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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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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技术转让。28年前，李鹏在会晤布什之前，与我打招呼。李鹏心很细，说会晤中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词汇，让我事先准备一下。他说他会提及美国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问题。当时电脑对大家还是个很新鲜的东西，李鹏向我简单解释了cpu和64k等概念。与布什会晤时，李鹏就提到了美国的电脑技术发展很快，远远领先中国，但对诸如64k电脑这样的技术转让还设限制，有点说不过去。布什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表示这些问题可以由双方相关部门去商谈。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对中国技术转让限制是最严的。这次奥巴马对习近平说，美国将采取措施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他的话要真正兑现，恐怕不容易。好在中国人很聪明、很努力，也很争气，过去28年里，中国在电脑电讯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中国的联想公司已经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最近又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变成了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公司；中国的华为公司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讯基础设施制造商；中国自己研发的4G通讯技术标准也被世界所接受。
中国在火电、水电、核电、特高压电网、地铁、高铁、造船、装备制造、预警飞机、海底勘探、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都“赶上”甚至“超越”了西方，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虽然我们在一些领域内与美国还有差距，但总体上，中国追赶的速度很快。现在世界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与前两次技术革命相比，中国今天的准备比前两次革命时充分得多，很多领域中国已与西方大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使在技术上暂时落后的领域，中国也拥有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人才资源、资金积累和市场规模。
与28年前中美首脑会晤相比，这次习奥会晤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中国领导人展现出的自信和中国话语的崛起。坦率地说，多年来，在中美关系中，总体上看，美国处于主动，中国处于被动，美国不停地提出新概念，中国被动应付的情况较多。这次会晤扭转了这种趋势。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曾写过，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需要新的大国意识，大国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大担当；需要自己的话语权；需要理性从容的国民心态；需要拒绝沙文主义；需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9＇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大国意识，我们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强势话语，并以此来影响美国人的世界观，力争重塑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关系的看法和期待。我们从战略高度和人类未来的视角来探讨中美双方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的领导人不卑不亢、理性从容、侃侃而谈。
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双方需要“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小处着手、积微成著”。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习近平也是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全球的视角切入，指出：“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已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该增强机遇意识、共赢意识、创新意识，深化和拓展双边经济合作，努力挖掘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他提请美方“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注意“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外溢性影响”等一系列问题。＇10＇简而言之，从首脑会晤形式的变化到中国实力的崛起和中国话语的崛起，这就是28年前后两场高峰会差异带给我的最深感受。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已经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取得了主动权；我们把中俄关系界定为“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我们的海军舰艇最近也“造访”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我们的领导人接连走访了亚非拉和欧洲，然后又访问了美国的三个近邻，并在哥斯达黎加会晤了8位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这真有点像美国总统先到老挝访问，并约见五六位东盟国家的领导人，然后再抵达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而且这一切做得自然、大器、有理有节，使人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爽”。一个大国就应该这样自信，就应该这样出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展现自己的力量、担当、分寸和节奏；一个大国领导人就应该不时地约约其他大国的领导人，除了谈双边关系外，一起喝喝茶，散散步，谈谈哲学、理念、战略和未来，谈笑中亦给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指点一下迷津，让他们适时反思一下自己的种种问题。中国这种战略和外交的调整，中国这种话语的崛起，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高兴，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感到高兴，全世界中国的朋友都感到高兴。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中国看成是大国，遗憾的是我们国内还有不少“大国小民”，到今天还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好在中国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中国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走下去，借鉴西方和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同时也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中国就一定能在迈向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为人类、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扎卡利亚的问题
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是美国的著名时事评论家，也是美国有线电视王牌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Fareed Zakaria GPS）的主持人。他视角独特、言辞犀利。2013年12月3日，在二十一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他对我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问会议主席，应该详尽地回答还是简短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议主席说，只能一分钟，因为会议已经超时一刻钟了。我说：“我只需要半分钟，也就是一句话：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关于中美制度比较和超越，我准备在第三章中再细谈，这里仅从国际比较视野来谈谈中国的“赶超”。
我们讲“追赶”也好，讲“超越”也好，都需要进行一些横向国际比较，才能看清楚、说明白。过去20年，我们消除贫困的人数，我们新增加的中产阶层的人数，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实超过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与世界其他国家作一个比较。我们不妨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成三类：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然后进行跨国的国际比较。
首先，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消除贫困，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超越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过去30年里，世界上8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墉2013年4月19日如是说：“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中国已成功帮助6亿人脱贫。”＇11＇比尔·盖茨2013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是这样评价中国扶贫经验的：在短短30年内中国帮助约6亿人口摆脱贫困。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中国粮食生产率每年上升了2。6％，农民收入翻了15倍，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此外，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机，其所取得的突破性科技发展能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最贫困的人口过上更加健康、更富有尊严的生活。他很希望借助中国的经验和智力，一起帮助非洲脱贫。＇12＇
有人说，尽管我们扶贫成绩很大，但我们的贫困人口仍然上亿，所以我们不能自满。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我们的扶贫在很多地方还是低水平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从世界范围看，我们的成绩还是非常了不起的。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作出了决定，把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约合380美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样一来，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由2010年的2 700万又增加到了现在的9 000多万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扶贫标准还会继续提高，从而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可以纳入国家和社会帮助的范围。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国家，今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如果我们计算的不只是货币化的收入，而是也计算中国农民事实上拥有的土地和财产，那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把中国贫困地区农民的土地和房产也折成货币的话，那么以我自己的判断，我们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民，如果放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怎么都属于中产阶级了。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去过贵州贫困地区考察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他说你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们的贫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饭还有三菜一汤，我们的贫困人口就是没饭吃，没房子住。我本人一直主张我们应该依据中国的民情国情来制定标准，用西方或者国际组织根据西方理论制定的标准，做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当然，中国人有严于律己的传统，我们文化的特点是有七分成绩，也只讲三分，这使我们的崛起很有定力，从这个角度看，谦虚一点也不是坏事。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国家一般指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和原苏联及其各个共和国，也包括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不十分周全，特别是无法准确地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姑且借用这个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概念。与这些国家比较，我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所有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是经济增长的倍数，中国经济从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相同的时间段内，原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为一倍左右，当然，多数转型经济国家的起点比中国高。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是俄罗斯的4倍多，中国的经济结构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多数产业经过了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而俄罗斯经济结构与苏联解体前仍然类似，能够拿得出手的还是军工和能源。
过去二三十年中，其他转型国家几乎都走了这样一条路：先是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结果是经济大幅度下滑，然后是缓慢地回升，随后又不幸地赶上了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立刻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特别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不少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被降至垃圾级。中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1。7万亿美元，超过了该地区GDP的总和，至今多数中东欧国家还没有从危机中缓过劲来，所以当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并愿意提供高达100亿美元专项贷款和一揽子大项目合作（包括高铁、核电、金融、物流等领域内的合作），中国的倡议立即受到中东欧国家的热烈欢迎。参加2013年中国—中东欧首脑会晤的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同表示：“中东欧国家珍视对华传统友好，钦佩中国的发展成就，相信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将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广阔前景。”＇13＇
第三类就是发达国家。尽管我们进步很大，但一谈到发达国家，很多人的直觉反应就是我们还差得很远。我自己在瑞士和法国生活了20多年，走访过所有发达国家，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比一比了。我在《中国震撼》一书提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准发达国家板块”，其人口约3亿，已经和美国相当，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其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全球性的。这个板块的背后还有一个人口更多的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良性互动，实现了1＋1大于2的局面，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秘密，并为中国“超越”西方提供了强大的、持续的内在动力。
2011年初，我曾和德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主编特奥·桑默（Theo Sommer）在汉堡进行过一次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感觉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没有中国模式，只有美国模式。我说你可能看得不够仔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您会发现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上海的硬件全面超越纽约，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甚至许多商业设施。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比如说人均寿命——上海是82岁，比纽约高3岁；婴儿死亡率——上海比纽约低；社会治安上海比纽约好——女孩子晚上12点可以在街上散步。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位德国学者的是，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已经超越了西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发达板块”在这个方面发挥着带头作用。
2012年底江苏省昆山市政府曾经请我去参加一个座谈，讨论昆山的发展水平。江苏省提出的目标是要在中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昆山是中国百强县之首，昆山又提出了要在江苏省带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看了很多昆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材料，也实地访问了昆山的政府部门、学校、社区和企业，然后坐下来讨论，我说，昆山也好，上海也好，其整体发展和治理水平肯定超过了意大利。
有人说，你用“板块解读法”，然而全世界都用“人均解读法”，你就不能用？我说，一定要用“人均解读法”当然可以用，但如果要准确地判断中国真实发展水平和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最好再考虑以下三点：一是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来计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GDP，然后再来进行比较，这比官方汇率折算出的数字更符合实际一些。二是融入“人均预期寿命”，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指标，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中国2012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5岁，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发达板块的“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人均寿命都比纽约高，而纽约是美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三是采用“家庭净资产”的方法来计算中国人的实际财富，因为今天多数中国人有自己的房产，他们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尽管很多中国人抱怨房价太高，但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最低估计也超过了80％，农村则接近100％，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已有房子，这些房子以后也要传给孩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轻人已经不是穷人了。和其他问题一样，在中国的住房问题上，我主张先肯定，再改进，也就是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中国的问题都有解。
我自己在上海经常坐出租车，跟出租车司机聊天，40岁以上的几乎都有房子，我估算他们平均每人1。5套房子，净资产至少在200万人民币，甚至300万，他们当然比50％的美国人富有，也比50％的欧洲人富有，而且富很多。欧元区国家的中位家庭净资产为10。9万欧元（欧洲中央银行2013年统计），约等于92万人民币，美国还远远到不了这个水平。尽管这样，上海出租车司机还普遍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总之，如果用“家庭净资产”的方法，把中国人的房产也统计进去的话，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关于中美“家庭净资产”的比较，我下面还要详谈。
现在多数国际经济机构都倾向于认为，即使按照官方汇率，中国经济的规模也应该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有人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到时候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只有美国的1/4，但我觉得这样看问题，恐怕不太懂政治。关键是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可能是不可逆转的，这一切都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的未来。此外，我自己估计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2倍左右。我用一个美国人和欧洲人大概都可以接受的经济标准来界定中产阶层——因为世界上关于中产阶层，没有统一的标准——我的经济标准就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美国、欧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国还要高。在西方，银行能给你房贷，就是对你中产地位的肯定。我估计十年后，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6亿多，而美国人口是3亿多。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西方今天还不愿意承认中国模式，不愿意承认1949年新中国的革命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有耐心。但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不承认这一切的话，你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否承认。说实话，我们现在也不在乎。反过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倒是要质疑你的制度了，实际上我们今天就应该质疑了，你美国那个民主也算民主？是“钱主”吧？
四、有质量的增长
在2013年底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遇见了被称为“末日博士”的鲁比尼教授（Nouriel Roubini），并和他交换了一些看法。鲁比尼教授出生在土耳其，长期在意大利生活，后来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他曾担任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资深经济学家。据说他在2006年预测了美国将爆发次贷危机，2008年上半年他又预测了美国主要的投资银行可能要覆灭，因为这些悲观的预测，他得到了《纽约时报》授予他的“末日博士”绰号。
2011年，他曾预测中国经济在2013年将“硬着陆”，当然我们在2013年底见面时，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问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否比过去更乐观一些，但他还是不改“末日博士”的本色，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依靠出口、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低消费、低效率维持的，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未来的不良贷款和公共债务会导致经济‘硬着陆’”，可能意识到2011年对中国的预测有误，这次他没有说中国经济将在哪一年“硬着陆”，只是泛泛地对我说：“这样下去，中国经济迟早会遇到大麻烦。”我个人对他还是尊敬的，因为他对中国经济的质疑，相比其他经济学家，意识形态色彩略少一些，他的疑虑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经济数据的解读。我坦率地告诉他：“你使用的中国经济数据恐怕不太准确。”
这些年我们国内许多学者和媒体使用了许多不够准确的数据，某种程度上，这些数据已经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很多政策和判断。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搞经济的人都相信数据，但是数据的可靠性取决于数据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如果采集的标准和方法出现偏差，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对自己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主张的“板块解读法”、“购买力平价”、“家庭净资产”等方法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多年在世界各地的考察使我非常看重基于常识的观察和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往往与理论思考同等重要。换言之，理论应该“接地气”，这样才能较好地把握事实真相。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很难把握事实真相的。我自己对西方话语的一系列质疑都是从观察事实开始的。当一种叙述和理论明显有悖于自己看到的实际情况时，我自然生疑，进而质疑这种叙述和理论的可靠性，甚至质疑其背后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可靠性。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第一，中国内需和消费不足。这个观点认为全球消费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大约是70％，发达国家的比例一般都超过75％，而中国为59％，远远低于这个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国内外很多人都由此而推论中国的经济要出大问题。我去过印度三次，我的常识判断告诉我印度的消费水平大大低于中国。西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餐馆里就餐的客人大为减少，但中国的多数餐馆看上去一片繁荣，中国的汽车和房产的销售量也是世界第一，而且中国人买车大都是买新车，一次性付清，在西方二手车、使用汽车信贷的要占半壁江山，中国街道上跑的车、普通人手中用的手机、家庭里用的电器总体上都比西方多数国家民众的更新、更好，甚至更贵。中国的内需怎么会很低？我估计恐怕是统计方法出了一些问题。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3年1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看看各国餐厅的热度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今的全球经济版图”：在中国，尽管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但全球经济增长的40％由它贡献，一个例子就是尽管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广泛报道，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民众在餐厅消费总值却同比增长了26。1％，百胜集团全球营收近一半都由中国提供。相比之下，在美国，同期餐厅消费增长为2。1％；在日本，尽管有关方面号召民众踊跃消费，支持灾后重建，但同期餐厅消费增长几乎为零；而在欧洲，债务危机和财政紧缩让消费者不得不省吃俭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期都出现了餐厅消费负增长。经济学家张军就中国内需问题发表的一些文章大致印证了我的判断。张军举了三个例子说明了中国官方关于消费的统计偏差很大，大大低估了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汽车消费，其中相当一部分事实上是打入了企业的资本开支，推而广之，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的私人消费是由公司付账并打入公司营运成本的，而不是计入个人消费的。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房屋自有率非常之高，85％的家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农村人更不租房子，他们是自己盖房子。中国租房子的人其实只占总人口的15％左右。在西方国家，所有统计都有房客的房租支出或者业主的租金收入，如果没有交易还有一个虚拟租金，即你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可以收多少租金。中国统计中完全没有这一项，也不计算虚拟租金，这就少了一大块。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高收入家庭（其实中低收入家庭的情况也类似）一般都不太配合家庭收入的调查，他们不愿意公布收入，中国人大量的隐形收入根本没有进入统计范围。
张军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重新作了推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实际上总体消费占比应该是在60％—65％之间。这就和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高增长时期的消费占比差不多，属于完全正常。＇14＇
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过去34年中，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约59％，投资占比约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低了，投资占比确实高了。然而，中国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的增长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中国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 000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约23万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率约7。9％，这一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15＇
我们经常听到的第二个观点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无疑，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我也认为以中国今天经济的体量和规模，所谓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达60％以上的判断估计有相当大的偏差。问题可能出在官方汇率定价上，也就是说，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为基础的美元计算出来的，其余部分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占GDP的比重可能就被放大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内需的进一步扩大，2013年官方统计中，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降到了49％。如果我们采用购买力平价来重新进行计算的话，估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要低一些。
第三个观点：中国的投资效益不高。中国投资效益高还是不高，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清楚些。史正富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即每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从早期的3。38增加到近期的4。10，相比之下，美国自1965年至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22。64。日本从1980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我们的资本产出比高于美国和日本。过去34年中，中国的投资效益总体上好于美国和日本。中国高投资带来的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从0。16万元提高到1。94万元，增长了约11倍。
一些学者运用各种数据说明美国企业的效率比中国高，史正富的解释是，从个体看，美国许多企业的效益可能比中国高，但美国和西方的体制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周期性危机带来的破坏，“想想美国过去十来年里互联网泡沫破灭与房地产崩溃两次灾难中，有多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毁于一旦，多少企业投资项目报废损毁，实在是骇人听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单个企业投资有效，而社会总的资本产出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16＇史正富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8％，不但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高投资带来的是高增长，而不是高浪费。衡量投资回报效率最简单的综合指标是资本产出比，按此指标来看，中国的表现不差。
第四个观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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