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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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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文字中可以了解我当时的一些文艺观点，因为一年后这篇文章和《祝福人们》那个剧本就都成为我宣扬胡风文艺思想的罪证而遭受了更猛烈的批判。
从长江大桥，我又到了成都，跟随一支地质勘探队，沿着金沙江，每天步行几十里，一直走到大凉山彝族地区，探测成昆铁路的地质情况。这一段新鲜的野外生活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创作冲动，我又开始动笔写剧本了。这年秋天我回到北京，很快又写出了一个叫《星星照亮的天边》的多幕剧。那时我们还没有跳出分幕结构的戏剧模式，也不可能想象舞台剧的时空处理可以有很大的自由。要把野外生活提炼成紧凑的戏剧性情节，又能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的确是很困难的。可以想象，我又写了一个不成功的剧本。但是这一次我得到了张光年先生的关注。他约定了在年末的一个晚上，到崇文门外贺敬之的家里，听我朗读剧本。虽然这一个剧本没有受到政治性的批评，但也没有得到领导的肯定。我已经没有时间对它再进行构思和修改了，因为这时文艺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1954年12月8日一大早，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来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没想到这一天的会议聚集了这么多文艺界的著名人物，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重要会议。在这个会上，郭沫若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从《红楼梦研究》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党与胡风理论的分歧。接着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长篇讲话，他宣布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发展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首当其冲的是创作室的汪明，他的剧作《第一次功勋》已经彩排，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在春节后公演，大幅海报也已贴在剧场门外的墙上了，这时胡风问题忽然升级，剧本创作室通知剧院，汪明与胡风集团有关系，定为审查对象，剧院只得取消演出。一个难得的好作品，就这样被政治运动扼杀了。
5月27日，也就是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大会，在出版总署的大礼堂举行，有上千人参加。郭沫若宣布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宣布开除他的作协会籍，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接着是一个个声讨胡风的发言。这时一个瘦弱的书生上台要求发言，他就是吕荧先生。他公然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反革命，是学术思想问题……”这时，一个人站起来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愤怒地把吕荧从台上轰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审读我的剧本的领导张光年先生。
这以后，从1955年到1957年，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吴祖光右派集团，我从剧本创作室最年轻的一个作家，变成了共和国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成为政治运动主要打击的对象。我的人生理想被彻底粉碎了，我的人生命运也被彻底改变。
历史有时是很耐人寻味的。1979年我得到右派改正的通知，我得以重返戏剧工作岗位，重回中国剧协这个艺术大家庭，恰恰是共和国结束了它的第一个三十年，迈步迎向第二个三十年的开端。我也终于告别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的人生。
共和国的第一个三十年，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构成了它的形式特征，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运动中翻腾着；而这三十年历史的内容特征，则是阶级斗争理论主宰着一切，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
在上世纪末，一部流失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杜高档案》，被学者李辉先生发现和购得。在这部不堪一读的档案里，我惊恐地重见了《祝福人们》剧本的手稿，重见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单纯和美及其他》这篇文章，还有我少年时代的习作的贴报本，它们居然都被标上了号码，被运动的领导者定为我的一件件反革命罪证。人们看到这些“罪证”，也就看见了这些政治运动是怎样残酷地毁灭着一个无辜者。我的另一册被遗落的劳改时期的档案，也奇迹般地被一位旅居澳洲的赵立江先生发现和收藏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在了人间，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时代，和人在这段历史中的可悲命运。它将留给后人去阅读。
1980年1月，共和国第二个三十年开始，也是我重新开始戏剧工作的第一个春天，剧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召开了一个“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了《假如我是真的》等三个有争议的剧本。在这个会上，胡耀邦总书记站在讲台上，大声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人们热泪盈眶，热烈鼓掌，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尽管那个座谈会对作品的评价也许还受着历史的局限，还多少留着一些旧时代文艺批评的痕迹，但历史已经证明，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作家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一个三十年，再不会把一个剧本当成罪证塞进一个无辜者的档案袋里去了。
共和国的前后三十年，从贫穷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从禁锢到解放，从摧毁人性到以人为本，从阶级斗争到社会和谐，这是多么巨大多么深刻的历史变革啊！
“剧本创作室”的时代早已远去，那一个群体的人们，大多也已被历史的浪潮无情地卷走了。路翎从监狱出来，精神分裂，郁闷而死；汪明早已悲惨地死于安徽劳改农场。我是幸运的，我回来后，得到了创作室的贺敬之、赵寻、乔羽、鲁煤等几位还健在的老朋友的关怀和帮助，我很感谢他们。今天我们都垂垂老矣。不管人们用怎样的一种目光去回望往事，发出怎样的感叹，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剧本创作室”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机构，是我们党领导艺术创作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把作家们集中地养起来，用严格的政治审查来束缚他们的艺术个性，把他们培养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切都只能是对艺术生命的扼杀和对人才的摧毁。“剧本创作室”留给我们的，是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失败的历史教训。
2009年，我们又满怀希望地迎向共和国的第三个三十年的到来。5月4日，正当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日，我有幸在北京红楼旧址的一个宾馆里参加了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一个座谈会。各地来的剧作者们自由活泼地交谈着，充满着和谐的气氛。一位知名的剧作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不为权力写作”，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几位朋友问我：你赞成这个提法吗？我回答：我赞成。因为权力可以用来压迫人，因为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有良知的作家决不为权力写作。我们要为真理和正义写作，为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为人道精神，为人的自由和幸福写作。朋友们都点头说：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艺术信念。那就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展望中国戏剧的明天吧！
2009年6月14日
（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悲欣交集 重归剧坛
如果现在公布一份惨死于“文革”的中国戏剧家的名单，人们不仅会为悲悼死难者而垂泪，更会痛切地追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用这样残暴的血淋淋的手段，去摧毁自己的文化精英？
田汉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诗人，他一生创作了话剧六十三部，戏曲二十七部，歌剧二部，电影十三部，歌词、诗作两千多首，文章七百多篇，这是他奉献给我们民族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他同时还是20世纪30—60年代戏剧界公认的最有凝聚力的领军人物。30年代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最有力的战歌，后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这样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在“文革”中遭遇到了什么呢？他先是被一群鼓动起来的学生们揪斗、罚跪、殴打，受尽各种侮辱；后被秘密逮捕，由军队看管，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直到死去。田汉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患着糖尿病，看管他的人不给他水喝，逼得他喝自己的尿来解渴。他的遗体送去火化的时候，隐瞒了他的真名，用的是“李五”这样一个怪名字，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的命运一模一样。而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们，却高唱着一首《毕业歌》走向农村，这首歌正是这位被迫害而死的戏剧家30年代的作品！
一切都是这样地不可思议，一切又都是这样真实地发生。
只有当人们知道了戏剧界遭受的摧残之惨痛，人们也就会懂得为什么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粉碎，戏剧创作会最先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了。这是“冲破禁锢后的奔腾，重见光明时的欢唱”，它预示着中国的文艺事业将迎来一个春天。
1978年5月，上海工人文化宫戏剧创作小组的青年作者宗福先，写出了第一部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反“四人帮”的剧本《于无声处》，它的演出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中国。
《于无声处》演出的时候，我还在长沙的一家街道工厂里做工。我看不到演出，但我跑到邮局买到了一张《文汇报》，一口气读完了这个剧本。多少年没有过的艺术感动，使我激动不已，一夜无眠。
我是一个被抛弃了整整二十五年的人。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到1956年的“肃反”运动，再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以后我经历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动教养，这当中经过了“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大饥饿，以及十年“文革”，最后流落在社会底层劳动。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九岁，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岁月。
这个二十五年，是我在强制下“思想改造”的二十五年。漫长岁月的囚禁和严厉的管制，使我的内心充满恐惧，长期贫困的物质生活使我的体力衰颓，我被“改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人。我不再是“我”。而“四人帮”的覆灭，又在我已经绝望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有一天，我从工厂下班回来，一封匿名信忽然寄到了我的家里。打开一看，是新华社的一份“内参”，报道重新使用右派知识分子的消息。我感到惊喜，因为还有老朋友在惦记着我，关怀着我未来的命运。后来我才知道寄信的人是我的老朋友柯岩和陈刚同志。
这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开慧》剧组到长沙演出。这个戏的编剧是乔羽和王树元，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禁不住到剧场买了一张票去看戏。后来我和乔羽重逢时，他告诉我，当时他要求当地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帮助找到我，但被拒绝了。那时人们还和右派划清界限。
就在这时，戏剧舞台掀起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怒潮势不可当，它极大地促进着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
我工作过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和演出了《枫叶红了的时候》，这是刺向“四人帮”的第一支锋利的投枪，对“四人帮”的荒谬绝伦的政治欺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青年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它把愤怒揭批“四人帮”和热情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结合起来，深深地感染着观众，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而这时，一个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正在北京举行。
它们汇聚成了浓郁而清新的时代气氛。凡是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无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卸掉了压在胸上的一块沉重的巨石。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结束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砸碎了，意识形态不再是冰冷的铁板一块，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序幕拉开了。我站在历史的转折路口，心中满怀希望，但不知道未来究竟怎样。只有到了1978年的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举行，一个光明的前景才展现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
当1979年春的信息传来时，我既有一种复活的喜悦，又有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
我是带着深重的创伤，从底层的压抑中抬起头，走回我的戏剧工作岗位的。我离开这个岗位已经二十五年，我要怎样重新找回我的感觉？怎样追上时代的步伐？
我提着一个小衣箱回到了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是那样热诚地欢迎我，真使我感动。我见到了许多伤痕累累的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朝气蓬勃的年轻同志。中国剧协刚刚恢复，正赶上文化部要举办一个中国戏剧史上规模最大的戏剧展览来庆祝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工作由文化部副部长吴雪负责，他欢迎我参与献礼演出工作，安排我参加评论组的活动，并编辑《会刊》。于是我住进了崇文门的那座新建的高楼“向阳饭店”。在我的生命史上，又一次获得了全身心地投入剧场、了解戏剧、感受戏剧、学习戏剧、同戏剧的蓬勃实践相结合的宝贵机缘。
当我走进吴祖光的家，重又见到我的受难的朋友们时，我们禁不住拥抱着痛哭起来。新凤霞大嫂在“文革”中伤残，不能再登台演唱了。祖光却端起酒杯对我说：“忘掉那些伤心事，抓紧工作，把损失了的二十多年补回来！”老作家的精神鼓舞了我，他正在写剧本《闯江湖》，新凤霞也在发愤地写作。
我见到了老作家陈白尘，他曾是我工作过的剧本创作室的主任。他在“文革”中戴着一顶“叛徒”的帽子，受尽了苦难。但他没有在恶势力面前屈服。我们见面时，他递给我的，是他刚刚写完初稿的剧本《大风歌》。
使我难忘的，是见到阳翰笙老人的情景。在首都剧场的休息室里，拄着手杖的老前辈看到站在面前的我时，他的眼眶里忽然涌满了眼泪，他丢掉手杖，一把抱住了我，声音颤抖地说：“这些年，你受苦了。”
我认识了年轻的剧作家苏叔阳，当我赞扬他的剧作《丹心谱》时，他感情真挚地向我谈到我的好朋友、当时处境极端困难的“右派”田庄，对他创作《丹心谱》的帮助。
田庄是我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右派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他是一位修养很高的电影评论家，极富艺术才华，而又最为不幸。打成右派后，他的境遇艰难。他患了肝炎，还被逼着干重活。他在北影厂担任剧本编辑，热诚地帮助许多年轻作者修改剧本。最使人悲伤的是，1979年初，也就是在我回北京之前，田庄接到北影通知，我们的右派小集团问题得到改正，要他立即到党委在改正书上签字。他骑上那辆破自行车，飞一样地奔去，又兴高采烈地奔回家。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他忽然呕血，呕了满满一脸盆，把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吓坏了。他的身体终于崩溃了。我回来后，赶到医院去看他，这使人欣喜的重逢，竟又成为令人悲痛的永别。田庄只活到五十岁。他死后，苏叔阳、张锲等几位在困难日子里得到过他无私帮助的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上，我一边读一边哭。
1979年的春天，是一个悲欣交织的春天。
那蓬勃进行的戏剧展演，那一片从未有过的繁荣兴旺的创作景象，那一个个新的剧目激发起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使我每一天都处在一种昂奋的精神状态中。
而那个春天里频繁地举行的为在“文革”劫难中屈死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又使我心情沉重，悲叹不已。
除了戏剧界为田汉先生举行的隆重的悼念会之外，最令我悲叹的是文化部的三位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副部长的命运。一位是徐光霄，他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曾批示对我严厉处置，送去劳改。“文革”后他进了监狱，被迫害而死。另一位是陈克寒，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批判吴祖光右派罪行的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他在“文革”中被逼跳楼自杀。还有一位刘芝明副部长，他是“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专案组长，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时，由他代表党组织向我们宣读政治结论书和处分决定。不幸在“文革”中他反被诬以包庇“二流堂”右派分子而遭受惨无人道的鞭打，被迫害而死。为他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的那天，是一个阴雨的日子，我怀着忧郁的心情赶到八宝山公墓礼堂，默默地望着他的遗像，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伤感。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被一些历史的联想所激动。因为我有幸参与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盛大也最重要的两次戏剧展览，它们对我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1944年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对戏剧充满向往的少年。这个剧展最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剧人的爱国热情、不屈意志和战斗精神，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就是1979年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而举办的为期一年零一个月，共演出剧目达一百三十七台之多的“献礼演出”，它标志了中国戏剧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同时又是我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坎坷岁月之后，重又获得艺术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我重归剧坛的这一年已经四十九岁。
两次戏剧展览相隔了三十五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举办的。但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不仅看到了这三十五年间中国戏剧的历史发展，而且感受到了它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和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西南剧展”是由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瞿白音等进步戏剧家在党的领导下举办的，那时民生艰困，国土破碎，日寇正步步紧逼西南。在这样的情势下，爱国的剧人们从各地聚集桂林，演出一出出激动人心的抗日救亡的戏剧，用戏剧的艺术力量鼓舞人民。我至今还记得剧展开幕式那个晚上的情景。一千多人聚集在一个破旧的戏院里，首先由欧阳先生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国民党官员致辞，最后田汉先生讲话。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份在抗战中死难的戏剧工作者的名单，念着一个个的名字，请大家不要忘了他们。这时会场里已听到哭声，气氛是那样地庄严而又热烈。这次剧展进行了整整三个月，近三十个剧团演出了四十多台剧目。我记得许多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挤睡在地铺上，啃着一块大饼，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在舞台上生龙活虎，扮演着各种角色。那些日子，桂林的市民们都拥向剧院，整个城市被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氛所笼罩。我，一个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戏剧精神的感召中成长起来。
三十五年之后，我又参与了一个更盛大的戏剧展览，我又投入到了一个激荡的时代浪潮之中，强有力的戏剧精神又一次赋予了我新的生命力。
我写的第一篇剧评，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题为《思想解放的艺术花朵》，是评论话剧《报春花》的。这个戏创作于1979年春天，它真是一朵新时代的报春花。作者崔德志和我是同代人。他把多年郁积在心中的愤懑，通过一场尖锐的戏剧冲突倾泻了出来，激起了万千观众的强烈共鸣。他塑造了一个默默无闻勤奋劳动的青年女工的形象，她在工作中创造了奇迹，但她在生活中却受人歧视。就因为她的爸爸是“历反”，她的妈妈被划为右派。长期在中国流行的“唯成分论”“血统论”，把一个人的出身当作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受到压抑，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造成了社会多大的不公正！现在《报春花》冲击了多年统治着中国的这种旧观念，怎能不激起广大观众的欢呼呢！
记得老作家陈荒煤看完戏后，很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的大问题啊，它是我们的戏剧创作中还从没有表现过的题材和主题。”
在我参与编辑的几十期《会刊》中，发表了各地来京参加演出的人员及时写的大量的戏剧评论。它们评价了每一个参演的剧目。像当时最受好评的现实题材的话剧《救救她》《权与法》《未来在召唤》《向前向前》《这里通向云端》《撩开你的面纱》《婚礼》《姑娘跟我走》等等，和这些现实性极强的戏剧作品同时出现的，是另一个创作潮流，一大批话剧作品塑造了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一幅幅中国革命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图景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个潮流的出现，也是针对着“四人帮”的，因为他们篡改历史，抹杀老一代革命家的历史功绩。代表性剧作有：《曙光》（白桦作）、《陈毅出山》（丁一三作）、《报童》（邵冲飞等作）、《西安事变》（程士荣等作）、《彭大将军》（王德英等作）、《朱德将军》（车连滨等作）、《陈毅市长》（沙叶新作）、《东进！东进！》（所云平等作）等。
我记得老诗人艾青举起大拇指说：“戏剧创作了不起！”
我记得老作家丁玲对我说：“这两年戏剧创作走在了最前面。”
我记得文艺工作的老领导周扬在一个会议上说：“各种艺术形式中，戏剧，特别是话剧最活跃，而且最有成绩。这不仅是‘四人帮’统治十年中不可能有的，也是十七年时期所没有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估计。”
1979年整整一年所展演的一百三十七台剧目，标志着戏剧创作的空前繁荣。它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更是一种历史现象，只可能出现在摧毁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思想获得解放的这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十年“文革”中经受了太多的精神苦难，同时也在政治大封闭中经受了最严峻的磨炼。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紧密了，对人民的政治愿望和生活的艰辛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十年的社会大动乱，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不但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并且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进行冷峻而深沉的思考。他们的心中燃起了对新时代的热烈向往，产生了不可遏制的艺术创作的冲动。因而话剧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文艺思想拨乱反正的必然结果。
1982年末，吴雪同志和我受聘联合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戏剧集》，我们经过多次讨论，选辑了十四部话剧作品，八部戏曲作品，并且把我们对这一个时期戏剧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认识，以及它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意义，都扼要地写进书前的那篇《导言》里了。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和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祝辞，无疑是中国文艺迈进一个崭新时代的重要的历史性标志。
1980年2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又由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围绕着当时引起激烈争议的三个剧本：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电影《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展开讨论。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聆听了全部发言。这几个作品都很尖锐地触及到了我们社会的弊端，《骗子》更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因此许多人难以接受。有的人批评这几个剧本的发言是很动感情的，言词也很激烈，的确反映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人们的某些真实情绪。社会在转型，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旧的观念被冲毁了，出现了许多人们还感到陌生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像我这一代人，在长期的政治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敏感，近似于一种条件反射，遇到一个新现象、一部新作品时，先要问：是姓“资”还是姓“社”？是“左”还是“右”？是“革命”还是“自由化”？这些前一个时代遗留下的观念和思维习惯，看来还会继续地缠绕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断地争议，甚至不断地斗争。
这个座谈会最值得纪念的，是胡耀邦对座谈会的关怀，和他极力倡导的平等自由的讨论，以及他最后发表的长篇讲话。
2月12日和13日两个半天，在京西宾馆的大礼堂里，文艺界一千余人聆听胡耀邦的讲话。他分八个论题详尽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文艺创作的题材无比宽阔，文艺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培养一支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文艺创作大军。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80年代是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我们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
最激动人心的，是他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用响亮的声调，激越的情感，挥动着手臂，向大家庄严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热泪盈眶，庆幸那个借文艺批评之名对作家实行残酷迫害的可怕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电视机进了家庭，剧场的观众逐渐减少，戏剧面临新的困境，创作高潮逐渐平息下去。
这时，金山先生和我有了一次极富启发性，并且对我往后的工作产生很大影响的谈话。谈话的主题是戏剧界要重视电视剧的发展。他预见到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视剧将成为拥有最多观众的一门崭新的戏剧形式。他引导我把艺术目光转向正在兴起的电视剧。
金山，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也是一位很有远见、思想极其敏锐并且富有开拓精神的戏剧事业家。他那时担任着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金山比我年长二十岁，应该说是我的前辈了。但因为50年代初，我们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他担任过副院长，他的夫人孙维世是剧院的总导演，我和他们夫妇有着密切的交往，我常常向他们求教，所以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孙维世在“文革”中惨遭江青迫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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