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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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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得虽然没有冯书记时代那么开心了，但依然在笑。有冯书记对他的尊重，后来的接任者哪能就那么快收回对他的“荣耀”啊。
“大叔”的故事，一直成为这里的美谈，也记住曾经的冯书记。他留给这里一个很好的风气，尊重人格的风气。
“天生我材必有用”。大约四年后，冯书记再次受到县委的器重，东山再起，负责新民一个开发区的全面工作。
老毕头的疑问不无道理啊。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有时候会把各种颜色的染物染成一个颜色，有时候也会把所有的颜色漂白。现在的社会依然是个染缸，不过，染出的颜色参差不齐了，斑驳陆离了，那才叫真正的染缸，社会应该五彩缤纷，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冯书记所以能“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大概就是自己把自己漂白出来了，再次闪亮登场。
冯书记走后，罗家房乡政府的政治舞台没有了主角，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真空状态。后来，县委责成党委副书记吴维新主持政府工作。那么，吴维新何许人也？原来的乡长是谁？他怎么不主持党委和政府的工作？
4 如毛的上司（农场风波）（5）
4如毛的上司（农场风波）（5）
代理乡长吴维新，行伍出身，比冯书记还大几岁，早年在供销社工作。他的面孔与郭书记如出一辙，一个模式的冷漠。他不吸“洋烟”，习惯使用烟斗，很大的烟斗，于是就有了“吴大烟袋”的绰号。那是褒扬他，老传统不变，和广大群众心连心。和烟斗配套的还有他一贯的穿戴，朴实、洁净。表面上看，也是个土改干部，好像“大老祖”领导时代又复辟了。
和郭书记比较，吴乡长很沉稳，少言寡语，不怎么爱批评人。他和老史也有某些相同之处——没有一个贴近他的人，是他不愿意接近别人，有点自持清高，因之，下边的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
代理终归是代理，吴乡长很清楚，他也不甘于长期代理下去。
郭书记心中很清楚，心里最不服他的就是吴维新，他不愿意为郭书记“歌功颂德”。在吴维新的心中，郭书记是他晋升的最大的障碍。郭书记在县委那没给吴维新说过一句好话，但也没说过坏话。有时候还在众人面前，郭书记就旁敲侧击吴维新，“你比我都能耐”，吴维新呵呵一笑，完成了一次心照不宣的对决。
现在他是代乡长了，没有郭书记的阴影，那转正还是问题吗？好好表现表现吧，圆满完成县委下达的工作任务就是了。于是，他开足了马力，挂上高档，全速前进，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是卓尔不群。经过反复运筹，一件让上下都瞩目的项目上马了；一个可以取消“代理”两个字的程序编制出来了。这就是他要兴办乡政府机关农场。
那个时候，农场是块诱人的肥肉，对此个个垂涎欲滴，趋之若鹜。对内，体现领导对同志们的关怀；对外，是一个吸引上层的靓丽名片。
郭书记在的时候“关怀”做的很小。什么关怀？年年让老毕头给食堂下几大缸大酱，免费供大家在就餐时食用。老毕头的大酱算得上“开坛十里香”，闻名遐迩。当时的县委书记赵纯厚来罗家房临走时都要带上一些，可见“关怀”的意义该有多么的深远。
全县都知道，赵纯厚与郭书记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绝不是说大酱就是他们密切的粘合剂。但是，这说明一个事实——那时候讨好上级领导的成本很低，领导的胃口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吴维新要办农场，那白花花的大米得顶多少缸大酱的价值啊？有句顺口溜说得好，“要送礼，拿大米”，大米是最得力的沟通感情的大使。
无奈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冯书记走了，人心好像散了，散得如同两年前的生产队，人倒是不少，出力的却不多。机关干部一到农场干活的时候，便是“门可罗雀”了。100多人的机关，只有几个临时工之类的干部到场，叫吴乡长一筹莫展。
我那时年轻，又有一把力气，又毫不吝啬，天天出满勤，回回干满点。多数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党委委员以上的，个个股站室的大小头目，都公务在身，难以脱身，很少看见他们劳动的身影。
眼看就要插秧了，可那稻田地里畦埂还没修呢，吴乡长大为光火。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吴乡长专门召开一个会议，让大家发言表态，征求意见。会议的主题是，农场办还是不办，吴乡长开宗明义！
说是征求意见，其实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让你按他的意志表态。你要提出相悖的言论，看我怎么拿你试问，他态度杀气腾腾，毫不掩饰。所以会议的气氛让大家很不舒服，有几个愿意为他人拿大米作嫁衣裳的？苦劳是我们的，功劳是他一个人的。
会场显得很冷清，好比吴乡长的脸。有谁愿意带头表态？愿意言不由衷？凡是遇上这样的会，大都以不吱声为上上策。说反对的话，得罪领导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违心顺从领导的旨意，等于拍马屁，不得人心，人格荡然无存。
我是个急性人，平时就是“倔”字当家，“实”字为人，自然话一出口就不会模棱两可。我说我说两句，吴乡长示意我发言，会场更是鸦雀无声了，都想听听我要说什么。
我说，这农场办还是不办，我说的不算数。我接着问吴乡长，如果是劳动改造，我天天参加，不迟到也不早退。要是为了大家谋利益，秋后分大米，我不参加任何劳动，大米我一个粒也不要！请吴乡长告诉我！
话音未落，吴乡长的脸色就很难看了。等我发言结束了，气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沉默了一两分钟，也没有第三者为他打圆场，包括党委委员以上的同志。等吴乡长的气憋足了，再也憋不下去了，终于恶狠狠地道出两个字，“散会！”
大概他头一次碰钉子，而且很疼痛，甚至痛定仍然思痛。不久，就传出来农场解体的消息。
吴乡长不走运，倒不是因为我给他当头一棒。“代理”两个字犹如长在他脸上的恶疮，怎么治也治不掉。就在他期盼不治自愈的时候，“代理”两个字终于没了，恢复了原状——仍旧是副乡长。
他做半年代乡长后，上级派来了新的乡长，吴乡长退居二线，成了调研员。
接替他的乡长姓赵叫赵国林，对吴乡长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在宣布吴乡长退居二线的机关大会上，赵乡长十分郑重又十分虔诚地表示：
“……吴乡长出行优先用车，其他领导，包括我用车在其后考虑……”
这就是说，假如赵乡长是皇帝，那么吴乡长就是太上皇，可见赵乡长是多么的谦虚。这句潜台词不难理解，大家都心领神会。不过，吴乡长确实有自知之明，退居二线后，从来没有用过乡里的车。赵乡长也有“自知之明”，吴乡长能用他的车吗？就好比吴乡长能坐赵乡长办公室的椅子吗？尽管你真诚地让他去坐。
吴乡长退居二线后，还是一派军人风范，每天里都是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什么职责？一个一般机关干部的“职责”：遵守工作时间啦、和领导保持一致性啦、开会准时到场啦、学习积极参加啦……有时也去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临时性的工作，比如：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农村有个习惯，大概是尽人皆知的吧（其实除军队以外都如此）。那就是，不管是正乡长还是副乡长，一律称乡长；不管是正书记还是副书记一律称书记，以此类推约定俗成。再就是即使你退休了，别人对你的称呼依然是你感到最得意的那种。按此惯例，“吴副乡长”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他的，而叫他吴乡长。这很重要，否则就是对他的不恭，甚或有贬低人家的味道。
称呼是极其重要的，赵乡长就把第四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作，交给了重要人物吴乡长。
吴乡长授命于天，身体力行，既挂帅又出征。在全乡动员大会上，吴乡长慷慨激昂，表示一定要夺取这项具有深刻历史意义战斗的胜利！然后就是各村各单位，以及乡里负责这项工作个小组头头的表态。大家表态的开场白清一色的“在吴乡长的领导下”如何如何，一个小时就可已结束的会议，活生生地开了半天。此时此刻高涨的热情、高潮迭起的热烈，比起当年办农场时的叫板，行成强烈的对比，造成极大的反差。吴乡长春风得意又胸有成竹，他笑津津地坐在主席台的正座上，悠闲地吐着一股股浓烈的烟圈，神情尽情的舒展，“丢官”后的失落倏然间找回了平衡，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如此的惬意。
乡里的这项工作由吴乡长牵头挂帅，并成立一个人口普查领导机构，下设一个专门办公室。我在办公室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另外还有两名机关干部负责技术指导。技术指导，有个专用官衔，叫“普查指导员”，全国统一的称号。
我的工作就是宣传人口普查的意义目的，程序法规等等，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段时间，我经常深入到各村检查宣传工作，掌握掌握写了多少条标语，出了几期板报，开了多少次座谈会……由于各个阶段工作的内容不同，所以宣传的重点和方式也不同。我清楚，这项工作马虎不得，该走的“形式”必须走好，否则，一环扣不严，整个链条就脱节了，影响全局，乃至全国的普查质量。再说了，乡里所以抽调我搞宣传，还是吴乡长的钦点。他为什么用我？绝不是他的大度，是他怕用人不当砸了他的台面。
为了搞好这次人口普查，整套班子人马10多个人，都是吴乡长筛选钦定的。自从他退居二线后，这次是他做的惟一一个实质性的工作。他要干好它，证明自己宝刀不老。
赵乡长心里也清楚，只有吴乡长才能实施这个浩大的工程。因为他曾经是这里的最高权力人，人刚走茶还热，下属绝不会那么无情无义。相反，会大大地支持他，来证明他们该有多么的有情有义多么的仗义。
那么，结果如何呢？
4 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4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万事俱备，舆论先行。全乡的宣传工作在全县有声有色，吴乡长得意他自己用人有方。“技术指导”这块令他焦头烂额，常常出现严重的技术错误，那可是要命的，弄不好所有的程序都得推翻重来，影响全局、大局，前功尽弃。忽然间，吴乡长就好像掉进万丈深渊，惶惶不可终日。怎么向赵乡长交代？怎么向县里交代？那可是有责任状的！他清楚，推倒重来可不是你一个乡的问题，甚至涉及到全沈阳市，或更大的范围。因为人口普查是有时间界定的，时间出了问题，全国的人口普查还会准确吗？倏然间，吴乡长感到头重脚轻，自觉得自己有点大意失荆州，忧心忡忡。于是乎，他“要挥泪斩马谡”，从来不会骂人的人，骂起人来比谁都厉害。
两名负责技术指导的普查指导员，一个是乡政府企业办的会计赵玉田，一个是乡政府的统计李志民，都是他钦点的。论能力论水平，干相对比帐目要简单得多的普查，那还有什么说道吗？是的，不然吴乡长哪能选定他俩？可偏偏县里的工作组一来检查，技术问题被抓住一大堆。吴乡长的牛皮白跟人家吹了，想露脸却现了眼，火得嘴上满是泡。
一天，赵李二位正在给各村的指导员讲具体的技术操作课，吴乡长亲自与会旁坐静听。他突然发现了某个问题讲错了，而讲课人自己还没有发现讲错了，更谈不上纠正了。吴乡长火了：
“妈啦个bi的，瞎讲啥！对吗？”
吴乡长脸都气白了，烟斗把桌子敲得山响，讲课的听课的不无愕然。谁也没想到，“下台”的吴乡长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赵乡长听说吴乡长骂人了，还有“妈啦个bi的”那句脏话，他暗自发笑。笑什么？也是“用人得当”。别看赵乡长来的时间不长，但对吴乡长的为人做事脾气秉性却了如指掌。吴乡长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性子也急，是个干工作不干则已，干就干个明白的人。他对吴乡长骂人给予极大的支持。
那么，吴乡长的火发的对不对？反正我赞成！
乡村两级干部中的许多人神经麻木，敷衍塞责惯了，分不清轻重缓急，实则是缺乏政治敏锐性。农民把这种糊涂人形象地说成是——打铁的烤糊卵子，看不出火色来。人口普查是个政策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竟敢稀里糊涂地应付，就得有“振聋发聩”的举措，才能使其清醒！
历时半年多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了，罗家房乡获得新民县和沈阳市的嘉奖，我们乡乡村两级共30多人获奖，吴乡长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了纪念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成功，新民县专门编辑出版了一个集子，记录着许许多多人在人口普查中的感人事迹，罗家房一个乡就占了7篇，名列前茅。在这7篇事迹中我没有写吴乡长，原因并不复杂。我认为，作为领导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么干工作是你的本职本分，否则你还称职吗？而山西孟家村的朱晓燕才配榜上有名。在人口普查中，她唯一的一个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在撕心裂肺中，她继续她的工作，没有丢掉任何一节“链条”，使全乡整个普查程序一环扣一环，正常地运转。这才叫非凡，才叫奇迹，才叫典范。我写她，吴乡长会计较吗？
从此之后，吴乡长由二线退到了“后线”，以人口普查的“点球致胜”来谢幕，他正式退休了。2004年9月9日的老人节，乡政府把所有退休的老同志请回“家”做客，见到了吴乡长，我们分别已有8年了。我们不约而同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很是感慨。他拉着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乡里为我们准备的香烟推到我的眼前，又给我拿水果……我们没有谈往事，话题也只是关注对方的健康与生活。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有重复的必要吗？我很耿直，当年得罪了吴乡长。吴乡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不是完人，对我曾经的耿耿于怀我理解。他对我的报复我记得，但我不会计较了。
“农场风波”过后不久，我有一个从事业编制转为行政编制的好机会，被吴乡长一票“点球出局”了。对天发誓，当时我没有一点的怨恨怨言，是我“咎由自取”。因为这个我没如愿，但我不后悔，做人就要有个性，那是立人之本。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以此衡量，吴乡长报复我也是君子，他也取得做过许多“君子”的政绩。
他退休了，家还在罗家房，但他从来不去乡政府的大院走走，除非开工资的时候。他回家后，和他同朝称臣的“老领导”也相继调动了，新任的领导根本不认识他。但是，吴乡长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口碑很好，说他是个办实事的领导。
罗家房原来是个种高粱玉米的旱田区，现在是沈阳市第一水田大乡，辽宁省名列第二。旱改水，经济效益大增，吃大米改变了这里上千年的饮食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吴乡长在旱改水的进程中，他的足迹遍布全乡21个行政村，12万亩土地，水田从无到有，他功不可没。所以，吴乡长除了“吴大烟袋”的雅号外，还有一个昵称——老吴头。
80年代初，在社会上崇尚知识的热潮中，也悄悄地漂浮起“文凭热”。老吴头所以没有摘掉“代理”的帽子，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文凭不无关系，起码是领导不提拔他的一个有力的借口。
吴维新当代理乡长的时候，是因为冯书记被免职了，群龙无首。那么，当时的乡长在干什么？他又是谁？他在乡里，为什么还要吴维新来代理？
他出车祸了……
4 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4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他就是正乡长，张永信。
张永信和冯书记几乎是同时来到罗家房乡的，他很年轻，个头与肤色和冯书记一摸一样。冯书记走后，张永信任党委书记，没有几天就出车祸了。这个昙花一现的一把手虽然年轻，但不能算有作为，或者没等他有作为，他就出了车祸。
80年代的乡政府没有工作车，大小领导和同志们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像郭书记那样的“农会干部”，干脆安步当车。冯书记到任不久，领导的交通工具有了质的飞跃，人力的变成了机械的，乡里有了一辆摩托，幸福牌的，绿色车体。那时候会骑摩托的也没有几个人，张书记也是新学的。一次，他带我去下乡，就险些撞到树上。没有几天，他与一台小托在李家村道口相撞了，颅骨塌陷，生命垂危。
就在他大难不死的时候，冯书记走了，由他继任。县里考虑他的病情和身体状况，被调到司法局任副局长。
他和我的感情不错，说起来我们算是校友，是他主动和我说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1961年我考上了新民高中，他也考上了这个学校，这不是校友吗？那我怎么不认识他？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原来如此。
那时的新民高中既有高中班又有初中班，他是初中班的新生，我当然不认识他了，我和他不在一个学区。他所以提起校友这件事，是想找到他当年真正的同窗学友邹和昌、赵文泉两个人。这两个人和我都是一个村的，1961年我们是一起去新民高中报道的，能不熟悉吗，张书记他们很快就接头了。
我和张书记的感情不错，实际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一个领导能想着他的同学很不容易了，何况他们都没有他“出类拔萃”啊。
他住院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望他，也包括我。九死一生，见到谁他都泪眼汪汪地感慨。我去看他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鲜花和其他什么礼物送给他，但我们的手握得很紧，久久不愿分开。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交情，我们同时是一对情侣的介绍人，我是男方的，他是女方的。这期间，他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是认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气味相投何必用金钱做交易？此外，从我内心的原则出发，我最讨厌给领导送礼，甚至“嫉恶如仇”。
刚刚开始搞责任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十分作呕的事情，至今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有一次，冯书记、张书记、还有我，一起去新安堡村（那时叫大队）搞调查。回来的时候，大队的书记弄来好多鲤鱼，分成两份，当着我的面，分别送给冯书记和张书记各一份……
是的，他们是领导，我是一般同志，我不会理会等级与“待遇”的区别，习惯了。但我觉得很是尴尬，势力眼怎么会这样肆无忌惮？如此公开交易，行为如此龌龊，实在是令人作呕！
那个书记姓王，和我是小学的同学同桌，却没有一点同学的情感。在公社，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临时工”，都在农科站，却没有“同志最知心”的友情。王书记是在精简的时候被精简了，回家务农。后来靠“关系”做了书记，再后来又回到了农科站，最后，农科站解体了，他的官运也烟消灰飞，靠送礼却把自己送回了家。
人啊人，为什么总钟情于这一种套路于世？换一种活法，难道就是绝路吗？人活着是要有所依靠，当成拐杖也好，但迟早是要扔掉的。拄一辈子拐杖，你能走多远？
是的，拐杖也是形形色色，钱财可以买来拐杖，通过送礼买到的，然而这种拐杖能用几时啊，还得靠自己走路，走人生的路。
更为谬误的是，文凭，文凭竟然也成了拐杖，那就是悲哀啦。
张书记走后，史书记驾到。不久，赵乡长调入，吴乡长退居二线……乡政府如毛的领导就像走马灯似的山水轮流转，真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史书记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老家是辽河西东蛇山子的。他是纯牌的大学生，和我是同龄人。看言谈，人很朴实。可你听他部署工作或者做什么报告，则很少有激动人心的词汇，甚至连逻辑也可以省略，激情还会有吗？只有衣着打扮很讲究，也考究，且入时，好多人只能从这里体味到一名大学生的风采和特征。
那时候的大学生，你一年也看不到一个，就像解放初你很难在公路上看到一辆汽车一样的稀罕，叫人仰视。
大概是没有文化的人对大学生有着过高的期待值吧，所以他的表现与形象令大家很是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给过谁什么启发、教益、知识、鼓舞、激励……
他所以能当上党委书记，就是因为他有文凭，赶上了“尊重知识，提拔‘知识’”的时尚、潮流。于是乎，文凭就成了搀扶他走上政坛的拐杖，所以他越走越是步履蹒跚，趔趔趄趄地彳亍前行着。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桩缠头的事让他摊上了，形势犹如“行船又遇顶头风”。
什么事件？“金凯事件”！
金凯其人其事——
金凯，出身贫寒，解放前苦读过几年“私塾”，刚解放有幸在军校深造。朝鲜战争爆发后，赴朝参战，从军高射炮部队。因击落友军苏联的飞机，险些命丧他乡。抗美援朝结束后，因过失在身，退伍后当了一名教师，在新民三中（新民市公主屯）任教。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也怪当年误打飞机“旧病复发”，身心受尽折磨。当年，他举家从公主屯搬回老家罗家房乡曹家村落户。平反昭雪后，他在曹家中学“官复原职”，不久就离休了。
其妻，闻氏桂琴，小他六七岁，夫妻都是曹家村虾米沟子屯人，闻氏系金凯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系辽河北法库县人，在他入朝前结婚，没留下一男半女，后抑郁而死。缘何抑郁？有缘无情，命运悲惨，说来话长！
金凯比家父小4岁，他们是老同志，我叫他叔叔，1993年前后我们一天得见上几面。因为曹家村有个“保安器材厂”，我下海当这个厂子的厂长，他的家就在我办公室的后面，相距10米而已。那时候闻氏刚去世不久，金凯甚是思念，精神恍惚，有些不能自持，常常自言自语，如诉如泣好不可怜啊。
有时候我去他家里与他谈心，时间长了，他无话不说，我让他尽情地释然。
对着墙上两位妻子的照片，他陷入了沉思，继而又滔滔不绝。我问他，原来的大婶和你结婚那么长的时间了，怎么没给你生个孩子啊？他打个哀声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一起睡过覚！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结婚了吗？”我疑惑。
他说他和她结婚的那天晚上，娘家人没有回法库，和他住在一个炕上，没有机会到一起。第二天，娘家人回法库了，他扔下媳妇也去部队了。媳妇一直在等他回来，但一直杳无音讯。等得到他唯一的一封来信时，等他二年的媳妇叫人看过信，当即晕倒在地，苦泪涟涟。信中说：我在朝鲜朝不保夕，你改嫁吧！
媳妇不识字，是求别人看的信。哭过后，她觉得还不踏实，就拿着信回娘家让她的舅舅看，才确信没有一点希望了。舅舅来金家讨说法，失望而去，媳妇彻底地绝望了，没有多长时间，抑郁而亡。
金凯坦白，因为那时他们家很穷，这门婚事就由父母作主了，好歹有个媳妇爹妈也就安心了。他对她并没有什么情感，而她却痴情痴心。她死后他才明白，他对不起她，所以那张照片他始终珍藏。
闻姑娘见金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对帅气威武的金凯的第一句话就是：“叔，我有句话想和你说说。”
金凯能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吗？闻氏是妇女会的干部，亭亭玉立，风姿翩翩，还有那大大方方的笑……金凯如愿以偿。不久，他们打破伦理辈分上的束缚，结婚了。
闻氏不仅美貌更是贤惠，在他苦难的时候自始至终与他相濡以沫。墙上闻氏的照片是50岁的人了，依然如花似玉，风韵不减当年。
他和她没过上几年舒心的日子，就带着年轻时美好的憧憬离开了人世，怎能不让茕茕孑立的金凯心力交瘁啊，他整天用失魂落魄来打发对往昔的追思。
往昔，在他记忆中有一件事至死不会忘记，那就是沈阳日报的一篇报道，是新民的一位通讯员写的。大意是：落实党的政策，体贴关怀老干部，政府为离休老教师金凯建新房！
哪来的新房啊？他和闻氏依然住在破旧不堪的茅草房里，两个儿子的婚事已经耗尽他平反后所有的“补偿”。对此，本来就“没缝下蛆”的金凯，结结实实地抓住了把柄，拿着报纸就去县教育局要房，“你们说话不能不算数！”
这篇不负责任的报道，绝对不是缝儿，而是大大的漏洞，金凯可以钻进去。
金凯为人口碑不是很好，没有谁能和他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谁敢出言不逊得罪他。在他自己看来，摘帽的右派就是免死的功臣，他天不怕地不怕，决心向县政府讨个说法，就不断地上访，也得到有关部门和媒体的支持。
金凯事件，闹得县乡两级政府鸡犬不宁，难得安生，史书记倒霉了。
4 如毛的上司（死亡悬疑）（8）
4如毛的上司（死亡悬疑）（8）
一篇假新闻，帮了金凯旧貌换新颜的大忙，以前他做梦都没有想过。因为，县里的某主要领导把这个飞来的“横祸”，当成了关怀老干部的政绩，金色的荣耀涂上了他的脸，便不假思索地面对媒体慷慨：安排是有的，房子是给盖的，只是晚了一点，责任在于我们——接受省市级报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金凯当了20多年的右派份子，受尽了折磨尝尽了苦难，失去了最珍贵的年华与人格的尊严。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雪耻”的机会，开始对历史的欠债进行清算。
县里说了大话，乡里就得当小伙计替他落实，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房基地。选了几处地段，金凯都不能接受，不是低洼就是偏僻，不断地更换也不能落实。于是，金凯直接找到史书记，提出他理想的地段。史书记本来就为假新闻一事憋了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见到金凯来要房基地，自然没有一句顺流的话给他。金凯则得理不饶人，对史书记“施压”：
“你怎么说没有地方，啊？那我就把房子盖在乡政府的院子里！这是大家的地方，有我一份！”
这当然是气话，叫号的话，史书记对此毫不让步，大叫道：
“天安门广场你知道吧，也是全民的，你去那里盖房子去吧！”
“好！你给我开介绍信，我马上就走！”
完了，史书记惹下了大祸。金凯的言外之意，他要到北京上访！
金凯走后，史书记立即把情况反映给县里，遭到上司劈头盖脸的批评。什么头脑简单，什么意气用事，什么……总之，他的官运在走下坡路，形势岌岌可危。
金凯也是窝火，事没办成不说，还被史书记奚落了一顿，攻势受挫，英雄的形象大打折扣。
一个想挽回被动的局面，一个在调整自我前行的脚步，史书记和金凯竟然走到了一起。
史书记和村上做工作，把村部后面的一块黄金空地让给金凯。那时的村部，就是我们后来的厂部。村里同意了，就去找金凯交换意见。金凯表面强硬，而内心却软弱下来，文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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