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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到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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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随着规则制定者与监督者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有所扩展,政府的角色也在改变。所谓“纵向”,我们指的是各级政府,他们所颁布的法规从地方计划委员会直至全球协定。在纵向之下,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近年来,在美国,相对于联邦政府,他们更积极地推动着环保法令的实施。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像《京都议定书》等全球协定,要求全球的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横向”则是指跟踪企业环保绩效的新群体,例如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自发的监督者,包括有着数百万访问量的博客。
  在这些影响力量中,有一些甚至建立了由民间力量施行的并行标准。由于更多企业采用了这些方案,它们便有了与法规相类似的效果。森林管理委员会(FSC)是一个独立组织,它为如何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管理森林资源制定了一套标准。越来越多的木材和纸张零售商与大型采购商,开始要求所购买的产品必须贴有FSC认证标志。不管是FSC还是与之竞争的业界主导指导原则(可持续林业计划,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这类形同法规的标准在未来的几年里都有可能出台。
  非政府组织
  想确切知道世界上有多少非政府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一项研究发现了超过两万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还有更多只在一国之内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这两种层级的组织中,有数千家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关注环境问题。
  最大的各家环保民间组织已经将自己建设成了有着巨大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的跨国组织。这其中包括美国环保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塞拉俱乐部、绿色和平组织、保护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美国国家自然联盟以及地球之友等。这些都是资深环保卫士,很多都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公众对环保团体在基金方面的瑕疵有些质疑,但这些组织仍保有极高的公众影响力。一项研究显示,55%的意见领袖信任非政府组织,而信任企业的却只有6%。
  这些环保组织中的很多都是建立在对抗模式之上的,无论是像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那样在法庭上掀起波澜,还是像绿色和平组织那样在树上静坐或登上石油钻井平台,都是如此。像壳牌的案例那样,压力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像追光灯那样,仅锁定公司总部内的主要高管。数年前,一些聪明的环保宣传者站在美国波士顿的芬威棒球场外派发棒球卡,将史泰博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描述成了在全球砍伐森林的罪人。在卡片的背面,印着对这家办公用品供应巨头的严厉批判。用史泰博公司一位高管的话来说,“他们基本上就是指控我们一手砍光了世界上的森林”。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3)
令人惊讶的新型合作关系
  在过去几十年中,非政府组织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有了极大的变化。现在,所有的主流环保非政府组织都将与企业界合作当做一项核心职能。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正如《金融时报》所指出的:
  环保主义者的行为已经精明多了。他们不再穿着羊毛衫和凉鞋,取而代之的是得体的西服领带……就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者们攀爬上英国石油公司的海上钻井平台抗议新的石油开采行动没多久,(绿色和平组织的领导人)梅尔切特先生(Melchett)就与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共进了晚餐。
  随着与企业间的互动从偶尔共同进餐发展到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非政府组织变得愈加成熟老练。在2002年于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地球高峰会议上,绿色和平组织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ut)并肩协作,探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有时候这种战术可能不够妥当,比如,有一次迈克尔·戴尔的妻子在办公室外遭遇了愤怒的抗议者,他们抗议戴尔公司没有对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利用。还有一些人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界线,做出了危险的举动。1998年,美国科罗拉多着名的滑雪胜地范尔就成了纵火行为的受害者,当时极端分子点燃了多个建筑,据推测可能是为了抗议滑雪场扩张到了原始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公司能对非理性行为有完备的计划,但是每家公司都可以大幅度降低遭受攻击的概率。其他滑雪场(其中最知名的是阿斯彭滑雪场,)通过将环保思维确立为企业战略的核心,避免了遭受激烈的批评。实际上,阿斯彭滑雪公司(Aspen Skiing pany)最近承诺在其运营中100%采用风能。相关的监督组织将阿斯彭评为西部头名环保滑雪胜地,而范尔仍得到了低分。
  事实上,这种对抗方式已经越来越少。如今非政府组织选择与企业合作的情况与攻击企业的情况相比,至少已经数量相当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合作关系,以及如何确保这些关系发挥效用并创造真正的价值。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着重介绍两个持续时间最长、效果最佳的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合作关系案例:
  金吉达(Chiquita)公司与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作为一家在过去遭受过波折的公司,金吉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而不得不转变经营方式。在其后的10年中,他们与雨林联盟密切合作,转变了在拉丁美洲地区香蕉产业的运营模式。
  麦当劳与美国环保协会。麦当劳可能是从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中获得最丰厚回报的企业。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美国环保协会在包装方面开展了合作,共同消除了泡沫聚苯乙烯包装盒的使用。在过去,麦当劳曾用这种盒子包装了所销售的10亿多个汉堡包。
  尽管现在非政府组织经常与企业进行合作,但很多组织仍非常活跃地发挥着监督作用。很多时候非政府组织与企业在某一问题上合作,但在其他问题上仍然公开攻击企业。企业对此颇感沮丧,但这却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无论是放眼全球还是仅着眼于本地,不管是在幕后推动其议程还是在台前面对镜头,也不管是提供便利还是制造麻烦,非政府组织都是一股必须重视的力量。企业若不恰当地处理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其计划或战略遇到麻烦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4)
政府和监管部门
  辛辛那提能源公司(Cinergy)的首席执行官吉姆·罗杰斯曾说,他一直都很担心那些能够瞬时改变企业价值的新政策法规,他称之为“一笔勾销”的风险。环保法规领域总是在不停地变动。立法机构不停地更改美国联邦
  法律,政府部门也时常发布新的法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立法机构中一些新的部门也开始发布监管要求。从地方城市规划委员会颁布的条例,到欧盟发布的指令,环保法律日趋复杂化、多层化。
  纵向改变……本地压力
  美国的地方政府与州政府都在着手弥补他们所发现的环境管理方面的缺陷。美国约30个州都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其中大多还包括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强制要求公用事业机构所生产的能源中非化石燃料的比例要达到25%。加利福尼亚州采用了极为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到2016年,要将车辆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减少30%。这项命令将使轿车市场和卡车市场形成新的局面。掌握油电混合动力等“清洁动力汽车”技术的汽车厂家,将会兴旺发展。而其他厂家将遭受市场份额减少、利润降低的痛苦。
  市长在行动
  2005年年初,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共识《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这份议定书得到了160个国家的批准,而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拒绝签署。为填补这一空白,在西雅图市市长格雷格·尼科尔斯(Greg Nickels)领导下,美国市长会议(USConference of Mayors)一致同意采取他们自己的《气候保护协议》(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有350多个美国大小城市、不同政治派别的市长分别承诺遵守《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即便是各个城市也都开始参与进来,展开行动。全球各地的市长们正在采取措施,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废弃物,控制无规划的扩展行为。
  “纵向”改变……国际压力
  在纵轴的另一端,新的国际法规必将改变竞争激烈的商场的格局。在全球都在关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对车辆的燃油效率作出了严苛要求,较美国的标准每加仑高出了5英里。猜猜哪个超级大国的汽车厂商对满足这些新兴市场的标准最缺乏准备。
  近年来,欧盟发布了一系列严格的指令。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些新的法律将极大提高环境质量,但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新法律将毁灭整个产业。
  基本上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会有,其中3个指令的影响尤其巨大:
  1限制使用有害物质指令(RoHS,读音同“rose”)
  2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
  3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指令(REACH)
  虽然前两个指令主要针对电子业的有害物质和回收利用问题,但它们是各项法律行将纷纷出台的重要信号。今天指令所针对的是计算机和移动电话制造商,而明天将有更多的行业面临这种被严苛监管的局面。而且,不要认为这些法规仅影响欧洲企业,任何为欧盟市场制造产品的企业都必须遵守它们。
  RoHS禁止在新的电子设备中使用铅、汞、镉等多种危险物质。制造商们已经在尽力寻找替代品,以取代焊接集成电路的含铅焊锡。当然,对于这种有选择性的规定不乏抱怨之声,而且RoHS在实践中的有效性也颇受质疑。但无论这个指令的构建完美与否,它都不会就此作罢。这项法规还表明了法规战略上的有趣转变。正如IBM的环保事务主管韦恩·巴尔塔(Wayne Balta)所说,“RoHS这类法规表明了从监管输出到监管输入的转变,也就是说,从监管大烟囱里排放的物质,转为监管产品所使用的原料”。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5)
WEEE关注的则是产品生命周期的另一端。它要求从电子业到家电业等多个产业的所有制造商,都必须为其产品的适当弃置或回收利用买单。WEEE代表了越来越多关于产品回收的法律的最新发展,这些法律规定,从产品的生产直至最后的弃置或回收,制造商自始至终负有责任。这些法律让未在产品设计时考虑到其最终处置的公司增加实际成本,从而鼓励企业采用价值链思维。据估计,遵守RoHS和WEEE所增加的费用相当于商品售价的3%,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具有前瞻性思维的电子产品生产商,正在开始探索能够彻底消除所有有毒成分的设计,以便作好准备应对所有可能出台的法规。即便以后没有新法规出台,上述指令也已经对电子企业带来了深远影响。美国电子商协会(American Electronics Association)表示,各项新法规“从根本上改变了每家高技术公司的企业战略,不仅限于针对欧盟国家的战略,而且包括其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战略”。
  污染者买单原则
  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国家中,法规方面的长期趋势都是令制造污染者限制其对环境的伤害,并为其造成的损失买单。这一“污染者买单原则”确保了经济效益,保护了财产权,同时还提供了强大的法理依据。这种促使企业“将成本内部化”(如经济学家所言)的措施,意味着通过将污染从烟囱中或排污管中排放出去而获得的竞争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难以为继。
  当我们与英特尔、戴尔以及AMD的高管对话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说法:法律迫使他们在全球改变其设计和流程。他们说,以一种方式生产芯片或组装电子产品来供应像欧盟这样的大市场,而针对其他市场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样做完全没有经济意义。归根结底:欧盟的激进政策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改变。
  过于激进?
  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所通过的最雄心勃勃的一项法规,就是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指令,也就是所谓的REACH。这项法规大规模地重构了欧洲监管化学品威胁的方法,将使大量主要行业重新洗牌。
  REACH要求生产商注册其所生产的每一种化学品……大约共有3万种,并评估其对公共健康带来的潜在风险。REACH构建于这样的理念之上:在风险未知的情况下,社会不应该引进新的材料、产品或技术。这项法规是重在预防原则的典范。它将提供安全性证明的重担从政府肩上转移到了企业肩上。企业必须证明产品是安全的,或者对社会的益处远胜于其风险。
  很多企业,包括若干制药业巨头,声称REACH将扼杀创新,并成为在欧洲运营的企业的竞争包袱。而REACH的支持者则称,要求企业证明其产品安全性的规定早该执行,这将降低释放对人类有未知影响的化学品的风险。双方都提出了看似可信的论点:REACH的实施是保证公众健康所需的,而遵从它可能要花去数十亿欧元,同时又限制了新产品的开发。无论如何,REACH都将对一些大的行业造成巨大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
  通过遵守法规获得竞争优势
  企业领导人往往高估遵守法规的成本,同时又低估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例如,业界估计,因遵守美国1990年的《空气清洁法》为减少酸雨而支付的成本高达每吨1 500美元。而实际上,在该计划执行的最初10年中,每吨成本从未超过200美元,而且通常远远低于这一数字。如英国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针对石油行业的说法,“每次一有新的法规出台,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末日到了……在这方面,(我们有着)骇人的糟糕记录”。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益方式遵守法规的企业,相比于其竞争对手,可以降低成本并确立环保优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6)
超越监管:新的政府“工具箱”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政府都开始拓展其环境保护的方案。例如,法国政府最近就将享有安全和健康的权利纳入了宪法,并将重在预防原则深深植入其监管制度中。尽管仍存有一些“命令与控制”式的指令,但监管的形式正在发生改变。
  各国政府已不再强制使用某一特定的污染控制技术,而是开始认识到设定业绩标准的价值,这给了企业自行决断如何应对的空间。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朝着推行利用经济刺激的监管方向迈进。它们所采用的这些市场机制,包括对污染或造成污染的产品征税,可交易的排放许可,以及针对电池等有害产品的“押金…返还”方案等。美国已经通过采用市场机制,逐步停止了汽油中铅的使用,消除了破坏臭氧层的氟利昂的使用,并减少了酸雨。
  欧洲则采用了一个排放交易市场,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达到《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在这一方案下,欧洲大陆数以千计的工厂(包括公用事业公司、炼油厂等)获得了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这些企业必须减少排放以符合配额限制,或者在市场上购买更多污染许可。
  即便是出于良好意愿的监管制度,利用了经济刺激,并将效率最大化,如果不谨慎构架与协调,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欧盟针对《京都议定书》的监管,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加征约每吨30美元的费用,从而将令企业乃至整个行业承受更重的负担。如果结果仅仅是奖励最有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那么对重组市场可能并无太大影响。但是,除非企业找到低成本的减排方法,或者等到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否则这种超高的污染罚款将广泛降低欧洲企业的竞争力。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向“信息监管”的转变。美国的《排放毒性化学品目录》(Toxics Release Inventory)要求企业报告其排放到空气、水及土壤中的化学物质。同样,印度尼西亚的《污染治理、评价和分级计划》(PROPER),根据工业设施的污染管理成效,将其公布为各种颜色级别。评级从最低的完全未进行污染控制的黑色,到采取极大防止污染措施的绿色,直至最高分值的,对,金色……表明将排放级别控制为接近零。
  要求企业信息更加透明化的压力并不限于排放和污染的报告。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以及欧盟的要求,要求共享企业环保业绩及其对财务状况的影响方面的信息。尽管实施条例仍在制定中,但美国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看来很可能要求企业披露远多于以前的环保风险信息。而且此法案规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有责任了解这些义务,否则就要面临因无知冒进入狱的风险。
  披露的内容不仅限于财务风险。越来越多的关于“知情权”的法律要求企业披露其对公共福祉的潜在风险。在这一类法律中,美国的《排放毒性化学品目录》是最有名的,也是“黄金标准”。但其他的小法规同样也有所影响。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第六十五号提案》强制规定,对于含有任何能造成十万分之一致癌风险的化学产品,企业必须在产品上附有标示。面临必须将产品贴上致癌物标签的窘境,金枪鱼罐头生产厂家不得不去除用于封罐头的焊锡中的铅。酿酒商也抛弃了铅箔瓶口封套,改用塑料封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7)
一些要求信息披露的法律要求发布有关对环境负面影响的信息,而另一些则强调正面特点。美国环境保护署创立了多种方案和奖项,如“能源之星”和“气候领袖”等,以表彰表现最优秀的企业。政府也利用其强大的采购能力,购买从再生纸到天然气动力公交车等一系列环保产品,以培育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市场。
  不要一味相信那些政府成了墨守成规的官僚机构的说法。当然,有些官员的确认为他们的工作似乎就是制定一些繁文缛节,但更多的官员在积极寻求更新、更聪明的方式来减少排放,保留开放空间以及保护自然水土。明智的企业不会将监管者视为敌人。相反,他们与政府官员合作来制定鼓励措施,并创建成功的环保方案。对于企业来说,与其与监管者形成对抗的关系,不情愿地被人在后面催促,不如与监管者合作,并预先考虑他们的需求以及公众的期许,这样在战略上更有意义。
  政客
  真正的监管者很少在镜头面前表演,而政客们却总是追逐连任。为了显示自己有多爱护受伤害的小百姓,他们会公开指责有嫌疑的“坏家伙”。
  政治作秀的现象在全世界都很流行。举一个发生在菲律宾的例子。在洪水与滑坡夺去了数百人生命之后,阿罗约总统谴责了非法伐木者。她批评的逻辑是,森林能够涵养水源,减轻洪水的危害,并有助于减少滑坡。由于合法伐木与非法伐木之间的界线并不是非常明晰,这就令林业界看起来整体形象都欠佳。阿罗约总统的批评并没有错置。不良的林业行为和清野式皆伐的确会令洪水更加肆虐。但是将自然灾害的后果全都归咎于一个行业,这是典型的政治表演。
  为避免成为政客的替罪羊,我们建议企业专注于若干关键点。首先,与当选的上上下下各政治层级的官员建立联系。其次,为企业的环保工作博得应有的声望,从而获得“免疫力”。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不要出现不良行为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舞台上,大企业,以及那些在各方面都会被描绘成无可容忍的企业,都是显眼的目标。
  原告方律师
  每家企业都会面临的最大环境风险之一,是被控告有污染行为或造成了生态破坏,在美国尤其如此。没有公司能够承担得起忽视专门提起这类民事诉讼的原告方律师的后果。
  从关于石棉伤害的集体诉讼案,到社区居民声称工厂造成公害,在短期内法律诉讼是不会消失的。如果任何人认为石棉业界所承受的痛苦是独立个案,那么,还请三思。2006年在美国罗德岛发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含铅涂料生产商应为其产品对人体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负法律责任。法律给企业带来的威胁日益增多,而且日益复杂。一家公司的环保主管最近告诉我们,她将原告方律师视为最应密切关注的利益相关方。
  以下是跨国企业需铭记在心的一些其他有趣案例的简单描述:
  市值一度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格雷斯公司,在2001年因为大量袭来的与石棉有关的诉讼案而被逼到了破产的境地。
  在澳大利亚建设新煤矿的计划,因为针对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煤矿加剧全球变暖的法律诉讼而全盘失败。
  卡特里娜飓风受害者的一起集体诉讼,控告10家油气公司破坏了湿地,而这些湿地本可能减轻洪水的严重性。
  你可能会说:“这都是无稽之谈,太过荒谬,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要留心那些原告方律师,富有创造性和热情,正在寻找新的攻击目标的律师可不在少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8)
别忘了这个要害点:即便企业完全遵守法律,而且最终在法庭上获得了胜利,诉讼也会给企业带来极大伤害。应对法律诉讼支付的辩护费用可能会高得惊人。即便在企业获胜时,也会暴露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证据,在民意法庭上被定罪。这就是在遵守法规之外,谨慎管理利益相关方关系也是企业至关重要的一环的原因所在。
  提出创意者和意见领袖
  媒体
  从催生美国超级基金计划的乐甫运河有毒废弃物危机,到引发美国制定《1990年油污法》的埃克森的瓦尔迪兹号油轮泄漏事件,再到数以百计规模较小的地方性污染事件,媒体的反应推动着公众对这些事件的了解,并影响着政界的应对措施。要从环保中获得收益,企业必须慎重管理与媒体的关系,但这一点做起来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容易了。除了电视、电台和报纸以外,互联网的崛起意味着媒体已经完全扩散化了。任何人,只要有摄像机、有网站、有看法,都可以透露一则新闻。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自诩为在线评论员的博主们正在改变着新闻故事的披露方式。匿名而且开放式的博客,从公司内部透露出对公司的产品、高管、政策以及行为的直言不讳的评论。
  公司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呢?“不要做任何会使自己尴尬的事”是个简单的回答,但并不特别有用。最好是避免将自己树成显眼的靶子。这意味着,不仅要系统化地管理环境问题,还要探查并消除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任何易受责难之处。你的供应商是否正在向发展中国家的河流中倾倒有毒废弃物?你的客户弃置你的产品的方式是否会形成环境问题?
  每家公司都需要制订紧急事件响应计划。当问题浮现或者发生意外时,高管层不能仅仅临时应付公众和媒体。埃克森对1989年瓦尔迪兹号油轮在阿拉斯加的泄露事件反应迟缓,令公司背上了漠视环境问题的恶名。时至今日,无论埃克森公司是否应该获得这样的名声,它和瓦尔迪兹号都成了企业不法行为的鲜活提示。要得到正面的媒体报道,或者至少在当时情况下将负面报道降到最低,关键是以实际行动去减轻伤害。像埃克森公司那样,把危机管理工作交给公共关系公司去做,其结果肯定是为媒体的报道热度火上浇油。
  智库与研究中心
  媒体可以传播创意,也可将其扼杀,这取决于报道的内容。记者们各有获取消息的来源。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智库已经提供了很多创意,用来构架公共政策议程,并促成了政治辩论。一些主要的智库,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采用非常基本的方法,已经重塑了公众对于政府在社会中是何角色的看法。
  在环保领域,一些团体同样也已经转变了所扮演的角色。未来资源研究所(Resources for the Future)领导了环境保护战略的改变,从命令和控制型监管,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如污染费以及可交易排放许可等。另一家位于华盛顿的团体,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则在加强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之间关系上,提供了很大帮助,并且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推广增添了动力。
  要施行那些为环保和社会战略设定了框架的主导理念,企业需要跟踪这些重要理念的生发者。为此,企业可以采用与智库建立战略关系的方法。最起码,企业也应跟踪来自这些团体以及其他主流研究中心的政策建议。

第三章 谁推动了绿色浪潮(9)
学术界
  从政策到科学层面的各种新理念,也来自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大学建立联系,能帮助企业始终处于不断演变的议题前沿。在知识经济时代,与知识生产业者有所联系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做,除了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创意之外,企业还会与未来人才建立起联系机制。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建立这种与学术界的联系。微软与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合作,从而与世界上提供最多新软件工程师的地方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英国石油公司与多家大学建立了规范的联系,并利用这些联系来帮助其改善战略规划。在启动新的中国计划之前,英国石油公司的顶层官员拜访了耶鲁大学,与一些学术专家一起审视了从中国历史到企业监管和环保挑战等各种议题。
  这些联系并非全都关注污染或自然资源管理问题。但当问题出现时(当然,问题肯定会出现),与一家乃至多家大学或研究中心的有效联系,为企业提供了寻求新创意和看法的去处。在重视创新和新思维的市场上,与知识中心的联系为企业建立环保优势提供了源泉。
  商业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
  管理传统的商业竞技场……供应链、顾客以及竞争对手,是所有成功战略的核心。对于环保问题,这一基本事实并无差别。在非政府组织频频登上新闻头条,政府监管塑造着市场状况的同时,传统的市场参与者也继续施加着切实的压力,迫使企业重整其业务规划来满足各方不断改变的期望值。但聪明的企业并不只是被动应对,而是积极主动地管理这些关系,以获得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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