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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实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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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过冬的禁令也没有得到遵守。
中国的官吏受了贿赂，一般的事情都会睁一眼闭一眼的。
不仅如此，广州的外国人比长崎的“远东的监狱”里的荷兰人，条件要好得多，其原因是附近有一个葡萄牙人获得特殊居住权的澳门，可以到那里去轻松地喘一口气。不准番妇进入广州，但可以把妻室儿女放在澳门。长崎的荷兰人要想轻松地喘一口气的话，那就只好到爪哇的巴达维亚去。
道光十年（一八三零）澳门外国侨民的人口调查记录现在还保存下来。根据这个记录：
白人 男 一千二百零一名
女 二千一百四十九名
奴隶 男 三百五十名
女 七百七十九名
殖民地一般不可能出现女人比男人多的现象。其实是由于男人们大多在广州工作，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数字。
称夷馆中的外国商人为夷商，按规定只能由特殊的商人同夷人做交易，这种商人称作“行商”（hong merChantS），为数极少，需得到相当于财政部的“户部”的批准。这些行商组织一种同业公会式的组织，称作“公行”，其成员数因时而异，大体在十家左右。
夷馆所在地区称作十三行街，那里排列着十三座西洋式建筑物。那种景象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奇观。
从西边数起是丹麦馆（黄旗行）、西班牙馆（大吕宋行）、法国馆（高公行）……。不过，冠在建筑物上的国名，同以后在那里设事务所的商人的国籍并不完全一致。在鸦片战争以前，丹麦馆里住进三家美国商行，瑞典商行租用了荷兰馆。英国馆当然是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所。外国人自己称这些夷馆为代理店（factorv）。
夷馆建筑物的正面对着大路，后面有庭院，庭院靠河。两边开门，一般用弧形的长廊相连接。
一楼是办公室、仓库、售货处、买办室和佣人的休息室等。二楼有食堂和会客室。三楼大部分是住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2）
铁制的坚固的金库放在一楼，由中国的买办管理，中国人称这种金库为“钱库”。其实里面装的主要是银子，也许应当称之为“银库”。登帐进出钱库的金额，事后如发现不足数，或掺杂有假钱，买办必须赔偿。不过，按照进出的金额，每千元买办可收取手续费二角。虽然一万元才得到二元，但每天都有数十万元金额的出入，所以决不能小看。
夷馆里的日用品和食品的采购，按规定也必须通过买办之手。
鸦片战争时，在这条十三行街上最大的外国洋行是查顿？马地臣商行，实力仅次于该洋行的是同属英国系统的颠地洋行。来自各国的商人都会聚在这里，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这儿还是英国商人的势力范围。
他们也是鸦片商人。广州十三行街的夷馆几乎全都从事鸦片交易，美国的商行欧立福特洋行，在外国商人中间被称为“圣地”，意思是大善人的商行，这是因为欧立福特洋行不进行任何鸦片交易。这样的商行凤毛麟角，可见鸦片的买卖是多么盛行。
夷馆里夷商们最大的不满是交易的对象受到了限制，
因为除了获得特许的约十家的“行商”，夷商不得同任何人进行交易。而行商们组织了“公行”这一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可以随意地压价购买棉花或提高茶叶的价格。夷商感到很不好办，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同任何人进行交易。
公 行
鸦片战争时，参加公行并获得清朝特许的商行恰好有十家，清朝的对外贸易就由他们所垄断。垄断企业当然会获得巨额的利润。
行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们生活的豪华奢侈，举世闻名。
这些公行成员的“行商”们，也有他们的苦衷，那就是贿赂和捐款。
直接监督公行的政府机构是“户部”，户部在广州设有
“海关”。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等地方长官也在广州设有“公署”衙门。另外还有陆、海驻军。这些机关的官吏动辄就向有钱的公行的成员索要钱物，朝廷有什么喜庆吊丧，也立即要他们献款。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强制他们摊款，军队出动时又要他们筹措军饷。除了这些临时性的费用外，每年还必须定期地向朝廷献款。巨额的献款紧紧地勒住公行成员们的脖子。
据文献记载，仅就道光年间来说，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新疆回族叛乱时出款六十万两，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广东连山之乱时出款二十一万两。
由于强索贿赂和献款，行商们受到重重的剥削。但他们的不满还不仅这些。
他们是正式获得批准的贸易商行，虽然可以经营茶叶或棉花的交易，但非法的进口品鸦片却不准他们插手。当时鸦片已成为对清朝的贸易商品中的最大宗的商品。这样一来，行商们虽获得了贸易的垄断权，但等于是没有捞到贸易垄断之实。
特许商人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公开地经营鸦片。
他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如果从事非法的鸦片交易，当然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但这样做就有可能被吊销正式贸易的特许，而这方面的垄断也有油水可捞。行商们两方面的好处都想要，打的真是如意算盘！
最理想的是让鸦片这种商品合法化。鸦片如果成为正式的贸易商品，那就会和棉花、毛织品一样，当然由公行的成员来垄断进口。鸦片垄断会带来多大利益，只要想一想都会使他们为这种耀眼的玫瑰色的光彩而陶醉。
拥有十家成员的“公行”的代表，称作总商。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至鸦片战争期间，担任公行总商的是怡和行的老板伍绍荣。在外国的文献纪录上，怡和行的老板代代都叫Howqua。Howqua就是“浩官”。“官”字是敬称。郑成功的父亲叫郑一官，就是郑家的长公子的意思。怡和行几代以前的老板小名叫亚浩，人们称他为浩官，外国人也仿效这个称呼。
中国没有袭用父名的习惯，甚至不准采用父母名字中
的一个字。外国人大概是图方便，称浩官的儿子为Howqua了Junior（小浩官），这样在形式上就变成袭用父名了。伍绍荣是浩官四世，字紫垣。当时的中国人要起好几个名字，伍绍荣另外也有元薇、崇曜等名字。外国人称他为四世，其实由于兄弟继承店务，他不过是第一代浩官的重孙子。 。。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3）
伍绍荣是个相当杰出的人物，后来他刊刻过《粤雅堂丛书》，在出版事业上做出很好的成绩。
他早就了解到“公行”的危机，深知行商们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在夸耀他们的财富，其实经济上十分拮据。
在十家行商中，除怡和行及其他两三家行商的营业较为正常外，其他都十分困难，有几家已面临经济破产的边缘。垄断贸易商竟然事业不振，出现赤字，这确实是怪事。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要硬撑门面，拿出大量的金钱进行贿赂和献款，而且另外还有使他们掉下去的陷阱。
广州当时是世界上利率最高的地方。这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但利率高的最大原因，肯定是由于有鸦片走私这种特殊的买卖。产业革百之后，金融势力已经遍布世界，金钱当然流向利率高的地方。
国内外的金融业者都拥向广州，从海外来的金融业者主要是印度的巴拉斯人。
现在孟买的色拉斯人仍然是控制印度经济的特殊阶层，他们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回教徒，而是从伊朗被驱赶出来的拜火教徒的子孙。他们离开了父祖的土地，在印度不得不靠商业为生，这和被赶出故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变成商业民族很相似。 巴拉斯人也作为金融业者而到利率较高的地区活动。因为他们的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中国人把他们称作“白头夷”。
在买卖兴隆的地区，要求贷款的人是很多的。但是，被人家赖帐不还是不行的。而且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想了解每一个借款人的信用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由绝对稳妥的超第一流的店铺或人物当中间人，通过他们的保证来贷款。给这样的店铺或人付中佣钱，但发生借主不能偿还债务时，中间人应负责全部偿还。
白头夷在广州认定绝对稳妥的店铺，当然是拥有贸易垄断权的行商。
国际金融资本的资金，通过行商而流入中国。行商只是作为中间人，右手接过资金，左手递给别人，从中捞取佣钱。这一来就产生了利欲：只要自己担保，白头夷就会无限制地贷款；流动的金额增多，就可以大赚佣钱。终于看错了借款人的信用，或者判断轻率，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
其结果就会发生无法收回借款的情况，但中间人行商必须向白头夷还清本利。让行商提取佣钱，目的就是为了在这样的时候负责。
从行商的角度来说，他们也不能不代替借债人还清债务，这里面有面子问题。如果不还债，就会引起诉讼，行商的特许权就会被取消，行商的资格被剥夺，也就失去了贸易垄断权。所以勉强也要还清债务。
金融业者实际上也是看准了行商的这个弱点。
如果一再发生这样的事，资金多么充裕的店铺也会衰
落下去。为了填补亏空，反而更加容易重蹈这样的失败。
伍绍荣身为公行的总商，他早就了解不少行商已陷入这样的困境。
他觉得应当想办法救一救这些人，但怎么开动脑筋也想不出办法。
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动点小手术看来是医治不好的。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一举挽回，那就是使鸦片合法化。这样，他们就可以垄断鸦片的进口。
走私贩运
非法商品鸦片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走私贩运的呢？
在十三行街设有办事处的夷商们，除了象“圣地”欧立福特商行这种少数的例外，一般都兼营鸦片买卖，其中还有的专做鸦片买卖。
不过，不论怎样，不能把禁品鸦片存放在十三行街。夷人是由于天朝（中国）的特别恩典而获准进行贸易的，所以当时的夷馆内并没有治外法权。鸦片万一被发现，不仅正规的贸易要停止，连夷人本身也会遭到驱逐。鸦片一度曾存放在澳门，但这也不稳妥。因此想出了一个主意——建造洋上仓库。
这种洋上仓库，英文叫StoreShip，中国叫“趸船”。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它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
夷商们常年把这种可以称之为鸦片母船的怪船停泊在珠江河口伶仃岛的洋面上，这里恰好位于香港与虎门的中间。
货物存放在海上，但实际的交易还是在十三行街洽谈的。洽谈好之后，夷人就在写明鸦片的等级、数量的领货单上签字，一手接过现银，一手把领货单交给私买的中国人。这种领货单叫“券”，在券上签字称作“立券”。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4）
券在市场上和实物一样直接买卖。
禁止夷人在广州过冬变为有名无实，就是因为在夷馆里还有这种立券的业务。正式贸易到十月左右就停止，但鸦片交易是常年进行的。
拿到券的人就备船来到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上，用券换取鸦片，装在船上返回。为了碰上巡逻船不致被抓住，必须尽量使用快速船。
这种快速船叫“快鞋船”，从它的名称就可了解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它挂着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
据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湖广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文，说当时这种快速船有二百只。清朝水师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这种快鞋船。而且“各关有重贿”，对各个关卡都行了贿，所以很少被抓获。
广东水师中有一个负责海上警备的军官叫韩肇庆，他因禁止鸦片有功而晋升为副将。副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校或少将。
让我们揭开画皮来看一看他的“功绩”。
为了防止鸦片从伶仃洋上的趸船运到岸上的期间被官船抓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夷商和私买者向警备当局提交百分之二的鸦片实物作为贿赂。就是说，运送一万箱鸦片要行贿二百箱。韩肇庆把这二百箱的一半揣进自己的腰包，把剩下的一百箱作为“没收品”上缴政府。
鸦片是禁品，所以比一般的商品成本高。由于运送困难，离卸货地点愈远，价格当然愈高。
在伶仃洋趸船上交货的鸦片价格，一箱“公班土”为八百西班牙元，而稍为北上一点，到广东与福建交界处的南澳则为一千元。再往北去，售价更高。
所以鸦片商人都不满足于伶仃洋上的交易，经常北上。不过，从珠江到南澳之间，在大亚湾、红海湾、甲子湾等处有许多海盗的巢窟，有被抢劫的危险。外国鸦片商人所害怕的并不是官宪的抓捕没收，而是这种海盗的袭击。他们跟各地的警备当局之间已经悄悄地达成协议，约定每箱鸦片的默许费大约为十元左右。
进入南澳的鸦片船，满不在乎地在官船的面前辩解说：“我们是从新加坡开往广州的途中，被风浪冲流到这里来的。”外国船只能开往广州，所以必须要就出现在南澳解释两句。
水师的警备军官登上这只外国船，在甲板上象演戏似的高声宣读禁令，庄严地宣布：“天朝只准在广州通商，不得在本地进行。”
鸦片船的外国船长“是、是”地答应两声。
这种场面一结束，清朝的军官就被领进船舱招待，在那里进行的商谈，英国方面的文献称之为“私人会见”。实际上是商定和索取默许费。以后清朝海军就对鸦片船给予保护。
可见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去，有可能进行更有利的交易。
地点只限于广州，而且只能同“公行”这种同业公会的组织正式交易，夷商们总想设法打破这种制约。他们当然希望废除公行一一自由贸易，在广州以外的各个城市进行交易一一门户开放。
后来发生鸦片战争时，英国企图篡改这次战争的原因，说是为了使中国承认上述的两项要求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作为结果来说，这两项要求通过鸦片战争而达到了。但是，战争本身是由于英国想强制进行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这决不能改变它是世界史上罕见的非正义战争的性质。
更换选手
英国的对清贸易，一向是把垄断权交给东印度公司，这种特许证每二十年更换一次。一八三四年是该到更换特许证的一年，但一八三二年英国的国会作出决议，不同意延长特许证的使用时间。
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了对清贸易，这一下就要退出舞台了。
这是有种种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产业革命后产生的工业城市的市民获得了选举权。以前只有能缴纳十英镑以上税款的“户主”拥有世袭的选举权，这一修改意味着贵族时代的结束和工商市民时代的到来。
世袭、保守和领地的时代过去了， 自由、进取和工厂的时代取而代之。新兴的工商市民在对外贸易上也主张自由竞争。对他们来说，垄断权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其次，东印度公司的对清贸易效率极低，这也是取消特许证的重要原因。
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为一千二百吨到一千三吨，航行一次在广州获得的纯利润，换算成美元平均不过三万元到四万元。而美国商人一般都用三百五十吨的小型商船，平均每只船可获得四万美元到六万美元的纯利润。其原因是东印度公司已经官僚化，头脑僵化，不能随机应变，把国家的特许当作铁饭碗。而美国商人则毫不犹豫地往有利可图的地方钻。他们把美国的农产品运往欧洲，换成西班牙银元，从印度把鸦片运到澳门，在广州装载中国的茶叶、丝绸回美国。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5）
不能认为英国商人比美国商人笨，而是贸易机构有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废除特许公司的垄断，让商人们去自由竞争。英国国会一八三二年的决议正是依据这样的判断。
过去虽说是东印度公司垄断，但所谓“个体贸易商”早已以承包的方式，在对清贸易中十分活跃。象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商行就是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商行。
东印度公司向广州派出特派委员，清朝方面称之为“大班”。东印度公司要退出对清贸易的舞台，这种公司的代表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等于是指导和监督贸易的工作不需要了，相反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东印度公司拥有和大资本紧密结合的机构，现在代替它的是资本和组织都比较薄弱的个体贸易商。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新设立驻中国商务监督一一即领事。就是说，派遣政府的代表去广州，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这不是简单的人员更换。
大班不过是公司派遣的职员。商务监督的官职虽不高，但他是正式代表国家的官吏。女皇陛下的官吏必须受到相应的待遇。
第一任商务监督是威廉？约翰？律劳卑，四十七岁，海军大校，拥有贵族的称号。
但是，从清朝方面来说，不管是东印度公司还是大英帝国，根本不理睬这种选手的更换。
贸易本来就是一种怜悯。是蛮夷之国请求进贡，怜悯远方来客仰慕天朝的可嘉的心情，因此才予以同意的，而且还要赐给对方很多物品。这就是清朝当局对通商的传统看法。
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同外交的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外交是在对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概念。根据中华唯我独尊的观点，所有的外国都是蛮夷，不是朝贡国就是附属国，跟这样的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对等的外交。
英国当然想以和中国对等的地位进行交涉，缔结通商条约，一八一六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去北京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清朝当局不同意对等的交涉，并要求英国皇帝的代表
阿美士德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阿美士德拒绝了这个要求，因而遭到驱逐。
这位阿美士德后来当上了印度总督，光荣隐退，律劳卑被任命为驻清商务监督时他还活着。
就连对清交涉失败的阿美士德也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律劳卑如果能使清朝同意对等交涉，一定会在青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声。
律劳卑意识到这一点，感到十分振奋。
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巴麦尊 外交大臣对赴清国的律劳卑作了以下的指示：
1 一到广州，即以书面通知两广总督。
2 尽可能把通商扩大到广州以外各地。
3 采取办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
4 除特殊情况外，暂不同中国发生新的关系。但是，如有这种机会，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待训令。
5 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不得把军舰开进虎门（中国认为珠江的虎门水道以北是内河）。
律劳卑的失败
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到达澳门。数日后，乘军舰安德洛玛克号来到川鼻。川鼻是虎门水道的入口。他在这里改乘舰上的小艇，奔赴广州。他确实遵照巴麦尊外交大臣的指示，没有让军舰越过虎门。
律劳卑进入十三行街的英国馆，把自己到任的通知信交给书记官阿斯特尔，命令他交给两广总督。这也是根据外交大臣的训令做的。
但是，尽管阿斯特尔四方奔走，却没有人为他转达这封信。因为从清朝方面来看，夷人给总督写信乃是一种无礼冒渎的行为。
过去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大班）同清朝当局办交涉时，一向都是遵循这样的手续：以“禀”（恳求书）的形式向公行提出书面请求，然后由公行把它转达给海关监督。
“商务监督和大班不一样。”不管阿斯特尔怎么解释，清朝方面就是充耳不闻。
当时公行总商伍绍荣夹在两者之间，他的地位确实十分难处。
按规定，有关夷人的事情，公行都要负责任。夷人胆大包天，竟然要把对等的信件递交总督，公行必须对此负严重的责任。而且夷人要进入广州时，必须事先提出申请，而律劳卑并未履行这种手续就跑来了。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是大英皇帝陛下的官员，不能卑屈地向清朝恳求入境。而从清朝方面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6）
公行无计可施，只好宣布同这些不逞的英国人停止贸易，这就是他们表示负责任的方式。
律劳卑仍然不妥协。
但是总督拔出了传家宝刀——宣布封舱。
总督以官方的命令停止一切贸易，接着命令夷馆里的通事、买办、厨师、仆役等所有的中国人退出夷馆，并发出布告，凡向英国商馆提供食物者要处以死刑。紧接着清朝的军队就包围了英国商馆。
商馆被断绝了食粮后，律劳卑派出了密使，命令停在外洋的安德洛玛克号和伊姆杰号两艘军舰开来广州。
这样做虽违反了巴麦尊不准军舰进入虎门以北的调令，但律劳卑判断这是出于训令所说的“特别的需要”。
英国的两艘军舰一边和虎门的各个炮台炮战，一边沿珠江而上；开往广州。安德洛玛克号战死一人，轻伤三人；伊姆杰号两次搁浅。但两舰终于强行突破成功，进入了黄埔。用舢板船围绕在军舰的四周，把两只军舰上约四百名军队部署在各个岗位，准备战斗。
另一方面，围困在夷馆中的英国人疲劳困惫，主帅律劳卑发高烧，军医柯涅奇诊断是疟疾。
律劳卑企图用炮舰来对清朝进行恫吓。可是，对方不接受任何函件，因此采取了给广州的英国商会会长波伊特写信的方式。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以英国皇帝的名义，对总督和巡抚所宣布的空前暴虐的非正义的行为表示抗议， ……对他们滥用权力表示抗议。我要求阁下（波伊特会长）向他们（公行）宣布：英国皇帝是伟大的君主，统治着比中国更广阔、更有力量的世界领土，指挥着所向无敌的勇敢的军队，拥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可以在海上平稳航行的、配备一百二十门大炮的大船。……如果在十五日（星期一）之前得不到他们关于这封信里所说之事的答复；我将把这封信公布到街上，向人们散发信的抄件。这样，一定会有一张抄件能到达北京的皇帝的面钱。
清朝方面为了对付闯来的两艘军舰，调来了提督麾下的大师船二只、驻广州的满洲将军麾下的大小师船六只和内河巡船二十余只。另外还把十二只大船各装进石块十万斤，沉入江底，这一带的水深就变浅了。岸上排列着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三百名壮丁。
两广总督卢坤也对夷人进行了反驳。不过，天朝的大官直接同夷人谈话是违法的，所以采取了“给公行的命令”的形式。律劳卑用给本国国民——商会会长写信的形式同清朝方面说话，而清朝的答复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总督“给公行的命令”是很严厉的，大体的内容是这样：
……英国愿意派出国家的官吏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国继承旧制，仅通过公行与夷人接触，同样也是我们的自由。除了礼节性的访问和朝贡使节外，我国与外周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事前既未有任何通知，他本人也未带来任何委任状，而且关于这个完全新的问题，也不给予时间让总督请示北京的训令。竟然破坏清国的法律，将军队与武器带进商馆之内（注：九月六日有少数武装的英国人进入商馆内），并对炮台进行炮击，强行侵入内河。……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天朝的兵马是可怕的军队，枪炮武器堆积如山，一旦调动军队，小小的军舰是不可能防御的。如果律劳卑能悔改前非，撤退军舰，遵守旧制，余还可稍加犹豫：如果他仍然愚昧不悟，余将无法忍耐。天朝的军队一旦发动，他们就将玉石俱焚！
律劳卑不得不屈服。
这一年，东印度公司退出了舞台，开始了自由贸易，来广州的英国船比哪一年都多，而且大多数是资本少的贸易商的船只，当然忍受不了长期停止贸易。最初商人们也认为为了今后着想，当前应当对清朝采取强硬态度，但后来就逐渐软化了。律劳卑虽躺在病床上；但这种倾向和气氛他肯定是知道的。
只要律劳卑一个人离去，贸易就可以恢复。
他含着眼泪，决定离开广州。他到广州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居留在广州的同胞再忍耐下去。他发着高烧，仍然提起笔，在命令书上签了字，要求特意叫来的两只军舰撤回到伶仃洋面上去。
在离开广州时，他向广州的英国人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
……由于中国军队的压迫，也由于施加于英国商人身上的凌辱，现在我们就要离开此地。总督的措施损伤了与中国皇帝同样神圣的英国皇帝的威严。现在他可以随意地采取勇敢的行动。英国皇帝惩罚总督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律劳卑自己已不能行走，由两名部下扶着走向码头。
九月二十六日，律劳卑躺在担架上，在澳门登岸。
九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满意地发出了开舱（恢复贸易）的命令。
一切恢复了正常。
律劳卑在到达澳门的第十五天上死去。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期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教堂不要敲钟，但这样的关怀也没有起作用。
这种情况看起来是清朝方面暂时获得了胜利。
但是，虎门内河的各个炮台却未能拦住两只护航舰，这一事实对清朝当局确实是很大的震动。
北京紫禁城的主人道光皇帝，打回了广州送来的奏文，愤怒地在上面加了这样的“批”：
……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兵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人轻视也。
六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次的律劳卑事件可以说是它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而中国方面虽了解到海防的漏洞，但在这六年期间并未能做好有效的防御。
第四章 论争（1）
广东的美梦
广州的粤秀山 有一所学校，叫“学海堂”。这所学校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由当时的两广总督、清代有名的学者阮元所创建，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停办的八十年期间，它不仅是广州学术界的中心，而且刻印了很多好书，对全国的学术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所学海堂的校长叫吴兰修，嘉应人，嘉庆十三年（一八零八）举人，曾任粤秀羊城书院的监院。他精通南汉学，著有《南汉纪》、《南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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