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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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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贸易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产业转移，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改变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仅作为初级产品和原材料提供者的地位，逐步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促进全球贸易、投资的同时，为拉动本国国民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仍是我们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此外，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尚未完成，解决就业问题还是我们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大力发展在目前最有竞争能力的制造业，这不仅关系到发挥我们的国际竞争优势，而且有助于解决民生和社会稳定等根本问题。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科研技术底子薄，制造业在很多领域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如一些加工贸易产品的企业，只能拿到5％~10％的加工费；制造业的发展也面临着高能耗带来的能源和资源“瓶颈”，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促进扩大内需的前提下，实施国际化战略，使中国的制造业通过参与全球竞争，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特别是大力培育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的龙头企业。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已经增强了多方面的实力，具备了“走出去”的基本条件，并购其他国家企业已不再是“痴人说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到2008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万亿美元，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后盾。企业主体方面，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战略性重组，国有企业已涌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型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民营企业已逐步走向成熟，并在竞争压力下练就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敏锐的市场观念；源于国企改制，并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兼顾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具有的优势。这些企业都可能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中坚力量。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并逐步波及其实体经济，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上企业资产估值降低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以及企业运营普遍面临资金约束压力问题，因此，许多外国企业存在通过股权转让方式来解决资金困境的需求。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实体企业，中国企业受到冲击较小，一方面我们有相对充裕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存在获取技术、品牌和市场的长期需求。在当前的局势下，如果能够将中外企业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我们应该看到，当前的时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中的先进制造业、流通业、高新技术和资源类产业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必要抓住当前的机遇，加大“走出去”的步伐。
熊焰同志多年来从事服务国有产权交易和企业并购重组的具体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专业素质和敏锐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在这本以“走出去”为主题的书中，熊焰同志用平实的语言、翔实的数据阐述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和企业面临的困境，并具体把握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带来的“时间之窗”，提出中国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大型国企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应当把握机遇，加大“走出去”的步伐，通过跨国并购，以股权合作的方式分享其他国家的技术、品牌、销售渠道和资源，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增强可持续的发展后劲。
熊焰同志在该书中所作的分析针对性强，建议也颇具可操作性，这些意见对于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发展壮大自己，特别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2009年5月19日
序（二）
这本书也许要流行。因为它试图回答一个颇为流行的问题，这就是一度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其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究竟还能不能持续？在娓娓道来、明快叙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也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担忧：处于“微笑曲线”最低端的中国制造业，赚到的只不过是很微薄的苦力钱，付出的却是过度开发环境、资源的不可逆转的巨大代价，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怎能维系持续的辉煌？
比较不同的，是本书为难以为继的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作者的核心主张，不是眼睛向内关门刺激内需，而是继续开放。不过要改变开放的重点，从前30年的“引进”转为“向外”。不要误解，本书的“向外”并不是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一时颇为流行的“到华尔街抄底论”，而是主张向外产业投资，利用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收购那些“中国制造”的薄弱环节，在全球舞台上沿着那条“微笑产业链”提升中国经济的含金量。
更为不同的，是作者对自己心仪的“向外战略”，绝没有停留在阐释意义、预估收益的幼稚阶段。相反，本书分章细说中国的企业界一旦走上“向外”之路，可能遭遇重重的困难，甚至跌落某种陷阱。这说明作者对自己的主张煞是认真，知而言、言为行——他分明是老老实实地告诉实业家，唯有切实解决“向外产业投资”过程中的种种难题，中国企业才真正走得出去。
试问：一本书提出的问题流行，反映的情绪也流行，就是答案与论证答案的风格较为独特，这样的书能不引起读者更大的阅读兴趣吗？我自己的经验是，拿到本书就可以很快地翻读下去——没有眼花缭乱的数字与图表，没有艰深晦涩的术语，更没有复杂的理论逻辑，加之作者的文字浅白，无论你同意不同意，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作者的想法是什么。
读来略有保留的地方，共两处。其一就是那条著名的“微笑曲线”，从低端向上升要讲条件。我算多少知道一点中国农村实情的，几十年国家工业化把数亿农民挡在了城市和现代工业的大门之外，劳力数量惊人庞大，而教育、技术训练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允许由农转工，当然不可能一步登天。几年前我为文写过的一句俗话：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只要务工收入的最低点高于务农收入的最高点，人们就挡也挡不住地涌向工业。仅此一点，内地与发明了那条“微笑曲线”的宝岛台湾，情形就有不小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两次访问，使我知道那里工农业收入的差距远比内地的小。要谨慎了：倘若过于急切的产业升级把数亿农民工甩出工业曲线，搞得工不成、农不就，中国经济就不只是面临笑不长久的远虑，还会有立刻要哭出来的近忧。
其二，“走出去”收购国际品牌、商业网路、关键技术和管理专才，对中国皆有帮助。不过，考虑到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我们对“走出去”战略的效果估计也要留有充分余地，除非其他国家有胆放宽对中国人的移民限制——劳力市场的保护主义是也。道理简单，只要“走出去的投资”尚不能把数亿劳力全部带向全球市场的产业升级，中国就必须考虑平行的，包括刺激内需在内的、多样化的解决问题之道。
这当然不是要商榷本书的核心主张。中国拥有如此巨量的外汇储备，除了越买越担心地大手购买美国国债，也总要试试其他趋利避害的办法。其中，资源性投资有意义，产业并购更重要。这些都没有问题。我只是希望作者考虑中国未来奉行外向、向内更为平衡战略的可能性，并在本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对外产业投资与发展内需的关系。
是为序。
周其仁
2009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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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吉利出击（1）
＇2009年3月27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大厦。＇
吉利掌门人李书福带着他招牌式的“憨笑”，宣布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澳大利亚自动变速器公司DSI（Drivetrain Systems International，DSI），在他的背后是一面高高悬起的五星红旗。
吉利宣布收购DSI公司似乎有点出乎业界的意料，因为此前关于汽车狂人收购沃尔沃（Volvo）的消息正炒得沸沸扬扬，大家正在热盼沃尔沃到底能否“花落李家”时，经过一个多月频繁往返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调研，李书福快速锁定并决定收购DSI。
“长相敦厚、塌鼻细眼、十足草根特征”的李书福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一如多年前他参加央视颁奖晚会时，因为走路的动作特别慢，主持人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一脸无辜地说，导演让这么做的，结果引起哄堂大笑，从而在人们的记忆中尤为深刻一样。
但不同的是，这位被媒体渲染为“悲情英雄”的民营企业家进行的是一起跨国并购案，在这桩交易中，吉利集团斥资约3亿港币收购了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集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自动变速器专业公司，这家公司还曾经是著名自动变速器公司博格华纳的全资子公司。
并购的过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悬念。2009年2月，受金融危机影响，债务超过7000多万美元的DSI公司，不堪承受400多个员工追讨欠薪和经营环境迟迟不能改善的压力，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从而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并委托普华永道为其寻找买家。而此时的吉利集团为了实施国际化战略，正密切关注海外汽车产业局势的发展，并积极地为出海并购做着准备，那些拥有独特技术的零部件企业正好是吉利考虑的对象。普华永道这个能言善道的“媒人”适时登场了。无需太多口舌，一个愿卖，一个想买，于是这桩“姻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达成了。
尽管后续的企业整合尚难预料，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是一起皆大欢喜的收购，是一项多赢的交易，也有一个好的开始。
对吉利来说，其看重的是DSI公司在变速箱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因为吉利虽在小扭矩自动变速器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和DSI公司的技术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DSI公司拥有一大批世界级工程师，现有产品覆盖了四速和六速前后驱动及全驱动大扭矩自动变速器，目前还正在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八速前后驱动自动变速器、DCT双离合变速器及CVT无级变速器等。根据收购协议，DSI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可以引入中国，吉利集团在保留原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丰富了产品线，从而起到提升吉利汽车品质的作用。不仅如此，相对于在国际市场上默默无闻的吉利来说，DSI公司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要大得多，并购后的吉利公司在变速箱领域迅速成为国际先进企业，必然起到创品牌的效应。
对于DSI来说，虽然被吉利全资收购，但公司的独立品牌并没有丧失，生产运营也保持独立，还可以从中国获取价格低廉的零配件，尤其对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研究也因为并购而得以继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了相当的保证。对DSI公司的员工来说，虽然会和新东家重新签订协议，但相对于在经济危机中“失业”，没有什么比保住“饭碗”更重要的了。而对于DSI公司的老客户福特汽车，DSI公司破产事件已经影响到它在澳大利亚的整车企业，因为DSI不能保证它所需要的变速器供应，而DSI被吉利收购后，承诺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对福特汽车的供货，福特汽车公司悬着的心终于回落到原位，自然欢喜。澳大利亚政府在这次并购中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购成功后，失业率降低，企业的正常经营还能增加政府税收，何乐而不为。这样看，在签约仪式上李书福的“憨笑”和中澳政府官员们的谈笑风生就一点也不难解释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引子：吉利出击（2）
实际上，吉利出手并购DSI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它只是在一个时代潮流中升腾起的一朵浪花而已，这个潮流，就是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大潮。而对这个潮流加以推动、使之蔚然成势的“东风”，就是眼下这场发源于美国、蔓延于世界的“金融风暴”。
“走出去”的吉利是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一个代表，通过海外并购来获得汽车业核心技术，不但是吉利的梦想，也是整个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梦想。
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汽车业采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已把近90％的轿车市场出让给了发达国家的汽车巨头，但却始终未能获得亟需的轿车核心技术，至今绝大多数的合资企业还没有开发过像样的新车型、新发动机，也没有生产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中国汽车业用市场换来的往往并不是先进技术，而是进入成熟期的、衰退期的甚至马上就要淘汰的技术，最终形成了单纯依赖引进的被动局面。
不仅仅是汽车业，实际上绝大多数制造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渠道都掌握在西方国家企业手中。而发达国家企业正是凭借着这种优势，一方面吞噬掉了制造业产业链中的绝大部分利润；另一方面也极力遏制着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发展。2003年，德国大众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产量只占全球的14％，但是其利润的80％来自中国；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国内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能赚到2400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没有任何开发、设计权，连改一个螺丝都必须得到外方母公司的批准，合资轿车厂连一个零部件都无法改造。中国的合资工厂被喻为“丫鬟管钥匙，当家不做主”。
如果把中国企业的这种现状放在制造业国际化分工的大背景下去看，实际上这是一种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分工与合作的博弈中形成的结果。
多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博弈——产业链上的博弈。欧美企业通过占据产业链的制高点，把技术、品牌、渠道等产业核心要素掌控在手里，进而牢牢钳制住了中国制造业的咽喉，使中国企业始终只能停留在产业链的底端位置，形成外向依赖的劣势格局，整个中国制造业也逐渐陷入一个低端产能过剩、高端技术缺乏、资源耗费巨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困局之中。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中国企业才开始尝试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去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品牌、渠道等要素。这种“走出去”的风潮尽管早在本世纪初时已暗流涌动，却由于时机尚不成熟，缺乏一场推动其形成潮流的“东风”，因而并未成气候。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案例数量已不少，但并购的质量却一直不是很高：存在着并购支付对价高、获得核心技术少、并购后整合难度大等难点。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仍牢牢把控着核心技术，即使名义上向中国企业出售技术，也多是些过期的甚至是淘汰不用的技术，例如，华立收购飞利浦CDMA技术、TCL收购汤姆逊彩电技术、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液晶面板技术等案例，并购后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走出去”的口号尽管提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潮流。
而当前正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为“走出去”从暗流形成潮流创造出了条件。众多的欧美实体企业在风暴中“落水”，陷入严重的资金困境，为获得资金渡过危局，考虑把手中有价值的核心东西拿出来，这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占据了主动。
吉利就是乘着这场“东风”，在大潮中出海的中国企业之一，而它也不过只是“千帆下西洋”中的一帆而已。还有众多的中国企业也从这场经济危机中看到了并购良机，于是扬起船帆，远征出海。
位于产业链底端的中国企业，正在利用这个“百年一遇”的机会，在博弈中悄然改写自己的命运……
自序（1）
“中国流”，源自围棋术语，是围棋开局时的一种布局方式，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棋手研究创制，后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时开始使用，这种布局由于在对阵中能迅速抢占大场而震惊国际棋坛，遂被命名为“中国流”。
“中国流”用在这里，寓指“中国式并购”之意，即中国企业通过有目的的海外并购，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目前正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缺乏技术、资源、品牌和渠道，这使得中国在与欧美企业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格局，这与当年中国棋手在国际棋坛上所处的不利形势相类似。想要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在对阵中出奇制胜，而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出击海外，通过有选择性的“中国式并购”，迅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实力。
一
中国对外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在产业链上博弈的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进出口占GDP比重高达67％。但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令人堪忧。业界有一个描述产业链模型的“微笑曲线”，它的前端是核心技术及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中端是零部件的加工、组装、装配，后端是销售和品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企业基本是集中在产业链的中端、微笑曲线的底部，而产业链前端的技术和后端的品牌、渠道，基本都掌握在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业手中。
当不同国家的企业分别分布在同一条产业链上的不同位置时，彼此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博弈。一条产业链上的利润是一定的，这就意味着链条上的不同企业从中分得的利润一定会“彼多此少”，这就要博弈，看谁能在产业链上占据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之间的竞争靠的是“比较优势”——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欧美企业的优势在于掌握着产业链的核心技术与渠道品牌。但博弈的结果，中国却陷入了一个困局！
在两端欧美企业的挤压下，中国企业的利益呈现出最小化的趋势，只能在低价值的产业链中端获取简单的加工组装费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微笑曲线”越来越向下凹，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20年前的微笑曲线，两端与中间价值产出的差别还在可忍受的幅度内，可能相差一两倍，20年后却到了5~7倍！
中国以无数的打工仔、打工妹的青春和汗水，以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以过度透支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生产了全世界大约30％左右的商品，但是却只获得了全球同类商品价值五分之一的收益，实物产出份额与价值获得份额严重分离。如今，“微笑曲线”已经深深地凹下来了，微笑是欧美企业的，留给中国的只有苦笑。
诚然，中国能获得一个“制造”的机会也是幸事，尽管从事单纯的加工制造环节，其利润微薄且缺乏技术含量，但这总比30年前被排斥在全球产业分工之外要强得多。很多中国企业的要求原本就不高——只要让我制造，我就会“微笑”。但随着中国各类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即使如此低要求的机会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中国离不开制造业。“中国制造”是宿命，是国家命运所在，100年后的中国也必须要制造。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有如此多的劳动人口和相对较低的产业水平，显然企业不可能像欧美那样只去从事技术研发和品牌渠道开发，而把加工制造环节甩给其他国家。中国所追求的，是让要素资源能合理地分布在产业链的前中后端各个位置，争取能更多分布在有较高附加值的技术与品牌端。中国不能不切实际地、超然地脱离开制造，但也不能只停留在低端的制造，这样持续下去的结局是很可怕的。
自序（2）
资源、环境、劳动力这些要素是中国在产业链上博弈的本钱，本钱越多，竞争起来的底气也就越足。但必须看到，中国的煤、油、水等资源，按目前的消耗程度和技术水平，大约只能坚持30~5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差不多快用完了，10年之后低劳动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的环境约束也将成为不可逾越的瓶颈：有环保组织测算，以水、气污染为代价的环保代价已经占到我们GDP的左右。这就是说，再过30年，中国的环境资源面临枯竭，到那时想停留在产业链的底端都不可能，连苦笑的机会都没有了，恐怕就只能哭了！拉美化的噩梦可能在中国重演。
为了摆脱困境，多年来中国企业也曾经做过很多尝试。开始时是用合资建厂来实现技术转移、引进品牌，结果是外方一旦合资实现盈利就要独资。而市场换技术也成了一厢情愿的泡影，结局是换来了落后的技术，反而丢了自己的市场。
产品贸易、原料贸易、要素贸易、投资品贸易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递进阶段，中国目前处在前两个阶段，应迅速向更高级的要素贸易和投资品贸易过渡。并购欧美企业，就是在要素和投资品方面与发达国家相互融合，如果在20年前提出并购欧美实体企业、高端企业显然不现实，中国还没有条件，而今天这个条件已经逐渐具备了。首先是宏观条件的满足：中国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现在中国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较以前大为改观，特别是奥运会的召开，让西方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其次是微观条件的成熟：一部分中国企业在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练之后，自身的发展战略、运营管理能力、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力等方面也达到了“走出去”的要求；人才方面，以数百万留学生为代表的海外人才，成就了海外并购的人力资源条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最大的支持。
要破解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局，“走出去”势在必行。而当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欧美企业有了迫切的融资需求，这就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并购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大胆地“走出去”，去并购欧美国家优秀的实体企业，成为这些高技术公司的股东！500强的股东！资源类企业的股东！
我们这里强调去并购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体企业，并不排斥同时去收购其他国家的企业，从要素分布和路径选择上，“走出去”先从亚洲、非洲等国家开始是可行的。但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和品牌能力，唯有通过并购欧美企业得以解决，因为高端技术、品牌和渠道都掌握在欧美大企业手中。
这里不提并购欧美国家金融企业，是因为这轮经济危机的病变根源就是在欧美的金融体系，由于金融企业的过度创新和政府的监管不力，使得金融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和价值让人难以把握，故以暂避为宜。但从中长期考虑，中国企业肯定要并购欧美金融企业，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
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一种市场行为，绝不是广泛号召、搞群众运动大帮哄，一定是企业自身发展已提升到一定阶段，有了“走出去”的战略发展要求后再行实施的。此外，并购应该是基于企业法人股东的独立性决策，而非政府的大包大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序（3）
中国现在的许多行业中都有了一批具备“走出去”条件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有对外并购的需求。这种并购开始并不是简单地去收购对方股权或全盘接管，而是先投资参股，成为目标企业有投票权的、善意的、建设性的股东，然后再逐渐地去深入影响它们。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所说的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一种以融合、结合、学习、提升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行为，而非人们热衷谈论的海外“抄底”。“抄底”是一个财务投资或投机的概念，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往外卖。而我们这里谈的并购，是相当长时间的持有，是要把中国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更能获得长久战略利益的国际产业链中去，是为了与欧美最优秀的企业进行深度的产业层面的结合，以提升中国企业的产业水平，让中国的资源分布在整个产业链的各个部分。
并购欧美实体企业主要有三大类目标，一是资源类企业，二是技术类企业，三是品牌、渠道类企业。
首先是资源类企业。关于并购境外的资源类企业，目前在国内已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作为制造业大国，资源短缺已成为中国的硬性约束。中国已成全球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大买主”。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出现的“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的现象，令我们不堪承受。故此中国应该从源头上去掌握资源，收购一些掌握资源的海外企业。不过最近也出现了一个苗头应该引起注意：许多大型国企在出海并购国外资源类企业时，都受到了所在国政府的“特别关注”，它们会对中国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延长审批时间。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在加强与目标方各层面沟通的同时，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做法。
第二个并购目标是技术类企业。现代制造业建立在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如计算机、通信设备、精密仪器、制药业等，西方国家已经过长期积累和大量投入，在技术上遥遥领先，且修筑了知识产权等壁垒，让后来发展起来的国家很难追上（除非另起炉灶，否则基本不可能赶上）。比如，美国前100强企业的技术、专利、品牌等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已超过70％！而考虑到文化、机制、体制和投入等因素，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何来缩小这种差距？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去收购对方企业的股权。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权益的自由流动，我们可以通过购买股权来进入对方企业体内，一方面去分享目标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是引导它们转让技术，缩小彼此间差距。
第三个目标是西方国家的品牌和渠道类企业。品牌和渠道是西方国家企业的又一竞争利器，欧美企业经过长期的品牌培养和渠道渗透，已在市场中赚得盆满钵满。故此，中国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此次经济危机，在西方国家市场出现消费不振的时候，大力去收购欧美真正有价值的品牌和渠道企业。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产品的品牌是一种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资源，它是消费者用钞票投选出来的胜利者，销售渠道也是如此，并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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