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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富豪-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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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鹅和亚星客车虽然也是重新国有化，却是彻底回到原来的国有股东手中。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比科龙等公司所走的救赎之路存在更多的问题。既然之前国有大股东退出过，反映出在国家控制或国有法人控制时期，公司并没有表现出足够好的业绩或经营管理效率，所以才会有引进民资进一步“做大做强”并带动当地经济一说。而民营化失败后，国有大股东重新出山，如何证明自己此番已取得真经？
另一位专家认为，国资委重新掌握小天鹅集团的控股权更多的是止血之举，只是为了尽量让上市公司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避免民营大股东继续为所欲为。而国资委掌控或是国有控股公司掌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过渡政策，未来政府如何为小天鹅设定新的发展方向还不得而知。
但让小天鹅的国有大股东哭笑不得的是，重新国有化表面上让民营大股东失去了股份和控制权，实际上这些股份早已大量处于质押的状态，国有大股东的重新掌控还是难解燃眉之急。
就在小天鹅身上，无锡市国资委通过仲裁从斯威特集团手中拿回了小天鹅集团的控股权，不过需要“根据本次仲裁裁决，本委员会将在斯威特公司、通邮公司返还小天鹅集团股权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五日内以现金及其他方式返还其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这是一个重新国有化的黑色幽默。在斯威特集团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失去控制权的最大好处将是不用通过任何股权转让谈判，即可迅速将股权卖还给国资方，而且国资方很难像斯威特当初一般赖账不给。
斯威特资金链断裂之际尚有国资方送资金上门，其又怎能不窃喜一番？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1）
很多事情容不得假设，但很多事情一开始却是注定的，当仰融遇到赵希友的那一刻，就注定学金融出身，坐在上海滩炒股的仰融这辈子离不开汽车了。即使若干年后出走海外，还表忠心：“我不会再做一块起来打击我曾经指导过、工作过的企业。如果不能重新做华晨，我再也不会走汽车制造这条路，再也不过问了。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会为华晨的明天祈祷，为这个企业能够再次得到重生而祈祷”。
不懂汽车却闯进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仰融，有一句名言：“金融是手段，汽车才是目的。”他在8年时间内，完成了纽约、上海、香港“三地上市”但却在他不该退幕的时候，远走海外，在大洋彼岸，看着自己用10年时间打下的“帝国”一点点的衰落下去……
事实上，虽然他也是一个在逃通缉犯，但并没有多少人期待他早日落网遣送，因为他的故事很曲折，知道的人心里都五味杂陈，给不出一个定论。
“炒家”仰勇
很多年里，仰融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人，发迹于哪里，直到很多年后他才在一次会议上透露，自己安徽徽州人，西南财经大学毕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介绍自己的经历时还说：“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次进手术室，但却奇迹般地、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生命又藐视生命……
而事实上他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原名叫仰勇，兄弟4人。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的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他有一个叫仰翱的二哥，在无锡办了一家精细化工厂。
1989年9月，仰勇所在的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企业债券，他就立刻背着个包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他自幼胆识过人，在浑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场上自然如鱼得水，成了第一代资本炒家。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聚集的根据地。沪上颇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坐庄。他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历练出一番纵横捭阖的运作本领。在某一天，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仰融这个名字真的给他带来了幸运，1990年前后，仰融因机缘凑巧，他结识了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
许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仰融的邻县同乡，是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系统很多显赫的官员和学者都曾经受教于许文通。仰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独有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却颇得许文通的欣赏。通过许文通，他结识了一些高层政商人士。在这种交际中，他视野陡开，脱去了不少草莽气，因而也比圈子里的其他人有了更远大的前程。在许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他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机制僵化的国有企业已经江河日下，难以为继。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讨论国有企业的“生与死”。而在许文通等人看来，要把国有企业搞活，仅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显然是条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须在制度架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大胆的创新，而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年轻气盛的仰融很是赞同这个理念。于是，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马蔚华把当时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张瑞昌和沈阳金杯介绍给了仰融。 。。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2）
主政“金杯”
沈阳金杯客车厂是一家组建不久的工厂。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局内的50多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和部件工厂拼凑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龄的副局长赵希友出任厂长。赵希友虽已年近60岁，却是一个很活跃和有闯劲儿的实干家。金杯创建之初，人员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几乎一无是处。赵希友想到了发行股票的办法。根据当时的报道，金杯是东三省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赵希友的募资规模是1亿股，每股1元。为了融到资金，赵希友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跑到北京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引得好奇的媒体记者对这个新闻大加报道。不过，赵希友摆摊一天，也只卖出了2．7万股。就这样，从1988年底开始发行股票，历时1年有余，赵希友还剩一半股票在手上。但其东北人的血性和率直至今不改，他回忆道：“和仰老板接触后，可以说我们俩一拍即合——不管你现在在汽车行业地位第几，将来谁能弄到钱谁就是大爷，就能很快发展上去。”
就是那个时候，仰融北上，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在了焦头烂额的赵希友面前。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赵希友说：“能上市吗？”让赵希友匪夷所思的是，他说：“我要让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有这个承诺作条件，1991年7月22日，注册地在百慕大群岛的“华晨控股”买下金杯4600万股记账式股票。4600万股股票放在二十个纸盒箱里，从沈阳空运到上海，存到七号楼的地库里，仰融还专门请来了武警看守。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从中国金融学院、上海财大找了一些学生一张一张地在股票上填上人名，过户。于是，他成了金杯的大股东。
“海外上市的想法，是我1991年起就有的，忧国忧民，想给中国扩大一点国际影响。理论上行得通，但是怎么操作，却没有个案。但那个时候是人有多胆大，地有多大产。”仰融说。
仰融曾和赵希友探讨过，能不能把金杯整个拿出去，但是发现国营企业有很多“办社会”的东西，海外接受不了。于是此路被否定了，进而开始想能否切块精华出来。赵希友告诉仰融，金杯下面有个沈阳轿车厂，当时从丰田引进了海狮第四代，模具设备都定了货，但是缺钱，很多外汇付不了，赵对这个项目极为看好，提出要与华晨合资。
为了不突破3000万美元的省市审批权限额，这个项目成立的合资公司（即金杯客车）的注册资金定为2998万美元，其中，“华晨控股”作为外方将1200万美元现金从境外汇到沈阳，即占股本的40％，中方为金杯集团。这是1991年7月，金客外方股权海外上市和金杯集团国内上市同时进行。
赵希友认定，仰融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对国内国际大形势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作出企业的一个发展策略。
仰融坚信1989年后困难的政治时局会渐渐好转。事实印证了仰融的判断。1992年初，署名“皇甫平”的文章从上海《解放日报》一出来，仰融立即飞赴美国，仰融迅即赴美。在纽约，美林证券分析师汪康懋正翘首等待着他。在汪康懋的牵线下，第一波士顿证券公司答应做沈阳金杯上市的承销商。
*南巡讲话发表后，仰融立即在纽约正式启动上市工程。他给中央最高层写了一个报告，说，“既然国内有了A股，那么还应该推荐一个公司到纽约股票交易所，表示中国企业要国际化，中国要国际化，以此说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继续走*改革开放路线不变。”这个题目果然被批准了，为此特意成立了一个对外保密的小组，因为课题太新，害怕做不成。有了上级的支持，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各部委一路绿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3）
尽管汪康懋对沈阳金杯的落后状况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当时的企业现状是，金杯几乎没有什么优质资产，其主要出产的海狮客车每年只能卖出2000辆，有99％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时值日元狂涨，工厂的回笼资金还不够买零部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向以规范严格而著称。可是，在汪康懋、仰融两人的运作下，沈阳金杯的上市文件竟通过了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最终得以被批准上市，主要得益于美国资本市场开始对“中国概念”特别青睐。
在上市过程中，英语不太好的仰融其实只去了两次纽约，把美国方面的大部分事宜都交由汪康懋等人搞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国内资本的组合上。种种迹象表明，在进入金杯的时候，资历浅薄、民间炒家出身的他与其说是收购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活跃于幕前的操盘手，而在他的身后隐藏着一个强大的政商关系群和错综复杂的资本网络。然而，心思缜密的他显然不甘于扮演这种“皮影人”式的江湖角色，而是要拥有自己的“王国”。
就在买下金杯股票的当月，华博财务公司、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组建了新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之所以是这个很奇怪的数字，是因为当时政策规定，3000万美元以上的合资项目要上报国务院审批。金杯占60％的股份，华博和华银分别占25％和15％的股份。1992年，华银把所有股份又转让给了华博。
6月，在马蔚华的指点下，仰融悄悄在素有“免税天堂”之称的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由华博100％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被全部注入这家专门用于上市的“壳公司”。8月，他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条件”为理由，又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华晨对金杯客车的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控股方。与此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华博的资本改造，将其股权结构改为他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他。在数次洗牌后，收购资本的提供方、国有性质的海南华银日渐淡出。1993年，许文通离开海南华银，随即出现在“华晨系”的控股核心——香港华博财务公司，出任董事长。很显然，他通过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重组充分放大了自己在这个上市项目中的权益。他在资本运营上的卓越想象力和操作才能，在这个时候已经鲜明地展现了出来。
1992年9月18日，SEC批准“华晨汽车”上市。10月9日，CBA正式挂牌纽约交易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纽约交易所挂牌的第一支股票。股价一日之内上升25％，是当日纽约交易所交易最活跃的股票，被列入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的“欧洲、大洋洲及远东指数”（简称EAFE，该指数主要供美国人投资海外企业参考）。三天后，*十四大召开。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在华尔街获得超额认购85倍，融资7200万美元。
1991年，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受着一次世纪阵痛。11月25日，中国硕果仅存的国产轿车——“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在此前的1987年，“红旗”牌轿车已经停产。德国大众在华投资却逐年增加，出产的桑塔纳年产6万辆，竟接近“上海”牌轿车在过去28年里的总产量，已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轿车品牌。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4）
在资本市场鏖战多年的仰融很快意识到，无意中踏入的汽车行业也许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领域。
当初仰融和赵希友谈合资时，赵希友就明确告诉仰融：“你不懂汽车，我们懂。”仰融承认这一点，说：“这很简单，重组嘛，咱们合在一块儿，你拥抱我，我拥抱你，我投资包装搞金融，你发挥专长搞汽车，不就行了吗？”
“华晨汽车”在纽约挂牌后拿回的8000万美元（扣除800万中介费，实为7200万美元），全部被投入到“金杯客车”开发生产里。而且合资双方达成共识，不分红，把挣的钱再投入进去滚动发展。
华晨套利，是通过1992年7月沈阳金杯在上交所的整体上市。上市之后，华晨就把4600万股套现，套现的钱把1200万美元的账也平掉后，还大有富余。
就在美国上市后的1年，赵希友退休，沈阳市政府把国有股出售给了长春一汽。然而，两三年经营下来，长春一汽却起色不大。从1995年起，他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
金杯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而在这个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小霸王”。仰融把全公司最优秀的研发人员全部调集起来，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了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新海狮推出市场之后，因其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1年后，一汽的“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2年后被迫退出了竞争。本来就对汽车业不熟悉的他，在经营上毫无包袱和成见，打起仗来新招迭出。从1996年起，沈阳金杯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为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老大，每年的销售额都以50％的速度增长，一直领跑，创下了投资回报率高达30％的行业纪录，销量也从1995年的9150辆起连年递增，到2000年已经达到6万辆。被业界鄙视为“门外汉”的他，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业内高人都感到惭愧的成绩单。
创新“华晨”
初战告捷之后，仰融对汽车行业的兴趣越来越高，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个行业最肥沃的一块天地，家庭轿车。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民众购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政策的鼓励，房地产和汽车成了新的消费热点。从1996年起，家庭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众多专家纷纷预言，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了。
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对于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机会却未必很大，因为汽车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规模效益又十分重要的重型工业。历经百年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十来家跨国汽车公司几乎已经垄断了汽车的技术话语权和品牌号召力。在中国市场上，原有的“红旗”牌及“上海”牌轿车都已经被巧妙地消灭。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一家在家庭轿车领域毫无经验的企业，华晨竟试图从这群大老虎嘴里夺食，实在难于上青天。可是，仰融却提出，“要制造拥有百分之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
从1997年年底起，仰融就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轿车的生产线。1999年3月，他控股上海老牌上市公司申华实业，将之更名为“华晨集团”。这成为他打造华晨汽车帝国的一个重要的资本平台。10月，“华晨中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发行1958万股股票，募集资金6．5亿港元。他对外宣布：“华晨将在5年内斥资40亿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轿车。”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5）
仰融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华晨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他出任理事长。另一方面，打破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中，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他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现有三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合资，第二种是许可证生产，搞引进，第三种是自主开发，在全球合作分工。他说：“我现在正在研究第四种，应该与全球的汽车行家联合开发，共享资源和平台，划分市场。”
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华晨先后与5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笑称其为“五朵金花”。与宝马公司达成意向，合资生产宝马在全球销售最好的3系和5系轿车；与美国通用共同投资2．3亿美元组建合资企业，生产雪佛兰卡车和SUV；接手位于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控股55％，计划引进雷诺家用型经济轿车“甘果”；收购沈阳航天三菱，与三菱合作生产轿车发动机；与丰田公司合作，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丰田经济型轿车。此外，华晨还与世界第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商德尔福公司共同开发491Q－ME汽油发动机，准备将之装备在金杯客车和皮卡车上。
在“金花”们的拥围下，自主产权的轿车研发便不再是闭门造车。仰融请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主持车型设计，请国际权威机构——英国MIRA公司进行整车性能验证鉴定，请世界著名汽车设备制造公司提供冲压、装焊、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设备，请国际著名汽车厂商供应其重要的总成件、配件等。他将新轿车起名为象征意味十足的“中华”牌。
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梦想。他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这一刻的他，已俨然是一个民族汽车拯救者的形象。
一直到2001年初，仰融的事业毫无败落的迹象。
1月，为了表彰第一辆“中华”牌轿车下线，沈阳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的称号。他公布2000年公司业绩——华晨的销售收入为63亿元，轻型客车市场占有率高达60％，税后利润为创纪录的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
3月，沈阳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因贪污*而被拘捕。全市重要涉案官员达122名。作为沈阳市最知名的大企业，华晨与政府有十分密切的互动。现任市政府领导的落马自然会影响到仰融的战略思考。
出走“华晨”
正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仰融开始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他与罗孚的接触始于发动机项目。“中华”牌轿车下线后，他发现采用的三菱发动机与车型不匹配，动力不足，但三菱方面拒绝进行技术更新。在宝马公司的推荐下，罗孚进入了他的视野。罗孚是一家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厂，由于成长缓慢，近年来亏损累累，正急切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买家。他与罗孚的谈判很快从发动机项目上升到全面合资。罗孚是一个十分适合的合作对象，技术研发能力雄厚，品牌高贵。他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资后罗孚的所有产品都搬到中国生产；保持罗孚英国研发中心和欧洲销售体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欧洲的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地区销售的用中华品牌；罗孚帮助华晨完成发动机的升级换代，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商标。尽管他的条件十分苛刻，但是中国市场的广阔及德国大众在中国投资获取丰厚利润的事实，最终还是让罗孚同意合资。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合资建厂，中方以土地、厂房等投入，占51％的股份，罗孚投入产品、技术和设备；中方借给罗孚1．9亿英镑，用于英国工厂的搬迁裁员和新车研发。 。。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6）
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主流商业舞台上。如果此次合资成功，中国汽车行业的版图将全部改写，甚至连成长路线都可能赫然改变。
谈判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一切都出乎想象地顺利。在相关协议都签好之后，仰融做出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
仰融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的宁波市。很多年后，他都没有把这个决策的真正动机对外透露。看上去，宁波是一个不错的建厂选择，有全国最好的深水大港，周边的汽车配件企业众多。市政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出让价一亩只有区区5万元。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只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或许因为沈阳政坛的变更，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趁乱溜走”了。自金杯被救活之后，辽宁省就一直将汽车产业作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沈阳市也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的底特律”之梦，自然希望他把所有的资产和项目都放到沈阳。
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对华晨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可是，就在超速扩张的关头，他却趁“慕马大案”的动荡之际调头南下。这在东北官员看来，无异于背叛。
矛盾激化的另一个背景是，一向低调而神秘的仰融在2001年变得异常高调，开始频频接受记者的采访，出现在各种财经类媒体的封面上。也许在他看来，华晨的宏大架构终于清晰，已经到了他应该站出来为伟大事业造势亮相的时候了。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以70亿元资产位列第三。 在此之前，除了汽车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象一夜而为天下所知。榜单设计者胡润对他资产的计算，是以他在华晨中所占的股权为依据的。他对此表示默认。于是，政府方面对他的质疑，便是从资产计算开始的。10年前那着“精妙之笔”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政府方面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他的华晨。根据10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
事实上，仰融对华晨的所有权一直耿耿于怀，其心态有过一段很微妙的变化。华晨在美国上市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在公开场合都承认华晨是国有资产。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他的心态渐渐有了转变。
2001年10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突然提到“华晨的出身不好”，说：“什么叫出身不好……当时很多事都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有些事我是否就有权利讲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说不清楚”中，最让他寝食难安的，应该还是华晨的产权归属问题。在随后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明确地说：“企业不能长期这样股权结构含混不清。历史问题要有所了结，要奠定这个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基础。而且这帮管理层跟了我10年，我应该对他们有所交代。我天天为股民考虑，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组长考虑？”
于是，仰融其实对产权的“了结”已经有了全盘构想。第一步，他设计并构筑了一个“资本的迷宫”。“华晨系”的100多家企业资产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他一人而已。第二步，在宁波项目中埋下伏笔。他将华晨集团旗下的君安投资、珠海华晨、正通控股、正运实业及沈阳金杯等的股权进行了多重置换，最终在宁波注册成立了一个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国正通控股公司。它将成为华晨与罗孚合资的中方母体。同时，他在华晨集团内组建了职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职工入股发起，在由中国正通投资公司与后者进行某种方式的股权交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仰融：在“资本迷宫”里走失（7）
这样，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就诞生了。未来，如果沈阳金杯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弃之不要，在宁波罗孚项目上换壳重生。第三步，他开始与政府洽谈基金会问题。他认为，基金会只是为了上市而设计的一个“壳”，当年的国有投资仅10万元而已，后来国家就再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因此，国有资产在华晨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不能超过30％。
仰融认为自己算度精准，前可进，后可退，百密而无一疏，没有人可能从他手中把“金杯”夺走。但是，他惟一没有算计到的是，如果对方宁愿把“金杯”砸掉也不肯给他呢？
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这时候，华晨各项业务的进展已经将双方逼到了必须摊牌的地步。
“中华”轿车自2年前下线以来，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所有准备，其准产证即将下发；华晨与宝马的合作报到国务院办公会议，即将被正式批准；在宁波，3000亩土地的征用工作已经完成，工程即将上马。所有这些，都面临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的投资。是顺从仰融还是驱逐仰融，仅在一念之间。辽宁省政府最终选择了后者。
3月11日，仰融和政府方面同时动手。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晨集团宣布更名为申华控股。根据后来的《补充公告》，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的秦荣华。秦荣华无疑是他“资本迷宫”中的一个代表。同一天，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政府，将所有债务亦一并划转，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接收工作小组当即向他宣读了公函。
仰融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行事。3月21日，华晨在英国发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并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一次性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一周后，工作小组进驻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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