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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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子上，非跟你到毛主席那里打官司去。”

　　“老小孩，老小孩，讨不清，讲不明。父亲就不明白，当年驰聘疆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司令们，竟然能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而大动肝火甚至要去找毛主席评理。干休所简直成了幼儿园。”父亲如是说。这也是父亲后来宁可回到鲁北老家，也坚决不再进干休所的主要原因。

　　母亲转业后，被分配到南昌市青云谱区政府幼儿园任主任兼区辅导员。当时区幼儿园刚刚建立不久，条件比较差，设施管理师资力量都与部队机关幼儿园无法相比。母亲报到之后，二话没说，决心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没有黑板，她蹬着三轮车亲自去买，没有师资，她苦口婆心地动员老师来教书，没有生源，她挨家挨户去调查摸底，向家长们宣传幼儿早期教育的益处，在母亲的努力下，幼儿园很快就初具规模，各方面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就在母亲雄心勃勃地决心把区幼儿园办成全省一流榜样示范园时，始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南昌市成为全国最早武斗的城市之一，并且这股文攻武卫之风在学校、机关、工厂和农村迅速蔓延开来，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大小单位到处深挖封资修。幼儿园的教师不再教书，学生统统放假。母亲还没有弄清眼前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回事，便再次成为运动的批斗对象。

　　“文革”对母亲肉体及心灵的摧残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运动。虽说解放初期的审干运动和五七年反右运动母亲都没有逃脱，但那毕竟是在部队，政策把握得严，不搞人身攻击，再加上多少有父亲的政治因素，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便过关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可大大不同以往，一来运动来势凶猛，二来地方根本不讲什么政策，三来父亲已鞭长莫及，于是数不清的批斗会和检讨书使母亲遭受到沉重打击。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她的精神支柱几乎濒临崩溃边缘，终于，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头痛、头晕、恶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摔倒在马路上，既使是这样，也必须定期到单位向造反派头子汇报思想改造情况。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磨刀霍霍地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拉开一副“大兵压境”的架势，并且谋划运用中程巡航导弹，对中国的核实验基地和北京、上海等一些主要战略城市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针对中苏关系的骤然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又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了加强北京的防御，中央军委急调父亲原部队28军北上，与北京军区联合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三北”地区（东北、华东和西北）一下子由过去的“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

　　1969年10月18日，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了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一号命令，为了防止无谓牺牲，中央军委同时下令迅速疏散各省城干休所的所有老干部。命令发出后，我军各个部队立即进入一线战备状态。不久，中苏边境的苏军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队调动频繁，有些部队开始向我前沿有计划地推进，驻在太平洋和远东一带的美军，也开始全面加强戒备。就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各方面的动向，都呈现出剑拔驽张之势。

　　在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下，我们全家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去安庆？母亲坚决不同意。安庆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她绝不能让我们兄弟四个从小背上海外关系的包袱，影响政治前途。

　　去九江、淄博、德州等中小城市的部队干休所？父亲又坚决不同意。他住够了高干成堆的干休所，他生怕部队高干子弟中日益盛行的玩世不恭之风把我们兄弟四个最终变成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还是回老家吧。”父亲深谋远虑地说：“小县城乱得轻，对孩子们影响小。再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修真的进来，我还能回家乡召募子弟兵打游击！”

　　母亲同意了。

　　

九　　磨难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初春，我们全家乘坐南昌到上海的列车软卧包厢离开南昌，先至上海，在国际饭店住一宿，又换乘上海到北京的列车向北奔驰一昼夜，到达我的祖籍——鲁西北的一座小城。

　　临行时，母亲到单位办理调动手续，可单位造反派头子却说，问题没有搞清楚，哪里也不能走。于是，母亲在单位拒绝出示一切证明的情况下无奈地离开了南昌，从此，母亲参加革命21年的光荣旅程便从档案上一笔勾消了。她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我父亲的干部履历表中：妻子，余耀华，职业，随军家属。

　　一夜之间，母亲的身份由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变成了随军家属。

　　这一身份的改变象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母亲的胸前，使她整整10年喘不过气来。

　　二十几年前，风华正茂的母亲为了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彻底摆脱中国女人几千年来从属于人的宿命，毅然离家出走，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觅寻到了光明的前程。还是为了有一个完善的自我，她宁可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也不做全职高官太太，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别说是解放全人类，就连最初苦苦追求个人解放的梦想也破灭了，与命运拚搏半生，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依靠男人生存的随军家属。历史同母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她人生的轨迹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圆。

　　我记得在那个寒冷的清晨，列车停靠在鲁西北的县城小站，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一家人，刺骨的北风使从未到过北方的我第一次对南北方的差异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

　　放眼望去，面前的一切都是陌生而神奇的。走惯了高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从未踏上过望不到边的一马平川；看惯了茂密葱葱的绿海森林，从未见过沙尘四起的黄土苍莽；听惯了袅袅纤巧江南女子的绵绵细语，从未闻过丰乳肥臀北方婆娘的爽朗笑声；吃惯了荔枝香蕉大米饭，从未尝过红枣酸杏窝窝头。这就是生养了我父亲的地方？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那时年幼无知的我很快就被面前这全新未知的环境而刺激、而吸引、而兴奋不已。

　　但是我的这种莫名的兴奋很快便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烧到了九宵云外。

　　接收父亲的单位是县武装部。那时候全国各地的的武装部都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代管分散安插的军队离休干部。由于中央一号命令下得急，又加上正是冬季，县武装部为我家新盘的土炕还没有干透，只好不停地用柴火猛烧了两天。炕是烘干了，可没想到土炕和炉灶之间悄悄烧开了一道长长的裂缝，上面铺着厚厚棉被竟然没有看出来。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睡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感到又新奇又舒适，经过几天旅途的颠波，我们全家都已十分疲惫，很快便进入梦乡。半夜时分，我被一股怪味呛醒，睁眼看时，只见屋内浓烟滚滚，炕上的棉被燃起的火苗足有一尺多高，父亲和母亲正在手忙脚乱地端水灭火。直到天亮，全家人再也没有合眼。

　　北方的土炕首先给了母亲一个下马威。

　　接下来的岁月里，母亲开始一点点领教到了北方老家的苦处。

　　母亲从未在北方生活过，因此对北方的严寒气候极不适应。在南方的时候，从未见过大雪，从未见过棉花，从未穿过棉衣棉裤。回到北方老家之后，几乎每年冬天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一进腊月便会大病一场，躺在炕上几个月起不来，每天还要请医生到家来输葡萄糖。到了夏季，依旧是浑身冷的出奇，三伏天还要穿棉衣。语言不通直接影响交流，母亲讲普通话，北方人听不懂，当地人讲山东话母亲更是不知所云。吃得也不习惯。南方人一日三餐都是大米，北方人常吃的馍头窝头根本咽不下去。后来县粮食局破例为母亲在粮本上每月加了五斤大米，算是特殊照顾。初来时水土也不服，母亲额头上莫名其妙长了一个铜钱大的黑包，疼痛难忍，访遍名医，既找不出病因，更无人能够治愈，后来有一个老中医说，此乃水土水不服所致，没有特效疗法，什么时候适应了当地水土，就会自然消失。从此，母亲便不再理它，十多年后，果然慢慢不治而愈，只是让母亲无端忍受了多年的皮肉之苦。

　　个人身体不适倒也可以忍耐，最使人瞠目的是父亲农村老家数不清地亲戚蝗虫般的轮番进攻。

　　我们刚回到老家，便遇上我二大爷查出鼻窦癌，而且一经查出已到晚期。如果我们家还在南方，听到这个消息，顶多寄来几百元钱，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来说，200元钱无疑已经是一个大的惊人的天文数字。可我们家恰巧在这个时候回来了，而得病的二大爷又恰巧是与父亲一奶同胞的亲骨肉，这就不是几百元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望着父亲心急如焚的样子，母亲二话没说，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5000元钱，让父亲赶快带我二大爷到济南去治病。钱很快就打了水漂，我二大爷二个月后去世了。

　　其实父亲和母亲都清楚得很，二大爷的病根本没有治愈的希望。母亲说：“但我不能让你父亲留下遗憾。”

　　说起来父亲和母亲在部队时一直是全军屈指可数的富户之一。虽然有不少首长工资比父亲多，但他们的爱人大都是没有收入的家属。而父亲、母亲颇高的双工资足以超过了军长、政委的收入。父亲在部队时工资从不交给母亲，基本上是在战友中间实行共产主义，谁家有了困难，就给谁一点，那时物价低，我母亲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按月给爷爷寄钱，仍然可以略有结余。直到父亲离休后，工资才开始交给母亲保管，因此很快就有了一定积蓄。如果不是回到老家老家见到了诸多穷亲戚，我们家完全应该是一个能够在物质生活方面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小康家庭。

　　我后来问母亲是否真的是拿出了所有积蓄给我二大爷治病，母亲说，就差提前支取你父亲的工资了。

　　我算服了母亲，一夜之间，我们家从殷实的有产阶级变成了贫穷的无产阶级。

　　但母亲的这一壮举很快为她在农村老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老乡们奔走相告，都说父亲带回来的南方媳妇不爱财，心眼好，瞧得起乡下人。

　　我们家开始象赶大集一样热闹起来。

　　上世纪70年代，我几乎每天放学回来都能看到老家来的客人，少者三五个，多则十几个，最多的一次同时来过26个。我老家离县城有四五十里路，坑坑洼洼不好走，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候，这段路程已不算太近，但我的亲戚们从不怕远，也不怕累，他们充分发扬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或骑着自行车，或赶着小驴车，或步行，执着地每隔半月就兴高采烈、浩浩荡荡来一次，嘴里说是想父亲了，但我心里知道，那时候农村实在太穷，乡亲们实际上就是为了来饱吃一顿白面馍馍。

　　每次来了亲戚，父亲就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这位是谁，那位是谁，有的亲戚转了七八个弯听着就象绕口令，根本记不住。如果看到我们兄弟几个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父亲就会立码板起面孔对我们进行阶级感情教育。

　　父亲这种强烈的恋乡情绪对我们兄弟四个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奇妙的传承效应。直到今天，在老家工作的二哥和四弟仍然和老家的亲戚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并且是有求必应。

　　那天来了26位亲戚时，屋里根本坐不开，因为是夏天，干脆就都在院子里吃饭，不大的院子里蹲着几十个大男人，谁也不吱声，都低着头狼吞虎咽地吃馒头喝稀饭，那场面颇为壮观，让我看很惊心动魄，而我父亲则站在他们中间，微笑着望着他们那不雅的吃相，心里乐滋滋的，就象望着他手下的士兵。

　　后来我父亲提及过这次众乡亲聚会，用了一句很专业的术语形容：“足有一个加强排。”

　　乡亲们来得多了，家里便明显发生“经济危机”。口粮本上的定量连半个月都吃不下来。于是每隔五天，我便要象个伙夫一样提着面口袋跟着父亲到集市上去买议价粮。几乎每个月都要增添二百多斤粮食才能糊口，仅此一项额外开支就足以慢慢把我家吃穷。

　　老家来的亲戚光吃也就罢了，时常还有困难需要帮助。每当听着来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他们的不幸，父亲就把求助的目光转向我母亲，这时候我母亲便会一声不吭地掏出或五元或十元钱交给来人，于是来人马上破啼为笑，千谢万谢地满意而归。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日子已经十分艰难。母亲已经没有了工资，这就使全家的绝对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可钢性支出却大幅度增多，我们兄弟四个小时候甚至连过年都很少穿新衣服。到我上大学前，家里已欠下几千块钱外债。那是一个寻常百姓家庭可能一辈子也偿还不上的天文数字。

　　父亲的这种“亏了我一家、幸福全村人”的雷锋精神曾经遭到了我们兄弟四人的一致抵制，但收效甚微，遇到求助的穷乡亲父亲还是会将目光转向我母亲，而母亲还是会默默地掏出也许就是我们全家明天的生活费毫不犹豫地交给来人。

　　多少年后，老家的亲戚略带羞涩地说过：“真是穷极了。其实人有脸，树有皮，你娘若是稍微给我们一点脸色看，乡亲们也就不会再去了，可她偏偏每次都是不厌其烦地招待着我们，真是少见的好脾气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九　　磨难
我曾经对我已上高中的女儿回忆过这段往事，当讲到农村老家常有乡亲上门时，刚刚看完《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女儿马上心领神会地脱口而出：“我知道，就是蘑菇屯来人了。”

　　我女儿的对这一段往事性质的界定十分准确，父亲对待老家来人的热情真的和石光荣对待老家蘑菇屯的乡亲如出一辙，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母亲和父亲一样的热情好客，而石光荣的老婆诸琴则显得小气得多，为此她和石光荣多次大吵大闹，甚至差点离婚。

　　我后来认真研究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之所以热播的原因。石光荣的形象实际上就是那个年代军队工农干部恋乡情结的一个缩影。而诸琴则是小里小气的随军家属典型。这个电视剧唤起了一代军人及其家属对人生历史的重温和回顾，不管这段历史带给他们的是创伤还是欢乐，它毕竟真实地再现和复制了一段远逝的再也无法追回的过去。

　　在这个精典的剧作中，所有的老军人夫妇都可以从中寻找到他们当年的影子，唯独我母亲是个例外。

　　这就是母亲的性格，一个与众不同的随军家属。

　　故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毕竟为父亲带来了乡情的欢乐，对于母亲来讲，更为沉重的压力来自我父亲饱受疾病痛苦的折磨。

　　父亲身患多种疾病，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而且每回犯病几乎都是半夜突发，生命垂危，急急忙忙送到医院，每次抢救一家人都要渡过几个担惊受怕的不眠之夜。这样的日子我小时候经受得太多太多，以至后来对疾病有了太强的承受能力。

　　开始父亲住院是由母亲和我大哥陪床，二哥带着我和小弟在家混日子，随着时间的流失，便是我二哥、我及我小弟接替着到医院“上班”。那些年，我们基本是以医院为家，和医院的大夫护士熟得很。小的时候不懂事，总盼着星期天快点到来，便可以到医院去看望父亲，中午在那里吃一顿饭店买的猪肉韭菜包子，十分惬意。后来回忆，吃饭时总会感到父亲、母亲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瞅着我们，但却从未想过那目光里包含有多少复杂的内容。直到我后来在省城读研时的一天，由于过度熬夜，突然晕倒，刹那间，一种濒临死的感觉涌上心头，许多个平日想都不曾想过的问题一遍遍在脑海中翻腾，孩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白发亲娘怎么办？我这才领悟到，当时身患重病的父亲母亲的目光是多么的无助，他们是担心有一天自己突然撒手西去，几个尚未成年的儿子由谁来抚养成人呢？

　　母亲就这样一天天苦熬着，在相夫教子中渡过了漫长的十年光阴。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个出生豪门的富家小姐，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天之骄子，再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是一位英姿飒爽的部队军官，在北方小城人们的眼中，母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没有工资收入的随军家属。

　　时光似水般地无声流淌。不知不觉，我们兄弟四个在父亲、母亲含心茹苦的抚育下渐渐长大成人。大哥参加工作结婚了，二哥参加工作结婚了，恢复高考之后，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以当年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取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记得我临行前的头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身边，将一块精制的瑞士梅花牌手表递到我的手中说：“大学不比家里，从此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没有手表在学校上课是非常不方便的。现在家里比较困难，拿不出闲钱为你买新表，妈妈老了，在家闲着也用不着了，你拿去戴着，以后条件好了再买新表。”

　　接过带有母亲体温的手表，一时百感交集。

　　母亲闲散在家之后，只有两件使用多年的珍贵物品始终不离左右，似乎昭示着她曾经有过的工作经历。

　　一件是一辆红色的凤凰牌26式坤车，那是母亲转业时父亲专门买给她的，母亲骑着它渡过了在南昌工作的最后几年，带回北方老家后，这辆坤车一时成为稀罕物品，被人们争相目睹。那时候，谁家里有一辆大型金鹿或国防牌就非常神气了，整个小县城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鲜红的26型凤凰牌女式坤车。于是，邻里乡亲逢年过节走亲戚，结婚娶媳妇做满月都来借，又赶上母亲有求必应的大方脾气，很快小坤车就被骑成了一堆废钢铁。

　　另一件珍贵物品是母亲结婚时花了270元钱买的一块瑞士梅花坤表。

　　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块小巧玲珑的进口女表依旧崭新如初，分秒不差。我的心一阵阵酸楚，这是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唯一纪念。小坤车骑烂了，手表再送给我，母亲的记忆将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那年初秋，我就这样戴着母亲的手表，提着父亲在金门炮战中被炸了几个窟窿的牛皮箱，独自一人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列车很快驰离了鲁北平原的小站，我知道，从此我便带走了父亲、母亲辉煌岁月的凭证和记忆，同时也带来了他们沉甸甸的期望。

　　两年后，我四弟又考上大学，这时家境稍有好转，母亲便花了120元钱为我买了一块上海牌男表，于是，这块梅花牌坤表又陪伴我弟弟渡过了大学生涯。当我摘下这块手表郑重其事地送到弟弟手里时，心里突然腾地升起一种历史传承的神圣感。

九　　磨难
也就是在我考取大学的那一年，喜事开始接连降临我家，江西省南昌市人事局寄来了为母亲落实政策的通知书。母亲终于苦尽甜来了！

　　实际上那已经是打倒“四人帮”的第四年了，南昌市人事局正式发来信函，信中大意是：当年对母亲做出了退职处理是不公正的，母亲是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等等，经研究决定为母亲恢复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补发十年工资。但是信中又提出，鉴于当时南昌市需要落实政策的干部太多，而且母亲的档案已在“文革”中丢失，因此补发工资，需要等到半年以后手续完备才能办妥。如果只恢复公职，放弃补发工资，马上就可以办理，做何选择，请母亲决定。

　　许多热心人马上为我母亲算出一笔帐，补发10年工资的数额应该是1万元。

　　1万元呀，1980年的1万元，是一个足以让所有人眼睛发绿的数目。在此之前，我从来也没有梦见过我的家里会有1万元的存款，可现在，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数额突然成为现实摆到了我母亲面前。

　　当时我家的外债已高达是3600元。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认为，10年磨难都挺过来了，为了这1万元，再忍受半年又有何妨。

　　然而，母亲再次做出了一个让外人瞠目而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决定。

　　母亲说，她准备放弃补发的1万元工资，马上恢复公职。

　　母亲的这一举动立时遭来一片质疑声，亲朋好友说什么的都有，但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放着垂手可得的1万元钱不要，真是傻到了极点。

　　母亲却说，我象一只孤雁一样远离组织整整10年，别说再等半年，就是一天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没有人能倔的过母亲，何况父亲自始至终笑咪咪地站在一边不表态。很快，组织上为母亲办完了平反昭雪的手续，母亲摇身一变，从一个随军家属成为了一名离休干部。

　　母亲领到第一个月离休金时，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不再需要你来养活，我又可以自食其力了。”

　　不久，大姨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小城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原来还有着众多日渐吃香的海外关系。这使那些梦寐以求的出国迷人羡幕不已。于是，有的好心人便劝母亲：“加入个民主党派吧。现在民主人士地位高，凭你的学历、出身和经历，在政协里弄个一官半职非常容易，政治上遭了半辈子冷落，到老了也应该风光一把。”

　　父亲也开玩笑地说：“怎么样？一辈子没有入上党，现在入个什么派还来的及，看行情肯定比我这正牌共产党吃香。”

　　母亲却很认真地回答：“我从参军入伍的那天起，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的事业。虽历经坎坷，不曾被党组织吸纳，但也绝不会为了捞取什么政治资本而追赶时髦，丧失晚节，放弃追求了一生的理想和信仰。”

　　此后，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我们党越来越重视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党派合作，越来越重视海外关系。但母亲始终没有入过什么民主党派，无论是身边的什么人，因为冒出了什么海外关系，加入了什么派，一跃成为了党外的什么长，她从不为之心动，只是依旧平静地看她的书，读她的报，写她的日记，带她的孙子，生活的充实而有规律。似乎培养第三代接班人，比入什么派、当什么长都来得重要和实惠得多。

　　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和母亲漫步在州城的新湖岸边，进行过一次随意而又严肃的关于人生意义的探讨。

　　我问母亲：“抛弃了所有尘世间的荣华富贵，用毕生的精力去虔诚地追寻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最终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亏不亏？值不值？悔不悔？这一辈子过的幸福吗？”

　　母亲沉吟了半晌，才认真地说：“那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亏与值。如果你追求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和索取，当你付出一片真情却就一无所获时，自然会觉得委屈，自然会觉得不值。可如果你做这件事时根本就没想要得到什么，你只是跟着一种感觉走，你有这样一种冲动，从心底里觉得不做这件事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你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平衡也要去做它，根本无所求，那么，当你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时也就无所谓亏与值了。”

　　其实在一个国家大变革的年代，个人的命运永远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母亲当年所追求的看似虚无缥缈的理想实际上又是真实存在的。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贫瘠的土地旧貌换新颜了，昔日的东亚病夫如今骄傲的挺起了脊梁，这就是母亲毕生的追求，这就是母亲为之魂牵梦绕的理想。

　　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一种方式而不是结果，是一种天赋而不是目的，你为你的过程尽力了，你为你的目的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你就是幸福的，你就是值得的，你就不会觉得亏，你就永不后悔。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为了信念赌上了青春和毕生的殉“道”者。

　　其实殉“道”者需要一种比烈士和战士更大的勇气。因为在战场上，即使是最懦弱的胆小鬼也能感受到战友们的热切鼓励以及军中楷模的力量，只要有了勇气就可以成为烈士或者英雄，而殉“道”者则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在一种无人理解的孤独里，生活在一种任人嘲讽和不屑的气氛下，对于他们来说，光有勇气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足够的毅力和耐心，他们必须温驯地忍受一切不公正的遭遇。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退却的底线，他们唯一尽存的就剩下了政治信仰，如果再放弃了信念，无疑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乞丐。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最坚强的战士和勇士。

　　那天日落的余辉已经完全消失，华灯初放代替了刚才的夕阳，点点的星星和细细的上弦月因为城市的灯火而黯淡。中心广场的人们随着夜幕的降临和凉风的轻拂更加喧哗，惟有新湖边的曲径小路因为我和母亲的沉思而愈发通幽。

　　在这寂静的夜晚，我的耳边仿佛响起海恩泽曼那段不朽的传世名言：

　　当你周围的人们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和不诚实的行为而暴富起来的时候，当其他人摇尾乞怜，一心向上爬的时候，你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清白，不要同流合污；当有的人靠溜须拍马换来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时候，你要善于保持内心的宁静，不要因他人的这些成就而痛苦，当你看到有些人为了名利像狗一样地爬行的时候，你要能顶住世俗的压力，敢于特立特行，出污泥而不染。

　　我以为这就是我母亲的理想人格。

　　或许在常人看来，母亲已经心止如水，修炼的功夫达到了宠辱不惊，闲看厅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境界。但只有我知道，在母亲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有一个割舍不下的梦，一个坚持不懈的梦，一个憧憬了半个多世纪未圆的梦。

　　这个梦，就是期望着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　想看书来

十　　梦圆
母亲第一次萌发入党的念头是在大军南下的途中。

　　一次偶然夜宿农家发生的事情，对她人生观的最终定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一天，母亲他们冒着霪雨，马不停蹄地赶了一百多里山路，傍晚时分来到深山中一个小村宿营。

　　母亲所在班住进的是后山崖下一间孤伶伶的低矮茅草屋。推开半掩的破门板，只见黑暗的屋内只有一位老婆婆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母亲亲切地说：“老婆婆，我们是当年的红军，今晚能借你家住一宿吗？”见老婆婆没有吱声，便走到炉灶前，掀开米缸一摸没有一粒米，再看炉灶冷冰冰的，已经有多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