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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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拯救辽东。

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

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

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

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

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

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

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

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了磕头（叩头岂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

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

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

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既胆小，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

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

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

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

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

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

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

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

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亡，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袁崇焕】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梁启超〗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滕县，这就有点麻烦，名人就是资源，就要猛抢，东莞说他是东莞人，滕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到今天都没消停。

但无论是东莞，还是滕县，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

明代的进士不少，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据统计，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二百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

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且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

就智商而言，袁崇焕是不低的，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中了举人，当时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

一年后他才知道，自己还差得很远。

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

以上句式重复四遍，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

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四次，四次落榜。

万历四十七年（1619），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他的运气很好。

他的运气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三甲第四十名。

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大致是一百多人，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排到三甲第四十名，说明他差点没考上。

关于这一点，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在袁崇焕的那科石碑上，我找了很久，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按名次，由上往下排），找到他的名字。

在当时，考成这样，前途就算是交代了，因为在他之前，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就是探花，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

所谓出将入相，名留史册，对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是一个梦想。

当然，如同许多成功人士（参见朱重八、张居正）一样，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许多征兆，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比如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精神抖擞，开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

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是相当可以的。

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1584）生人，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也才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按此推算，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

话虽如此，但这种事总有人信，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

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几百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几百年，相关书籍、预言一大堆，无数人信，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

我曾研习欧洲史，对这位老骗子，倒还算比较了解，几百年后不去管它，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二世算命，说：国王您身体真是好，能活到九十岁。

查理二世很高兴，后来挂了，时年二十四岁。

总之，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全国能考前一百名，自然是个人才），但相比而言，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

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由于太不起眼，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职位，让他再等一年。

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

邵武，今天还叫邵武，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换句话说，是山区。

在这个山区县城，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很积极，丰功伟绩倒说不上，但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

至于其他光辉业绩，就不得而知了，毕竟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很难。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接到命令，三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

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说了，京察六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

考核结果分五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

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按常理，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

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

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

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时任都察院御史，东林党人。

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也低，但很擅长看人，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

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

更重要的是，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说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用。

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皇帝大人还管管事，看到奏疏，顺手就给批了。

几天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天起，他的职务是，兵部职方司主事，六品。

顺便说句，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恂，有个著名的儿子，叫做侯方域，如果不知道此人，可以去翻翻《桃花扇》。

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大家都很着急，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

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但猫腻在于，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也没那么多人找他。当时广宁刚刚失陷，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乱得不行，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鬼才管他去哪。

袁崇焕回来了，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

“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在当时说这句话，胆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

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这人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胡乱说话！

在一片哀叹声中，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几个月后，他遇到了上司王在晋，告了他的黑状，又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孙承宗。

且慢，且慢，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

因为在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四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

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

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未在意。在他看来，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

所以他问：

“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操何策以往）？”

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

“主守，后战。”

熊廷弼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

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

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

真理往往都很简单。

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很简单，很管用。

一直以来，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

其实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只要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

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干净，也要打。

所以就算萨尔浒死十万人，沈阳死六万人，也要攻。

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后金军队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是强盗头，对付这类货色，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

然而袁崇焕明白，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

他还明白，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

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

抱持着此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在那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

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

走时，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

然而高第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

袁崇焕不撤退，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这里，默默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

“我一人足守此！”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

但这个诺言注定是很难兑现的，因为两个月后，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来了，带着全部家当来了。

根据史料分析，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如果加上老头、小孩、残疾人，大致在十万左右，而真正的精锐部队，约有六七万人。

努尔哈赤的军队，人数共计六万人，号称二十万。

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这个说法，我认为比较正确。

理由十分简单：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乐趣。

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传统道德，工作单位，打小就骑马，骁勇无畏，说打就打绝不含糊，更绝的是，家属也大力支持：

据史料记载，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家里人从不痛哭流涕，悲哀送行，也不报怨政府，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多抢点东西回来！

坦白地讲，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啥产业结构都没有，又不大会种地，做生意也不在行，不抢怎么办？

所以他们来了，带着抢掠的意图、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把握。

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此前，他已等待了四年，自孙承宗到任时起。

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从不会轻易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这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

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

这一年，努尔哈赤六十七岁，就目前史料看，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他还有梦想，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牲畜、土地，壮大自己的子民。

公正地讲，站在他的立场上，这一切都无可厚非。

孙承宗走了，明军撤退了，眼前已是无人之地，很明显，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进军吧，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无人可挡！

一切都很顺利，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直到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

天启六年（1626）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于是他派出了使者。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写出了如下的话：

“我带二十万人前来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官做。”

在这封信中，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要么是他知道，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

总之在他看来，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

三天之后，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

他原以为要等一天，然而下午，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

“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能够投降呢？”

然后是幽默感：

“你说有二十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十三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

第十九章　决心

【胜利之路】

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

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知，这是一座孤城，在它的前方和后方，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一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

六年前，在萨尔浒，他用四万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十二万军队，连在朝鲜打得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綎，也死在了他的手上。

现在，他率六万精锐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了这座小城，面对着仅一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

胜负毫无悬念。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是明朝的高第、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观点。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毛泽东〗

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因为在他的手中，有四种制胜的武器。

第一种武器叫死守，简单说来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就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

虽然这个战略比较怂，但很有效，你有六万人，我只有一万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有种你打进来，我就认输。

他的第二种武器，叫红夷大炮。

大炮，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就全靠这玩意，把上万鬼子送上天，杀人还兼带毁尸功能，实在是驱赶害虫的不二利器。

但这招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中用了，因为日军的主力是步兵，而后金都是骑兵，速度极快，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马刀就招呼过来了。

袁崇焕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

红夷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

我并非瞧不起国货，但就大炮而言，还是外国的好。其实明代的大炮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小佛郎机），还有一定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

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问题——炸膛。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火炮，想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炮弹刚出炮膛就掉地上了，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可要是装多了，由于炮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即炸膛。

用哲学观点讲，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方）前进的二律背反悖论。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几经辗转，落在了葡萄牙人的手里。

至于这炮到底是哪产的，史料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飞利浦，都无所谓，好用就行。

据说这批火炮共有三十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演，当场就炸膛了一门（绝不能迷信外国货），剩下的倒还能用，经袁崇焕请求，十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

这十门大炮里，有一门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

为保证大炮好用，袁崇焕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叫孙元化的人。按照惯例，买进口货，都要配发中文说明书，何况是大炮。葡萄牙人很够意思，虽说是二道贩子，没有说明书，但可以搞培训，就专门找了几个中国人，集中教学，而孙元化就是葡萄牙教导班的优秀学员。

袁崇焕的第三种武器，叫做坚壁清野。

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喝到一滴水，袁崇焕命令，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草料，将所有居民转入城内。此外，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对手都没有干过的事——清除内奸。

努尔哈赤是个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对派奸细里应外合很有兴趣，此前的抚顺、铁岭、辽阳、沈阳、广宁都是这么拿下的。

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除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

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的六万精兵，已经把宁远团团围住，突围是没有希望的，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

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

这件武器，从一道命令开始。

布置外防务后，袁崇焕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第，向他请求一件事。

这位部下清楚，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

“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

袁崇焕镇定地回答：

“我要你去，不是讨援兵的。”

“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

“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

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

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

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

这就是我的决心。

正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的所有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

他坦白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

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

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

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但我知道，在那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

天启六年正月二十四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动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

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三拨人。

每逢攻击时，后金军的前锋，都由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楯兵。所有的楯兵都推着楯车。所谓楯车，是一种木车，在厚木板的前面裹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由于木板和牛皮都相当皮实，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这是第一拨人。

第二拨是弓箭手，躲在楯车后面，以斜四十五度角向天上射箭（射程很远），甭管射不射得中，射完就走人。

最后一拨就是骑兵，等前面都忙活完了，距离也就近了，冲出去砍人效果相当好。

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败的，火器不管用，骑兵砍不过人家，只好就此覆灭。

这次的流程大致相同，无数的楯兵推着木车，向着城下挺进，他们相信，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有区别，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

然而牛皮破了。

架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面，等待靠近城墙的时刻，但他们等到的，只是晴天的霹雳声，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

值得庆祝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俯瞰到了宁远城的全貌——在半空中。

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以可怕的巨响，喷射着灿烂的火焰，把无数的后金军，他们破碎的楯车，以及无数张牛皮，都送上了天空——然后是地府。

关于红夷大炮的效果，史书中的形容相当贴切且耸人听闻：“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

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袁崇焕不在城头，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朝鲜翻译韩瑗。

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却只见到一张笑脸，以及轻松的三个字：

“贼至矣！”

几个月前，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就已安排了防守体系，总兵满桂守东城，参将祖大寿守南城，副将朱辅守西城，副总兵朱梅守北城，袁崇焕坐镇中楼，居高指挥。

四人之中，以满桂和祖大寿的能力最强，他们守护的东城和南城，也最为坚固。

后金军是很顽强的，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他们毫不放弃，踩着前辈的尸体，继续向城池挺进。

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是西南面。

这个选择不是太好，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辅，南边的守将是祖大寿，所以守护西南面的，是朱辅和祖大寿。

更麻烦的是，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了城墙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

攻城的方法，大抵是一方架云梯，拼命往上爬，一方扔石头，拼命不让人往上爬，只要皮厚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