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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大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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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2050年，预计美国的中等年龄是岁，墨西哥约为42岁，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年龄比发达国家的还大的奇特局面。
中东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中东每个妇女的生育率在2025年将跌至，低于维持现有人口规模的的生育率水平。伊朗在“*革命”后，出生率下降了近2/3，降到了的水平。到2030年，伊朗的老年人将会多于儿童，阿尔及利亚的中等年龄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将从岁提高到40岁，连南部撒哈拉的人口也跟着萎缩。联合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的估计，已经从2000年的降到2003年的。
在人口萎缩所引发的老龄化问题中，东亚社会首当其冲。从2000~2025年，东亚的中等年龄将提高9岁，几乎达到40岁的水平，到时候东亚人口年龄将比现在的欧洲人口 （中等年龄38岁）年龄要老。中国台湾的中等年龄要提高11岁，几乎达到43岁，韩国中等年龄将提高125岁，超过44岁。中国香港如果没有大量移民，中等年龄将达到46岁，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为65岁以上。
但是，最严重的危机将出现在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亚最大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5年，日本的中等年龄将超过50岁，30％的人口在65岁以上，每9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是80岁以上的老人。日本80岁以上的人口，几乎将和15岁以下的人口一样多。平均两个15~64岁的劳动力，要养一个65岁以上的退休人员。日本几乎就成了一个老人院。一个平均年龄为50岁的民族和一个平均年龄为25岁的民族比谁能干活，胜算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情况，并不比日本乐观。在2000~2025年间，中国人口的中等年龄预计将从30岁提高到39岁。以这个标准算，中国到时候就是一个比美国还老的国家。表面看起来，中国的老龄化远不如日本严重，实际上却比日本更难应对。简单地说，日本是先富起来以后才老的，中国则是没有富就先老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老人，是个地道的“富翁”，生活中一般不会有大的危机。最可怕的是老年贫困，无依无靠。2025年，大约134％的中国人口将在65岁以上。日本的老龄化达到这个程度时，人均GDP已经接近2万美元，是中国现在人均GDP的6倍左右。中国在未来 16年之内几乎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更糟糕的是，到2025年，中国将有3亿60岁以上的人口。他们也就是现在40多岁的一代人，属于计划生育的一代，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到时候可能出现一个劳动力养一个退休人员的情况，比日本两个人养一个人的局面还要严重。加上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没有存养老金的习惯和制度，到时候就更无财力应付危局。
日本是个高科技发达的国家，国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受益于“终身雇佣”的制度，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工作能力。日本人的健康水平也是世界最好的。这些条件，使日本有更大的余地应对老龄化问题。比如，人手不够用，可以推迟退休年龄，让老年人继续从事商业销售、计算机、教育、设计等工作。他们在这方面并不一定比年轻人差，甚至有一定的经验优势，大多数能够自食其力。社会负担也能相应减轻。。 最好的txt下载网
新人口论：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4）
但是这样的措施，根本无法搬到中国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工人大部分都在干体力活。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有将近一半在种地，另外1/5是矿工、建筑工人、交通运输工人，以及各种工厂的职工。你不能指望一个65岁的人再当建筑工人，就是在服装厂当制衣工也会力不从心。况且，现在许多人50岁不到就提前退休，怎么可能到65岁时突然有了工作能力？再有，中国的经济条件还不够好，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根据一个1989~1990年间在四川省的调查显示，60岁的人在余生中只有不到一半时间 （48％） 能够维持最基本的健康水平。1986年在前联邦德国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男人可以在余生的75％的时间中依然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女人则可以享受余生70％的健康时光。老人健康差，不仅无法工作，而且也会增加医疗费用，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不仅如此，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如今中国的艾滋病和HIV患者有100万~200万人。到2010年，这个数字可能将达到1 000万~2 000万人，以后可能还会扩大。艾滋病和HIV打击的主要是年轻人。患者不仅无法工作，而且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所以，这部分人在经济上等于提前进入了老龄。
性别比例的失调，则是一个更大的人口挑战。正常的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达到118∶100。儿童的性别比例失调的程度甚至比婴儿的性别比例失调还要严重。比如，2000年1～4岁孩子间的男女性比例是120∶100。只有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的性别比例正常。湖北、广东、安徽这些中心地带的男女儿童性别比例竟达到130∶100。按这个趋势发展，到2010年，中国20多岁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将开始递减。从2010~2025年，随着递减速度的加快，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可能减少1/4。而10％甚至15％的青年男子根本没有结婚的可能。这不仅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稳定，而且育龄妇女越来越少，人口萎缩加速，将进一步加剧老龄化的危机。
中国目前正在享受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个“人口红利”背后潜藏的是要不得不为之支付的“高利率”。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三四个兄弟姐妹养一两个老人，自己则仅有一个孩子。这样少的被抚养人口，自然可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但是，当这代人退休后，局面就倒了过来。中年人太少，老年人太多。一心发展经济已经变得不可能。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十几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成为强弩之末，发展速度可能赶不上人口年龄比我们年轻的美国，更不用提取而代之了。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挽救这个危机还不是太晚。如果中国能够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出生率适当上升，在未来5年出生的一代人，到了21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人口高峰过去之后，正好进入工作年龄，经济发展的势头还可能维持。如今中国正在迅速城市化，大城市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会迅速面临出生率过低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无一例外。北京、上海也已经走上了同样的路。农村的高出生率，正好是一个良性的补偿。因此，我们不仅不应该歧视农村的“超生”人口，而且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使之成为未来高质量的劳动力。
新人口论：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5）
这里需要警告的是，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老龄化现象，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机会窗”。10年后，高度的城市化，会自然压低生育率。到时候即使鼓励大家多生孩子，怕是也没有人听，“机会窗”会马上关闭，老龄化将拖垮中国的经济。人口发展一方面有一定的可测性，同时又有相当长时间的惯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依赖可靠的数据而非常识来进行政策判断。比如，中国现在的出生率早已经下降到维持现有人口水平以下。但是，由于过去人口增长过快，刹车太晚，人口基数太大，即使每个妇女生的孩子不多，但是生孩子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太多，所以出生率下降后，人口还会持续增长一段时间。日常生活的常识还在告诉我们：人口太多，而且不停地上涨！如果我们听从马寅初的劝告，在20世纪50年代刹车，即使一对夫妇两个孩子，人口膨胀也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控制，而且那时“缓刹车”比70年代“一个孩子”的“急刹车”更容易避免跌入老龄化的陷阱。
如今，中国面对急剧上升的人口不得不“急刹车”，跌入了老龄化的陷阱。这虽然是不得已的政策，但我们在人口上涨的危机中不应该忘记了另一个基本事实：不仅人口上涨有惯性，人口下降也有惯性，这种惯性是在常识看不到的时刻开始形成的，一旦显现出来可能更不容易控制。目前中国进入了人口上涨最后十几年甚至20年的尾声。同时，超低的出生率，已经使人口下降的惯性逐渐形成，这种惯性在20年后必然显现出来。到那时，目前出生的孩子大部分将是城市居民，高昂的城市育儿费用和事业压力会使他们的生育欲望锐减。更重要的是，由于那时出现的老龄化，使年轻人变成了社会稀缺资源，整个社会对这些人的要求就是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再加上这一代人有过多的老人需要赡养，经济上负担非常重，无论从精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力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于是出生率会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的惯性也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2000年出生的一代，他们到2030年时30岁。一对夫妇，要养活4个老人。由于社会中年轻人少、劳动力缺乏，他们的工作必然很繁忙。这时要想生一个孩子，不仅会使女方暂时退出已经非常稀缺的劳动力队伍、在家育儿，而且抚养孩子在经济上的压力也会让他们不堪重负。要知道，对付人口增长，政策措施是有一定效果的。“一个孩子”的政策确实压低了出生率，但是面对人口下降的惯性，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可以限制人不生孩子，却无法强迫人生孩子。因此，中国目前人口政策的目标，主要不是对付最后20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人口上涨，而是对未来必然出现的人口下降的趋势进行“缓刹车”。
毫无疑问，中国人口政策的既定目标还是要让人口适当地下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避免“急刹车”所带来的意外伤害。要“缓刹车”，就得提前行动20年，通过渐进的政策转型，在人口下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的急剧老龄化。我们当年没有听马寅初的话，晚行动了20年，至今还在为此付出着代价。如今如果不能迅速接受新人口论，提前20年进行微妙的政策调整，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教育与老龄化的双重危机（1）
中国的教育开支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长期过低，在2002~2003年度还一度下滑，农村教育面临的困难极大。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玉林的研究，1999年全国2 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 021个县的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
虽然教育危机的呼声已经在社会引起强烈的震动，但是人们对这一危机的性质仍认识不足。如今的孩子，在十几年后变成了劳动力。那时候，中国正好赶上老龄化的危机，劳动人口下降，被抚养人口上升。现在的成年人，要想指望自己退休后能够被现在的孩子们所养活，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教育这些孩子，使他们有更高的素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每个劳工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加大，才能指望比较少的年轻人能够养活比较多的老年人口。但是现在教育投入不足，将来的劳动力素质就不可能高。这所引发的不仅是目前的教育危机，还会在未来10年后加剧中国的老龄化危机。
我们只要看看几个数据，就能明白这种危机的严重性。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中国的生育率从1980年每个妇女个孩子跌到如今的个，远远低于维持稳定人口水平所需要的的“替换率”标准。结果，在5年多左右的时光里，中国的劳动人口总数就会下降，在10~20年的时间，老年人口就会急剧上升，中国由此进入老龄化社会。
比如，研究亚洲人口的克林特·劳伦根据各种数据反复估算，预计中国的劳动人口到2009年将达到顶峰，为92 400万左右。这个数字，到2024年将下跌到83 500万。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将持续上升。到2030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超过美国当时的水平。到2050年，这个比值将超过30％。现在中国的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为6∶1，到2040年将下降到2∶1。那些4…2…1结构的家庭（即4位老人、夫妇2人和1个孩子的家庭），可能面临一个独生子养活好几位退休人员的局面。
面对这样的危机，一方面要适当调整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则要投资教育，使现在的孩子能够在未来从事高科技产业，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同时，产业层次提高，也能够给老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能指望一个60岁以上的人还当建筑工人。但是，一个60多岁的人，如果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在大学教书，可以操作电脑，可以从事各种研究性工作。现在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不仅在10多年后要一个顶俩地辛勤劳动，养活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而且再过50年，他们本身也将进入老龄岁月，那时的老龄人口将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3，他们能否自食其力，将是中国在本世纪还有没有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给许多人带来了盲目乐观情绪，掩盖了未来的危机。高盛在2003年的报告表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能够把5％的年GDP增长率维持到2050年，虽然其人均GDP仍是四国中最低的。这一估算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印度目前的人口平均年龄为26岁，中国为33岁。未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为16％，比中国高一倍。这不仅意味着印度的人口总数将在2035年超过中国，而且其人口要远比中国年轻，两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差距将越来越大。这当然会影响两国经济的此消彼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教育与老龄化的双重危机（2）
人口增长，人口年轻，并不一定是好事。在未来50年，中国的人均GDP要远高于印度，生活质量也明显高出一筹。但是，如果不做长远考虑，这些优势很快就会化为乌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
过去30年，中国少生了3亿人。这不仅大大减缓了就业和资源带来的压力，而且由于被抚养的人口少，中国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但是，“人口红利”是个带有误导性的一面之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借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控制生育，被抚养的人口少，造成的结果是未来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加剧，增加了国家和社会的财政负担。现在的“红利”，许多是以未来为抵押的“贷款”。不考虑未来，不计划如何“还贷”，我们就会“破产”。
应该说，目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社会上成人多、孩子少，使我们比其他国家更有余地以高比率的财政支出投资于教育。举例而言，世界用于健康医疗的投资，占世界GDP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占其GDP的，德国为，法国为，丹麦为，日本为8％，中国仅为。这里除了医疗费用和生活水平外，一大因素就是我们的人口年龄比其他国家年龄年轻。印度人口年龄比我们年轻，这方面的投资也比我们低，仅占其GDP的。但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快就会跟上去。现在不投资教育，以后就投资不起了。
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我们的教育投资又怎么样呢？由于各种统计数字说法不一，我仅以《经济学人》2005年发布的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值进行跨国比较：中国为，美国为，挪威为，瑞典为，丹麦为，世界平均水平为。可见，我们虽然因为“人口红利”省下了巨额的医疗费用，但我们并没有把这份“红利”投资未来，反而在向未来借贷。
造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国家政策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地方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管追求GDP的增长，以求在短短的任期内创造“政绩”；二是现在中国正在享受“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足而且便宜，劳动力投入比技术投入和教育投入更便宜而且见效快，从而跃入了“低技术陷阱”。但是，一旦人口结构改变，劳动力稀缺，劳动力的投入就会比技术和教育投入高，除非我们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但这一远景，还远没有进入国人的视野内。
改变这一局面，首先要加强基层社会的*。各地方的人大不仅应该保证由公正的选举产生，而且要有足够的权力要求地方政府在财政开支中给教育留足资金。同时，国家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最低比率。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危机和未来的老龄化危机才能够得以避免。
以市场控制人口（1）
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许多政策还是遵循着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不进行改革，这些计划经济所遗留的旧制度将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
中国的人口政策，即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各级政府都设有计划生育委员会，层层把关。甚至想生第一个孩子的夫妇，也要到街道申请生育“指标”。
如今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密切相关。但是，展望未来，这一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甚至成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首先，计划生育立竿见影的效果，导致人口的迅速老化。我曾撰文指出，到2030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超过美国当时的水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年轻劳动力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养活退休人口，将成为中国在本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其次，用行政命令控制人的生育行为，导致了一系列副作用。一是性别比例的失调。独生子女政策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和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使“传宗接代”的男婴出生率远高于女婴。在海南、广东等省份，男婴数量竟超过女婴三成。有专家估计，到2020年，将有3 300万左右的适龄男青年无法结婚。这不仅会刺激非法的性产业的发展，使艾滋病的蔓延更难控制，破坏社会的稳定，而且从越南、老挝等周边落后地区走私新娘的活动也将变得难以阻挡。这些异国新娘往往来自当地社会的下层，缺乏教育，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非法生活非常困难。她们的子女也比正常人口更容易沦为没有技能的弱势阶层。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超生游击队”常常以民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城市的教育系统往往歧视这些人的孩子，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机会。这等于无形中降低了我们下一代的人口质量。
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比计划生育要复杂得多。中国仍然需要控制人口。但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不仅要考虑老龄化的速度，还要考虑人口质量。控制人口必然带来老龄化，只有一边控制人口，一边提高人口质量，才能应对老龄化的挑战。道理很简单：只有人口素质提高了，每个劳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产值，才能养活更多的老人。如果中国的经济20年后仍停留在现在的低端制造业的水准，就会失去发展的后劲，进而引发社会危机。因为到时候没有足够的劳动力，靠人海战术的“衬衫经济学”已经行不通。每个制衣厂的工人挣的钱勉强养活自己，如何还能分出一部分去养活老人？
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既能控制人口，又能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控制人口的目标，只能通过市场的手段所塑造的自愿生育行为来达成。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用妇女教育政策来代替计划生育政策。把计划生育的经费，全部用来建立一个妇女教育基金，资助育龄妇女读书。这样，妇女有了教育机会，有了妇女权利的观念，有了好的工作机会，就会自动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教育自己的孩子就越称职。妇女教育基金等于塑造了一代训练有素的家庭教师，这会使中国的教育质量、人口质量大幅度提高。这样，我们既控制了人口，又提高了全民的教育水平，为中国向高端产业转型做好了人才准备，可谓一箭双雕。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以市场控制人口（2）
这一政策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根据战后各国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农村的妇女，如果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没有好的工作，受男尊女卑的观念和传统所影响，她很可能早早结婚，早早生下孩子。但是，如果国家给她奖学金，让她进城读书，以后会挣比男人还高得多的工资，她还会甘心情愿地早早结婚生子吗？她更可能继续读大学。大学毕业，有了极好的工作机会，她也不愿意耽误，会推迟婚期，推迟生育，甚至最后不生孩子。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婴儿潮的高峰，一个妇女平均生35个孩子左右，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跌到了17左右，和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出生率大致相当，但美国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呢？一大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是女权运动的高峰。年轻妇女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掌握了避孕技术，而且获得了许多上学和工作的机会。
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学历越高的妇女生孩子越少。比如，1994年美国平均每个妇女所生的孩子已经回升到两个以上（这和移民的生育行为有关，但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但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妇女，平均只生17个。有大学文凭的黑人妇女则生得更少。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出生率就更低。以2000~2005年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的孩子统计，中国澳门为084个，为世界最低；中国香港为094个，为世界第二低；韩国为123个，排世界第7；日本为133个，排在第21位；新加坡为135个，为世界第24位。这些地方，全无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地区的生育率比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方生育率要低得多，乃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原因很简单，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多，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高度城市化，养育孩子的费用提高，同时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发展道路，摆脱了传统的生儿育女的观念。
中国应该通过给妇女提供教育机会，塑造自愿少生的生育行为。如今的计划生育组织，深入到每个街道，费用庞大。如果把这笔钱用做妇女的奖学金，甚至创建各个层级的女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妇女上大学，让农村妇女进城受教育找工作。这样，中国的生育率可以不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而自然降下来。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出生率会自然降到日本的水平。其实，降到那么低的水平将引发我们无法承受的老龄化问题，并非好事。取消计划生育，代之于妇女教育计划，也可能在短期内使出生率提高，但从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来看，这样的出生率很快就会回落。五六年内多生的孩子，正好为20年后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提供良性的劳动力缓冲。
所以，现在是人口政策改革的最佳时机。看看战后各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出生率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到了我们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才能达到的水准。这一规律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没有一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例外。特别是韩国，在1955~1960年，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以上，比同期中国的水平还高，但现在下降到了123，比我们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低得多。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韩国20年前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人口出生率自然回落的阶段。人口增长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恐慌和过度的反应。我们的决策者要拿出勇气，为妇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取代控制她们生育的行政手段，通过市场来完成良性的人口控制。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非改革不足以生存。其实，21世纪的中国，也将同样碰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是这一变局没有19世纪时来得那么戏剧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忽视。这一变局，就是中国的人口。
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上保持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唯一可能的例外，大概就是罗马帝国盛期的1、2世纪。一些历史学家估计，那时的罗马帝国总人口可达5 000万到1亿。不过，这一庞大数字，包纳了大部分欧洲、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以及近东地区广大领域的众多种族。其宗教、文化、语言都非常不同，彼此联系松散，很难算是一国的人口。退一步说，至少自隋唐统一后，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就再没有受到过挑战。这一地位真正的改变，将出现在本世纪。根据最新人口学家们的预计，在2025年左右，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一前景，当然说明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中印同属人口负担过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比印度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近1/4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印度，除了经济改革上领先一步的原因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正享受着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不过，当中国从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上走下来时，其国际地位和经济竞争力是否会受影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看看庞大的人口规模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13世纪末，当马可波罗进行他传奇般的中国之旅时，欧洲正经历着商业革命，并且马上要跨入文艺复兴。他的故乡威尼斯已经发展为一个商业贸易帝国。意大利的一系列城市国家也迅速崛起。欧洲在商业贸易乃至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建设上开始领先于世。反观中国，经济发展到南宋已经达到顶峰。以人均ＧＤＰ来衡量，领先的势头正在被欧洲的发展逐渐削弱。但是，在马可波罗笔下，中国简直就是个遍地是金子的天堂！他的夸张描述，激励了哥伦布取道西线到东方寻宝的野心，最后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为什么中国会如此令欧洲震惊？我们不排除当时中国的人均ＧＤＰ略为领先的可能。但是，中国的人口总数，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高于欧洲。明清时代，世界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购买中国的产品。根据世界经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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