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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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旱亩ゴ骰�翎，只好再次向山西票号告急。对于官府的这种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应，一面又表示因为各地分号库存现银有限，希望地方官员可以先接受一张汇票，然后直接到北京提取现银。这样一来既解了官员的燃眉之急，又省去了许多装鞘运现的额外花销。　　山西商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变相地促使地方官员向朝廷施加压力，同意票号汇兑官府银两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里，春节过得格外红火。这一年朝廷终于取消了山西商人不准汇兑官款的禁令。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各家门前不仅张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前，还特意举行了祭财神的仪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汇兑官款的良机而财源广进。　　【采访】江沛　南开大学历史系　教授　　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在是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是汇兑还是运现，那么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祸　福　之　间（八）
【解说】　　光绪年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了。阜康钱庄凭借胡雪岩的官员背景，也正做着汇兑官银的生意。它倒闭之后，亏空了朝廷上千万两的白银。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怠，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向朝廷上书，为山西票号说情。四川总督丁宝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川省银号向无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以山西票号信誉卓著为理由，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政府银两。　　朝廷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为了争取朝廷认同汇兑，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压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没有取得法人地位。在这种没有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在政治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的存款，就是大笔的存款，不是小额的，是大笔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后，它的两大业务，一个汇兑业务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存款来源，甚至它贷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跟他们发生关系，长期建立的这种信用关系，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在战乱中对它的损失很大。  

祸　福　之　间（九）
【解说】　　在山西商人与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这种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相反，那时候由于汇兑官银，票号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也逐渐转为汇兑巨额公款为主。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采访】洪葭菅　上海市金融学会　副会长　　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当地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于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样（关系）密切的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他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他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很显赫。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祸　福　之　间（十）
【解说】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到，“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作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于存在着这种等级差异，所以官和商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大清国的官员虽然从内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财富。当他们把大笔公款交给山西票号汇兑的时候，就不免带有恩赐的意味。他们并不认为山西商人的汇兑业务能使“天下之财可以流通”，而是只看到了票号通过汇兑官银发了大财，所以清朝的各级官员都自然而然地想从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种利益。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应该说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我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就是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边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　　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所以，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祸　福　之　间（十一）
【解说】　　一百多年前，晋商是无法想清楚这番道理的。对他们来说，紧紧依附于朝廷不仅仅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山西商人和朝廷的关系越走越近。　　【采访】陈小健　民间收藏家　　你看这个封皮上写的就是拣选、拣选袖珍便揽，拣选就是动手拣选，这是个工具书一样，一看也小，带在身上方便，查找起来也挺好。这个内容主要是让人买官的东西，买官的一个凭证，这里头都有，专业用书。山西人当时有了钱，做了买卖了以后说，看看查对查对买个什么官吧。这里头他能查对出来，有个依据。像一品官多少钱多少钱，这里头都有。像买文官还是买武官，这里头都有，定了价。这个札子从年代来说应该是咸丰年间。　　【采访】张燕生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　　我听我父亲说，协同庆在西北的靠山是董福元，董福元是个武将，董福元他是个回民，他是甘肃还是宁夏一带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个造反的一个绿林出身的。后来是左宗棠把他收编了，他人还是很有才干的，军事上。大西北一带的文武官僚，董福元还是很有影响的。　　【采访】黄鉴晖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在四川也有这种情况，四川要从成都和重庆票号运送现银，四川还都是用担子挑的，运送现银请伕子用担子挑，那也是请地方上给派出兵护送，这说明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山西商人和政府关系，和官吏关系极为密切，像大家所知道的左宗棠、李鸿章、岑春煊、端方甚至于庆亲王奕劻，山西商人和他们过从甚密，这也就为两宫西幸时期，消息灵通，山西知道了两宫西幸。  

祸　福　之　间（十二）
【解说】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当慈禧的车驾即将进入山西境内时，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　　1900年八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接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采访】王进　作家　　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祸　福　之　间（十三）
【解说】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那个时期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是福还是祸。  

同　舟　忠　告（一）
【解说】　　民国元年，191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强劲的北风席卷过山西中部的这些深宅大院。阴霾的天气似乎把人们的心情也冻结起来了，厚重的院墙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意。　　就在这一年，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日升昌并不是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也绝不是最后一家。它的倒闭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呢？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不乏像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在民国时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也曾专门请人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希望能找出自己乡亲最终衰败的原因。　　但是在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　　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条票号业中十分神圣的行规，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　　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帮助我们了解到1910年前后在这些院落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　　【采访】黄鉴辉　山西省财经大学　副教授　　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五十年了。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这些地方，轮番去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也在全国是票号最重要的码头。  

同　舟　忠　告（二）
【解说】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　　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　　从八十年前，雷履泰大掌柜创立票号开始，山西票号就建立了严格的商业信件往来制度，在这些信件中，除了经营状况还要涉及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价涨落、官员升迁、军队调防等等内容。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些重要的社会信息，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才能从容地遥控遍布全国各商埠的生意。　　1904年春天，李宏龄在信中向大掌柜提了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建议。　　“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弟意我同行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美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俾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易”。　　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当年以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一座座县城中来。　　【采访】王玉茹　南开大学经济所　教授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几个大影响，一个就是五口通商，实际上就是打开了中国的一些口岸城市。口岸城市被打开以后，马上进入中国的首先是这种商业资本，实际上就是外国大的商业集团或者说跨国公司早期的一些，比如东印度公司等等这些公司进入中国，进入中国以后，它在一些沿海口岸城市，实际上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势力。这种势力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掠夺原材料，另一方面要把它的产品要输入中国。　　【采访】张忠民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　研究员　　所以最早的银行，就是里茹银行，后来就是汇丰银行等等，麦喀里银行，英国的银行最多，美国的银行还有法国的银行也有，东方汇利银行，法国的，再稍微迟一点。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包括还有其它的，荷兰什么东西，他们好几个国家都进来了。　　【采访】赵德馨　中南财政大学　教授　　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这样呢有着比它（票号）更优越的制度，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的还是制度。其次的可能与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大老板，长期住在山西，住在平遥这些地方，晋中。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这么一些早近代化的城市。那么这些城市商业的观念与内地的观念很不相同。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同　舟　忠　告（三）
【解说】　　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它们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外国银行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十九世纪末，仅天津一地的市场，外国银行就已经占到60％以上的市场份额。　　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政策。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当西方银行给票号造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时，山西商人中一些人开始醒悟，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变革来挽救票号。李宏龄就是这些人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的战乱之后，亲眼见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的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　　【采访】张正明　山西省政协　副主席　　他认为如果他完全进去，实际上是官府控制。他认为进去以后，还是我自己搞比较有前途。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个参与，所以他不想参加。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我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我经营很成功的，我没有不成功，那我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你要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说你这套已经过时了，这个是很难的，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就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来改变了。  

同　舟　忠　告（四）
【解说】　　在北京的李宏龄没有接到总号的命令之前，迫切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　　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采访】朱荫贵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所长　　从资本上来说，它不是说在面向社会这种集腋成裘，它不是的。它是家族的，合伙的。这种局限范围，筹集资金这个范围来源就是有限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一。　　第二个，它有一个制度就是它基本上是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我们经营下来结了帐，我们今年比如说，赚取了十万元或者十万两，这十万两基本上就全部分了。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留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说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这样的一个思路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是没有的，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　　第三个就是我讲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这个在当时归国回来的美国留学回来的银行家经营之下，用新的一种理念。一元开户，就存银元。过去存银元是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给你开户，这样就有很多普普通通社会中的老百姓，把自己一点点的钱也存在你这儿，它的储蓄就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十倍。到了三十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500万元了，但是它的储蓄存款上亿元。  

同　舟　忠　告（五）
【解说】　　山西票号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山西票号自创立之初，就一直采取信誉贷款的制度。不论贷出多么大数目的款项，都只看重对方的人格和信誉，不需要对方的任何抵押。当时山西票号曾用“万两银子一句话”来标榜自己的这种信义原则。　　与之不同的是，西方银行施行的是抵押贷款。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西方社会中注重的是法律和契约，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即使在国外，他们也可以凭借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得以实施。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同　舟　忠　告（六）
【解说】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们出来走一走。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采访】孔祥毅　山西财经大学　教授　　在清末，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应当说影响比较大。　　【采访】王进　作家　　《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得少。　　【采访】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一个呢，它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以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那我自己觉得银行这样做，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因为什么呢？说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呢，你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　想看书来

同　舟　忠　告（七）
【解说】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处山西会馆内，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正聚在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六十一岁。　　正是由于李宏龄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票号的绝大多数分号掌柜们都开始赞同改组银行的主张。朝廷颁布的注册制度，再次为票号改组银行提供了机遇。所以原本商议如何应对朝廷新章程的会议，逐渐变成了研讨合组银行的会议。这次会议结束时，所有人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都先后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采访】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同　舟　忠　告（八）
【解说】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其实从1904年开始，就有许多不同行业的人不断劝说山西商人，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　　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在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县城中的总号写信。这些信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在汉口分号的信中，甚至采用了这样的口气，“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大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冷清。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当时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强烈要求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有做出反应。票号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等待毛鸿翰的态度。　　【采访】刘建生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院长　　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