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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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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我们上路了，要住在离学校15里路的郭家沤麻坑。那里是我曾经的家，那就是水库的南岸。另外4名同学都是那附近的，他们回家了，准备渔具，我只好自己住在生产队，那时候我家第二次搬回了那家窝棚。
生产队是个“破大家”，门缝能进来狗，关不严，更关不住风。炕凉冰冰的，没有一丝热气，更没有被褥可以为我御寒。睡到小半夜的时候，肚子和肠子开始打架了，周身也跟着颤抖。想找根火柴烧把火暖和暖和，我没有。我的心早就慌作一团，不知道该如何熬到天亮。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家，但我不敢想下去，担心万一被母亲知道她的儿子这样的无助可怜，她会撕心裂肺……
我尽可能地分散着注意力，想些其他的事儿，度过这个不眠之夜……
此时此刻，此刻此地，触景生情，我想起了去年的冬天，刘老师领我们到水库抢救“财产”的那一幕幕。
水库修好了，自然要蓄水，以示修建的成功。满水库遍地都是的柴草，对于学校来说可是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抢救回来做柴禾，烧宿舍的炕，节省燃煤。
全校8个班级500号人马一并开进马虎山村。霎时间人声鼎沸，大街小巷几乎都无立足之地，哪还有那么多的热炕给学生住啊？刘老师知道我能忍耐，就把我和吴义纯等5个小不点安排在一户人家的堂屋地住了，他的理论是，“人小火力壮”。
那咱已经进入了隆冬，在外面吃饭都结冰，睡在地上会是个什么感觉？等着你体验吧。
马虎山村子不大，各家都是两间房，一铺南炕。我们住的那家屋子更窄小，黑黢黢的阴冷。房东的那个老奶奶睡在炕上还嫌凉，他很可怜我们：“这大‘三九’的，睡在地上还了得，大伙到炕上挤挤吧。”那炕上早已是挤得不能再挤了，我们就睡了一个星期的凉地。虽说地上铺了一层草，第二天早上起来被头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白霜是苦的，我的命全靠那白霜来诠释埃
在去马虎山打渔的半个月之前，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借给班级买考试卷纸的机会回了一次家。要期中考试了，当地没有白纸，我自告奋勇到离学校20里的商店去买，商店离家2里路。本想吃过午饭就走，刘老师屈指一算硬是拖了我两个小时才放人。一路上，我越是想快点到家越是迈不动脚步，双腿浮肿了，沉沉的无力。好不容易到了商店，险些被关在门外，刘老师计算得太精确了。
到了家，母亲发现我的腿浮肿了，毫无办法，只有长吁短叹。饭都没的吃，哪会有钱买药埃那也不是药能治疗的病，营养缺乏综合症，不仅仅我一个人，都挺着。
按照刘老师的指示精神，第二天早上我必须赶在早自习前返回学校。那个时节，早自习结束太阳才出来不久，我得起大早往学校赶，那可是20里路埃母亲3点钟就起来了，为我做早饭。
她把做好的饭端到我的面前，打了个唉声：“唉，凑合着吃一口吧，暖暖身子好赶路……”话没说完，她哽咽了。
我的这顿早餐，是一个比碗大略一点的一铁盆白菜丝，用锅蒸熟的白菜，没有一粒粮食。白菜里的盐放的很少，母亲担心我路上渴了不敢多放。母亲在掉泪，我忍着，我不忍心掉泪伤害她那脆弱的情感，让她的心雪上加霜。
昨晚到家的时候，我说吃过了，不饿，母亲就给我做了一碗白菜汤解渴。我在想，母亲真实惠，她怎么相信我的话啦？现在我才明白，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了……
前思后想，怎么也睡不着，也不想睡下去，就这样在那个冰窖似的生产队度过了一夜。
太阳出来了，那4个同学扛着“冰串”、“搅罗子”到这里来聚齐，然后直奔水库。
在水库，我们和带队的马老师相遇了，他是我们的副班主任马文庆老师。马老师家在二道房，离我后来的家不远，离郭家沤麻坑有20来里路，他是昨天下午就回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学校派他来带队，仅仅是副班主任吗？绝对不是。论年龄，他是学校年岁最长的老师，因为他身上有“污点”，伪满职员嘛，得接受劳动改造。我想是的吧，因为我们也都有这样那样的“污点”。
我们开始打冰眼捞鱼，冰冻三尺谈何容易？何况我早上还没有吃饭。冰眼是打了不少，鱼却一条也没有“上钩”，就凭我们的渔具是拿不到任何鱼的，除非死鱼。
眼看就到中午了，我亚眼看就不行了，两眼的金花乱串，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太阳就要落山了，马老师只好解放了我们，无奈得很，他也在挨时间。我不知道他回去怎么和学校交待，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自己回学校。
马老师回家了，那几个同学也回家了，只有我离家太远不能回去的，回去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我想。
他们都走了，我坐在地上喘气，等待眼前的金花散去。当我起来的时候就不敢再坐下去了，生怕起不来，走累了就靠路边的树休息一会在赶路。走了一半的路程，我说什么也走不动了，神经失去了对双腿的指挥功能。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
星期六我委托郭福兰捎个口信，让妈妈给我做几个“菜包子”。所谓的“菜包子”，就是喂猪的野干菜掺些少量的玉米面蒸熟就做得了，虽然没有“淀粉”的营养价值高，但可以占据肚子的空间，省得胃壁摩擦造成疼的痛感。
郭福兰是那家窝棚的老户，和我一个村子，这事她会办得到。想到这，我就像卖火柴的女孩看见了希望，本能地朝学校走去。
饿是会饿死人的，何况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也许就是那几个“菜包子”的“能量”鼓舞着我吧，我才有了“吃饱”的感觉，才有力气走回了学校。
果然，妈妈的“菜包子”已经放在我的书桌上了，我是含着泪吃下的。我懂得，那些“菜包子”合在一起也没有2两玉米面，但那是妈妈从嘴里剩下来的埃
这次“绝食”，是我一生中的生命极限，也是母爱的极限。每每想起来我都觉得好怕，也好幸福。生与死就在那一念之间，就在那一瞬之间，我活过来了，但活着的我，依然在走那条铺满坎坷的路。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惊魂时刻）（6）
3红里透紫的老师（惊魂时刻）（6）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的同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教育方针。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则是我们学校的教育者对教育方针最好的理解与实行。因之，劳动成了“教育”的主题与主体；文化课成了附属与附庸；学生成了劳动力，学校成了当地免费的劳务市场。初中三年来，春种秋收，我们无不南征北战，时不时地就毫不犹豫地弃笔从耕。
初二下学期，春天的阳光刚刚融化了寒冬的积雪，我们又像春风一样卷入备耕的热潮中，再次兵发欢喜岭。
与其说“兵发欢喜岭”，倒不如说是欢喜岭点将，点到了我们班的头上。
那次李老师被小韩村的王队长“挤兑”走了，我们班曾落脚欢喜岭。
李老师因那个“粮食政策”，不仅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官心”，上上下下不得劲。现在换了一个作战的环境，他下定决心“从打鼓，另开张”，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学生们的“大干，苦干加实干”来改变一下自己难堪境地，并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欢喜岭对李老师更是大加赞赏，说我们班是最能干的战斗队，并表示欢迎李老师有机会“旧地重游”。学校领导得到欢喜岭送来的一面鲜红的锦旗，李老师也在领导那红了起来。
然而，旧地重游的不是李老师，而是刘老师，刘兴阁老师。
刘老师怎会甘拜李老师的下风啊？他不仅要保持荣誉和传统，还得有新的突破！这既是他的本意，也是学校的殷切“嘱咐”。
春天刨玉米高粱茬子，我们比当地的农民起得都早，到地里刚能分清茬子是玉米的还是高粱的，地表还有一层夜间冻的冻土呢。干活的地块稍微远一点，我们就不回“家”了，由学生炊事员把饭送到地里，品味着什么叫餐风饮露的滋味。
学生炊事员做好饭，再送到地里，但她们一天的劳动并没有结束，收拾好碗筷后还要去挖一定数量的野菜，当然是多多益善。早春，她们就挖小根菜，剁碎了掺在玉米面里，窝头就大了。这样的窝头没增加多少营养，权且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吧。大地绿了的时候，小根菜不能吃了，又苦又辣难以下咽。这时的田边路旁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老鸹膀子”，猪都不吃的野菜，我们借以充饥，劳动强度大，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春天就这样过去了，留给我们的是蜡黄的脸和绿野菜颜色的粪便，还有欢喜岭对我们名声在外的垂涎。于是，秋天我们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又一次卷土重来。
国庆节那天，刘老师向我们发出号召：“咱今天割完这片谷子再收工，回去过国庆节！”老师要献礼，同学就得卖力气，直到月上中天才收镰，真是“割月中秋”啊！
同学们没有怨言，有道是“三春不如一秋忙嘛”，何况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呢？只是在回生产队的路上都盘算着这顿晚餐。我们没有奢求，能吃顿饱饭足矣，过节了嘛。
果然“如愿以偿”：主食三两秫米稀饭依旧，这是粮食政策，不得违反。满满的一碗土豆炖白菜可是破例的，虽说缺油少盐，总算撑鼓了肚皮，打出了饱嗝。
正在我们心满意足的时候，惊喜出现啦。学校派人提前为我们送来了月饼！
“中秋节不是还有三天吗？”不知谁在小声问，其实是在庆幸。来人说：“学校跟商店商量好了，国庆节和中秋节一块过啦。”这话乐得同学直拍手，眼睛一起盯上装月饼的袋子。
糟糕的是，路途远驴车又颠簸，很难有一块完整的月饼了，可能那时的月饼就这个德性。
为了分得均匀，不干活的刘老师开始“操刀割月”，又用秤来称，极尽精心。这时我们已垂涎三尺了，完全忘记刚才的那顿饱饭，肚子是否还有空间。
我们“吃月望月”，痴痴的，呆呆的。尽管月饼破碎，我们还是咀嚼到了艰苦中的香甜，企盼着未来的圆满……
满月的光华四射，有的同学打起了鼾……
到了初三下半年，教育形势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因为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为了使升学率不至于落后他人太多而尴尬上的考量，取消了某些“应景”的劳务输出。这时，我们的班主任又换成了王秉贤老师。
王老师教我们语文，讲课的语调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他行走坐卧，言谈举止，有那么点文人的风范，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爽”。还没等待我们毕业，他走了，走得很爽。他犯错误了，据说也是“粮食政策”惹的祸。“粮食政策”真猛，猛走了许多老师，人人谈虎色变，皆因猛于虎。
王老师走了，我有点心酸，也很黯然。但对于我，他还是走的好。这里有个小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
初一伊始我还踌躇满怀，但不久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政治风暴——“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我理想膨胀的心开始萎缩，颤抖。
解放前，地主、富农被分了，贫下中农底子薄，富裕中农是解放后最富裕的阶级了。官方说，“富裕中农最具复辟的危险”，有人已经又买地了。他们总想走回头路，尝试不曾有过的富有……
几乎所有的“运动”，都是以“震动”为特征的。“震动”，形象地说就是地震，让天地来一次重组。“打击富裕中农”的运动过后，使土改后农村的社会成份有了新的变化，许多富裕中农变为富农，成份升了一格，人格下降了一格，成为专政的对象，发生了质的蜕变。更有甚者，标准的中农也连升两级，也加入富农的行列，我的邻居就是其中的一个，叫做“新富农”。他们昨天还扬眉吐气，一夜间就垂头丧气，这不是地震又是什么啊？那时的富裕中农是最危险的阶级，每个人都有这个感受。对此，我整天忧心忡忡，生怕家庭成份升级啊。
“打击富裕中农”运动，社会上习惯叫它“二次定成份”，3年后又推翻了，维持“原判”。但它给社会震动的地震波，也波及到了我。
初二的时候，学校发给每个同学一张登记表。填写的内容，不外乎年龄、性别、籍贯……最让我难以下笔的，是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两项。个人表现一栏由班主任来完成，那就是对你的印象、鉴定，这也是要命的文字，我没有办法左右老师的笔墨，只好听之任之，凭命由天了。
这张登记表对于我来说，假如我如实填写，那就是在“前途死亡”证明上签字画押了，我甘心。所以，我心一横，根本就没有填写，更没有上交到老师那里。刘老师催促过几次，我就说父亲在填写，或说在等大队盖公章呢。盖公章，那是必须的证明，严格的程序。
眼看就搪塞不过去了，刘老师突然金球“死亡”了，我们都相互离开了对方的视线。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有了正常的跳动。
可是，到了初三下学期，学校又发了一张大致同样的表格，限令一周内完成。我冒汗了，不填是不行了，这是一张涉及升学的报名表。
我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就加大力度的学习，想以学习成绩弥补“先天不足”。但我依然瞒天过海，填写社会关系的时候，那些地主、富农的亲属一个都没有。父亲的职业写得很醒目，他是老师。那时的老师就是国家干部，连商店的营业员、医院的大夫护士都是国家干部，有那么一点值得荣耀的亮点。
我终于被新民高中录取了，既兴致又幸运。
也许是小小的年纪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吧，所以即使遇到幸运的事儿也总往坏里想。人还没来到高中的校门，忧虑又在叠加。
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名字不会写错吧？
老师给我的鉴定历来都是最恶劣的，倘若王老师也这么写，那是绝对考不上高中的。
初中的6个学期中，前5个期末鉴定那栏除了老师的评语，我的品行等级都是“可”。最后一个学期的评语，也是毕业鉴定，老师是不让我们看到的，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样让家长看过再签字，那是绝密的文件。
“可”是什么概念啊？大概就是表现可以的意思吧。那个时候，学生的品行分为4个等级——优、良、可、劣。被开除的学生，品行等级为劣，恶劣至极了。我的等级是“可”，是“劣”的边缘，是在校生品德最差的了，我们班里只有3个，吴和梁加我，有的班级根本就没有一个。
这样有“可”的期末鉴定，我从来不敢让父亲看一眼，偷偷地盖上父亲的印章，再龙飞凤舞地模仿父亲的笔记，开学后再交到老师那里……
可以说，多年来我是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难以摆脱的负担中生活学习的，没有一刻的轻松。即使在金榜题名的喜悦时刻，也难以得到欢呼雀跃的舒展，想起来好不悲凉。
我好委屈，因为我有过很多的积极表现，应该得到老师的好评，得到“良”的品行。初二放暑假的时候，我牺牲回家的休假，放弃享受母爱的温存，一个人给学校起早贪黑地放牛。这不是一种精神吗？不是，大概是我的精神错乱了，始终找不到一条通往舒心的路，只有走进死胡同。
1961年9月1日开学了。和我一起去报到的共有23名新民六中的同学，也许只有我忧心如焚地迈进新民高中的校门。
校门的两侧，贴着6个班级新生的名单，很是醒目。1年1班的名单里没有我，就去看1年2班的。倏然间，我的血液似乎凝固了，我看到了那3个字——“宋会元”。
原来我就担心录取通知书有可能写错了，现在“宋会元”就摆在我的眼前。怎么办？还是往下看看吧，也许我的名字在后边，也许“李会元”写成了“宋会元”，或者根本就没有“李会元”……
还好，谢天谢地，下面几行的中间位子看到了我的名字了，心怦怦地狂跳不已。直到后来，我看到了新的班主任老师手中的那张在初中毕业前填的表，我的心才稳定了下来。那张表里有我的照片，还有我录取的成绩……
新的班主任姓赵，一脸的笑意。他帮我翻厚厚的表格，一页一页地翻，很有耐性。此时此刻，我也翻开了新生活的新的一页，将坎坷进行到底的一页一页。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岁月如歌）（1）
4、高中时代的老师
2007年，是新民高中建校100周年。欣值百年校庆，我将以我新近出版的小说《草根轶事》作为礼物献给母校，并表示了我的愿望，目前还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否会笑纳。
据说，被约请参加校庆的人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的吧。比如，某某政府机关的要员、某某名人明星、某某大款大腕等等等等。这些我似乎都不是，我只想借机看看那些多年不见的校友、学友罢了。我没有钱捐给母校，那颗心也就难以用“拳拳”、“赤子”由校方来定位。对于我，这两个词汇得用钱来交换，市场经济的法则我是很清楚的。但我希望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
1964年我上高中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有57岁了。她犹如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女人，面色已经苍老，形容显得枯槁。用“半老徐娘”来描绘，对于她来说都是很奢侈的字眼了。
学校的办公室、教室以及“图书馆”，大都是青土砖绿铁瓦的装束，形象很是“古朴”，有些寒酸。“图书馆”原是英国教会在新民的一处教堂，我们新生的第一堂政治课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在那里，我们接受了入学后最隆重的洗礼，开学典礼。从那时起，360名新生被学校的团委书记赵恩海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也很亲切，感到高中时代的老师对每一个同学都很公平，这也让我在“古朴”中吮吸到一丝清凉鲜活的气息，没有分毫的铜臭味令我恶心。
第二堂课回到我们教室里上的，数学课。这时我才有暇仔细地光顾教室的功能与结构。教室的建筑材料和风格与教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西侧两扇对称的窗户很明亮，明亮得有些刺眼。窗户的中间是黑板，这布局很好，规范你时时刻刻地盯住黑板，不许你左顾右盼，不然那明亮的窗户就会狠狠地刺你的双眼。可是，我的眼睛还是被窗户吸引住了，我看到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正在微笑着注视我们听课的神情。
1961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由谷底向上反弹，学校对我们这一届新生也给予很高的期望，学苗很好，教学上也抓得很紧。作为第一次当班主任的赵老师，他也是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地就位了，决心和其他班级一争高下。
赵老师，赵焕廷，外乡人，黑脸膛，瘦高个，衣着简朴。他是体育教学组的组长，教我们的体育课。我们第一次目光相对的时候，他略微打量了我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惊喜。那么多的新面孔，靠“按图索骥”谈何容易？对班级没有信心，对自己缺乏恒心，是难以做到的。也许因此，他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了。
新生入学，除了在录取通知书上写明的“伙食费”、“自带行李、牙具”等须知以外，最末一条至今记忆犹新——新生开学时必须带一把镰刀。
3年困难时期最后一年，人们看到了“复苏”的希望，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在人们的心中荡起了一股春风。其中的“三自”就有自留地的内容，也允许农民自由开荒，填饱肚皮不再遥远，也不再是梦寐以求。
春光融融，但也乍暖还寒，学生的粮食定量仍然局限在每月30斤的低水平上。一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柴米油盐都囊括其中，副食少得就像吃盐。诚然，比起初中的伙食来，到了新民高中有很大的改善了。这个改善，共有3个因素参与，好像三英战吕布对“饥饿”进行围攻。
其一是，定量由原来的每月27斤增加到30斤，多出来3斤，每天多了一两。虽然仅仅多出一两的粮食，但却使午饭多了一碗稀粥，代替了那碗没油少盐的清汤，天天都让你期盼它。期盼就是希望，希望就让你心里亮堂，好日子就不会阴霾雾瘴。
其二是，学校有个粮食基地——兰旗堡子农场，在沈山线巨流河车站东北的辽河东岸。每逢元旦、五一、十一等重要的节日，师生们会餐的主副食完全出自于这个不算太大的农场。也正是这个农场，我才懂得“会餐”这个词，以前没有听说过。
其三是，学生自己动手去“觅食”，镰刀就派上了用场。
开学不久，全校3个年级共一千多名学生进行了“五次东征”，全力以赴采集“落豆”（音laodou）。“落豆”学名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只知道它是野生的藤蔓豆科植物，草地里、树丛中随处可见，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很强。每个豆荚里都结着三四颗像高粱米大小的豆粒，豆粒一副紫微微的花脸，很坚硬。把“落豆”磨成豆粉，或掺在窝头里，或掺些野菜做粥，比小根菜、“老鸹膀子”好吃得多，也有营养，只是窝头和粥都是紫色的。
所谓“东征”，就是步行到离学校20多里辽河西岸的巨流河地区，对“落豆”进行围剿，使其颗粒归仓。每次出征，赵老师既挂帅又当兵，身体力行，有“亮剑”中李云龙的风范。他不让我们这些小个子去冲锋陷阵，叫我们当侦察兵，寻找“落豆”又密又多，交通又方便的战场，然后迅速地向他报告行军的路线图。所以，每次出征我们1年2班都能攻城掠地，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对于赵老师来说，叫做知人善任，指挥有方。对于我们身小力薄者来说，那是体贴入微，呵护有加。我们不会因此而心安理得地享受照顾，在完成侦察任务之后，就去协助同学们收割搬运。
那天，同学们满载而归返校了，我们几个继续寻求第二天的战场。等我们回到学校天就黑了下来，让老师和同学们十分担忧焦灼，被赵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他越是严厉，我们越是感到温暖，怎么会有半点的怨言与不悦啊。打那以后，赵老师对我们真的生气了，不让我们离开他半步。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1962年的元旦来到静悄悄的校园。
怎样让同学们过一个困难时期的新年呢？赵老师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来。元旦之夜，其他班级和校园一样，静谧的色彩涂抹着每一个角落。
县城内的走读生放假回家过节了，住宿生在教室里等待午夜的火车好启程。心早已回家，我们都无心翻书，就闲聊。
1961年到1962年的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潮不断袭来，寒气逼人。此时此刻的中苏关系也骤然降到了有史以来的冰点，8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相继出现在广播里、报纸上。严峻的国际风云，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给我们留下的恐惧，谁都猜测不到眼下会发生什么更为严重的事故来。那天，我们一边在教室里等火车，一边讲述着一则惊魂的传说。
这个传说，在新民、在沈阳，甚至在关内外几乎家喻户晓，让人惊慌不已，因为有人看见了那是事实。
说，在长白山逮住一条大蟒蛇。这蟒蛇比大缸还粗，有四五节车厢那么长，现正在运往北京的途中。有人亲眼看见了，说，路过新民停留的时候，大蟒蛇突然间苏醒了，还压死了两名给它打麻醉剂的护士……
这则十分叫人窒息的传闻，直到1963年后半年才告平息。然而，一时间的国际风云突变，自然灾害挥之不去的阴影，恐怖谣传的心理笼罩，使本来就很漫长的冬天更加让人感到不安与严寒。作为学校，自然也在审时度势中窥视着时局的发展，那还会有心思强打精神去谋划这等不和谐的元旦晚会呢。
同学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打发着令人难熬的时间，赵老师轻轻地推开了教室的门。有的同学来不及站起来，但也异口同声地道了句“老师好”。我们以为赵老师放假回家了，开学后他没有回过家。
赵老师走向讲台，也拿了一把椅子和我们“平起平坐”，显得很自然平静。教室里没有说话声，等待赵老师的“新年讲话”。可他没有讲所谓的“大好形势”和“当前的任务”，这是那个年代领导和老师讲话的习惯，也是原则。他说他要教我们一首歌，自己才学会的，先唱唱看，如果觉得好听在教我们。
那首歌今天我还会唱，歌词是：共产党号召把山治啊人民的力量大如山……
显然，这是大跃进年代的歌曲，抒情的曲调，人定胜天的主题。这首歌我们都没听过，所以它不流行，可能是因为没有铿锵的豪迈激情才不被流行的吧。随后，赵老师也要同学们自选歌曲唱给大家听。轮到我的时候，我想了想，就唱了小时候学会的一首歌，一首比赵老师更为不流行的歌曲——
毛泽东的旗子随风飘扬人民的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帕米尔高原来自太平洋来自珠穆朗玛峰来自鸭绿江毛泽东的党领导新中国在胜利中成长万岁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
唱过，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赵老师说他最爱唱这首歌，所以没有唱给我们，是他忘记了歌词。说完，他哈哈大笑……
这就是1961年12月31日的晚上，赵老师拍着我的肩膀：“你的记性比我好，有你的！”
是啊，赵老师的记性是不好，他忘记回家了，原计划他是要早车回家的，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亲口说的。是他不甘心把我们丢下，就潜心地学了那首歌吗？即使不是那样，但我们也真正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之夜，留下一个永久美好的回忆。
到了高二，赵老师回到他的家乡北镇，一别至今。
新的班主任同明朝的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的名字十分相似，他叫李珍实，教我们化学课程。
李老师教化学很有一套，他的前言与后语，也就是开场白和结束语和教科书的内容竟然只字不差，教科书好像是他编写似的。他很会开导我们，往往得力于启发式：“你自己好好想想，怎么要是问老师啊！”
他最讨厌烦琐的思维方式和程序繁杂的归纳法。所以同学们的分类在他那里只有两种，“好”和“坏”，中间没有过渡，一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四舍”没有“五入”。或者叫，酸就是酸，碱就是碱，没有中和反应的生成物，“盐”！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何种原因，我被他划为“坏学生”的范围之内，而从此就没有“好”过。我不会从“坏”往“好”过渡的，他也没有那个法则允许我过渡。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4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从初中时起，班级教室后面的“生活园地”，还有教室外面墙上的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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