率进行上调。
以北京市场为例，《国际金融报》2004年11月报道，车险涨价经历了四轮。第一轮调整：从2003年七八月份开始。年初车险费率改革中大打价格战的保险公司发现，1—6月份的车险赔付率远远高于年初制定费率时的预期出险率，有些地区的车险赔付率甚至高达三位数，于是纷纷调整车险业务的承保条件。如限制承保某些车型的盗抢险，某些特异车型被拒之门外。
第二轮调整：从2003年12月起，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轮由人保发起，人保悄然将原来的投保车损险、三者责任险10％的优惠取消；平安产险提高了车损险的系数；其他各家公司也开始在个别险种上提高了一些车型的费率。
第三轮调整：2004年5月1日，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实行，各保险公司纷纷提高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幅度高达10％左右。
第四轮调整：2004年6月初，占北京车险市场份额近70％的人保公司第三次上调车险费率，上调幅度在20％～30％左右。
这期间还发生一次“绝对免赔额”风波。2003年，深圳一些保险公司在车损险条款中，引入了“绝对免赔额”的新概念，即这个免赔额之下，保险公司不理赔，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2004年2月，人保率先动作，实行“绝对免赔额”制度，此举遭到投保人的强烈不满，并惊动了保监会。仅仅事隔一天，这一备受争议的车险新规就被监管部门以“未按规定的程序履行报批手续”紧急叫停。
引入绝对免赔，保险公司意图改善财务报表。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小额索赔占了绝大部分，1万元以下的案件占80％左右，3000元以下的案件占50％左右，1000元以下的案件占40％左右，个别案件的索赔额只有几十元。而小额赔案投入的精力几乎和大额赔案相当，保险公司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道德风险已成为保险公司处理小额理赔所要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同年11月，一味坚持的人保启用新版家庭自用车和营业用车车损险产品。在条款中引入了可选择的500元的绝对免赔额的规定。此举再次引起较大争议，被指“变相涨价”，并被中消协点评为“霸王条款”。
《道路交通法》以及交强险制度的出现成为车险改革的一个转折。不过，交强险本身在2007年会产生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论，成为保险行业又一次典型的公关危机。
2006年7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正式实施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推出了包括车辆损失险和商业三者险两个险种的A、B、C三套商业车险产品，由中国人保、平安财险、太平洋财险等3家公司分别推出，其他保险公司则须从中选择一款使用。
同时为遏制行业恶性竞争，并且监管部门下达车险优惠不得低于七折的“限折令”。车险费率市场化的最后一点痕迹也被抹去，一次曾经设想宏大的尝试悄然落幕。
2007年3月，保监会在回顾2003年车险费率市场化时称：“在2003年实施车险管理制度改革之后，各公司推出了个性化服务的产品，对繁荣车险市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也产生了，一些公司在开发产品的时候注重价格，不注重服务；注重技术，而不注重消费等等这些问题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至于一些产品出现了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这对于整个车险的总体发展都不是很有利的。”
车险改革并非一无是处。
车险费率市场化迫使各家公司都关注非寿险精算，引进非寿险精算人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精算事业的发展。例如，平安保险公布了该公司制作的中国大陆第一份完整的车险精算费率表。该费率表是在平安保险公司自身经营的数据基础上，参照国外先进模式和经验制成，是中国车险精算系统与国际水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成为车险费率市场化之后的一个“外部效应”。
车险费率市场化之后，中国于2004年出现第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车险，获批了独立于A、B、C以外的车险条款；同时一些新的销售渠道开始崛起，例如车盟、盛大以及从众等。其中，部分还获得了风险投资的青睐。这也是改革设计者们没有想到的。
ＷTO症候群
2001年完结的WTO谈判打开了两扇门：一扇是中国的门；一扇是世界的门。
保险先于其他金融行业列出了开放的时间表，而此前限制外资发展的束缚均被打破。
多年之后，保险行业回首，WTO金融开放首先作出牺牲就是保险，而保险之中，尤其以产险的牺牲最大。因为寿险没有开放外资独资牌照，而产险则几乎都完成了本地独立法人改造。不过，极为幸运的是，产险中唯一没有开放的业务领域便是法定保险——交强险，外资公司不得车险之门，避免了中资产险的倾巢之覆。
链接：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保险业对外承诺的四大主要内容：
1。在市场准入方面，承诺如下：企业设立形式，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股比可以达到51％；中国加入两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股比不超过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设立。加入时，合资保险经纪公司外资股比可以达到50％；中国加入后3年内，外资股比不超过51％；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全资外资子公司。
2。地域限制：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非寿险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佛山提供服务；中国加入后两年内，允许外国寿险公司、非寿险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中国加入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3。业务范围：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从事没有地域限制的“统括保单”和大型商业险保险。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提供境外企业的非寿险服务、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险、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中国加入后两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中国和外国客户提供全面的非寿险服务。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中国加入后三年内，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加入时，允许外国（再）保险公司以分公司、合资公司或独资公司的形式提供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业务，且没有地域限制或发放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
4。营业许可：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即数量限制）。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资格条件为：第一，投资者应为在世贸组织成员国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第二，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两年；第三，在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美元。
面对WTO的压力，国内保险行业加快了对内松绑的步伐，内资的中小保险公司迎来一次机构扩张的热潮。
提前一年，这样的准备就已经“随风潜入夜”。
表7…2 2000年5家中小公司扩张路径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入世前夕，保监会一次性批准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华泰财险等三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国内筹建300多家分公司和中心支公司。其中，新华人寿获准筹建25家分公司、105家中心支公司，泰康人寿被允许在省会城市筹建18家公司、138家中心支公司，华泰财险也取得了18家分公司和22个中心支公司的筹建许可。
截至2002年4月底，最终获保监会开业许可的仅占总数的23％，包括新华人寿7家分公司、18家中心支公司，泰康人寿11家分公司、38家中心支公司，华泰财险1家支公司。这样的扩张速度，前所未有，同时也激起保险行业激烈的人事动荡。
寿险以新华和泰康为典型。
于2001、2002年之间，抢在WTO之前，借审批闸门猛然放开的契机（7），两家公司疯狂地跑马圈地，扩张分支机构，成为形式上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其中，2001年新华人寿只有4家分公司，9家中心支公司，但经过2002年一年的跑马圈地，到2003年底，新华人寿拥有了29家省级分公司，89家中心支公司，460家营销服务部，同时还有4家分公司还在筹建，基本完成全国布局。
如此的“暴饮暴食”，对于两家年轻的公司而言，其结果似乎都是消化不良。受制于人才的紧缺和资本的局限，此后的消化、调整，以及财务减压持续经年。
产险以华泰为代表。2002年，华泰保险完成了7家分公司和10家中心支公司的筹建工作，是华泰分支机构建设速度发展最快的一年。截止2002年底，华泰已经在全国25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完成全国布局。
但是，在产险保险公司的主业车险上，华泰保险却载了一个大跟斗。
2001年，华泰保险发起的降价盛宴，最终成为无米之炊。“一方面是不懂车险市场的规律，另外一方面介入市场的时机也不对。彼时混乱的车险市场环境，会让任何一个冒进者都‘吃不了兜着走’。”
吃一堑，长一智。2002年，华泰于财险公司中首次引入美国ACE集团作为国际战略合作者，这成为华泰转型的拐点。此后，华泰的治理结构和考核标准都发生转变，车险业务的策略也由“粗放”收缩为“精选”。伴随策略的变化，华泰的保费规模自然整体下降，增长趋缓。根据保监会的数据，2007年华泰保险在全国42家有业务统计的保险公司中排名第13，低于多家开业一两年的新公司。
华泰转型成为一家“小而健康”的公司，并成为监管部门放心的“好学生”——虽然身体瘦小，但是脑子聪明，学习成绩良好。
不过，保险主业的表现平庸，并不妨碍华泰资产管理的异军突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或许恰恰是因为主业的一般，才使得华泰的投资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业内少有的重视，并被赋予了令同业羡慕的独立地位和发展空间，成为一只彻彻底底披着保险“羊皮”的基金“狼”。
这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注释】
（1）1931年，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上海。1949年10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中保股份经改造成为其全资附属公司，并停办境内保险业务（境外业务继续经营）。1998年，国务院将人保旗下的海外经营性机构划归中保股份，与早6年成立的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2002年8月，中保股份更名为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务院的国有控股金融保险集团，总部设在香港。
（2）1997年，拜三家全国性公司于全国范围展开个人营销，以及岁末单次大幅降息、保险公司突击销售所赐，保费增长达到了惊人的41。2％。不过，这次非常态的增长亦让保险公司背负巨额的“利差损”，如同商业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一样，“利差损”几乎要了中国寿险行业的命。
（3）2006年“保死不保生”的友邦重疾险，以及2007年被质疑暴利的交强险，是国内保险行业另外两起著名的产品危机。
（4）国内无参照先例的情况下，平安历经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谈判，在一片争议中引进了摩根和高盛两家股东。当时国务院的批复是，不允许外资向平安派入董事，外资代表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董事会，这成为国内金融机构引进外资的初始模式。
（5）日后回归A股之时，集团高度控股子公司的模式被认为平安的卖点之一。
（6）引自《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业经营实施方案》。
（7）2000年11月1日，保监会一下批准泰康人寿筹建南京、杭州、济南、郑州、天津5家分公司；新华人寿筹建上海、广州、杭州、武汉、济南、哈尔滨6家分公司。
第八章 嬗变前夜（2002）
2002年，嬗变前夜。
这一年的1月，中国人保和中国人寿两大国有旗舰公司先后宣布，经过一年多的积极探索，这两家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工作将于年内启动。
整体而言，快速增长的国内保险行业，面临着资本金短缺、偿付能力不足、不良资产难以消化、历史包袱沉重等困难。
非改革无以自新。
就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先后顺序而言，保险先于银行。一则是为银行探路，因为后者才是中国金融的核心和本体，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二则国内保险市场的开放也先于银行业，保险先改革是现实的决策。
路在何方？
国有企业“一股就灵”的老路显然不能重复；沉积多年，痼疾难除的体制和机制如何翻新，挑战重重，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当时的决策者。
2001年之前，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的改革模式尚处于争论阶段。而财政部等有关部委曾对3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方案争执不下。
三种方案，即分别成立保险控股公司模式、国家保险控股公司模式和分拆重组模式，尤其以方案一与方案三之间的争论为激烈。前者是将3家原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分别改为控股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留在控股公司，经营性资产注入股份有限公司，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改制成为3家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主张将人保、中国人寿按区域进行分拆重组，分别吸引民营资本和外资参股，组成若干个完全独立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2001年4月16日、19日、24日三天，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相继将股份制改革方案锁定在第一种模式。重组、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后来都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标准三部曲。
不过，因为改制和上市，外资巨鳄可以轻易挺进中国金融的垄断部分，最终都赚得盆满钵满，从而在国内引爆关于“国有资产贱卖”的巨大争论。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改制前的中国人寿曾计划先行引入外资投资者再上市，并与花旗集团、雷曼兄弟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就出售股权事宜有过接触。
事后回顾，2002年启动的国有保险改革，恰逢其时。行业内部，2002年和2003年，中国保险行业分别增长44。7％和27。1％，分外吸引眼球；行业外部，国际资本依然对于中国保险充满想象，同时海外资本市场处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互联网泡沫之后的上升期；同业之间，如果保险公司的改制上市落在银行、证券业的后面，在国际资本市场就难有重要影响。
表8…1 1980—2002年中国保费收入状况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法》的修订研究，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王绪瑾。
幸运的是，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先后于2004年底，保险业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之前，实现海外挂牌上市。形式上，国有保险股份制改革圆满落定。
就在国有保险剑指海外之时，一些中小保险公司却在为A股上市折腾不已。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保险公司因为偿付能力不足而希望上市，但是因为偿付能力不足去上市，其实不符合上市的本义。彼时，新华、泰康、太平洋、天安、华泰、大众和平安集团等七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皆曰完成了上市辅导，距离上市只差一步。不过，对于多数公司而言，这微小的一步，却成为永远的距离。仿佛行星一样，距离太阳最近之后，滑过便是渐行渐远，要等待下一个周期，有的甚至成为再也不能回归的彗星。
这一年，平安将汇丰请进了家门，华泰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与美国ACE集团联姻。全国性股份制保险公司除太平洋之外，已均有外资参股。
拜旗舰、外援、劲旅，三大势力的全力打拼，2002年前三季度，中国保费收入达到2000亿元，继续保持着30％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国寿险的增长似乎看不到尽头。
不过，这一年亦有“不和谐的音符”。
3、4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下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茅于轼先生先算了一笔账：现在我国每年乘飞机的旅客数大约有8000万人，假定每人都买保险，每张保单20元，8000万人的销售收入就有16亿元。而这两年民航的安全记录非常好，假定一年下来有100人死亡，每人赔20万，100人共赔2000万，即使再加上其他零星的索赔2000万，加起来一共4000万，再把销售成本算上，假定每张保单是2元，成本就是1。6亿，总成本加起来一共是2亿。16亿元的销售收入，2亿元的成本，14亿元的利润，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航空意外险的利润能达到700％左右。
面对质疑，保监会的人士给出另外一个账单。航意险算上保单费、公司管理费、代理人手续费和机场摊位费能占到收入的30％，再加上20％的法定再保险，6。5％的营业税，1％的保障基金，5％的巨灾再保险及溢额再保险和30％的各种准备金，利润在10％左右，比其他意外险高，但并非暴利。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算账的方法将在2007年质疑交强险暴利时候再度交锋。
实际上，对于多数的保险公司，由于恶性竞争，航意险最大的意义仅在于在机场设立了一个“活”广告，而非保费收入，因为多数的保费实际上进入了机票的代理商腰包，或者成为机场的场地租金。不过，保险公司内部少数投机者，的确利用第一种算法，通过手工的假保单，自开保险公司，而大发横财。
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超过20年之后，保险依然不能摆脱“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的困境。
或许是因为茅于轼先生名气太大，暴利论之后的航意险不得不变相降价——虽然20元保费不变，但保险金额则由20万元上升为40万元。同时，由于其他替代产品的兴起，航意险日渐式微。
这一年10月，一位“关键先生”——湖北人吴定富回归保监会，担任主席。此前的1998年11月至2000年1月，吴定富曾经担任保监会第一副主席。回归后的吴开启了中国保险行业监管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友邦：拐点与萧墙之祸
2002年6月7日，北京友邦开业，友邦的中国布局再下一城。
颇为意外的是，谢仕荣罕见地将上海主要班子成员（徐正广、刘明亮、谢树锦和刘也等）都邀请到北京，商谈上海的事情。此期间，徐提前退休一事被悄然议定。
后来的事情，媒体们都知道了。
6月30日，原计划2003年12月退休的徐正广，“突然”给友邦上海全体同仁发了一封邮件，“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我将于7月1日离开友邦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提前退休返回台北。”
其“身体健康的原因”，实为万般无奈之借口。
离开上海友邦之后，“身体良好”的徐正广曾经奔走两岸，辗转多家公司担任顾问，例如中意人寿特别顾问等，甚至还一度受中保康联董事长何静芝之邀，拟重返上海滩。
不得不说说上海友邦的拓荒者徐正广。
耕耘10年之后，徐正广已经成为上海寿险业界最资深的人物之一。而市场不知的是，徐并非学保险出身。身为台湾桃园客家人的徐正广，从医药学院毕业后，熬不过悬壶问世的清贫，转投收入高一倍的寿险，进入南山保险公司（即友邦在台湾的分公司）当了一名寿险代理人。
“那时真是什么都不懂，就这么傻傻笨笨地改行做保险，又傻傻笨笨地接受培训、推销保险。”徐正广颇为自嘲。
10余年之后，已经成为南山人寿业务副总的徐，“傻傻笨笨”地到了上海，开始其在内地的事业。上海，乃至中国的寿险代理人制度由此发轫。
友邦进入上海之时，内地市场尚无真正的寿险管理人才，主要管理层均来自海外，尤其以台湾市场为盛。除了徐正广，当时上海友邦先后从台湾南山人寿调动了几位主管级的人物，包括刘明亮（Michael Liu，字贤达，后任友邦中国北区副总裁）、吴信玉（1996年从南山人寿来到友邦上海分公司，担任培训部和市场部高级经理）等。
刘明亮回忆：“当年在台湾南山人寿，我们共有七个兄弟，徐总是老大，我们七兄弟曾经是最让南山人羡慕的小团体。”
10年之后，当年的“小兄弟”各奔东西。
2002年7月1日，为友邦上海分公司打拼了整整10年的徐正广将“权杖”交到了来自AIA香港总部的陈润权手中。
先徐正广一个月，刘明亮提前退休。更早之前，1998年1月1日，吴信玉离开友邦出任太平洋安泰副总经理。吴信玉离开（友邦上海）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在友邦当时的待遇居然比部属香港人还要低，这是他不能谅解的”。
吴的离开，曾经让刘明亮不能释怀，“当年为了吴信玉跳去（太平洋）安泰，我跟他4年没有见面”。但是，等到刘明亮退休之时，吴信玉却打电话给刘：“胖子，我是信玉，4年不见面了，你不要挂我电话。”（1）
兄弟之情不言而喻。
离开友邦之后，徐正广和刘明亮曾商量做一个代理公司，最终无疾而终。2006年，61岁的徐正广二度出山，出任“老东家”友邦保险江苏分公司总经理。而徐上海友邦的部分老部下，又投奔而去。
恩怨情仇，如逝水乎。
徐的离开揭开了友邦人事变动的盖子，2002、2003年友邦相继经历人事动荡。
此前，碍于徐正广等老班子的栽培，不方便离开的人，此时再也没有心理上的歉疚感。徐被迫提前退休之前，一种乐观的判断认为，“经过10年发展，内部工作流程、组织结构都已成熟，不会因为一两个人的离开而出现混乱”，这显然是误判。
表8…2 友邦中国2002—2003年中高层人员变动（不完全名单）
资料来源：《英才》2003年第12期。
在2004年市场对外资全面放开之后，友邦的经理人亦有不少转投到其他公司门下。例如黄金财，后曾担任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东南亚区首席营运官；司存伟，后曾就职安联大众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等。
链接：外资公司的“玻璃天花板”
友邦的人事震荡，让世界了解了一个新的名词“玻璃天花板”，揭开了外资或者合资公司中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玻璃天花板”意思是指虽然公司高层的职位对某个群体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却无法真正接近。
《华尔街日报》原用“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一词描述对职业女性的无形壁垒。玻璃天花板是一种表面看不见，但是实际存在的职业壁垒。像隔着玻璃一样，可以看得见，但是却摸不着。
对于本土精英而言，外资固然是一个高的起点，但是越往上，越有瓶颈，所有的职位似乎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永远遥不可及。
这种矛盾，最初并不明显。
国内寿险行业开放初期，本土人才几乎为零，但是市场却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因此，熟悉中华文化，能听得懂普通话的港澳台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市场的专才，便成为外资和合资公司之首选将才。
这形成了中国寿险行业独特的“人力金字塔”：塔尖为外资老板，中间管理层为海外华人专才，下端为数量众多的本土管理干部和营销团队。各家公司略有不同，但是结构雷同。
这种“玻璃天花板”的矛盾其实可以粉饰。例如，外资通常会称，自己的公司98％，乃至99％的员工都是本土人士。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不掩盖决策权的旁落。
“本土员工，做得再好，位子再高，但是仍然不能参与决策，只能听令或者被听取意见。公司总说，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其实公司就那么一点货色。”
“如果是一个无思想的人，这种位子会很好做；但是做到这样位子的人，往往是有思想的，有想法却不能付诸于实施，很痛苦。”
极端一点，海外的老师总认为大陆人是乡下人，但是后来老师登台一张口，就让台下的“乡下人”�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