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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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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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3）
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肯定：“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但是，“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所以，毛泽东要求对他们“注意解释”。
　　会谈中，维辛斯基向毛泽东建议，你们应该向联合国派遣自己的代表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为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为紧张，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而“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维辛斯基的建议，并将此事电告了刘少奇，要中央考虑首席代表的人选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由北京启程前往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即将达到，他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在周恩来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又一个访苏日程，即到苏联各处看一看。12日，毛泽东参观了莫斯科的地铁，郊外的一个兵工厂、一个集体农庄。14日晚9时，毛泽东、王稼祥、陈伯达、师哲、汪东兴一行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毛泽东还参观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基洛夫机器制造厂。
　　就在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当天，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毛泽东，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了他，并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1月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和领土，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由于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官方”声明，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以讥笑谩骂的笔调痛斥美国当局或许比“官方”声明更能解除心头厌恶。谈话稿中使用的“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等只有在批判文章里才可以用得着的句子拿到“官方”声明里就未必合适了。写惯了这类文稿的毛泽东还是选择了他熟悉的方式发表了这么一个谈话，如同几个月前他批驳艾奇逊给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
　　可是，俄国人不这么看。据师哲回忆，那篇谈话见报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道：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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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记者促成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4）
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署长后，斯大林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说，我们原来商定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那种具有权威性的声明，新闻总署不是权威机关，代表不了政府。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斯大林还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
　　由于不懂什么是“官方”声明，才招致了这样的麻烦。俄国人认为，在外交场合“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就会“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好在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计较，他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斯大林还特意邀请毛泽东与自己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师哲试图打破僵局，就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见他俩谈话，就问道：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毛泽东要师哲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①
　　从1月22日开始，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毛泽东自1947年以来一直渴望的访苏就这样结束了。中苏两党本来就有隔阂，毛泽东的访苏不仅没有化解这种隔阂，反而因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而有所增加，这是毛泽东对他第一次访苏耿耿于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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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毛泽东意见相左（1）
1。斯大林的估计过于乐观，毛泽东则认为战争将长期化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40分，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部队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28日，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
　　不久，美国就介入了朝鲜战争。6月2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全然不顾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规定，要求联合国成员国“援助”李承晚集团。当天上午，杜鲁门宣布，美国海军和空军应支持南朝鲜军队。这天夜里，美国第一批飞机抵达朝鲜上空。次日，又有大批美军飞机蜂拥而至，对三八线以南地区狂轰滥炸。7月1日，美军首批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在釜山登陆。
　　然而，对于美国的介入，斯大林并不在乎，他甚至认为，北朝鲜的部队“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美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就在美军抵达南朝鲜的当天，斯大林电告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要他报告朝鲜领导人如何看待美国空军对北朝鲜地区的袭击，“他们是否被吓坏了，还是在顽强地继续坚守？”①斯大林表示，莫斯科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请求。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美国的干涉却显得较为慎重，他认为，北朝鲜的部队必须注意防御。7月2日，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并转告说，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同志就预见到美国很有可能出兵，但是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足够重视。现在美军已进入朝鲜，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国的武装干涉顺利解放南朝鲜实在令人担心。毛泽东希望朝鲜同志应该加强对仁川一带的防御，因为美国人可能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登陆，对人民军实行分割包围。周恩来还告诉罗申，为了以防万一，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进行抵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同时希望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苏联能够出动空军对中国部队给予空中掩护。
　　罗申很快将中共准备在东北集结军队的想法告诉了莫斯科，斯大林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他让罗申转告周恩来：在敌人越过三八线的时候，集中9个师的兵力，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这是正确的。他表示，苏联“将尽力提供空中掩护”。
　　7月7日，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成立所谓“联合国军”。同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东北边防的问题，并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准备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的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在齐齐哈尔从事农垦的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部队，共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中国东北边防，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但是，斯大林的乐观态度并没有维持多久。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人民军虽然顽强奋战，从北纬38度线一直打到北纬35度线。然而，随着战线不断向南推移，补给线也在延伸，长达300公里，海岸线的防御任务逐渐加重。除此以外，人民军还要顶住敌人的空中压力，保证军需品的供应。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逐步升级，美军派往朝鲜的军队不断增加，双方力量的对比逐渐发生变化，战争开始形成胶着状态。
　　7月23日，即人民军发起第四次战役的第三天，麦克阿瑟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了一份登陆计划，准备以陆、海、空三军配合，于9月在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8月28日，五角大楼批准了这一计划。
　　可是，就在当天，斯大林还让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他相信：“外国干涉者很快地可被赶出朝鲜。”他还安慰金日成，“现在朝鲜并不孤立，他有现在和将来都将援助他的盟友。”①另外，他还就如何作战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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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毛泽东意见相左（2）
朝鲜战局的发展，明显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参战紧迫性的估计。8月5日，毛泽东在给高岗的电报中说，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他要求各部于8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②8月15日，毛泽东指示高岗，要他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到了8月底，毛泽东对事态的判断越来越严重了，他建议在原来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达到12个军。
　　9月15日拂晓6时30分，美军第一陆战师所属的第五陆战团首先在朝鲜半岛蜂腰部仁川月尾岛登陆。到夜晚，已有18000名美国军人登陆仁川。
　　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汉城。此时，人民军的主力还远在洛东江，从仁川到汉城一线，人民军的兵力，包括汉城守备部队在内不足2万人，而美军在仁川登陆的部队有7万余人，形势对人民军极为不利。斯大林看出了这一点，于9月18日电告什特科夫，让金日成立即从洛东江前线抽调4个师回防汉城。另外，莫斯科还向北朝鲜派去了以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为首的特别代表团，并再次要求金日成将部队从洛东江调回。可惜，斯大林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人民军的被动局面。9月28日，美军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完全占领汉城。
　　汉城被美军攻占后，人民军南北联系受阻，尤其是在美军占领咸昌后，人民军后方的主要交通线被截断。在此情况下，被迫转入退却。
　　9月30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了朝鲜的局势：敌人已经完全切断第一方面军的6个师和两个旅，第二方面军的7个师。汉城已经陷落，能开赴三八线抵御敌人的部队已经没有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扎哈罗夫甚至建议向中国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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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求援（1）
2。敌人越过了三八线，金日成只好向苏联和中国求援
　　在汉城失守后的第二天晚上，金日成询问什特科夫，敌人是否会真的越过三八线，如果敌人真的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抗强大的美国人了。
　　金日成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0月1日，敌人越过了三八线。不过不是美国人，而是南朝鲜的一个师。但当时的情报显示，美军正在做越过三八线的准备，并且有可能直趋平壤。在此情况下，金日成只好向苏联和中国求援。
　　10月1日凌晨，金日成的求援信由什特科夫转给了斯大林。求援信说，本来敌人已经被赶到南朝鲜的最南端了，我们极有可能在最后的决定性战役中取得胜利。但是，美国动员了太平洋地区所有的陆、海、空军，于1950年9月16日在仁川登陆。随后，敌人同我们在汉城展开巷战。金日成诚恳地说，如果敌人加快向北朝鲜实行进攻，我们将无力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他们。因此，我们不得不向您请求特别帮助。“也就是说，当敌军越过三八线时，我们非常需要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建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支援。”①
　　10月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禹携带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来到北京，亲手交给毛泽东。信中虽然表示，北朝鲜一定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但又说，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靠我们自己的方量，是难以克服此种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国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两封求援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向北部地区发动进攻时，希望苏联和中国直接出动武装力量给予援助。
　　但是，莫斯科不可能直接出兵。在接到求援信的当天，斯大林回信金日成，鼓励说，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莫斯科相信，“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地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斯大林表示，“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与中国同志商量。”
　　同一天，斯大林在给罗申的电报中对朝鲜局势的估计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他要罗申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但斯大林表示，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无疑感到高兴。”①
　　斯大林这样说，无疑把出兵援助朝鲜的责任推给了中国，而且使他的中国盟友陷入无法拒绝的境地。10月2日，毛泽东就派遣军队入朝作战一事草拟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表示，中国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一旦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同美国人作战，就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准备同美国进入战争状态，还要准备美国可能使用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①
　　

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求援（2）
这两个问题当中，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中国军队能歼灭美军，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形势就会变得于革命阵营和中国都有利。如果这样的话，战争的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也不会很长。但毛泽东担心的是出现最为不利的情况，即：“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遭到破坏，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②毛泽东考虑，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决定将预先调至东北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中国军队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进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在电报中分析说，美国一个军，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中国的一个军只有36门这样的炮。敌人掌握着制空权，而中国训练的空军最早也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用于作战。因此，“我们目前尚无一次歼灭美国一个军的把握。”毛泽东甚至想到，一次可以集中四个军对付美军一个军，用2200门至3000门口径为7公分的各种大炮对付美军的1500门大炮，以便“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但是，美国军队毕竟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后来在朝鲜根本实现不了。别说每次消灭美军一个军，就连美军的一个团也难以一次歼灭掉。
　　除上述12个师外，毛泽东还准备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地区调动24个师配置于陇海、津浦、北宁各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1951年春季及夏季，视当时的情况逐步用上去。①
　　但是，当天晚上，毛泽东约见了罗申，通过他向斯大林转发了一封与上述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报。这封电报于10月3日转到斯大林手里。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我们原计划当敌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进入北朝鲜，援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认真考虑后，现在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有可能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主要是指同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敌人可能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于是，“中共中央的很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当然，不出兵援助朝鲜，这对于处境极为困难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出几个师的兵力，而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的话，这必将导致美国同中国的公开冲突，同时我们的和平建设计划必将遭到彻底破坏，而国内的很多人将会对我们表示不满。”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忍耐的态度，暂不出兵”。毛泽东建议，朝鲜应该改变斗争形式，转为游击战争。但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①毛泽东还想就此事同斯大林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周恩来和林彪准备赴苏联，同斯大林讨论此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对于这封电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俄国学者对毛泽东第一封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甚至认为这封电报根本没有发出去，或者日期有误。中国有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这是一封未发出去的电报。据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学者考证，这两封电报都是存在的，不像是伪造，但前一封电报没有发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内容不一致的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为什么没有发出去？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认真分析一下10月初中共领导层对出兵朝鲜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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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求援（3）
10月1日，毛泽东同时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和金日成的求援信。当晚，北京还笼罩在国庆的气氛中，毛泽东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除任弼时因病未出席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参加了。结果，会议出人意料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会议一直开到天亮，仍没有结果，准备第二天接着开。
　　此前，周恩来曾多次提到，中国应该帮助朝鲜，甚至说要同美军作战，并且公开表示：“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②
　　由于得到周恩来的支持，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指示高岗、邓华，边防部队应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③可以推断，毛泽东给斯大林的那封关于出兵的电报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的。
　　问题出在电报起草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多数同志认为，出兵朝鲜非同小事，应慎重行事，受毛泽东器重并准备委以志愿军总司令的林彪，却明确表示不赞成出兵朝鲜。据雷英夫回忆，在军委常委的一次会议上，林彪说过，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
　　林彪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同美国相比，其军事力量确实不在同一水平上。美国拥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有航空母舰，有原子弹，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中国的空军还在训练中，海军还指望苏联帮助培训，工业化建设有待起步。中国一旦出兵朝鲜，同美国人打起来，美国人逼急了，扔两颗原子弹，或者出动飞机对中国狂轰滥炸，也够中国受的。所以，林彪声称，最好不出兵，如果真要出兵，那也只能是“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视情况而定，“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①
　　但是，周恩来不同意林彪的看法。他说，现在已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朝鲜政府又一再请求中国出兵，我们怎能见死不救？而且，周恩来相信，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战争一定会胜利。
　　鉴于中央内部产生意见分歧，尤其是林彪在2日下午的书记处会议上称病不能带兵出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出兵一事。于是，在2日书记处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约见了罗申，草拟了那封表示“暂不出兵”的电报。这封电报已经发至莫斯科。
　　不过，毛泽东仍留下余地，申明这不是“最后决定”，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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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有放弃北朝鲜打算（1）
3。苏共中央决定：避免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
　　10月3日，金日成再次请求中国出兵援助。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但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不赞成出兵的人仍然占多数。会议还在进行当中，对情况一无所知的彭德怀匆匆赶到会场。由于初来乍到，加之对会议内容并不知晓，彭德怀在会上没有发言。
　　会上，毛泽东说了这样几句话：“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这几句话，彭德怀“反复念了几十遍”。他也承认：“苏联完全撒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会后，毛泽东在同彭德怀谈话时问道，如果苏联援助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彭德怀肯定地回答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我们就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
　　据彭德怀回忆，他把毛泽东的那几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后，后来“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①
　　此时，彭德怀的态度对毛泽东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在得到彭德怀的肯定答复后，毛泽东非常满意：“有你去，我们就放心了。”于是，毛泽东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将由周恩来去苏联同斯大林商谈解决，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由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会上，彭德怀站在毛泽东一边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有了转变。在其他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表示，出兵援助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几年胜利。“如果美军到了鸭绿江边，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十多年后，彭德怀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
　　但是，毛泽东2日的电报使苏联人产生了新的看法。罗申认为，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同他们以前的谈话是“矛盾的”。罗申相信，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但是，罗申显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据他推测，可能是美英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①
　　斯大林将毛泽东“暂不出兵”的消息告诉了金日成。他在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他本人希望中国能够立即出兵，掩护朝鲜同志建立预备队，但“毛泽东拒绝了”。
　　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了朝鲜问题。苏共中央最终取得一致意见：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
　　但是，就在当天，斯大林还致电毛泽东，劝中国出兵，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美国目前还不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日本的元气也没有恢复过来，目前无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派出五六个师赴朝参战，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做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