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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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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经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呆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呆在西苑的值班房，坐下就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呆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有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帐，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天才，就是天才】
当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在京城晃悠了大半年，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
“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
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二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
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
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
“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
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
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
“国器！国器！”
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
“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
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
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
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
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
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
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
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
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作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
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
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
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
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
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
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火节。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都找不到，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压根就不存在。
说到底，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
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照”、“棣”、“基”之类的现成字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就算凑合了。
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也照样拼一个。
而这位辽王朱宪火节（为省事，以下称辽王）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
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
归根结底，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
“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你再看你……”
被念叨了十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
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
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下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
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说到底，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
但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
虽说藩王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
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
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力。
这就是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
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
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
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
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
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
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
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
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
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
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
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
在这一年，“庚戍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
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
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以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
〖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则？！〗
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
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
小子，你还太嫩了。
第四章 成熟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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