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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人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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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1）
原永民：北京科源轻型飞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原永民和他的即将出口美国的蓝鹰AD－200轻型飞机
原永民，上世纪70年代插队，80年代开饭馆，90年代造飞机，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私营的飞机制造公司，而且他的飞机已经出口到美国。原永民的人生有财富、有传奇、有心跳、有刺激。在他看来，你要想活得和别人不一样，就要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
餐饮起家
纪春：您从一个飞机制造的门外汉发展为国内民营飞机名副其实的领航员，制造飞机是您的钟爱，将近20年，您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挣扎、拼搏，在聊这个之前，先说说您开饭馆的经历好吗？
原永民：我是在1986年辞职下海，原来在国营服务公司干餐饮。1986年我正好赶上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拍卖濒于倒闭、破产的小饭馆。我经过8轮的竞标，以14万2竞标到一个200多平米的快餐店，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搞餐饮了。
纪春：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自己下海做生意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您那会儿有这个自信能把它做好啊？
原永民：那时候人们对下海还是挺生畏的，但是我感觉我的出路应该在这地方。当时拍卖只交1/3定金，剩下的可以匀几年还清，所以我很有底，我觉得我能干好。
纪春：据说，您把定金交完了以后连买面的钱都没有了？
原永民：很难很难，开业就剩2000元钱了，支撑一个9个人开的饭馆，卖一些烧饼、饺子、面条，一些冷荤之类的普通小吃，想挣钱是很难的。但是我每天起早贪黑，慢慢地也就干起来了。我自己采购，自己和面做饭，还得教他们。一般早上3点多钟就起来了，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钟，每天如此，连着干了3年。
纪春：3年之后呢，怎么样？
原永民：3年之后，我们有炒菜了，所谓的正餐，利润相对来讲比小吃好一点儿了，像有包桌之类的，这样营业额就逐步地扩大了。没有做小吃那么辛苦了，就这么干起来的。
纪春：听说您9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做餐饮已经有100多万了？
原永民：不光是100万，那时我们有自己的楼了，盖了一座4层楼，面积有2000多平米。那时候我们饭店是很火的，90年代初通过银行贷款抵押我们把这个又干起来了。
纪春：那时候您的饭馆叫“科苑酒家”？
原永民：对。因为我姓原，又是在科学院，所以就起了这个很中听的名字，而且很有亲和力。
纪春：其实要做餐饮的话，到现在开连锁店可能都好几十家了？
原永民：做餐饮我是北京最早的，而且算是很成功的。如果我现在不搞飞机的话，我可能会拓展别的行业了。也会有餐饮的连锁店，不至于像现在干得这么艰苦。
改弦更张
纪春：虽然您热爱飞机，但它也牵动了您太多的精力和财力吧？
原永民：是，牵扯了13年，一言难尽呀！
纪春：真正的有了造飞机的想法是在哪一年？
原永民：1993年的一次吃饭交流，有一个朋友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这样一个技术。我是《航空杂志》的爱好者，对这个感了兴趣，并得知这项技术值340万。当时我都睡不着觉，我就跟我爱人讲，一定要干这件事情。钱很紧，要找银行贷款，房子得抵押出去，我就找行长谈。他说，要你和你爱人都同意。我们俩就一起去求他们，给我贷一部分款，我要买这个技术。
纪春：这么大的投入，您怎么就这么着迷呢？有些人可能看这么大的投入都害怕，都退了？
原永民：是，当时这批款要投入房地产，现在可能都不是几十倍的问题了。但是那时我就老幻想着天空肯定有很多飞机在飞的，所以就一下子到了南京，给买回来了。是坐飞机去的，那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钱坐飞机。
纪春：听说您340万掏出来都没含糊，也没讨价还价？
原永民：没有，基本上就是学校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其实从现在看，那时太冒险了。买回一堆纸，那时候我这儿一个造飞机的人都没有，就是我自己和一两个好朋友。
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2）
纪春：买回来以后，一开始是怎么度过的？
原永民：当时南京的副市长听说这技术出了南京，专门到北京来看一看。看到我们的酒店经营得很好。他说，这个人还行。我回来就找到海淀区政府，当时的王区长很支持我们，就让我和当时最穷的北安河乡合作，他们出地、出房子，我出技术、出资金、出人员，合作生产飞机。
当时学校写了一份很动人的可行性报告，我看了很兴奋，觉得终于有这个我可以施展的东西了。就这么签合同，开始招兵买马。当时有很多难处，首先是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深浅，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当时是通过在我们这里买早点的偶然认识的宋工找到的一些技术人员，宋工是航空工业部民机处搞小飞机的，他那时已经快退休了。
纪春：买专利花了340万，那这些前期的准备投入多么？
原永民：当时教授说这些千八百万就够了，我感觉这个数目我还能筹措，但没想到越投入越多，简直是个无底洞。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就体现在我身上，我胆子太大了。
纪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的飞机事业是用您的饭馆等等其他一些事业养出来的？
原永民：是，应该这么说。因为在筹备造飞机的过程中、试生产过程中的这几年根本不挣钱，是很难的一个行业，我们碰到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怎么样把这个行业做起来，包括生产工艺流程、质保体系的建设，能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这全套的东西还不能按大飞机走，要考虑怎么切合实际搞小型的航空器，来进行系统的生产的程序的建设。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找不着标准，不知道怎么去做，碰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光取得生产许可证就用了3年多，很难。
路，终于走出来了
纪春：现在您的这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原永民：对，实际上我是得益于航空工业一批离退休的专家。现在我们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了。是可以年产100架飞机的规模、30艘热气飞艇，还有热气球、游船等很多种类。而且有自己的飞机跑道、空运权的使用等等，已经形成了占地145亩的规模。整个工厂有员工70多人，离退休的专家27位，最小的63岁，最大的74岁，都是航空业的专家，这么一批人在帮助我发展这个。目前我们的企业已经进入到了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纪春：有一位朋友发短信说，原总，您会不会改行呀，做得这么难？
原永民：不会的。我13年能够坚持下来，我认为这里面有巨大的诱惑力。因为这是一个行业要诞生了，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在呼唤着我们，而且这种市场是低空资源要开放。21世纪中国人要玩什么，玩的是天。我有一个信念在坚持着，这个行业在中国是个空白，但是在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是很普遍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行业我会坚持做下去，并不断地发展、研制不同的航空器，大施拳脚。
纪春：您有没有开过自己制造的飞机？
原永民：1997年我就开始开了。当时是在沈阳，沈阳飞机制造厂邀请我们小飞机进行表演。我们去了两架飞机，我们的飞行员让我在前座驾驶，第一次摸驾驶杆，那种刺激难以表达。
纪春：在空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原永民：空中跟地面不一样。从空中看我们祖国的河山太美丽了。稻田、公路都是那么整整齐齐的，都是那么漂亮，感受祖国最美就只能从空中看。那种感觉就像老鹰一样翱翔在空中，只有航空器能帮你完成这种梦想，像飞机、飞艇、热气球、动力悬挂、动力伞、滑翔伞等等这些轻小型航空器，是最能够让你最快地实行你的梦想。
纪春：这种飞行的体验对您来说太有诱惑力了，所以您一直放不下飞机这份事业？
原永民：不光是从飞行的体验，我觉得从制造来讲，也是一个人生自我的挑战。你没搞过这行业，你怎么样去搞，你必须靠你的精力和坚忍不拔的学习的状态，而且通过跟专家学，怎么样组织专家，把你的企业运转起来，这是最难的。这里有很多怎么样运作，又有很多情感沟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专家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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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3）
我的成功得益于这些专家的帮助，不是我原永民有能耐，是这么多航空界的专家老前辈，为了发展我们祖国的航空事业来帮助我。他们说，在我身上看到了一种希望，不是金钱方面的希望，是我一种精神的执着的追求，能够带头完成这个事业。他们都是从祖国各地来我公司的，沈飞、哈飞、石飞、南飞等地的专家组成一个智囊团来帮助我。
纪春：您是高薪聘请他们么？
原永民：不是。这些专家不是为钱来的，都是到了我们公司看了我们的现状被打动了。
纪春：有人问，您从开始创业就从来没担心过自己会失败么？
原永民：有过，但担心失败不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很少的一部分经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下海是冒险，我干飞机还是冒险，包括做船我还是在冒险，我是只要认定了，就会执着地坚持下去。
纪春：您的家人能理解您吗？
原永民：我干飞机以后，原来的餐饮都交给我的家人管了，她一直干到2000年，很辛苦。飞机公司能坚持到今天，完全靠餐饮来养活。用干餐饮的辛苦钱来养活一个航空企业，很难。
但是我相信这个行业的前途很好，我们的低空资源还没有得到利用，但在不远的将来会有很多的小型航空器在天空中飞翔。
纪春：虽然这对您来说现在还是一个梦想，但是我相信这个梦已经不太遥远了。
原永民：很快会实现。我想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将来我们国家能够把低空资源对百姓局部开放了以后，哪怕是大西北，也是能够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好的行业，好的资源，这种资源不用国家进行多大的投资。可以用小飞机喷洒农药，一次作业，可以喷洒500多亩地，一个小时，可以作业两次，就是1000多亩地。100公里10公斤油，售价仅仅35万，一次加油可以飞1000公里，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小汽车，所以进入家庭也不是梦了。
纪春：很多朋友都问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您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您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其实刚才您的这段话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因为您坚信这个行业大有希望，这是您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原永民：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领导都理解我，支持我。而且我们这个企业干的事情又是在为国家干。
纪春：一位朋友说，您现在工厂的销售收入怎么样，现在是盈利还是亏损？
原永民：我们从1999年开始造船了，现在北京市昆玉河跑的大船都是我们制造的。包括新疆的天池、宁夏的沙湖、东北的大连等很多地方都有我们的液化气环保游船。现在我的企业实际是靠游船的订单来活着，我们还搞了遥感。
我的体会是，要想拓展，就必须搞一些奇新特的东西。我们的游船是环保的，都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是我们企业的支柱产品。还有就是全国热气球烧的燃烧器都是我的企业生产的，一年几十具。我是靠其他产业来养活飞机。等有朝一日，市场开放以后，我会一下子就膨胀开了。
纪春：我看到一段话，“人的一生会做各种各样的梦，每一个梦都需要金钱来实现。有的人花钱醉生梦死，但有的人用钱来证明自己。”这是您说的吗？
原永民：对，我是证明自己。如果要是为了挣钱，我就去发展餐饮行业了，可能是亿万富翁。但是我觉得人生如果能有一个好的机遇，让你进行挑战，那就还是要冲上去。我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在干一件事情。能够为这个行业添砖增瓦，我认为也是我的荣幸。从餐饮进入到航空制造业，我觉得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好，否则是天方夜谭。
金点箴言：
我身上看到了一种希望，不是金钱方面的希望，是我一种精神的执着的追求。
人生如果能有一个好的机遇，让你进行挑战，那就还是要冲上去。
21世纪中国人要玩什么，玩的是天。我有一个信念在坚持着，这个行业在中国是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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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PK麦当劳（1）
乔赢： 红高粱食品有限公司总裁
乔赢，一个胸怀伟志的人，1994年开始寻找挖掘财富的钥匙。麦当劳快餐店中人潮涌动的景象，在他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北京、广州、深圳，凡有麦当劳的地方，都留下过乔赢的身影。为什么不能用中式食品创造出同样的效果？很快，乔赢看中了中原百姓百吃不厌的羊肉烩面以及当时轰动世界的中国大片《红高粱》。
1995年，“红高粱”在郑州亮相，开业没几个月，便名利双收。1996年，“红高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距麦当劳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开张营业。挑战麦当劳的新闻炸开了锅，爆棚满座的“红高粱”一夜之间，名声大噪。此后，与创办人乔赢头顶上的光环背道而驰的却是事业上的一败涂地。公司董事长乔赢也因涉嫌非法集资而被公安机关逮捕收审。历经如此大起大落，数年之后“红高粱”却又重新开张。
纪春：乔先生，您的故事可能有的人知道，因为有些媒体对您有过报道。原先都以为“红高粱”可能是您梦开始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红高粱”这段经历带给您的却是一个个失败的恶梦。但是好像常人看来是失败的恶梦，在您却没有什么，对您未来的第二次创业和第三次创业都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红高粱”又重新开张了，为什么又选择重新开始，您能不能谈谈这个时刻您的心情？
乔赢：当我从部队大学放弃大学老师下海的那一刻开始，就认准了中式快餐这个目标。我相信一句这样的话：“路找准了，不要怕路遥”。当时下海就觉得这个事情不会一帆风顺的，因为中国没有一家成功的中式快餐，世界上更没有。没有这条路，就要探索这条路，就做好了失败、挫折的准备。从意志上锻炼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红高粱”的失败仅仅是暂时的挫折。根本没有想过放弃，所以二次创业是很自然的。
第一次创业
纪春：先说说您第一次失败所遭受、经历的那些故事。那个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此之前您已经有在一家国有企业也就是当时的亚细亚集团工作4年的经历，当时也是任总经理？
乔赢：那4年对我学会创业、学会经商、学会管理、建立团队意义太大了。那4年总经理的位置跟创业是一样的，并没有享福。就是一份任命书，并没有资金、人手。单枪匹马地开始融资、建立团队，把酒店做起来。这4年的经历让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在大学里还教过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等等，但是在现实里用的要比在学校里多得多，所以这一段我是很自豪的。
纪春：为什么又放弃了做总经理，出来自己创业呢？好像和您经历的一段故事有关系？
乔赢：当酒店总经理不是我的目标。我之所以愿意离开部队那种优厚的待遇去下海，也就是为了实现快餐的梦想。这个梦想来的也是非常的偶然。1989年，我在课堂上读一些案例，偶然当中看到麦当劳的故事，跟学生讲，有个学生就问我，为什么中国没有麦当劳这样的企业，把我问住了。后来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读了大量的麦当劳的书，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还没有麦当劳，是从书本上认识的麦当劳。越研究越有兴趣，就开始想能不能做一个中国式的麦当劳，于是开始决定去实现这个梦想。
纪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您毅然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而选择了自己去创业？
乔赢：我认为1995年是个分水岭，将是可能产生一个快餐时代的开始，当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预测的。我是1990年进入亚细亚的，1994年我就觉得我应该赶快进入自己的快餐创业了。我的目标就是1995年我要建立起快餐公司。于是1993年我提出辞职，1994年批下来，我就离开了亚细亚，开始创业了。这时候我一无所有。但由于前面的经历，我并没有感觉到陌生。
纪春：您觉得自己创业和在别人手下做总经理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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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PK麦当劳（2）
乔赢：区别可大了。我过去到银行融资，几千万、上亿元都能融来。我后来个人创业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不是我多么厉害，是亚细亚的牌子放在那儿呢！同样是我，下海后再去，没有一个人给我一分钱。创业的头一年我一分钱都没弄来，非常地艰难。感觉压力很大，这就是区别。
纪春：没有银行的贷款，可能会有其他的渠道，是怎么解决的？
乔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遇到这些挫折，我并没有放弃。1994年12月，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但是否极泰来，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正是解决问题的时候，咬咬牙，一定会有结果。结果出现了，发现一个二期广场，最好的位置，空着，做快餐位置很重要。于是就做公关工作，见酒店总经理，用我的精神，用我对快餐的理解，感动了他。3天之后，打电话说，给你了，但是需要30万，没有30万我不会跟你签约的。我当时一分钱也没有，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得到这个位置，我就能弄来钱。经过双方多次的联系沟通，最后他同意签约，要求3个月内必须开业。签了约之后，我立即找自己的好朋友，因为有了这个创意，得到了许多人的理解，3个月之后，不是弄了30万，而是40万，是朋友们支持的。结果到了1995年的4月15日就开业了。3个月就把款还了。
纪春：一开始是蛮好的，红红火火之后您就想到要扩张？
乔赢：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着自己品牌的快餐连锁。当时因为缺少知识体系，缺少技术，中国的快餐业一直落后。我分析了一些原因之后，认为不能只是一家店在赚钱，要扩张。首先就选择了北京王府井。这是实现“红高粱”梦想的重要的一步。选择在麦当劳对过，这是听了麦当劳一个技术总监的话，要置于死地而后生。这个位置原来是个鞋店，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转移给我了。200平米，它的房租是260万。这个价格在当时是天价，包括我的合作者、朋友，没有一个人赞同我。但我认为贵是贵，只当是在投广告费。在所有人的反对下，悄悄运作了半年时间，在1996年3月开业了。
当年“红高粱”在首都北京的金街王府井，在麦当劳的对面开业了。引来了各方关注的目光，开业之初也确实迎来了红红火火的一段时期。
一开业就来故事了。没想到北京所有的媒体都关注这件事，蜂拥而至。这给自己带来了收获，就是学习。与其说是向麦当劳挑战，不如说是向麦当劳学习。实际上是自我挑战，每天的压力非常大。员工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面对着强大的对手，面对着媒体的报道。一炮打响，并没有飘飘然的感觉。
第一次失败
纪春：什么时候您发现企业整体情况不太行了？
乔赢：我要说的是，经过现在的反思，其实一个企业的成长，遇到挫折，遇到失败，是个规律性的东西。第三年的时候，也就是1997年，有一个事件，导致“红高粱”进入一个拐点，由上升开始下降。这个事件就是增资扩股。创业到一定程度肯定要做资本经营，要增资扩股，要融资，要向外找合作伙伴。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老板一定要有高的境界。不能因为自己的控股权的出让，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公司看中了“红高粱”，想一下子投资2000万，把基础做好，组团发展，力争在3年以后做成上市公司。我对这个目标非常感兴趣，他们的条件就是控股权要让出来，我占40，他们占60，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产生了顾虑。在犹豫的时候，另一家房地产公司提出不控股，只占49，这时我答应他了。这一合作，出现问题了。合约签的是三个月到位资金2000万，实际上没到。当时是房地产政策遇到变化，它的钱没法投进来。但我已经按合约的计划走了，把我现有的钱都投到租金上了，租房子呀，筹备呀，结果到了交房租的时候，我们的后备资金没有到，店一个也没开起来，等于钱砸到地里去了。这个时候是骑虎难下，全国对“红高粱”有很多期待，到处都希望你来发展，挑战麦当劳，做民族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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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PK麦当劳（3）
这时我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不能放弃，也不能撤退，我要继续向前。这时候没办法，就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就是内部员工集资。后来才知道，这个法律是不允许的，政策是不允许的。所以就出现了非法吸收工人存款这件事。“红高粱”就彻底地走向了第一个阶段的失败。
纪春：这给您带来了两年的牢狱之灾，您觉得值得么？
乔赢：作为一个男人，经历了这几件事，破产、牢狱之灾、失败，这是一个极好的锻炼的机会。再没有什么比它更能锻炼人的意志了。现在看来这是个财富，我觉得应该是值得的。当然经历的时候也很痛苦。在鲜花掌声的舞台上，一下子进入地狱，没有人格，没有阳光，没有一点点能让人看见希望的地方，到处是黑暗。
希望
纪春：就在这种情况下，您依然是把“红高粱”这个梦想牢牢地锁定在您脑海里？
乔赢：我说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想方设法转化自己的心态，当时想得最多的还是“红高粱”。我相信自然力是公平的，一个企业遭受了挫折，它一定有回报，我相信通过这件事“红高粱”的价值不是小了，而是大了。我是这个心态，于是利用这段时间充电、反思、学习，不能落伍。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当人的物理空间很大的时候，思维空间反而很小了；而物理空间极小的时候，思维空间无限地大了。那个时候我写了很多的东西，有一本书，已经进入出版程序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纪春：您付出这么多，感觉快乐么？
乔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从来没有痛苦过。把痛苦转化为快乐，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是体验主义者，我喜欢体验。
纪春：现在已经是第二次创业的开始了，您有信心吗？
乔赢：很有信心。我发现二次创业与第一次创业有极大的不同，社会资源更加丰富了——快餐业离开资源是根本做不成的。第一、融资更好融了。第二、食品工业起来了。第三、农业发展了。第四、人才比过去要不知多出多少倍。最难的是对市场的把握。现在不再是一个定位的时代，而是一个细节的时代，现在消费者很挑剔了。
金点箴言：
当人的物理空间很大的时候，思维空间反而很小了；而物理空间极小的时候，思维空间无限地大了。
“路找准了，不要怕路遥”
我从来没有痛苦过。把痛苦转化为快乐，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是体验主义者，我喜欢体验。
白手起家
你肯定经常会看到这些场景：街头一个西装革履，但白衬衫领子发黑的年轻人向路人推销着什么；街边没有暧气的小铺，蒸腾着一屉屉的包子，老板和老板娘飞快地包着包子；快要拆迁的门脸房内，堆满了皮鞋，小喇叭重复着甩卖的信息；年轻的小姑娘，素面朝天，背着大包的衣服穿梭在拥挤的服装批发市场……
然而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今有掌管着几十家连锁店的，有拿着自创品牌占据市场的，有开创新型经营模式的……
他们曾经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他们没有雄厚的资本，他们没有太高的学历，他们甚至没有一技之长，但他们成功了，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吃苦的精神、灵活的头脑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创造了一个个普通人的财富神话。
“小馒头”大理想（1）
刘会平：上海巴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买包子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纪春：刘董，我看到楼下你们的包子馒头卖得真不错，现在临近下班时间，楼下已经排起了长龙。看到这个情景，您是不是很高兴？
刘会平：习以为常吧。
纪春：这么平淡的一句评价？
刘会平：如果没有人排队，我可能就不能悠闲地在办公室里了，就该急了。
纪春：从什么时候开始，巴比馒头卖得特别好了？因为我知道，您在上海最初的创业不太顺利。
刘会平：真正好起来应该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还没做巴比品牌，我开的店名字叫“刘师傅大包”。刘师傅大包当时就卖得不错了，后来就在2003年搞了连锁化的经营，品牌也改成了“巴比馒头”。
纪春：您刚才的这段话浓缩了您的创业经历。我们一点点来追溯吧。您在1998年来到上海。在此之前您在其他地方也做过餐饮，已经有了一些做包子做馒头的经验，后来怎么想到来上海来创业？
刘会平：其实在来上海之前我已经有将近十年做包子、馒头的经验。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很早就辍学了。我的家乡可以说是中国的馒头之乡，是安徽的一个小镇。
全镇人都是以做包子馒头为主，受家乡环境的影响，后来我也和师傅学做包子点心，也到中国很多地方开过包子馒头店，去过江苏、贵州、云南等地，都是一个人去闯荡。在那些年，因为自己年龄小、社会经验少，创业都没能成功，只是自己能混口饭吃。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积累了很多的社会阅历，自己也不断成熟，我还了解了各地人不同的口味。后来，来上海是因为一个亲戚说，上海的经济发展好，肯定能赚钱，而且赚钱容易，于是我就在1998年来到了上海。
纪春：其实赚钱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这些年对您来说，赚钱是容易了一些，但在创业之初，您是不是感觉赚钱很难？
刘会平：您说得很对。说容易非常容易，说不容易又非常不容易。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容易的。不过，和其他地方相比，上海的经济发展得确实比较好。
纪春：但是上海人是比较挑剔的。有人说，一个企业如果能在上海立足，在其他地方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刘会平：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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