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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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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毛泽东还是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在接到斯大林来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表示：人民渴望和平，但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是针对蒋介石在1月1日和谈建议中所提的五项条件而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份《声明》基本上体现了莫斯科的精神。当天，毛泽东电告斯大林，在基本精神上，“我们同你们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公布的八项条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月15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之间在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问题上观点已趋于一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发动了‘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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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民党拒绝和谈（3）
在此情况下，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会见了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向他转交了苏联政府的复函。在复函中，莫斯科表示，苏联政府一贯遵守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因此，苏联充当调停工作是不合适的。莫斯科的复函还说，恢复中国作为一个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这种统一只能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即通过有关双方的直接谈判来达到。
4月1日，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表示，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必须过江，“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是，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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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1）
1。 斯大林同意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向中国派遣专家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之后，中国革命形势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准备。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新中国的成立被提上议事日程。米高扬曾在西柏坡表示，很多问题要由莫斯科来确定，这其中包括对新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另外，新中国成立的大政方针也需要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商量，以便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工作的了解与支持。
5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苏联专家。毛泽东表示，至于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单独就可以完成。但是，经济建设任务“需要你们的帮助”。而这个问题又需要双方高层面对面地会谈，在毛泽东不能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副主席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
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原定于6月20日启程，因科瓦廖夫的“汽车连出事故，致迟开三小时”，结果推迟到6月21日。陪同刘少奇访问的主要人员有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以及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翻译师哲。
据师哲回忆，访苏期间，斯大林同刘少奇共举行了六次会谈，但他只记得两次会谈的确切日期，其他几次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
6月27日，代表团被安排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当天，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中央书记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米高扬及科瓦廖夫。中方参加人员除刘少奇外，还有高岗、王稼祥以及翻译师哲。
在一阵寒暄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转达他对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对斯大林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随即，双方开始讨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根据科瓦廖夫当时的纪录，双方就以下问题进行了会谈：（1）苏联向中国贷款数额及贷款利息；（2）向中国派遣各方面（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专家；（3）向上海派遣专家及大城市的管理问题；（4）清除上海等港口水雷，恢复港口航行的措施；（5）解放新疆的策略及将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6）中国海军舰队的组建及军港的保卫；（7）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航线，在中国建设飞机装配修理厂；（8）决定在三四天以后召开苏共主席团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9）国家机构设置、工商企业管理等。
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决定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料和其他商品形式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分5年贷完。斯大林声明，中苏两党签订这样的协议尚属第一次。关于这笔贷款的利息，斯大林觉得百分之一的年利息似乎低了点。因为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息为两厘，但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莫斯科同意按年息一厘向中国提供贷款。考虑到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刘少奇又是秘密访问莫斯科，所以，斯大林建议，贷款协定只能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同苏联签订。
关于贷款问题，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向中国派遣专家，这是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专家，共15人，他们将根据中国的要求随时出发。但后来实际人数大大突破了这个界线。至于专家的待遇，斯大林坚持要按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向苏联专家提供报酬。“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专家享有较高的工资，斯大林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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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2）
根据上述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二千五百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食堂，对苏联专家给予照顾。但是，到1950年初，尤其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协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方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苏联专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这样，中国政府需要按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交给苏联政府，相当于每月10000到18000斤小米，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
在专家问题谈完之后，斯大林又把话题转到新疆问题上。他建议，应尽早占领新疆，那里拥有丰富的石油。但是，占领新疆必须经过甘肃，而马步芳的骑兵就盘踞在这一带。14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同马步芳的较量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斯大林认为，中共过去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在他看来，马步芳的骑兵是很容易被打垮的。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40架飞机，帮助解放军消灭这股骑兵。
应中方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帮助在上海水域排雷，但要通过中国东北方面来实施，苏联可以卖给东北人民政府几艘扫雷艇，在大连、旅顺培训中国海员学习排雷技术。
当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并就贷款方式、向中国派遣专家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请示。
刘少奇表示中共需要联共帮助（1）
2。 刘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联共（布）的指示和帮助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明确宣布：集中国革命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的。毛泽东批评说，“没有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国在国际上只能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的文章对刘少奇的访苏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7月2日，斯大林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内容，国内外的出版物都没有详细记载。会谈的当天，刘少奇曾给毛泽东发过两次电报。7月3日、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苏双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把借款和定货问题具体化。鉴于国内经济机关开始成立，解放区不断扩大，既缺乏专家，又缺乏材料，“故目前还无法提出全部清单”，毛泽东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苏方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7月4日，中共代表团以刘少奇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长达一万余字的书面报告，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同时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征求意见。
此外，刘少奇还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他特意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应当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之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刘少奇还提出，应尽可能地密切中苏两党的联系，互派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间的理解。他还强调，在外交上，中共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已经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道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提到了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如旅顺、蒙古问题。苏联红军从中国东北撤军时，搬走了很多机器设备。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旅顺驻军，这引起了中国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的不满。中国共产党曾解释说，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蒙古问题，代表团表示，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
另外，刘少奇在报告中同意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就是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由来。毛泽东后来多次对这件事表示了不满，动辄就提“合营公司”的事情，认为这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起来的，他想控制中国。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界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即将管理这么大的国家，领导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刘少奇表示，“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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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表示中共需要联共帮助（2）
斯大林用了几天时间阅读了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所写的批语表明，他对代表团的报告还是相当满意的。
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1）
3。 斯大林声称：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
在6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曾表示，联共（布）中央准备于“三四天后”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报告。于是，7月11日晚，中共代表团与联共（布）中央举行第三次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的有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苏方参加会谈的主要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政治局候补委员什维尔尼克以及军队领导人和科瓦廖夫。
斯大林首先说明，这次会谈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他称赞刘少奇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①在询问一些具体问题之后，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整个会谈，苏方差不多是斯大林一个人在说，“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②斯大林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斯大林对代表团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还作了解释，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同希特勒合作，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企图同美国建立关系，取得美国的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是极不利的，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
其次，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你们引述我在1926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他建议，中共应该制定现阶段的宪法，通过选举产生政府。他说，中国现在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向一党负责，应该向各党负责。在斯大林看来，如果###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赢得多数，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
再次，关于外交问题。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提出的外交原则。他说，应该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通商贸易。你们不应急于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承认，还要观察一下，看他们如何表现。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想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承认你们，你们可以先同他们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问题。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刻承认你们。他说，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不仅保护了苏联，同时也保护了中国革命的利益。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还邀请所有与会人员同中共代表团一起观看电影。他选择了四部影片，并在放映时亲自向中共代表团进行解释。
在随后的十几天内，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参观了苏联的工厂、集体农庄，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财政部、国家银行，了解了计划经济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7月23日，双方就苏联就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达成初步协议。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必须占领台湾，这需要空军。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同斯大林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此方面提供帮助，在6个月至1年的时间内，为我们培训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人员。另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至200架歼击机、40至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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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2）
但是，斯大林拒绝在台湾问题上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他解释说，用苏联军队支持进攻台湾，就意味着苏联同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如果苏联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将不会理解，他们将会把我们轰下台。
不过，在新疆问题上，斯大林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后来，解放军向新疆进军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计划进行的。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中共改变了1950年占领新疆的计划。8月14日，邓力群奉命飞抵伊宁，在苏联总领事馆的协助下开展工作。为加速向新疆进军，苏联派出40架飞机帮助运送解放军。1949年年底，新疆和平解放。
7月27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双方继续举行会谈。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关系上。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①
鉴于过去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一些事情，斯大林怀有歉意地问中共代表团：“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回答说：“没有。”斯大林提到了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他承认，毛泽东当时去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的特务有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他对自己当初的举动解释说，美国人曾经问过我们：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他问道：“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斯大林极为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②
7月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贷款协定。当天，高岗回国。由于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是秘密进行的，对外界声称是东北人民政府代表团。所以，7月31日，《真理报》在高岗走后发表一则消息称：不久前，高岗先生率领东北民主政府代表团从东北来到莫斯科，商谈商务问题。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达成了东北与苏联换货协定，为期一年。东北将向苏联提供大豆、植物油、玉米、大米等。苏联方面将向东北提供工业设备、汽车、石油产品、纺织品、药品等。
8月14日，刘少奇圆满地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踏上归国旅程，于25日到达沈阳。
对于这次访问，师哲作了如下描述：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的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他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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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艰难的莫斯科之行（1）
1。 在遭到斯大林的多次谢绝后，毛泽东终于开始了莫斯科之行
毛泽东访苏的想法，最早萌发于1947年，但每次提出来后，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理由，但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及。直到1949年年初，斯大林还在考虑毛泽东以当时的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适合。1月14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声称，毛泽东现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尽管他打算化名到莫斯科来，但要隐瞒他的莫斯科之行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于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
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得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斯大林担心的毛泽东的身份问题已不复存在。11月5日，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毛泽东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渴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①
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日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
11月12日，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②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
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①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日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
12月6日，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
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作了如下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师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日，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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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艰难的莫斯科之行（2）
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年7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三种解决方式：1。 不加任何修改；2。 签订新条约；3。 暂时维持原有条约，在适当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
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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