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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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个国家处于危局的时刻，清醒如林则徐、魏源这样的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开始寻找国家的出路，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强国固本、救亡图存之道。“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一个行动总纲，无论是此后在经济上的“洋务运动”，还是在政治上的“康梁变法”，可以说都是遵循着这样的思想脉络。
　　如果说清政府当时能真正履行这个“师夷长技”的总纲，放下架子去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话，可能还会有机会化解这个困局。因为在同时代，还有一些像大清帝国一样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也同样遭遇着西方国家的侵犯，由于它们能顺应潮流，适时变革，努力去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最后渡过难关，甚至完成了自身的嬗变。
　　比如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当中国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日本还处于幕府时代，是个比中国更落后的国家，国力远不如中国强盛。与中国在当年遭遇英国军队的野蛮叩门，被迫打开国门一样，日本在1853年时也遭到了美国军队的叩门——当时美国海军的一支舰队驶入了江户湾，以武力逼迫日本开放门户，由于日本的武力无法与美国舰队抗衡，最后也只得被迫开放。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
　　“黑船事件”后来却成为日本进行工业化变革的契机。日本政府在这一方面真正做到了知耻而后勇，开始大步向前追赶，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技术。从1853年打开国门起，到1871年发生明治维新，再到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再到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日本就从一个落后的小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
　　而此间的中国却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顽固地不肯变革开放，不愿意放下身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即使后来勉强开放门户，也只是做些表面功夫，内囊里还是关起门来以老大自居。故而大厦将倾，仅靠几根像林则徐这样的梁柱支撑是无济于事的，清王朝最终还是轰然倒地了。
　　2。　未竟的事业
　　时间到了1978年，中国又到了一个出现变局的年代，关闭了许久的国门在这一年又重新打开了。不过这一次与100多年前那次不同，是中国政府主动开放了门户。
　　这次开放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又发展到了一个转折关头——用当时政府工作报告的话讲：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多数人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不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的路已经走不下去了。而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一次的国门开放也确实是中国政府对“师夷长技”这100年理想的秉承。
　　今人与古人的心灵是相通的，尽管先贤们提出的这个思想在历史上并没有获得实现，此后的中国大地上战乱频仍、时局不定，但它却像火种一样一直蕴藏在人们的心里，只要到了合适的时间，有了合适的环境，就依然会迸发出来，成为点燃人们思想的火炬，去照亮中国前行的道路。。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变局之探（3）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各种机缘都已积聚成熟，加上政府领导人的睿智与气魄，敢于正视自己国家存在的不足，敢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别人的长处——于是，国门就被打开了，“师夷长技”这个传承了百年的理想终于有机会得以施行。
　　开放国门30年来，中国的确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的制造业从一个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孤岛”，变为了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生产基地；西方世界从对中国一无所知，到“中国制造”如今风靡全球。但如前所述，在这种华丽成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深深的困局。
　　过去这些年来，中国引进来更多的是生产线而非生产技术，得到更多的是“鱼”而非捕“鱼”（渔）的技巧。尽管中国一直希望“师夷长技”，却始终未真正获得西方人的“长技”，更远未达到“制夷”的地步。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始终处于最低端、最尴尬的位置，真正的先进技术还一直紧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在与欧美企业的产业链博弈中仍处于受“夷”所制的状态。
　　这种缺乏自己核心技术的制造业就犹如一座没有梁柱骨架的大厦，只能依靠外力的作用维持不倒，这种外力就是外方的技术授权。而一旦有一天外力一撤，支撑力没了，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中国的制造业就恰恰处在这样一个困局之中。
　　查验中国这些年来走过的轨迹可以看出，制造业陷落的这个困局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合力造成：
　　一方面问题是出在外资企业身上。中国在打开国门后，走进来的外资企业多数在主观上并不愿意拿出自己的技术。尽管它们希望能获得中国的市场，占有中国的资源，向中国转移自己冗余的生产能力，但并不因此就会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中国。因为它们觉得，这样做最终会给自己多树立一个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作为“地主”的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也并没有真正落实“师夷长技”的精神。尽管中国有一个“市场换技术”的大原则，但多数地方政府在对外招商引资过程中都是只重视引进，不重视消化吸收；只重视眼前利益，缺少长远目标考虑。最后的结果就是市场真的给了出去，技术也真的没有学到。作为一个百年梦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至今仍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二、开放路上的得与失
　　1。　完美交接的主线
　　李岚清在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撰写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提到了他在1978年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洽谈合作的事情经过。当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率团来华谈判，墨菲提出要与中方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合作——
　　墨菲最后补充道：“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一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再说得通俗一点，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话，我们感到新鲜有趣，不过当时我想，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我能同你“结婚”吗？但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都要向国务院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办公室写简报，我们也就及时把这次谈判的情况如实上报了。出乎意料的是，我写的这份简报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同志还在简报上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指出了我国利用外资的道路。从此，我国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产生了……

第四章　变局之探（4）
分析李岚清的这段历史回忆，可以看到有两个线索蕴含其中：一个是当时中央政府领导人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视态度——为了达成引进技术的目的，政府可以突破中国固有的思想与理论模式，去探索设立全新的经济形式，从而为引资铺平道路；第二个线索是跨国公司希望在中国有所建树的迫切心理——通用汽车公司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发展，冀望通过“合资经营”这种全新模式来与中国进行紧密的合作。
　　这两条线索其实也是贯穿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两条核心主线，是中国对外开放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政府主导下“引进来”的轨迹历程。中国政府为了能引进外来资金和西方技术，不但主动打开国门，而且制定出各种政策办法，鼓励发达国家企业来华投资。这个过程在中国被称为“引进来”。
　　第二条主线，就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移过去”的历程轨迹。跨国公司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希望把产业链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移出本土，转到更具有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去，实现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所以即使没有中国政府的“引进来”，发达国家企业从主观上也愿意到中国去投资，把生产线建到中国去生产。这种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从本土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过程，我们称之为“移过去”。
　　“引进来”与“移过去”这两条主线，在中国开放历程中既分别独立，各有各的完整发展轨迹，又相互交融，共同在中国开放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说，正是历史前进的内在力量要求把这两条线完美地交接在一起，从而成就了中国这30年奇迹般的发展。
　　2。　消化不良的“引进来”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还提到了李岚清在1978年带领工作组调查全国汽车工业情况时的一件趣事：
　　某城市仿造的解放牌卡车，商标是“永向前”，我开玩笑说，车子不怎么样，名字倒有点意思。旁边的同志却对我说，他们的商标真是名副其实，这车子没有倒挡，只能向前开，而且开起来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
　　作者说这就是当时中国汽车工业落后状况的缩影。实际上，中国当时落后的当然不止汽车工业，包括人们日常生活消费品在内的全部生产领域，全都落后，都处于一种市场短缺的状态。改革开放的宗旨是要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只是一个总的纲领原则，在对外开放的早期，由于市场的底子太薄，人们的生活水平太差，政府在当时的最迫切要务，就是要解决多数人的吃、穿、住、用等基本生活问题。
　　可以想见，一个国家在这么低的起点下开放门户，所关注的自然都是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对愿意来自己国家做生意的客人，一般都不会太挑剔、不会有太高要求。只要他们愿意给中国提供资金，提供设备，愿意在中国设厂开工就行，至于他们的技术是不是先进，愿不愿意把好一点的技术拿到中国来，乃至转移到中国来的设备生产线是新是旧、耗能大还是耗能小等问题，都不是当时主要考虑的范畴。
　　所以在对外开放的早期，“引进来”的过程对中国市场来说实际上更像是一场“饥不择食”的抢食。反正是一穷二白起家，无论引进什么设备技术，国内都会有需求，市场中满是嗷嗷待哺的小兽，对投进来的“食物”一律照单全收。没有精挑细选，也不考虑吃进去是否消化得了。因而以这种进食方式，很快就把市场的肚子撑满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变局之探（5）
据资料记录，1984年以后，中国沿海地带已逐渐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下游地带，成百上千条彩电线、冰箱线、洗衣机线被引进了中国，其中重复引进的生产线不胜枚举，比如著名的“阿里斯顿9兄弟”冰箱引进案——中国的9家冰箱企业在1984年和1985年两年中，以同样的价格从意大利默洛尼公司连续引进了9条阿里斯顿冰箱生产线，这9条冰箱生产线的规模都是年产10万台，外观、尺寸都一样，全都是一个型号。
　　而大家之所以都要引进生产线，就是由于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冰箱企业的生产能力。1980年我国的冰箱产量仅仅有4万台，而到了1985年，销量就已暴涨到150万台，美菱集团董事长对当的市场情况的描述是“不制冷的冰箱都能卖得出去！”就这样，阿里斯顿9个一模一样的同胞兄弟生了出来。媒体报道说：“当时这些企业里的人自己都觉得好笑，技术培训时，在默洛尼的一个大房间里，用屏风隔开，一厂就是一组，分别培训。都是一条线，设备一样，产品也一样，都是为中国开发的185型。”
　　实际上还不只是重复引进的问题，为了能便捷、以更低的价格引进，当时许多企业都是从国外引进了旧生产线，甚至是已被国外闲置不用乃至废弃的生产线。美国媒体曾报道：日本投资商80年代时就曾把大量的二手机器投入中国，而这些机器此时已不能在本国生产盈利了。
　　应该说，中央政府在“引进来”的过程中态度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改革初期因为还涉及一些思想观念上的突破，因而在一些政策的推出上都显得比较慎重，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早在1979年就已出台，而它的《实施条例》是到4年后的1983年才推出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外资企业进军中国的速度。
　　但是，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方面的态度是异常积极的。吸引外资在当时被认为是振兴地方经济的捷径，因此，外资在很长时间内都享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各地政府对外资及合资企业推出了大力度的优惠政策。如在所得税征收上，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采取“三免两减半”的优惠政策；在征税比例上，合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执行15％~33％，而同期国内企业的税率则为55％，它直接刺激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兴趣，中国的“引进来”一时间发展兴旺。
　　“引进来”的这30年，确实满足了中国市场的基本需求，让中国从缺衣少食变为了吃喝不愁，但它距离中国开放的根本目标还很远，距离“师夷长技”的理想也很远。由于中国在此期间引进了太多缺乏技术含量的生产线，也使得市场在很短时间内就从“营养不良”转变成为“消化不良”的状态，为日后的“中国式困局”埋下了伏笔。
　　3。　占尽主动的“移过去”
　　与中国的“引进来”战略相对应，跨国公司为实现产业全球化布局，也在进行着制造业的国际化转移——我们称之为“移过去”的战略。这些企业到中国投资设厂，不但可以成为进入中国广阔市场的敲门砖，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因而它们乐于将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移转到中国。
　　尽管“引进来”与“移过去”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事情，但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是不相同的。中国希望“引进来”的是跨国公司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而跨国公司想要“移过去”的却只是本国不愿意容纳的低端生产能力或加工组装环节。因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后，生产出来的许多并不是最富技术含量的产品，不可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　“过期不用”的产品。

第四章　变局之探（6）
例如在轿车行业，中国的轿车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一直被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垄断着，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专家江小涓的研究统计：尽管“桑塔纳”轿车长期占有国内同档轿车90％左右的市场份额，但与它的垄断地位不相称的是，“桑塔纳”在国内的更新换代极其缓慢——从1983年第一辆桑塔纳汽车下线到1999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上海大众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期间，上海大众的外方母公司却已于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上就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车型，但上海大众却长期继续生产第一代桑塔纳，而且桑塔纳在国内的市场价格高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近一倍。
　　可见，希望“引进来”的中国与希望“移过去”的跨国公司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博弈的关系，而跨国公司在博弈中占据着主动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大众才能在长期不向中国转移先进车型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尽管它的这种行为受到了来自中国各方舆论的批评，但大众依然不为所动。
　　这种局面直到90年代末才得以改善，跨国公司开始逐渐把它们的先进技术产品拿到中国市场。而局面改观的原因，也并非是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占据了主动，而是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往坚持的“一个行业中只引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便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空间”这种政策取向，开始允许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正是这种跨国公司彼此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的相互竞争，才使得它们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长期坚持的产品高价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上海大众第一代桑塔纳的换代，就是因为1998年上海通用别克、广州本田雅阁分别上马，迫使德国大众不得不改变原先的态度。从1998年底到2001年底的3年时间，第一代桑塔纳在北京汽车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近40％。此外德国大众于1999年底将其全球流行车型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使B2级的桑塔纳跃升三个等级，一次性升为B5级的帕萨特。此后，中国轿车车型乏善可陈的局面才得以改变。2
　　在跨国公司眼中，中国既是一个利润极其丰厚的市场，也是一个谈判对手缺少讨价还价能力之地，跨国公司在与中国的合作方谈判时，双方的地位明显是不对等的，前者在合作中完全占据了主动。
　　在轿车行业，中外合资公司的产品零部件往往都是从外方本土进口的，国产化率非常低。据媒体报道，在上海大众公司内，连货架、扫地用的清洁机都是从德国进口，其他设备的进口不言自明。而北京市在与韩国现代合资生产索纳塔后，中方原有的装备也全部弃置不用，需要的基本设备全部从韩国进口，只有四个轮胎和一个电瓶由中国制造。
　　合资汽车厂中的产品开发、设计权，全部掌握在外方母公司手中，中方股东与整个合资厂都无法参与。许多合资的轿车厂连一个零部件都无法改造，改一个螺丝钉都必须得到外方母公司的批准。有人把中国的合资工厂比作跨国公司的手和脚，而中方企业则被戏称是“丫鬟管钥匙，当家不做主”。
　　与此同时，尽管进入中国轿车行业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相对欧美市场而言，中国市场仍然是跨国公司获利最丰厚的地方。2003年，德国大众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产量只占全球的14％，但是其利润80％来自中国。德国大众的许多零部件，长期都是在欧洲价格的基础上，再加价卖给中国国内的合资厂商，加价30％是常事。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国内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美元。本田公司在广州生产的雅阁牌轿车，售价高出日本国内价格约六成左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变局之探（7）
三、合资变独资的隐忧
　　1。　过河拆桥的套路
　　从通用公司第一次来中国洽谈合作，向中国引入了“合资经营”的概念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是以合资方式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譬如可口可乐在中国须与国营的粮油公司合资，宝洁须与地方的日化工厂合资等。这一则是鉴于中国政策的要求，另外则是由于跨国公司对中国环境不熟悉，要处理好在中国方方面面的关系，成立合资公司去拓展业务对跨国公司而言也是有必要的。
　　但在合资中，跨国公司明显是占据主动地位的，他们会对合资对象提出很高的要求，内容包括：中方合作的企业要把自己最好的资产拿出来，中方企业的包袱一概不要，地方政府要给许多优惠政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跨国公司对市场已经熟悉，市场渠道已经稳固，在没有政策压力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往往会“过河拆桥”，通过各种手法逼退中方的投资人。
　　1997年可以看做是外商直接投资从选择“合资”方式走向“独资”方式的分水岭。当年批准设立外商独资企业9067个，合资企业9001个，独资企业数目首次超过合资企业。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更加凸现，从这一年开始，跨国公司纷纷出手，收编自己早先在中国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变“合资”为“独资”。
　　2001年冬天，日本松下向媒体公开表示，“在中国设立的50家松下合资企业都将谋求独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也做出了同样的决策，同年11月，摩托罗拉把全球董事会选在北京举行，它在中国的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9％，而获得的回报却达到总利润的17％。董事会决定在未来5年内对中国的投资增加到100亿美元，同时，董事们认定“独资是中国入世后合资公司的一个自然选择”。当时该公司在中国的最大合资企业是浙江的东方通信，美方向中方董事长施继兴提出，要么中方出让股份，要么美方退出合资。施继兴选择了第二方案，摩托罗拉随即退出并停止了一切技术支持。独资行动更为坚决并不惜与中方“兵戎相见”的还有百事可乐。百事可乐为让自己独资的子公司抢夺山东的地盘，单方面停止了对合资的山东子公司的品牌使用授权，双方最终对簿公堂，结果百事完胜。
　　自2001年起，中国的独资企业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7％，2007年我国新设外商独资企业约万家，外商独资方式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78％。
　　2。　独资背后的隐忧
　　从跨国公司自身角度上看，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具有生产与经营的高度自主性，具有极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减少商业秘密外泄等优势；而合资企业中，双方股东在企业制度、管理、文化乃至政治、道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经营中很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所以独资是跨国公司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此外，合资公司每年产生的很大一部分利润要交给中方的股东，这也是跨国公司所不愿见到的，可以说合资是跨国公司在早期进入中国时不得不忍痛作出的“无奈之举”。而一旦羽翼丰满，就把中方合作股东挤出这架赚钱的机器，是跨国公司的一种本能选择。
　　此时中方股东如果不具有能够对外方股东形成制约的优势和手段，就很容易被对方甩出局外。所以对中方股东而言，与外方的合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与狼共舞”　的过程，这期间双方既是在合作又是在博弈，中方股东需要迅速学会独立在市场上生存的本领，才能防患于未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章　变局之探（8）
但总的来看，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趋势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利的发展方向，会产生很深程度的隐忧。
　　首先，独资化导致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技术外溢”效应的降低，并出现了逆向技术扩散的问题。中国政府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采取合资方式的初衷，除了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之外，很大程度是想利用技术的“外溢效应”。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员工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握相关产业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展动向，通过前后产业的关联效应、人才的流动效应，提高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而在独资企业中，外商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对自有知识产权设置了更多保护，技术溢出效应明显降低。同时，跨国公司具有资金和管理优势，它们凭借知名度、优越的软硬件工作环境和高薪优势，吸纳中国的优秀人才为其工作，特别是吸纳一些高科技人才，从而导致逆向技术扩散问题的出现。
　　第二就是垄断的问题。跨国公司的独资公司往往采用的是一体化和系统化的管理，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竞争力，扩大国内产品与其产品之间的差距，在市场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挤占国内产品市场，并形成垄断。目前，在一些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有的已经高达60％～80％。如在饮料行业，可口可乐公司与百事可乐公司占据了全国碳酸饮料市场的1/3；汽车、医疗器械、合成洗涤剂行业也基本上被外资企业所垄断。
　　第三个问题是独资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中国许多产业都缺乏核心技术，不少企业的技术“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关键部件都需要引进，而外资企业的独资化趋势又加剧了这一状况。一方面，外商独资企业在竞争中将更多地利用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核心优势，使品牌许可、专利保护、标准化成为外商独资企业角逐中国市场的新措施；另一方面，外商独资企业不仅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影响市场，而且越来越重视利用其拥有的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来占领产业市场制高点，并逐渐控制高端市场，进一步加强产业控制，使中国对外资企业技术形成严重依赖。
　　所以，独资企业在中国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师夷长技”的对外开放宗旨，使得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和向产业链高端转移的初衷无法再通过合资方式得以实现。
　　四、市场换技术之殇
　　1。　“订单门”的症结
　　西门子“订单门”事件颇有些扑朔迷离的味道。据德国《商报》2009年3月20日报道，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当天宣布，获得了中国京沪铁路高速列车项目的订单，总价值高达亿欧元。西门子表示，这笔交易能加强与“世界最重要高速铁路市场”长久的合作关系。德国N…TV电视台在20日也称“这是中国送给西门子的肥鱼”。但没想到在5天后，中国铁道部相关负责人就公开回应，称近期并没有跟西门子签订任何合同，西门子并未得到什么“肥鱼”。更加离奇的是，到了3月31日，西门子再次对媒体发表声明，证实已签署了上述合同，但强调“绝不出让核心技术”。而对西门子的这次声明，中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予以回应。

第四章　变局之探（9）
这次“订单门”事件，虽然还没有看到结尾，许多真实信息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铁”，在向国外企业采购设备时，一定是希望对方能够提供相应技术。根据目前媒体公布的资料来看，显然西门子公司一直不同意转让核心技术，这应该是“订单门”的症结所在。以目前结果，中国在京沪高铁设备采购上所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战略还未取得成功。
　　“市场换技术”，顾名思义就是对外资企业让出部分市场，以获取中国所需的技术。按照前商务部长吕福源的话说，“市场换技术”的内涵，就是中外合资必须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按中国的长远利益去搞。既然中国让出了巨大的市场，就有资格要技术、要利润。
　　最早的“市场换技术”案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汽车行业。当时，基于经济发展和公务活动所需，国家批准外贸部门进口一批数量可观的轿车和轻卡。当时作为中汽总公司董事长的饶斌向中央提出，在花钱进口汽车的同时应该要求外方无偿提供相关的技术，以促进当时资金困乏的中国汽车产业提高制造和研发水平。在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这一设想随后在轻型卡车和奥迪100公务车项目上得以实现，成为“市场换技术”的雏形。
　　1992年，国务院经过研究，确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策略，同时修改了《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主要目的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导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形成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从而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