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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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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年后，面对拿火枪的英军，手持长矛，目光呆滞的清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明军，却有着先进的思维、创意，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
火龙出水，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
该武器由竹筒或木筒制成，中间填充火药弹丸，后部装有火药引信，射程可达两百步，专门攻击对方舰船，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点燃后尾部带火，在水上滑翔，故称为火龙出水。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
什么新玩意都好，反正日军是经不起折腾了，陈璘和李舜臣趁机突围，开始组织追击。
至此，战场的主动权已完全操控在陈璘手中，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
在猫岛设下水雷，在观音浦安置伏兵，正如陈璘计划的那样，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露梁海。
此时防守露梁海的，是邓子龙，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岛津义弘已无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
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这个成语。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
明军毕竟人少，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防线渐渐不支，行将崩溃。
关键时刻，邓子龙出现了。
他虽然年过七十，却依然挺身而出，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拦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
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
然而邓子龙回答：
“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
然后，他整装正容，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
从军四十余年，一贯如此。
【怀念（终结的决断）】
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
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被击溃，并乖乖地让开道路。
但是他错了。
此时的明军已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
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日军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露梁海内。
在那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璘和李舜臣。
这下热闹了，陈璘军、李舜臣军，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露梁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
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候已久的陈璘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后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露梁海一片赤红。
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
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但已于事无补，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
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
在战斗中，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考虑到之前他只有十二条破船就敢打日军四百条战舰，而今正值痛打落水狗，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
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
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明朝联军占尽先机，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一盘散沙，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行将崩溃。
敌军已被包围，兵力武器占优，士气十分振奋，残敌不堪一击，这就是当时的战况，且李舜臣乘坐龟船，四周都有铁甲包裹，射击空隙有限，说难听点，就算站出去让人打，都未必能被击中。
然而李舜臣还是中弹了。
在这世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比如二战时的苏军大将瓦杜丁，自出道以来身经百战，什么恶仗、硬仗、找死仗都打过。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库尔斯克打赢了，追得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如此猛人，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土匪，腿上挨了一冷枪。按说伤也不重，偏偏就没抢救过来，就这么死了。
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
啥也别说了，总之一句话，这就是命。
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
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的部将李莞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要死了，但现在战况紧急，不要透露我的死讯，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
这也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战场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
所以李舜臣依然是幸运的，他虽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正如他所写过的那首诗句：
〖全节终须报，成功岂可知？
平生心已定，此外有何辞！〗
节已报，心已定，便已成功，再有何辞？
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战斗变成了屠杀，日方四百余艘战舰被击沉，一万余人阵亡，日军惨败。
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那也是不客观的。要特别提出表扬的，就是岛津义弘同志，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举世无双，在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后，他终于逃了出去，虽然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余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九日中午，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史称露梁海大捷。
露梁海大捷后，翘首期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纷纷化整为零，四散奔逃，小西行长不落人后，率残部趁明军不备，乘船偷渡出海，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余部大部被歼。
至此，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此战历时七年，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年前，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
活该，死了也该。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无论此时，或是三百四十年后，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残暴，或许强大，或许看似不可战胜，但终将被埋葬。
战争结束了，胜利也好，失败也罢，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两年后（1600），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联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
但滑稽的是，出于对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加入东军，跟小西行长玩命。
而最搞笑的，莫过于岛津义弘，此人和丰臣秀吉关系本就不好，开战之初是德川家康的人，并奉命去帮助守城。结果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不但没有开门，还对他放了几枪。
换了别人，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康告一状，之后该干嘛还干嘛，可这位就不同了，二杆子精神再起，操着家伙连夜投小西行长去也。
经过你来我往数个回合，这一大帮子人终于在日本关原碰上了，展开死磕，经过一天战斗，西军败退，小西行长战败后逃走，后又被擒获斩首，岛津义弘还是一如既往地跑了路，后来托人求情捡了一条命。
丰臣秀吉创立的事业就此完结。
但历史的惩罚并未结束，十五年后（1615），战火再起，在大阪夏季战役中，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城里，丰臣家族灭亡，断子绝孙。
我不是报应论者，但这一次，我信。
此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发展经济，颇有建树。
朝鲜失去了李舜臣，却迎来了和平，回复了平静的生活，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朝鲜政府修建了大报坛，每年祭祀，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
现在，大报坛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我不知道。
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万历并没有亏待他们，将领之中，麻贵升任右都督，陈璘和刘綎也升了官。
当兵的也没白干，为表彰群众，据说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八万两白银，作为对士兵的封赏，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一层扒一层，外加还有陈璘这样的领导，能分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但无论如何，也算够意思了。
虽然在七年之中，曾有过无数的曲折，遇上许多的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打赢了。
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
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
具体说来是这样的：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
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无奈，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
而明朝方面……，基本没什么动静。
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这场战争，压根就不是什么大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是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
说起来，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七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架势并不算大。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押上去了，十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
朝鲜更不用说，被打得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印象深刻。
相比而言，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办挺了，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日本也没钱给）。
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
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十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
基于以上理由，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落后。战争结束后，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曼子”一波接一波的吹，从没消停过。
朝鲜方面，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死后被封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
战后，刘綎、陈璘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当然，也不是白升的，几个月后，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因为在那里，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
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赐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
仅此而已。
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
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
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
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
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
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蹄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
这还不算，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明军的士兵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一共也就四、五万人），日军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死伤不多，就是要逃）。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
这人不但无耻，还很无聊，弹劾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个革职令让他滚蛋。
然而，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都习惯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
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
然而无论大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
四百多年前，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知道有这样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
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
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后，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之中，有这样一句话：
〖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第陆卷
朱翊钧篇
第一章 绝顶的官僚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滑，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当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过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然后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巍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然而事情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呆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嘉靖四十一年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倾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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