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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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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高：那已经是临近1960年的冬天了，全国开始饥饿了。那个时候我们定量很少了，每顿就是两个小窝窝头。这一天轮到我到伙房领窝窝头。有一个技术人员，不知道那天他是病了还是下车间了，我打了他的饭回来，两个窝窝头没人领。每个人都发了两个窝窝头。那个时候我很饿，我的确产生了想法，没有人要嘛，我就没有及时退给伙房。周围的人都是很敏感的，不知道哪个人汇报了这两个窝窝头搁在那里。来了一个管教干部，就问：这两个窝窝头怎么还在这儿？我赶紧就把这两个窝窝头送还伙房去了。管教知道我心里想吃这两个窝窝头，就开了一个小组会，要我交代没有退回这两个窝窝头的事情，别人来分析我的思想、帮助我提高认识。我很坦白啊，我说：我的确想吃掉这个窝窝头，因为我肚子很饿啊，想吃。哎呀，就开始批判，那个小组会的发言记录都保存在我的档案里了。这还不够，小组会开完以后，那个管教干事对我讲：你要很好地写一篇检讨，你这个思想，你不很好地写一篇检讨是很危险的，你已经走到很危险的边缘了。哎呀，我一看这个事情很严重了，那天晚上正好是1960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很冷，我就趴在监舍的炕上，很微弱的灯光啊，我趴在下面写检讨。这个检讨我后来再回忆，真是用一个字一个字地来鞭打我自己的灵魂啊！我是如何地自私，我是如何地卑下，我是如何地禁不起窝窝头的诱惑，我是如何地有资产阶级的那种贪婪的思想，我是如何地反人民，我是如何地最后要走到反社会主义，就从这两个窝窝头，我就上纲，一步一步地上纲到把自己彻底地糟践成为一个反对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罪人。我的这篇检查完好地存在档案袋里。
解说：这就是1960年的除夕夜，杜高写下的那份检讨书。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了1961年新年的黎明。杜高一直盼望着这一年，他觉得届时他将因为劳教期满三年而恢复自由。然而杜高的满心期待又一次化作了泡影。他被宣布继续劳教三年，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
杜高：那个时候我们关在一个铁门锁紧的监舍里。有一天休息，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个年轻的犯人，二十来岁，大概是个小偷。他在看一本破烂的书，我就走过去，问：你看什么书啊？一看他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丝洛娃在监狱里。我就跟他聊起天来，因为我很熟悉这本书。我大概说了一句什么狱吏，这个狱吏大概就相当于监管我们的这些人吧。好，他给我汇报了。他写了个材料，说我说现在的管教人员，就跟那个沙皇时代的狱吏一样。这个时候正好要给劳教分子定期了，于是宣布我继续教养三年。我是在那个劳改工厂里，定期最长的一个右派。哎呀，我当时心里很沉重啊，我已经劳动教养三年了，又来个三年，怎么我一个人要定这么久呢？那个管教找我谈话，他一只脚踏在一个椅子上，抽着烟，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想一想，你思想多反动，你骂我们是沙俄时代的狱吏，你诬蔑革命干部。他就一口烟一喷，喷到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擦了一下。他说：你看，你后悔了吧，你流泪了吧，你哭了吧。他说：晚了！你当时怎么不想到你在骂我们啊。就这样，不等我辩解，就把我定了个三年。
解说：就这样，杜高又被追加了三年劳教，成为他所在的农场里唯一一个被再定三年的右派。而这三年，是杜高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他要面对的是另一个巨大的恐怖——饥饿。
杜高：1961年冬，是最凄惨的一个冬天，是一个死亡的冬天。我住的那个棚子里，每天晚上都抬死人。因为我们是挤着住的，每人睡觉大概就是一尺宽那么大的地方，人挨着人，很长的一个土炕，那个劳改农场，我每天晚上都听到有抬人走的声音。
我很麻木了，我感觉到这是我精神崩溃的开始。饥饿，使我从生理上开始崩溃。当一个人啊，他在生理上崩溃以后，他已经没有精神上的需求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很卑贱的小动物，除了这种原始的要求以外，我什么都没有了。走路也走不动了，腿子也浮肿了，唯一的想望就是多吃一口，多吃一口窝窝头，到哪儿都是为着找一点吃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饿得要疯了。
解说：从1961年夏天开始，杜高所在的农场就笼罩在大饥饿的恐慌之中。灾难首先降落在那些年长者、体弱者和患病者身上，然后是那些像杜高一样的年轻人。幸运的是，杜高生存了下来。
杜高：我没有死在那个冬天是个奇迹，为什么呢？那年冬天我大量地咳血，血吐得很厉害，没有药啊。因为我原来有过肺结核病，不知道是不是肺结核病又犯了，或者是我得了别的病了。但是我并不很恐怖，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出工，虽然干不动什么活。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觉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别人都已经穿好衣服排队去了，队长在点名了。哎呀，我动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里呻吟。这时班长跑了进来，说：你怎么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个胸和背呀，疼得简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说：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帮我把棉衣穿上，拉着我去排队。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过来了，说：你怎么不干活？我向他求饶了，哀求他，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干，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这个背呀、手呀都动不了。他呵斥我：干活去！你们这些右派呀，就是会搞这一套，会找理由，你赶紧给我去干活！你们那些花言巧语，你干活去！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咬牙跟着队伍干活，实在是干不动了。
解说：1962年的春天来了。杜高和几百个右派劳教分子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农场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劳改农场，这里的条件要好得多。
杜高：我记得我刚到那个队的第一天，来查房的那个队长看我还躺在炕上，一个罐头盒子，摆在枕头边，因为我晚上咳血，他一看，满满的一罐头盒子血，那个队长姓高，叫高队长，他很同情我了，他把眉头一皱，低声地说：你不要出工了，你到病号组去。我记得这个话，因为劳动教养以来的这么多年，这个队长第一次用这么和蔼的语调跟我说话，这是第一次，我很感激他。那以后，我就没有出工了。
陈晓楠：大饥馑的严冬终于过去，杜高和一群在饥饿年代幸存下来的难友又被带到了北京南郊团河农场继续劳教。在“继续教养三年”的时间里，杜高忍受各种困苦，希望能够如期地解除劳教。可是到了1964年，在他劳教期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宣布解除劳教的决定。杜高说：这样算起来，从1958年的不定期劳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这一次的无限期的延长，组成了我的劳动教养三部曲。在这漫长的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杜高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号”。每一年，杜高都要填写一张解除劳教申请表，一张张表格，一年年照抄下来，几乎一个字都没变，唯一变动的是杜高的年龄，每填一张，便长了一岁。
解说：时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过，身处劳改农场的杜高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他从“专政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
杜高：我非常感谢这个劳改农场，因为什么呢？事情很妙，中央“文革”有一个规定，不许冲击专政机关，不许冲击监狱。红卫兵什么都可以冲击，党政机关、学校电台，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但是有一条，监狱是不能冲击的。我们那个队长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干活，我们保护了你们。红卫兵要来啊，听说这里有个右派队，有几个著名的右派，红卫兵来了拿皮带可是要把你们都抽死的。他说：我们拦住了，不许他们来，他们要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很害怕呀，提心吊胆，还好，我们在这个劳改农场里被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是非常妙的，很有戏剧性的，事物转到了它的反面了。
解说：虽然杜高并不在“文革”风暴的中心，虽然他在劳改农场得到“特殊保护”，但是这场“革命”还是让他无时无刻不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国家政治动向的变化，也关系着他的个人命运。
杜高：我从《人民日报》看到文章，《人民日报》一个整版。我看了以后，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什么呢？到了“文革”，我已经劳改了十年了，我的罪行不但没有减轻，它又升级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小家族”是以吴祖光为首，到了“文革”变成夏衍为首了，把“四条汉子”（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揪出来了嘛，以夏衍作为后台老板了。到“文革”深入以后，《人民日报》的这篇大批判文章里，把“二流堂”“小家族”的后台老板又变成国家主席刘少奇了。我做梦也梦不到这个上面去，他怎么会变成我们这个小集团的后台？
解说：尽管自己的罪行升级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更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和慨叹的是，原来曾经审查、批判过他的三位文化部领导竟然也成了被打倒、被批判的对象。
杜高：他们的命运都很悲惨。领导“肃反”运动，在文化部直接管我的这个“小家族”案子，而且做了最严厉批示的那个徐光霄副部长，他进了秦城监狱，他作为“走资派”第一个就抓进去了。“反右”运动在首都剧场的文艺界两千人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的陈克寒副部长，跳楼了，把腿摔断，也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最悲惨的是刘芝明副部长，他是后来专管“二流堂”“小家族”专案、给我们做政治结论的人，当时他把自己当成胜利者，完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向我们宣布这场斗争以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获胜而结束。这位刘芝明副部长，他的命运实在使我大为叹息。到了“文革”，他被作为文联系统最大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抓起来，叫他交代罪行。交代什么呢？要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罪行。他哪里交代得出来呢？他是只管批判我们的，他交代不出什么来。造反派就说他是“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文革”跟“反右”相比，就更野蛮更残暴了，交代不出就打他，用皮带抽他。哎呀，他的年纪很大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打呀，他硬给活活地折磨死了。据说他的儿子到医院，看他要死了，还同他划清政治界限。儿子都不怜悯他，走了。真是悲惨。
陈晓楠：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之前，杜高是一个活泼开朗而且说话毫无顾忌的青年，即使在劳动教养期间，杜高也依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然而，在杜高最后三年的劳教生活里，他身上的锐气被一点一点地磨掉了。杜高档案当中，从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的材料，除了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汇报之外，大都是杜高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从原来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也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的佐证。
解说：1969年是杜高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又因为对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濒临崩溃，这个时候的杜高变了，他早已经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
杜高：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我知道一切都不行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我要生，我要生存下来。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我要生存，怎么才能生存？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我就大量地写这个。我学会了，我懂得了，我再不要讲自己想讲的话，我再不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我就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思想来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那本语录来说话，这样我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来呢？果然，最后说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有了好的表现。
解说：尽管杜高的学习心得都是连篇累牍的歌颂领袖，不厌其烦地表白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但是这些在今天看来愚昧可笑的文字，成了批准杜高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依据。杜高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就是这张《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批准解除劳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但是直到半年后杜高才获准离开劳改农场，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
杜高：我回到我的故乡了，我回家了。因为我刚从农场放出来，我刚刚得到自由，我精神上跟在监狱里还完全一样。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监视着我，我不习惯自由地走路，虽然没有人强迫我，也没有人跟着我，但我总感觉和在劳改单位一样，我走路非常注意，好像队长时时在监视着我。我被囚禁的时间太长了，一时解脱不了。
解说：回到长沙后，杜高流落在城市的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为生计的闲散劳动力。十年间，他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不过，杜高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变得非常迟钝，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态之中。
杜高：回到长沙以后，我非常警惕，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加上我的身体也很不好，就在街道上老老实实地干活，给我多少报酬我就拿多少报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造，受到这么沉重的惩处，就我个人讲，我变成了什么呢？我变成了一个虚假的人。我很谨慎，我得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使人家感觉我是一个很老实可怜的人。贫穷已经使我很衰老了，我变成了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用力压抑我的内心情感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正因为这样，我获得了安全，这个社会容忍了我，人们跟我谈话，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我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我再说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这个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这个知识分子变好了，但是这个我已经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所以我最后的结果是“我不再是我”。这就是这个二十五年，从“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劳动教养，经过漫长的劳动改造，除了让我的青春生命死亡，除了让我的青春年华毁灭之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再是我”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
陈晓楠：1979年，历经二十四年坎坷，杜高终于获得了平反。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衰颓的老人了。他被调回北京，在中国剧协工作。1980年春天，杜高结婚，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然而和“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相比，杜高还算是幸运的。尽管他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摧毁，可是他幸存下来了，而且重新恢复了工作，找到了生活的动力。而他深爱着的那些朋友，却一个个地先后离开了人世。
解说：杜高的好友汪明，他们曾是朝鲜战场炮火中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在青年艺术剧院，他们同住一个宿舍。在“小家族集团”案中，汪明和杜高被列为该集团的首要分子。
杜高：我遇到过汪明一次，大概是在“文革”爆发以后。他比我早摘掉帽子，已经是一个留场就业的职工了，他也在田头劳动。不知道哪一次收工的时候遇见他了，他有一点行动自由，我没有自由，我还在劳动教养。他看见我了，走到我身边来，因为他已经摘掉帽子了，他鼓励我，他说：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一天结束教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塞给我，因为我不能买烟。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死得非常悲惨，后来就是林彪“一号命令”以后，劳改农场的人都送回原籍，把他送回安徽。他没有家，他是非常可怜的孤儿，他就被送到安徽的劳改农场去了。最后，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前两个月，他死在那个劳改农场里。我太为他叹息了，他要多坚持两个月，得到平反，命运就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也许就可以得救。但是他没有熬过来。
解说：与汪明不同，“小家族集团”的第三号人物田庄，虽然等来了平反的那一天，不过，也就是那一天，他被送进了医院。
杜高：他呀，好不容易盼望到平反，1979年的春天，北影通知他——他的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打电话通知他，在右派改正书上签字。他盼望了二十多年啊！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就飞一样地往北影跑了去，签了字，拿到这张改正书啊，跑回家，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呕血，他不是咳血，不是我那种咳血，是呕出来的，把他的爱人和小女儿吓坏了，满满的一面盆。他压抑了二十多年的生命，到了最后崩溃的时刻。他被抬到积水潭医院。我回到北京后听说他在医院，立即去看他，我还是照过去那样叫他小田，我刚进那个病房，叫一声小田，他躺在病床上，就一下搂着我的脖子哭了……
解说：几天后，田庄去世。在田庄临终前，他送给杜高的妻子这张照片。
杜高：田庄爱人有一天告诉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快要死了，她说：杜高要结婚了，要安家了。田庄非常高兴，田庄就想到他还保存着我的一张照片，要他妻子赶紧回去找。那张照片就是现在印在我的《又见昨天》这本书上的，我年轻时的一张照片，1955年我送给他的，我在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我送给他的，我自己都没有保留这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他就写了一张字条，把这张照片送给他不认识的我现在的妻子，他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怕我的妻子嫌我太老，我的妻子比我小十几岁，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衰老，非常憔悴，他怕我的妻子嫌弃我，所以说“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他用了这么一个礼物送给我的妻子。
解说：罗坚，在杜高的朋友中间，算是他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老干部。“小家族”问题爆发前，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在“小家族”成员中，罗坚被列为“重要分子”。
杜高：为这个小集团，他吃够苦。把他弄到贵州去了，在一个花灯剧团工作，很苦闷啊，他非常苦闷啊。后来，好不容易平反了，这个“小家族”问题没有了，他也跟着回北京了，但就是不分配他工作。正是精力很旺盛的时候，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已经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妻子儿子都不知道。很快，没有两年，忽然一下心肌梗死。我和吴祖光一道去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吴祖光简直不相信他会这么早死去。他一直叫罗坚“大使公子”，跟他开玩笑，因为罗坚的爸爸曾经是驻苏大使，他一直把这个小罗坚当成一个小孩子，他怎么会死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更使我伤心的是蔡亮，我的确是太喜欢我这个朋友了。
解说：蔡亮曾是徐悲鸿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在“小家族”问题爆发后，他和他的恋人张自薿被下放到西安。
杜高：蔡亮的问题爆发的时候，“肃反”审查我们，“小家族”问题来了，党委就问张自薿：你是要蔡亮呢，还是要党籍？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就跟党委说：我热爱党，我又很热爱蔡亮，蔡亮不是一个坏人啊。结果，马上就开除她的党籍，一同下放，她就只好陪着蔡亮下放。
他们两个那时候并没有结婚，是同班同学，都是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她那时候已经是调干生的老师了，业务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有两个调干生，都是党员，很同情他们，悄悄地到火车站去给他们送行。他们两个人背了一个画夹子，提了一个网兜，这个女孩子就对这两个调干生说：好，谢谢你们来祝贺我们的婚礼，我们今天就结婚了。这样他们两个就结婚了，一起到了西安。
解说：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但是西北的黄土高原，激发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在那里他创作了《延安火炬》等许多优秀作品。平反后，蔡亮和爱人同时回到杭州中国美术学院，80年代初蔡亮在巴黎建立了中国美院的工作室。
杜高：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知名的画家了。80年代我刚恢复工作，他来看我，没想到，他跟罗坚的命运一样，受了这么多年的折磨以后，心脏病已经很严重，家里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一天，忽然心脏病发作，很快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刚过六十岁。我的这几个朋友，这张照片上的五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活着，他们的生命都已化为烟尘。这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这些人的青春的生命，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所有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梦想，所有的对人生的美好的追求、理想，都破灭了，都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人与人的斗争中，被摧毁了。这些人的生命完全被摧毁，从他们的精神到生命一起摧毁，都没有了。
陈晓楠：2000年，已经年届七旬的杜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同意原封不动地将全部档案公之于世。尽管这份档案曾经像一个可怖的阴影紧紧跟随了他二十四年，尽管这里面有很多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可是他认为，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当中，其实它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了。他愿意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把有利或者是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同时他也愿意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所有的人一起来重新阅读这段历史。
（两集访谈录播出后，《山西文学》
2005年第7期刊出以上文字稿）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主持人：陈晓楠口述者：杜高
访问时间：2005年3月16日
陈晓楠
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的“杜高档案”文本
当时笑得多么灿烂！
杜高档案原件
杜高1960年除夕之夜在监舍写的两个窝窝头的《检查》原件
杜高“认罪书”原件
田庄把这张照片送给杜高妻子李欲晓时，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
致李辉（1）
——有感于《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出版
李辉贤弟：
从这部档案的发现、收藏、整理到公开出版，你费尽心血，做了许多辛苦的工作。
历史将感谢你——为你的工作所具有的、今天还不能完全认识到的意义。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漫长岁月，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以个人迷信为特征的专制年代。亿万人受着煎熬，千万人送掉生命，我只是一个侥幸的生存者。
在那个年代，一个神秘的档案袋跟随着每一个人，主宰着他的政治生命，只是谁都不知道那里面究竟记载了一些什么。现在，人们打开了这部档案，立即会想到自己。历史的真相赤裸裸地揭开了，人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在一个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行动着，一些人是怎样卖力地去撕咬、整治另一些人；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屈辱和无奈地被人撕咬和整治……暴力和恐惧——历史的本质就这样被揭示了出来。1米1花1书1库1 ；http：//www。7mihua。com
对于那个时代，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论证也好，雄辩也好，任何文字都抵不上你捧出的这本泪痕斑斑的原始文本更有力量。
你的功绩在于：人们将相信，历史不能被抹去，历史不会被遗忘，虚构的历史不会被人再相信。
余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帮助当代的年轻人和未来的人们读懂这部档案，帮助他们回望那个渐渐远去的不易认清的历史面影。
祝福你！
杜高2005年中秋
附录一
“杜高档案”收藏散记（节录）
收集到“杜高档案”，更是意外收获。
潘家园去得多了，买得多了，一些摊主也就知道了我的爱好所在。是在1994年左右，一天，一位摊主来电话，说他新收集到了一批史料，看我是否感兴趣。我赶紧前去，满满一纸箱故纸碎片摆在我的面前。
一看，我喜出望外，它们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五六十年代的档案材料，正是我此时的研究与写作所需要的东西。
我当时正计划写黄苗子、郁风合传，并写一篇他们与吴祖光等朋友形成的“二流堂”①故事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恰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在纸箱里翻阅那些原件、手稿时，我难以抑制兴奋。尚来不及细读，凭直觉就认定它们值得收藏。好在与摊主已是老熟人，好在当年还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行情，一页名人手稿动辄就要数百元上千元；我当即把整整一纸箱史料全部买下，支付了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价格。至今，我为这一巧遇和决定而感欣慰。
这些档案材料是如何流失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旧书摊，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偏爱史料的人来说，得到它们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相信缘分。
在它们中间，作为个人档案，最完整的就是“杜高档案”。
我与杜高先生过去虽无个人交往，但也不陌生，曾有过数面之交。80年代从路翎那里，听说过当年他与杜高的渊源关系。1985年在胡风追悼会上，我曾与杜先生见过面。后来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我曾写到“反右”时戏剧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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