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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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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5日，永安正式成立。
公司成立之时，号称“第一家全面引进国外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将承保、理赔、财务核算等信息资料全部实行计算机管理，并聘请国外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按照国际惯例，实行现代化管理”。
话音未落，营业不到一年，永安即被宣布行政接管，变化之快令人错愕。但是，永安的问题，却不容小觑。
监管的调查显示，永安的经营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违规经营，即未有牌照异地展业；其二是资本金不足，有的股东达不到股东资格，有的股东资本金未到位。
公开资料显示，永安的主要股东为国家电力、电子、邮电、有色金属、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国营大型企业集团和骨干企业，注册资金为6。8亿元人民币。
这不是真相。
永安被接管前，陕西省的一份调查触目惊心，永安注册资本为6。8亿，实际到位不足1亿。在永安的10余家股东中，只有西安飞机制造公司注资1000万元，彩虹集团注资6800万元，西北电力管理局注资1000万元，因而实缴货币资本仅为8800万元，远远达不到法定的2亿元最低限额。（5）
接管永安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立即撤换了永安的原董事长王建才，并罚其在11年内禁入中国金融业。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6月到2000年4月，这位永安的前董事长因刑事案件被关押。
不过，谁也没有料到，王建才会在近10年之后卷土重来，重新争夺永安的控制权，并差一点引发永安的二次行政接管。
被接管之后，原来的14家旧股东中，除了上述3家（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彩虹集团和西北电力管理局）出资公司得以保留外，另有9家公司参股，全部注入货币资金，注册资本减为3。1亿元。（6）接管10个月之后，1998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发布公告，结束对永安保险的接管。
链接：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对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实施接管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委托，自1997年12月1日至1998年8月31日对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实施了接管。目前，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完成。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验收合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对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接管工作结束。
二、自1998年9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管组将原接管的一切权利移交给重组后的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三、按照法定程序，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选举邱淼贵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聘任汪海洋为公司总经理，梁国财、徐明林为公司副总经理。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查，上述四人均符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
1998年9月1日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永安经历了成立、整顿、接管、延长接管、重组5个阶段，震惊保险界，同时也震惊整个金融业。
但是，永安股权纷争并没有结束。
2006年4月20日，原始股东彩虹集团，以及新进股东深圳发展银行及福建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三家股东，向保监会申请，要求立即对永安保险进行行政接管。这三家股东号称合共持有永安55。55％的股份。
大股东请求监管机构对公司进行行政接管，永安又创造了一个历史。
追踪此事的《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上述三家股东提交的报告显示，永安保险过半股权存在极大争议以及公司出现重大经营问题，因此要求保监会对永安予以行政接管。
报告称，由于股东难以确定，公司经营处于严重不正常状态，股东大会也一直未能召开。另一方面，由于永安成立之初的股东——西北石化有意重新控制永安，而西北石化的实际控制人王建才（持有西北石化58％的股权）在1996年创立永安保险时，曾因虚增股本金被监管部门禁入中国金融业11年。对此，报告称“深表忧虑”。
媒体还披露一个惊人的细节，“永安成立于1996年8月，实际控股股东为西北石化及其关联公司，西北石化控制人王建才担任永安第一任董事长”。
股权之争再度牵扯出10年前的公案。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事发之时，彩虹和深发展分别是永安的第一、二大股东。永安其他的股东包括陕西省财政厅（10％）、陕西省电力建投公司（占10％）、陕国投（占3。55％）、中国西北电力集团公司（占3。23％）、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占3。23％）、宝鸡商场集团股份公司（占6。45％）等，这些股东均为国资系统。
尽管丝毫不见所谓“西北石化”的影子，似乎又是一例灰色的代持股案例。
时隔10余年之后，永安再度在“资本”和“控制权”上纠葛不清。这种矛盾恰是中国保险行业另外一道鲜为人知的“暗流”，剪不断，理还乱。
太保涅槃（1）：王国良治乱
知太保，而晓中国保险。
这家发端银行体系，诞生于黄浦江畔的公司，其实代表了另外一种类似中庸的海派文化，因为它既不如国寿“右”，也没有平安“左”，好似一条分割中国保险行业的中轴线。
从1998年开始，这家公司就不断地探寻进化之路。这10年为发展之关键，横亘了多个大事件，例如拯救太保、分业之变、凯雷入股、战略回归、组织再造、集团上市等。
所有的片段浇筑在一起，铺就太保涅槃之路。10年或能洗尽铅华，还原一个真实的太保。太保10年之变，需从1998年王国良履新开始讲述。
王国良，1950年生，曾任交通银行总行信托部副总经理、综合计划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年轻时，王国良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不过，王国良曾经笑言《红楼梦》没看多少，《资本论》却通读了几遍。
表面上，任国内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一把手，是一件令人艳羡之事。实际上，此时的太保乱象丛生——截留保费、坐支保费、乱投资等行业恶习，太保皆有感染。
王国良回忆当年刚接手太保时，最怕的就是家中的电话响起，因为当时的太保资质很差，“每天打来的电话都是报丧的”。
纷乱有源头。
太保发端于1988年交通银行成立的保险部。经过3年的运作，1991年成立了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图5…2 太平洋保险公司历史沿革
复制了交通银行的体制，太保是“先有儿子，再有老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公司股权结构变迁路径。
由于交通银行当时实施的是“二级法人”制度，即各个分行均有自己的股东，甚至总行还晚于部分分行例如上海分行成立。这样的股权结构使得早期总行对于分行的约束力，除了业务指导之外，基本都落空。
交通银行尚如此，“儿子”太保亦未能“免俗”。有数据显示，至1998年前后，只有20亿元资本金的太保，却背负着沉重的不良资产，实际坏账已达35亿元。
属虎的王国良上台之后，强势推行“三集中”——资金、财务、业务集中，积极改造太保，使之成为“一个法人”。公司计财部门对全公司进行了全面的清产核资，从每一幢办公楼、每一辆车，到每一张办公桌和每一台电脑，件件都被详细登记在案。
这些“斩立决”的举措迅速遏制了风险，使得太保各地公司从胡来乱做，到相对有序。
一位当年分公司的一把手回忆，1998年之前，基本“听不到总公司的声音”，但1998年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998年至2002年之间，王国良协同另外一位猛人洪涛（时任太保纪委书记和人力资源总经理），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闪电般更换干部，彻底打破了分公司的独立王国。
这其中，“胡萝卜”就是王国良的豪饮，无茅台不欢的王，镇住了各地军人习气甚重的分公司一把手；而“大棒”则彰显王国良的强人本色，诉诸司法，将部分无良干部送进高墙之内。
“我曾经免过东北一家省级公司的总经理。他拿着一个本子来给我汇报，我一看就很烦，说你把本子丢掉，结果，他就乱了套。我一问问题，他就傻了。那些本子上的东西都是秘书写好的。后来我很快免掉他的工作，像这样的素质怎么行呢！”
王国良的强势可见一斑。
而王也自言，“刚进入太保的那三年，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是非常正常的事情”。真不知，这对于当时的分公司一把手而言，是福，还是祸？
不仅如此，王国良主政的前几年，太保壮士断腕，暴风骤雨式地推进业务整改。
“严格整顿机构网点，对保源不足、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的机构网点坚决予以撤并”；“清理整顿保险中介机构，坚决停止与非法中介机构的业务往来”；“果断停办了一批质量差、风险高的业务，同时积极开发万能寿险、安居家财保险等有效益的产品”。
同时，1997年起，太保每年均花费不菲从全球再保险公司购买巨灾超赔保险，这使得太保的财务趋于稳健。例如1998年夏天，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太保的赔付额虽然高达6000万元，但是得益于该保险，太保能够从海外摊回了300万美元的分保。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亦因为购买巨灾超赔保险，太保独立支持了当地最大的一笔保险赔案。
不过，业务的整改的确从负面影响了太保的保费规模，1998年太保保费收入124。71亿元，比1997年有所下降，但是利润达到3。8亿元，比上年增长60％，成为当年保险行业的一匹“黑马”。
仅过3年左右，太保的面貌焕然一新。
2000年末，太保规模与利润比翼。这一年，保费收入达到了152。5亿元，同比增长22。06％，实现利润5。4亿元。其中资产收益率超过1。7％，资本回报率达26％。
不能否认，王国良的“强人政治”以及“快刀斩乱麻式”的改革，于危险之时拯救了太保。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这样的做派后来亦成为太保精耕细作的桎梏。
例如，王国良“花费了和IPO一般的精力”，日后是非不断的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简称“太保学院”），居然是在一次饭局中谈及，并最终实施的。
言及太保学院，一个人就不能忽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号称“红顶商人”的尹衍梁。尹衍梁，1950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日照。润泰早年以纺织业起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金融服务业开始对内外开放，而尹衍梁也正由此时涉足金融业。尹氏最为内地民众熟悉的就是，尹经与其老师南怀瑾商量之后设计的光华教育基金会，以及遍及全国30所重点大学的光华奖学金。1994年，尹衍梁捐赠1000万美元兴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997年，尹衍梁捐赠200万美元，参与兴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正是在与尹衍梁的饭局中，王与尹明确了投资教育一事。
不过，这并不能简单地断言，王就是一个莽撞之人。例如，王国良有三句话流传甚广，“保险公司不是冒险公司”，“每张保单都要出利润”，“稳健经营就是利润”。话虽然直白，但是却直击保险公司经营的要害。
对于太保学院的决策，或许只能说生性豪爽的王国良，还不完全懂得商业的圆滑与拒绝的艺术。2006年年初，其时的王国良已经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他坦言：“公司的第一代领导者已经不太适应了，需要腾出来给年轻人坐。”
其思路是，“为了防止出现大的人事波动，我们准备专门设一个‘高级专务系统’，不算领导班子成员，但工资一分钱不少他的，一直干到退休。这样即使多花1000万元的成本，年轻人形成的新竞争能力所创造的利润远高于他。”
不过，命运不再施予时间。这年8月2日，声言“搞保险的人也是经常准备跳黄浦江的”的王国良，从浦东的太保转任浦西的上海仪电控股集团，身隔一条黄浦江。当时震惊全国的上海社保案正如火如荼，外界“双规”传言沸沸扬扬，这成为王一生中最困难之时。
不过，王并不改其强人本色，回击称：“太保和福禧（投资）没有任何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太保没有一分钱假账”。
困难之时，一些最熟悉的朋友、下属、客户纷纷电话至王国良家中问候，其中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当年的第一任秘书。风暴过后，所有的传言化为无形。王国良开始独守一份宁静，甚至买好宣纸，准备重操青年时的中文学业。
【注释】
（1）确定寿险产品的价格有四个重要因素，分别为预定利率、费用率、死亡率（健康保险为疾病发生率）和退保率。通俗而言，预定利率为保险公司提供给投保人或者消费者的回报率，预定利率越高，投保人获得的回报越大，但是相对的，保险公司则要承担更多的利率风险。
（2）2006年6月，新华人寿公开的股东信息显示，新华人寿股东分别是苏黎世、隆鑫集团、宝钢集团、亚创、东方集团、北亚、海南格林岛投资公司、神华公司等15家股东。
（3）AIG在台湾的寿险公司称为“南山人寿”。
（4）按照泰康筹备时候的分工，陈东升、任道德、徐徐主要负责人民银行审批的材料，寻找股东，落实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建设等，韩堃跑具体的联络和事务方面的事情。第二路是王恩韶、欧阳天娜、马云、郭德生，负责业务计划。陈东升主要精力是募股，招聘更是亲自过问。
（5）《保险管理暂行规定》（1996）第五条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开办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6）罗健：《永安保险二次创业》，《中国保险报》，1998年11月27日。
第六章 壳公司困局（2000）
2000年，借力投连险，平安步步紧逼，攻城拔寨；而竞争对手中国人寿连连败退，上海等多个重镇先后失手。
平安兵临城下，国寿内部则引发了一场要不要推投连险的大争论。对于饱受降息折磨的寿险行业而言，投资型保险好像一剂补药，不仅解“利差损”之毒，而且可于短时间做大资产管理规模。
不过，投资型保险却是一把双刃剑。一年之后，领跑的平安不得不自饮苦酒，并酿成一次危机。而国寿由于采取更为保守的分红险策略，侥幸躲过一劫。
这一年，成立逾一年的保监会四处“开机构”。4月25日、26日、28日，保监会上海、广州和北京办公室分别挂牌成立。到年末，保监会已在13个中心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和保监会呼应，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时任人保总经理的唐运祥当选为首届协会会长。
这一年还有第一诞生。
6月16日，我国第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在北京揭牌。之后，6月29日、7月26日，长城保险经纪和东大保险经纪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至年底，有30多家保险代理公司、5家保险经纪公司获准筹建。
不过，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介都未能成为主力军，更和其承担保险营销转型的期望相去甚远。保险中介的真正价值要等待一家名为“泛华”的中介公司上市，以及数家PE资本投资另外几家保险中介之后，才被市场于蓦然间发现。
10月，面对脚步声越来越近的WTO，保监会一口气批准了四张有“瑕疵”，只能合资的寿险牌照——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
围绕这四家公司，中国寿险市场又一次上演了激烈的资本暗战。东方人寿更因为深陷金融巨鳄德隆，至今尚未开业，几乎成为“牌照标本”；更使得坚持其中的职业经理人，“出师未捷身先死”。
与资本同舞的还有北京的同城“德比”兄弟，新华和泰康。8月30日，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向苏黎世保险公司、国际金融公司、日本明治生命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招募24。9％股份的协议在上海签署。
泰康不甘落后，11月21日，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宣布其海外募股落幕，海外股东包括瑞士丰泰人寿保险公司、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等，泰康人寿的资本金因此达到20亿元，超过新华的16亿元。
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表面“三得利”：资金、技术和公司治理。但是为话语权和分配权的博弈，可致三种可能结局：上局，众股平等，和谐治理；中局，一股独大，稳定向前；下局，祸起萧墙，纷争不断。
引入外资之后的泰康，取上中局；而同城的新华，却得下中局。颇有意趣的是，这两家同时开业公司之间的“德比”，跨过20世纪，至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才彻底分出高下——泰康胜出。
胜出的泰康，宛如小乔初嫁。
2008年，泰康挟2006、2007年A股市场的“暴利”，以雷霆万钧之气势，喊出了“越洋计划”，即规模上超过一直稳居第三的太平洋人寿，成为中国第三大的寿险公司。但是，功败垂成，2008年8月之时，年轻气盛的泰康却因为投资型产品的规模与结构失衡，而被监管部门“轻轻地”敲打。
年轻的投资型保险，对于中国保险行业而言，或许是饮鸩止渴。
投资型保险，饮鸩止渴？
1999年开始，面对降息之痛，以及巨额利差损，三大公司各自寻找突围方向。
不约而同地，三大公司都推出了“保险保障偏低，投资风险部分或者全部由投保人承担”的投资型产品，成为各家公司“上规模、冲保费”的利器。同是投资型产品，三巨头的偏好不同：国寿最保守，选择分红（1）；平安最激进，借助投连；太保则居于中游，启用万能。
不同的风险选择，亦选择了各自的命运。长远而言，这类产品，尤其是一次性缴费的趸缴产品，成为保险行业可持续增长的一剂毒药。
表6…1 投资型寿险产品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无一例外，投资型产品都以火爆开头。
2000年，太保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万能寿险——“太平盛世·长发两全保险”，该产品以其缴费方便、保障灵活、投资保底等卖点，切中市场的需求，仅四个多月，保费收入就达5。3亿元。截至2006年，该万能账户累计资金已超过30亿，2006年平均结算利率达到6。5％。而参与开发首款万能险的陈尉华，后来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2007年），上海金融系统的唯一奥运火炬手（2008年）。
但是，中庸的万能并不是最火爆的创新产品。
1999年10月，平安推出国内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其热销情况一度让竞争对手中国人寿各省市场频频告急。
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从1999年起，平安（市场份额42％）就超过中国人寿（37％）成为上海市场的霸主。到2001年，中国人寿的份额更是惨跌至23％，而平安寿险的市场份额已经升为51％。
面对平安的压力，中国人寿何去何从？
中国人寿内部争论激烈。有亲历者称，当时任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总经理李良温（李后来成为中国人寿主管精算和产品开发的副总经理），坚决反对推出投连险。
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副总经理彰井泉曾吐露选择分红险的缘由：“1999年寿险经营形势严峻，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七次下调，保监会出台了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的规定，中国人寿也推出了系列保障型产品，但市场不认可。经过市场调研，中国人寿将产品创新的重点定位于分红保险。”
2000年年中，国寿个险渠道开卖第一款分红险——国寿千禧理财，拉开国寿著名的“分红险风暴”。其风头远远胜过了传统型的保险产品而成为新宠。
本质上，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将上一会计年度该类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按一定的比例，以现金红利或增值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的一种保险。
全国市场看，2001年分红保险实现保费163。03亿元，占全年业务保费收入的46。57％。保监会亦专门点到：“寿险分红险产品已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再接再厉，2001年7月，国寿开发了银行渠道销售的国寿鸿泰两全分红保险，并于当年9月份推向市场。在到年底不满3个月的时间里，便成功实现保费收入49。4亿元的好成绩。
部分国寿分公司更是迭创神话。例如，山东省仅鸿泰产品一项就创下10天创收保费10。5亿元纪录，而经济相对落后，位于西部的陕西省也在短短的7天时间实现收入保费7。5亿元的奇迹。
事后统计，2002年上半年，国寿鸿泰实现保费收入340。8亿元，而当时中国人寿的全部保费收入不过733亿元，该险种实现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比例接近一半，成为有据可查的销售最多的单一寿险产品之一。
国寿鸿泰的卖点突出，迎合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保本，免税（免交利息税），红利回报，上不封顶，保险保障（死亡风险保障），等等。
分红险极大地放大了国寿的规模。2002会计年度，中国人寿分红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共计人民币666。8亿元；截至2007年10月底，七成业务为分红险的中国人寿总资产已突破1。23万亿元，可运用投资资金已超过1万亿元。
继国寿鸿泰之后，中国人寿先后推出国寿鸿祥、国寿鸿鑫、国寿鸿瑞等系列分红保险，业内称之为国寿“鸿系列”。通过“鸿系列”分红保险，中国人寿一举扭转了节节败退的颓势，并小胜平安一筹。
从2001年下半年起，资本市场低迷、保险资金投资收益下降，误导行为终于导致投连险的退保风波，平安备受挫折。到2004年2月份，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在上海寿险市场上，中国人寿的份额重新上升为32。3％，平安降为28。75％。
不过，中国人寿并没有获得全胜。这批主要以五年期为主的分红险，将导致2007、2008年中国人寿面对最大的支付洪峰。
另外一面，分红险的分红难言满意。一位网友于网络上“晒”的数据称，2002年2月，该网友购买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应为“中国人寿”）营销员推荐“只赚不亏的好产品——国寿鸿泰两全保险”（鸿泰两＝本金＋保障＋利息＋红利）存款期限为5年，当时宣传单上有这样一份表格：
单位：元
2007年2月27日到期提取时，只拿到了本息11146。50元，比银行存款利息少了7元，比到时的鸿泰保险5年期宣传表上的“利息＋分红＝2043。48元”，少了896。98元。
分红险的分红居然少于同期的银行存款！换句话讲，除了少量的死亡保障之外，这笔钱存银行还比保险合算。更为恶劣的是，于分红险的销售过程中，部分代理人甚至宣称：选择买中国人寿的分红险就是买中国人寿的原始股，而且每年还可以分红。这实际上是严重的误导。
对于行业，投资型保险的崛起，彻底颠覆了保险尤其是寿险行业的产品格局。
根据《2007中国保险市场年报》，截至2007年末，投连险占寿险公司保费收入的比例为8％，万能险占比17％，分红险占44。9％，三者相加，投资型产品的占比已高达70％。
但是，以投资型保险为主的产品结构，容易导致保费规模的巨幅波动，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现金流的稳定。实际上，就在投资型产品火爆两三年之后，一场寿险负增长不期而遇。2004年上半年，上海等市场先后出现寿险负增长，为这种失衡的结构敲响了警钟。
如出一辙的，台湾市场也出现了投资型产品投诉大幅增加的问题。第一类是过分强调前几年高报酬，且诱导保户可提前赎回，完全未将资金可能被套牢风险告知保户；第二类是因投资型保单费用结构不合理，保户不明了初年度所缴的保险费被扣除高额的附加费用，等到接到保单账户价值的通知后，才发觉投资金额大幅缩水的争议。
链接：“负增长”惊魂
2004年的初春，中国的寿险行业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负增长。
负增长从上海发端。1月，上海寿险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同比下降。上海保监局的数据，截至2004年1月，上海保险市场上人身险保费收入20。4亿元，同比减少2。6亿元，减幅为11。37％。
这也是上海首次出现产寿险增幅倒挂，以往通常是寿险保费增幅远远高于产险增幅。
就全国数据，2004年全国寿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7。2％，大大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和GDP的增长背道而驰。（2）
负增长让市场百思不得其解。从统计的角度，同比增长小，乃是前一年的基数太高。拜分红险所赐，2003年，全国保费总收入达到3880。4亿元，同比增长27。1％。
时任上海保险监管局局长孙国栋认为，上海寿险出现的负增长，属于为保险业转型期的“阵痛”。
主流意见皆认为，涨幅下降原因是保险公司主动调整业务结构与受升息影响。不过，首都经贸大学金融保险系朱俊生、庹国柱在《2004年中国保险市场回眸》中称，国内寿险业务失衡在于短期分红型产品占比过高和趸缴业务占比过高两个方面。而趸缴比例较高的短期分红型业务比重占比过高，其实是对保险资源的一种过度开发，其发展难以持续，寿险业目前增长趋缓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同时，2004年的金融大环境对拓展长期性寿险业务来说非常不利。第一，传统型长期寿险在低利率环境下缺乏吸引力。第二，由于保险资金运用效益低下，投资型产品难以拓展业务。
以投资型产品为主的保险产品结构必然导致保费收入的大起大落，或者随着资本市场涨跌，或者浮沉于利率的变化。
但是，投资型保险，加之银保（含邮政）渠道，已经成为保险公司短期做大规模的不二法门。
明争暗斗“挖角”战
2000年，金盛人寿数百名代理人，随销售主管集体“跳槽”另一家保险公司，这成为至今所知的最早的保险行业群体性“挖角”事件。
同一年，于广州开业的信诚人寿，因为挖角同业，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自此，“挖角”这一外来词在国内保险行业大行其道。
2000年10月13日，中信集团与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合资的信诚人寿，几经曲折之后落户广州，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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