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实录-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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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冯　　牧
　　不久前，卞立强同志告诉我，他所翻泽的我国旅日著名作家陈舜臣先生的煌煌巨著、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即将在国內出版。这件事令我欣慰不已。虽然陈舜臣先生的著作在国內已经有过几种译本，有的作品，例如《郑成功》，在国内已经广为传播，赢得了广大渎者的重视与赞扬。但是，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作家，由于他的许多代表性著作还没有在他的祖国出版，因而在自己的同胞中得到的荣誉和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在他所客居的国家—一日本那样广泛和深入，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遗憾。因此，　　当我很高兴地获悉，陈舜臣先生的一本历史文文学著作《鸦片战争实录》将要在国内出版的时候，我是很愿意在书前写儿句话，借以表达我对于这位旅居日本的著名华侨作家的钦敬之情。
　　陈舜臣先生祖籍福建泉州，他个人出生在日本神户。他持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护照，但是除了汉语旧体诗以外，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用日文写成的。这常常造成了一种误解；由于他著作等身，闻名遐迩，而又多次获得日本的文学奖，因此他的名宁在国际文坛上有时被列入当代一些著名的日水大作家行列之中。然而，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虽然他只能讲闽南活而不能用流畅的普通话表达思想，但无论从思想气质上来说，或是从文化性格上来说，他都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作家——一个精通祖国的历史，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大地有着深沉的民族情感的中国作家。这就不难了解：　　为什么陈舜臣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的历史和人物作为题材的。他是一位有很高艺术造诣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于祖国母亲的光辉悠久的历史，有着深湛熟稔的研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有人曾说，陈舜臣先生即是富有高度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的历史学者，又是能够以洞彻明察的历史家眼光来看待生活、看待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优秀作家。我以为这并非溢美之词。
　　陈舜臣先生在青年时代和大学生活中曾经是一位研究东方语言的语言学者，他在文学征途上起步很晚，在一九五七年他年已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创作并发表了他最早的文学作品。从此以后，他在文学创作上才思如涌，后来居上。他在文学路程上的前进步伐，尤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在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创作和著作。陈先生最早曾经以历史推理小说进入文坛，并因而获奖，但为他带来国际荣誉的，则是他的以中国和日本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小说。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都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以后才出版的具有史诗规模的宏篇巨作。现在呈现于读者的《鸦片战争实录》，则是他在创作长篇小说《鸦片战争》，并且对于祖国清末史实和人民生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的一本即兴之作，从这本篇幅不大的文学随笔式的著作当中，我们也叮以看到作为一位文学家的历史见地和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动人文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于他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的深入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于书中所描绘、所剖析的那个历史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真实而形象的感受。
　　最近几年，陈舜臣先生还写作和出版了一些用别开生面的方法写成的历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五卷的历史巨著《中国历史》和两卷本的《中国五千年》，这两本著作，用优美、生动、幽默和富有哲理的文字，创造性地用引人入胜的文学语言，描写了中国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这些著作，反映了陈舜臣先生的历史观和社会观，　　同时也表达了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思。它们已经在日本广为传诵，并且被汁多学校和部门指定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必读书或参考书。我希望，这两部书有一天也能够以中文版本和作者祖国的广大同胞见面。
　　陈舜臣先生生于一九二四年，算来刚刚度过了他的六十春秋。我们预祝他身笔两健，创作丰收，正如他在一首用中文写作的七言绝句中所门期的一一
　　天嘱文工立纸碑，马迁维我一茎丝，
　　眼花尚瞰蝇头字，紧握彩笔从所之。
　　我深信并且祝愿，陈舜匪先生的“彩笔”将永远在握，将水远以他旺盛的创作精力，　　写出更多的佳作来。
　　一九八五年二二月五口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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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鸦片战争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但这种相遇不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重点恐怕应当放在对于东方的“来自西方的冲击”（western　impact）上来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来说，东方首先是可以传布基督教的宗教上的处女地，而且早就为此而进行了研究。接着——特别在产业革命之后，东方是作为销售西方商品的市场和作为西方所需要的茶叶等商品的供给地而被进行研究的，传教士与贸易商人一起航海来到东方，他们把自己的见闻传到了西方的祖国。
　　可是，对于东方来说，西方不过是“夷狄之地”。东方对待西方虽然也曾有过某种好奇心，但未曾怀着西方对待东方的那种宗教的狂热或贪得无厌的利欲来面向西方。
　　外国人早就来到中国的澳门和广州，但其人数有限，终于未能在中国人的中华意识中留下什么影响。由利玛窦所开创的传教活动，由于多次的传教禁令，终于也无力使中国人的眼睛转向国外。从东方去西方的人数极少，少数的漂流者和移民到东南亚的人们，虽然接触了西方，但他们与祖国隔离，他们的见闻未能传到中国。
　　这样，西方对东方有着相当多的知识，而东方对西方的了解却几乎象一张白纸。这张白纸不得不因来自西方的冲击——鸦片战争——而染上了颜色。
　　由于原来是一张白纸，所以染上的颜色就特别显眼，我们可以象科学家在观察试管中的试验那样，　　了解到东方的“来自西方的冲击”的状况。同时在这里也许还可以再现原来的白纸——前近代的东亚的面貌。
　　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鸦片战争也是“颇有趣味”的，它简直就象一次受惩罚的重大历史事件。首先，由于这次战争，我们所居住的东亚打开了近代史的扉页。关于这一点，可沦述的问题很多，而且应当从各方面来理解。我曾经写过近三千页稿纸的小说《鸦片战争》，但我并不认为篇幅长，也不觉得把该写的都写完了，所以我还想再一次来写鸦片战争，只是这一次不用小说的体裁，而是用实录的方式。
　　这样一个今后仍然需要大加讨沦的事件，而世界史的教科书却以寥寥数行的说明，就把鸦片战争对付过去。我想比教科书略为详细一些来叙述一下鸦片战争的经过，希望能为更深入发掘近代史的人们的工具箱里提供一点资料。我极力想把这些资料摆列得好一些，以免使它显得太难看。
　　一般来说，概述之类的东西，往往要面面照顾，重点不突出，容易显得枯燥无味。但是，涉及到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面子，我起码必须要把它写成一本“可以读下去”的书。既是概述性的，又要使它有吸引力，也许会“贪多嚼不烂”，但我确实是怀着这样的意图而提起笔来的。这也可
　　能是我这个并非学者的小说家的特权吧。正因为如此，本书的内容我想一定会有不少有赖于博雅之士斧正的地方。
　　陈舜臣一九七一年五月
　　

目次
第一章　　衰世　　　　　　　　　1
　　走下坡路的时代　　逃出首都的诗人　　宣南诗社
　　第二章　　午睡之友　　　　18
　　畸形的通商　　罂粟之妖　　漏银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　　　　31
　　夷馆　　公行　　走私贩运　　更换选子　　律劳卑的失败
　　第四章　　论争　　　　　　　　　　51
　　广东的美梦　　许太常奏议　　引起反驳　　严禁论的定本
　　第五章　　点燃导火线　　　　66
　　皇帝奋起　　林则徐登场　　“事势有难言者”　　南行
　　第六章　　虎门之烟　　　　　　83
　　行使实力　　天之所厌　　烟深海国　　权臣在内
　　第七章　　战火　　　　　　　　　　98
　　驱逐　　九龙及川鼻之战　　北京与伦敦的强硬　　蜂拥而来
　　第八章　　为了鸦片　　　　　　114
　　舰队北上　　重返广东
　　第九章　　三棱镜的时代
　　星斗南　　渔翁得利
　　附录：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南方与北方　　不义之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衰世（1）
走下坡路的时代
　　首先谈一谈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一八四零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的年号相当于天保十一年。
　　中国当然是清代。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后、实质上统治中国的清世祖顺治元年（一###四）算起，是第一百九十六年：是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的七十一年前。
　　就年号来说，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但一九七一年已为昭和四十六年　，刷新了这个记录。
　　从中国的记录来看，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次，即清朝的康熙六十一年（一六六二一一七二二）和乾隆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一七九五）。
　　此外，没有超过五十年但超过四十年的年号，有明朝的万历四十八年和明嘉靖四十五年。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一四零一公元前八七）。但这位皇帝有着改年号的嗜好，从即位时的“建元”到死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其中没有一个年号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过两次年号，开元是二十九年，天宝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号达八次。
　　在位时间长，不仅要皇帝的寿命长，还必须年轻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
　　由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实行革新的政治，随着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渐老练地推行——这是理想的形态。不过，白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期间，实现了近于这种理想形态的却为数极少。
　　上述各个年号的期间，除了明代还有点疑问之外，人体上可以说都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几乎是互相连接的。
　　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恐怕是没有异议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镇压的政治，当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两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这三代可以这么说：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散发。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简直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慧都会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渝旨。预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当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他认为八十五岁是执政能力的极限。
　　如他预告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还活了四年。如果他要执政到死的话，乾隆将为六十四年，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开创世界纪录。
　　把八十五岁看成是极限，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种帝王的过度自信，实际上极限期早就到来，政治已经紊乱，只不过是“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把它掩盖着而已。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时代的宠臣和绅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据说不下八亿两白银。当时政府的岁收为七千万两，就是说，和绅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国家岁收。他当过二十年的内阁大臣，换句话说，每年国家岁收一半以仁部落进了他的私囊。
　　允许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宠臣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经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代。
　　继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执政的二十五年期间，可以说是一味地掩饰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巳到处露出破绽。不过，嘉庆年间还勉强平定了白莲软和天理教之乱，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过了。
　　嘉庆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这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鸦片战争就好似瞅准了这个不幸的时代而发生的。
　　据《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的人口为一亿九千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一八三零）的《户部档案》，则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

第一章：衰世（2）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十八。总生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当然相应地减少，国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应当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逃出首都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四月，一个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地离开了北京。
　　诗人的名字叫龚自珍，号定庵。他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母亲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段玉裁的女儿，他也受过外祖父的启蒙教育，小时候跟外祖父学《说文解字》。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僚。应该说，这位诗人是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的。
　　龚自珍的性格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在黄昏吋听到如咽如噎的唢呐声，立即就会晕倒过去。他的诗中说：
　　行年迨壮盛，
　　此病恒相随。
　　可见到了壮年之后，他这种因黄昏的唢呐声而晕倒的怪毛病，仍然没有得到矫正。
　　他四月单身离开北京，九月又北上接家属，但他终于没有进入北京，而是在北京郊外的固安同家属汇合。
　　看来是为了避入耳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同皇族的爱妾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感到处境危险。也可能是这样。当时都传说他的情人就是著名的顾太清女士，而这种传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顾太清，字子春，是满族妇女。她容貌美丽，虽是满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造诣很深，是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才女，著有《东海渔歌》和《天游阁诗稿》。她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个辅国将军的母亲。
　　她的作品一般被认为不拘泥于格式，具有自由奔放的特点。所以她写的词要比诗好，在清代的词当中恐怕应列入前五位。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这种形式轻松自在，适宜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她的性格一定也很热情，讨厌陈腐规则的束缚。
　　龚自珍也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这两位具有绝世文才的多情男女都住在京师，很有可能由于某种机缘而结合在一起。
　　诗人匆忙离京回乡的原因，虽然还弄不清是否是由于同顾太清的恋爱问题，但离京的情况很不正常是肯定无疑的。
　　他的神经极其敏感，稍微轻轻一触，那紧绷着的心弦，立即发出微妙的音响。他的这种敏感的神经，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当他实在无法抑制时，就破了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发誓不写诗。看来他是把写诗和喝酒、抽烟同样看成是一种恶习。他深知自己感情过于炽烈，担心写诗会给这种炽烈的感情火上浇油。
　　他已经三次给自己加上了这种诗戒的约束，但三次都破了戒。大概是感情的洪流一旦泛滥，如果不写诗来加以疏通清理，泛滥的感情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在这次回乡的途中，他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一八三九年是己亥年，因此把当时写的诗称作《己亥杂诗》。
　　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已经切身痛感到“衰世”的来临，这种衰世感已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深深的忧患。
　　当时的有识之士，恐怕都或多或少地为这走下坡路的时代而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人是极其尊重历史的民族。印度人所关心的是宗教的思索，他们的文献上所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宗教的事情，据说印度史在史料上往往是不足为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太丰富了，他们留下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的记述。他们是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时世的衰落就反映得更为深刻。而且龚自珍是以诗人的敏感来感受这种时世的衰落，所以他的忧患必然是异常深刻的。
　　他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襄少，
　　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
　　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
　　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
　　未忍托禳巫。
　　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在这个人世上，故物（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却紧紧地缠着我。在春深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地伴随我；在黄昏的梦中，也是它最先进入我的梦境。尽管岁月流逝，情况依然如旧，并没有象流水那样一去不返。恐怕没有人象我这样重感情的了。尽管忧患紧紧地缠住我，但它跟我的交情是这么深，我还不忍请巫婆来把它赶走。

第一章：衰世（3）
当时的读书人一般都怀有这种“忧患”之情，而龚自珍的忧患特别深。
　　人们往往把旅行当作更好地了解世俗人情的一种方式。
　　他在回乡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庙会。当时，人们崇拜道教的神——玉皇、风神、雷神等，按照道教的教规，对神有什么祈求，要写在青色的纸上，供在神像前，称之为青词。参加这次庙会的有好几万人，十分热闹。有一位道上请求龚白珍为他写一篇“青词”。
　　“要祈求神吗？究竟向神祈求什么好呢？”
　　一提起向神祈求。龚自珍的忧患更大了，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泪。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以上就是他当时写的诗，收在《己亥杂诗》中。
　　九州即中国。中国的芸芸众生都在祈求风神和雷神，由于一味地依赖，万马都无声息了。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我希望上苍重新振奋起来，降下破格的人材吧！
　　这是一种期待英雄出世的愿望。
　　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爱读的一首诗。
　　希望有“破格”的人材，这是近代中国人恳切的愿望。
　　诚然，与其依赖于风神、雷神，还不如寄希望于英雄。不过，盼待英雄，还不如自己成为英雄。
　　龚自珍大概是由于爱情的纠葛而离开丫皇都北京，他对这次逃离首都当然感到羞愧。他思念在北京交往的友人。就诗文来讲，朋友中没有人能超过他，但他的这些朋友虽说不上是“破格”，却都是天下有用的人材。
　　“唯有我落到这步天地……”龚自珍感到自己跟这个衰世太息息相关了。他觉得：“正因为如此，我比任何人都能从心灵深处直接感受到衰世，而且比任何人都能准确地表达衰世。我将通过这种表达而使有热血的人振奋起来，不仅是同时代的人，就是下一时代的年轻人也会心灵为之震动……”
　　唯有这一点使这位逃离首都的落魄诗人感到心灵上的安慰。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清末所有的革命志士，可以说都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不过，这不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近于宣传鼓动的文学影响。
　　思想未成体系，也许是龚自珍的致命弱点。但是，要求他的思想成为体系，这本身就是无理的，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诗人。
　　不少人对他的文章的过激和奔放的一面抱有敌意，尤其是对于重视正统的古文学派和不喜欢过激的改良主义派来说，他是很不受欢迎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古文学派的代表章炳麟对龚自珍的评价。他在《说林》这篇文章中诋毁龚自珍说：
　　……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耶！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改良主义派的代表、本世纪启蒙学者梁启超在论清末学术思想的文章中关于龚自珍的评价：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但稍有进步，则知其浅薄。
　　就是这样两位对他抱有反感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龚自珍的诗文紧紧地抓住年轻人的心灵。
　　龚自珍是与魏源并称的公羊学者，但我希望对他作为诗人的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的才能是在于他是个直感的诗人，而不是自成体系的学者。我觉得他的直感能力的敏锐，甚至使他成为一个预言家。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一般都从龚自珍谈起。不过，很难说他是政治史舞台上活跃的人物。历史上的人物大多由于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显赫一时，但却很少有人用自己的光芒来照耀时代，而龚自珍却令人感到他是这样少有、难得的人。他自身就是一个发光体，给我们照出了鸦片战争的时代，甚至预言了下一个时代。
　　他在一篇题名为《尊隐》的著名的文章中说：在这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在“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鹃旦不鸣”的时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这篇文章很费解。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在这个曰益走下坡路的衰世，而人们却鼾声大作，沉沉入睡。但“山中之民”在天地与神人的支持下，即将大声地呐喊着，蜂拥而未了。
　　有的评论家认为，龚自珍以这篇文章预告了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等的农民革命战争。这种说法也许太过分了一些，但是尽管龚白珍本人并不意识，他确实为下一个时代投射了光芒。

第一章：衰世（4）
龚白珍在镇江庙会的人群中，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不久前接触过的各种人的面影。他想起厂曾任两广总督、当代首屈一指的学者、　　白发皓首的阮元。阮元已经功成名遂，当时正隐居在扬州，他曾和来访的龚自珍淡沦了许多经学上的问题。
　　正如《己亥杂诗》中所说的那样：“谈经却忘三公贵。”龚自珍曾和阮元畅谈得入了迷，甚至忘记了对方是被人誉为国家柱石的高贵的大人物。
　　龚自珍不由得不想起另一个给人的感觉跟阮元完全相反的人。
　　这个人就是林则徐。他已担任钦差大臣，应当已到达任地广州，在从事政务活动了。朝廷派他去广州是为了禁绝鸦片走私进口的。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再也不能放置不管了。
　　“林公是准备去死吗？”诗人的脑子卫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是不是由于于旅途的劳累，　　从脑子里偶然冒出来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呢？
　　“不！不是胡思乱想！”他在内心里跟自己这么说。
　　他这么想是有根据的。林则徐拼出一死去广州，这本身就是根据。
　　一想起林则徐。诗人的脑子里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宦南诗社同人们的面影。
　　“多么珍贵的朋友啊！”龚白珍想到这里，产生一种陶醉的感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的眼睛里再一次涌出了泪水。
　　宣南诗社
　　中国的读书人一定要写诗，这可能是一种涵养锻炼，在调整平仄和音韵以及思考对句的过程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写诗在中国的读书人中间十分普及，日本写短歌或俳句的人很多，这两者十分相似。
　　日本作俳句或短歌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称得上俳人或歌人的人并不多。同样，中国所谓的诗人，是指那些能写出极其优秀诗篇的人。中国并无诗人这种职业，诗人大多是官吏，如杜甫，李白、白居易，都是官吏。陶渊明辞官之后，并不是靠写诗乞饭，而是回到田园，耕田种地，以此来维持生汁。
　　诗是感情的抒发，是对人及自然的观察，其根本是一种表现的欲望，希望有人来读它，褒奖或批评它。它是解除人的孤独感的一种手段。所以人们喜欢同气味相投的人一起进行写诗活动，因此就产生了“集团”。
　　龚白珍所属的集团称作“宣南诗社”，同人中不少人都具有浓厚的公羊学的倾向。
　　所谓“公羊”，是孔子所编《春秋》的注释书之一。这种对《经》所作的解释，称之为“传”。《春秋》有公羊、左氏、谷梁三传。就详细注释历史的事实来说，《左氏传》最为杰出；《公羊传》则把重点放在贯穿于史实之中的理念上。《公羊传》尊重所谓的“微言大义”，是基于这样的解释：孔子在《春秋》这样枯燥无味的史实罗列中施加了深刻的用意，批判了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区别“华夷”——即文明和野蛮——的观念是极其强烈的。拿《春秋》来说，在谈到文明的国家时，如称齐人、秦人，都要加一个“人”字，而在谈到野蛮的国家时，仅以夷、狄、戎等来表示，不加“人”字。不过，经常有例外。如僖公三十三年载：“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殼。”这就是例外。
　　人们对这个例外作这样的解释：给中华之国晋加人，对夷狄的姜戎不加人，这是遵照一般的惯例。但对中华的一国秦也不加人，这是因为秦在这次战争中搅乱了人道，因此不给它加人，意思是把它视同夷狄。相反，野蛮的国家因有善行，有时也称作狄人。
　　在记述无关紧要的事实的文章中插进激烈的历史批判，正是公羊学所重视的。随着历史批判精神的增强，这种学风必然带上政治的色采。不仅是对历史，对现实的政治也投以批判的眼光。所以学习公羊学的人，一般都是从历史批判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和批判，在行政组织、国防、经济、漕运、产业等各个领域中，对实际政治表示深刻的关心，并不断地加以评沦。
　　中国在宋代完成的朱子学被视为正统的学问。朱子学的重点是放在文献批判上，终于产生了象南末王应麟那样的考证学者。清朝因袭明朝的制度，也把朱子学当作官学。
　　清代的学问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证”，清代学术的精华就是考证学。考证需要严格的批判精神和合理主义，因此可以称之为近代的科学的学问。但是。其末流还是堕落到为考证而考证。拼命地进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