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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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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舅诺大的年纪来日不多，对“天书”不尽快地搜集整理，天理难容，也对不起他探索天气规律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付出。为了尽快地完成搜集整理的工作，我用去了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用“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来形容自己绝不为过。
大约历经3个月的时间，整理出6万多字的材料，还有近百条的天气谚语。一时间，李大舅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多家新闻单位纷至沓来，对李大舅进行采访。气象台站也前来考察，并聘请他为“气象顾问”。
这本“天书”很是珍贵，填补了沈阳地区气象资料的缺失与遗憾。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沈阳中心气象台因为战乱停止了观测，资料中断。李大舅的“天书”，为气象专家分析气候演变提供了客观的真实的史料，“天书”的价值不菲。
沈阳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李大舅的事迹，我把这份报纸远寄到西安他的外甥李葆元那里。他回信说，为舅舅骄傲，舅舅的心血没有白费。
是的，李大舅写“天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他的天气记录，是写在农家历中日期的上面。书眉很狭窄，只能写得下蝇头小字，耗工费时且不间断，持之以恒的意志令人赞叹。多年来，李大舅一年一本，到那时一共写了63本，还在继续。有时风很微弱，看不准风向，李大舅就让老伴在灶坑里点火，他去屋外看炊烟被风吹的方向，一丝不苟。即使是兵燹战乱的岁月，也没有停止对天气的观测。有一次，枪声四起，村子里上的人都躲了起来，李大舅冒着风险，把头探出菜窖看来天气，险些被流弹击中，他还是把记录完成了。这种“业余”又不业余的精神，实在是可敬可佩。
李大舅痴心不悔的追求，给予我太多太多的感叹，激励我一辈子都不会向困难低头示弱，鞭策我一定要从“天书”中找到“天条”——天气变化的规律，以谢前辈。
3 草根的干部（解读天书）（2）
3草根的干部（解读天书）（2）
1975年2月4日，强烈的7。3级海城地震，至今依旧让人在回忆中惊心动魄。震灾虽然早已被人们渐渐地抚平，但那时它的余波从未在我的心中消失，也让“天书”在震撼中揭开它的神秘的一角。
惊魂的地震期间，为了家人的安全，我整夜地值守在灯下，不敢怠惰。只有看书来打发漫漫的黑夜，我就看有关地震的书籍，就了解了什么叫“固体潮”，就懂得了月亮对地震的引发作用。
月球和地球的相互吸引，能使固态的地壳和液态的海洋产生潮汐现象，可见对比它们质量更轻的大气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就是地震给予我的启示，“天书”的秘密昭然若揭了。
有句天气谚语，叫做“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说的就是天气变化的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和“天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八月十五到正月十五，相距是五个月的农历时间，这就证明了月球的运行对大气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制约机制。那么，公历和农历，太阳和地球月球又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周期”呢？经过我的计算（具体计算过程从略），这个周期应该是“889”天。也就是说，每逢889天后，日、地、月的相位就有一次重复，就会左右一次天气变化，就会有一个阴雨的天气过程。
这是一个假说与推理，是不是“真理”，需要实际的天气实况去验证，“天书”就成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参照，它的珍贵就在于此。
经过反复的核实，889天的天气变化周期，其准确率达到78％。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周期，一个很实用的天气预报工具。即使是当今气象科学已经进入相对高科技、高水准的现在，它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889天，是个大周期，接近2。5年，对于长期天气预报，其意义可想而知。它可以根据冬雪的多少，来预报两年后的夏雨，对于防汛抗洪不是能做到未卜先知吗？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李气象”，自然就会有很多关心气象的人向我问天气，因为农民最盼望的就是下雨，最讨厌的也是下雨。我们是辽河沿岸的人，每逢伏雨连绵，谁不担心辽河滩的庄稼被水淹啊。
那一天，雨下得正大，要是再继续下下去，辽河就要出潮了，春种就难得秋收，人们愁眉不展，聚在一起唉声叹气。
透过窗户，我向外看了看，满天的阴云漆黑一片，雨依然下个不停。就在这时，电台的预报说明天还有大雨，个个焦急万分。突然，我看见了一片黑云压得很低，从东天边向西疾驰。我笑了：“放心吧，天马上就会晴了！”
大家不信，都说气象台刚才还说有大雨呢，你怎么说要晴天啊？
我的根据有两条——
气象台汛期的天气预报，水分太大！他们害怕担责任，往往阴天就报有雨，小雨报称大雨……目的是提醒人们大意，“未雨绸缪”。这就是天气预报为政治服务特征，其实就是为领导的意志服务的惯例。此其一。
其二，经过我多年的观测与积累，总结出一些观天测风雨的“谚语”，很管用，基本是100％的准确。其中的一条则是“云向西，扔蓑衣”。
这种云叫碎雨云，当它向西的时候，标示着低压已经过境，高压正在控制本地区，天晴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下雨，或者很大，那也是强弩之末，垂死挣扎而已。
久雨不晴，你又看不到碎雨云，那就听听鸟鸣吧。假如你听见一群麻雀聚在大树上一起吵吵闹闹的叫，就可以判断阴晴了。这条谚语叫做“晴吵雨，雨吵晴”是也。意思是：久旱不雨，麻雀在一起“吵”，24小时之内必雨。请注意，是一起“吵”，而不是几只麻雀在叫，大家齐心协力想要开锅。反之，不超过两小时阴雨必晴。
就在我痴心于气象，又小有斩获的时候，风云突变，又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不知是福还是祸！
3 草根的干部（躲过一劫）（3）
3草根的干部（躲过一劫）（3）
从延安时起，“精兵简政”这个词汇差不多每隔几年就要出现一次，意思是要“精简机构”，裁剪冗员。但最后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的精简机构，往往是像举刀砍桌子的角，砍掉1个角，4个角的桌子就变成了5个角的桌子了，又多出来一个角。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各级党政群团组织机构、编制，越来越庞大了，四边形变成了多边形。例外的是，唯独有用的气象哨，可以服务于当地生活生产的事业单位，却像砍白菜一样，砍一棵少一棵，不会重生，很难再生，最后绝迹了。
气象哨遍地开花不到一年后的深秋时节，沈阳市气象台为了提高气象站、气象哨的观测能力与水平，在新城子区举办了气象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背景是，国家气象局出台了一套新的气象观测规范。所以，学习班学员的主要对象是全市各气象站的气象观测员，少有气象哨的气象员参加，我是“少有的”其中之一。那咱的气象哨，已经由原来全县的27个“砍掉”了23个，只剩下4个“中心气象哨”了。4个中心气象哨的经费，由县财政拨款。其他的气象哨因为“经费自筹”这把软刀子，而惨遭屠戮，从此销声匿迹了。换言之，与其说“惨遭屠戮”，不如说是“自杀”，被逼自杀吧。
学习班让我们参加，感到中心气象哨在沈阳市气象台的眼睛里还是有一定的位子的，是可以被保护的，是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我们都这么想。都这么想，就都想把学习学好，那是我们生存的饭碗子，谁都不想砸自己的饭碗子。
一个月的学习班就要结束了，进入紧张的综合考试阶段。考试很严肃，每个人一张桌，相距很远，难以交头接耳。市气象台的领导都来现场督查，把“严肃”升格了。监考也很严格，几乎达到一个监考监考一个学员了。考试不及格，要重新学习，还要通知单位不给你报销任何费用……看来还真把我们当回事，那就认真地对待好了，我们都梦想靠这个饭碗子吃一生的气象饭。
还好，所有学员没有考不及格的，但得高分的不多，我得到99分的好成绩，名列所有学员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气象专业人员。喜悦之情不必细说，“喜极而泣”却真的要泣了。
好成绩不是好前程的必然结果。到了1981年，“气象哨热”热到了极点之后，开始迅速降温，从沸点降到了冰点，一个将气象哨彻底地从历史碑文中熔化掉的程序，正一步步加热升温。
这个时候，也正是公社机构大刀阔斧精兵简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非正式公社干部全都被清除出局。我是惟一一个幸免者，成了一名身兼二职的临时干部，那年是198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沉冤昭雪，大快人心，“罪有应得”的也难逃侥幸了，公社广播站的任老师也“引咎还乡”了。
“文革”期间，任老师任小韩大队党支部书记，因造反派打人致死而难逃操纵的责任。公社党委作出调离现岗位，回原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的决定，同时任命我接替他的广播站编辑的工作，我身兼二职了。
也许是阴差阳错吧，我来到新的岗位的同时，中心气象哨即宣告在全县“崩盘”！乡里不再有气象哨了，对此新民气象站感到很惋惜。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民县有了一个新生事物——成立家庭气象哨，那就是我家。
家庭气象哨得到县财政的支持，把每年不到100元的“观测费”拨到公社，再由公社发到我的手里。我没有时间观测，所有的工作完全由我的爱人和孩子们来完成，我成了李华春式的顾问，也是她们的老师。不管怎么说，气象还是没有离开我，气象情感还在延续，我很欣慰。于是，借用我的笔，写了一篇报道，刊发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赞扬了不起的改革举措，唱了一回改革的赞歌。而对于曾经轰轰烈烈的气象哨来说，无疑是一曲哀凄的挽歌和告别辞。
新闻的轰动效应，给某些领导的脸上大增光彩，我也得到了8元钱的稿费。后来，县财政不再支持了，家庭气象哨就像高空中的探测气球，达到一定的极限高度后，因经不起内压的膨胀，像肥皂泡似的终其使命，融进浩瀚的太空中，没有了踪影。
老婆要吃饭，孩子要念书，我要工作，哪还有那么高境界和时间无偿地从事业余气象事业啊？那时候我就慰藉自己有愧于李大舅的精神，我就说：一个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是神圣的，学会放弃更需要勇气，勇气可嘉！所以我下定决心与气象决裂，就把那个美好时光的亮点，久蓄在心中，让它燃起一把更加熊熊的烈火吧。
没去广播站之前，公社精简机构的火已经点燃了，为此，有好多人很上火，都害怕这把火会烧到他们的身上。我是临时工中来公社时间最短的，不值得上火的那种人，做好了旧地重游的准备就是了，没有上火的理由。现在只留下我一个，感觉有点像当今中大奖的味道，自然要珍惜这无比的幸运啦。但我不很明白，我有什么优势可以留下呢？
我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托，我没有去找关键人物去游说，仅仅是中大奖那样的幸运吗？直到党委副书记冯绍华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留下了。道理很简单，他说：
“现在咱们公社机关，就缺一个能写的，你有文化，你去广播站任编辑，现在就去。”
原来是这个道理才把我留下的，我怎么会想得到啊？你想，高中毕业能算是有文化吗？即使算有文化，就一定“能写”吗？当然了，到公社后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都说我吃苦、肯干、诚实……其实这不是什么表现，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表现，更不会作秀。
40多年过去了，我很怀念那个时期和那时的领导。我没花一分钱，却得到公平、公正、公允，也敢公开“公众”想知道我能留下来的秘密。那时我不敢公布留下来的原因，因为我真的不会写什么，我实话实说了，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会给领导摸黑，也冤枉了我自己。
我从来不写任何文章，也不怎么看新闻，不喜欢看公式化的新闻，讨厌“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的新闻。所以，我哪能懂得怎样去扑捉新闻、找好角度、提炼素材……那么多的写作要领与技巧啊。
为了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偏爱”，也为了自己重走一条新路，也为了证明“我能”，就一切又重头开始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学。
我的确很幸运吗？气象哨，我是“革命”到最后的一个人，被我革黄了；精简机构，我是惟一一个留下来的人，都说我幸运。不过，我也是最不幸运的人。别人搞气象，学新闻写作都有老师领进门，只有我永远也离不开“自悟”。到了这步田地，我才感到“文人”值得我羡慕了，那也是饭碗子了。
1981年12月初，《沈阳日报》终于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社会新闻。写的是我们公社一个叫魏绍武的农民，跟人家借4元钱去抓奖，同时抓到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两个“大奖”的消息。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却是我破天荒的突破，也是近年来新兴公社第一次见报。
1982年初，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在全公社实行开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才真正地“跨黄河，过长江”。家家户户都是“有粮有钱丰收年景，无忧无虑太平新春”。这幅对联是我1983年春节时写的，是那时候农民心情的写照，也是我对改革成果的写真。
至此，农村生产队原来的十等人，如今都是一个等级了，都要靠力气吃饭，靠头脑挣钱。我采访的所到之处，无不欢声笑语，无不令人振奋。
1983年春节前快到除夕了，我依然在采访，那篇“幅幅对联迎新春”的通讯发表在《辽宁农民报》的头版头条的位子上。
从我当编辑到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的14年里，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一共发表了近千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开始的6年里。这些文章有消息、通讯、言论和报告文学，我也多次荣获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也为家乡的知名度做了一点贡献，值得欣慰。然而——
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我搞新闻这一行也经历了巅峰与谷底，激情与沉闷。
1989年后，我很少写新闻稿件了，原因大概有三点。
1988年12月24日，家父病故，我心情灰暗，难以提笔。大家知道，文章不是无情物，亲人永别，我还有闲情逸致吗？还会有兴奋点吗？还会有好心情吗？这一点，奇书网是我不写新闻的外在原因。那么，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啊？
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的不断向前推进，几乎所有的新闻导向都疯狂地夸大渲染农民的暴富，不遗余力地扩大“改革的成果”，农民的负担刹那间加重了，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相继，“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浮夸不实、弄虚作假之风日盛一日，腐败之风愈刮愈烈，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后来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
那时候，农民把乡村干部叫做“三要干部”。即，一要粮（征购粮，不交不行）；二要钱（提留款，少缴不行）；三要命（计划生育，强行坠胎，不坠不行）
造假成风。新闻不造假，没有了新闻价值，我写了也没有人用，太不新潮，保守。新闻造假，违心，我干不来，只好不干。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我的心受到极大的震荡。我的大儿子在吉林大学就要毕业了，担心啊。担心他是又一个王丹！年轻人太感情用事，涉世不深，我又鞭长不及马腹，如何遥控？忧心、忧虑、忧愁，还有闲心、闲暇、闲情写新闻吗？加上那时的一个领导“逼”我入党……
3 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3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你想入党吗？假设有人问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
不入党有很多好处，比如：有人对某些党员的表现说三道四，斥责贬损，我不是党员就不会因此而脸面发烧无地自容；因为我不是党员，就没有人把我当作他向上攀爬（进取）的竞争对手，彼此都毫无猜忌提防，保持和平相处的态势，一团和气的氛围，不伤感情，于己无虞；不是党员，组织上领导上对你的要求相对就不好意思那么严格，你再好好的工作，就会有人说“他比党员都有觉悟”，何乐而不为呢？
“你想入党吗？”没有人问过我。但有人这样问过我：
“老李，你怎么不写申请书啊，是不是对我贾书记有意见啊？”
我没想到会有人，而且是领导这样问我。我一时难以委婉地回答，就说没有时间写。他毫不让步：“呵呵，那我就替你写吧。”呵呵，这不是逼我入党吗？
他是新来的较为年轻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我的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上的相互接触，他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但怎么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对他的提问，我是要当个问题来研究的，研究怎么妥善处理。暂时没有良策相对，只好一拖再拖，因为我在忙比这更值得我倾心的问题。
新闻是不能写了，但情感需要宣泄，喜怒哀乐还是需要表达的。于是，文学创作渐渐地展现在我的笔端。
这期间，全国开展“民间文学三集成”的工作成全了我，我和另一个人同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就是驰名中外的民间故事家谭振山。
在这之前，我写的散文、散文诗等文学作品已散见报刊。在领导的心中我是个“文化人”了，所以，我们公社“三集成”的工作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通过走访，我发现了谭振山老人特能讲，讲一千个民间故事都不重样。这相当于我发现了第二部天书，太幸运了！
中国特色的“天方夜谭”，触动了县、市、省各级文化部门的敏锐神经，也得到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县文化馆专门给我配备一台录音机，收录谭振山的故事。可惜录音带的质量也太那个了，会在录过后的不久自动消磁消音，等我发现没留下一句录音的时候，为时已晚。值得庆幸的是，我边录音边做笔墨记录，否则前功尽弃，悔之晚矣。
如今的谭振山已经是84岁的高龄老人了。2006年，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全国第一批惟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时间，谭振山老人又一次成为上下瞩目的新闻人物，全国的各个媒体趋之若鹜前去“独家采访”，以获得“独家新闻”。
我们的媒体就是这样的可爱，从不同的角度获取不同的新闻效应。他们求得唯我独尊无可非议，却不在意一个年迈人在难以承受的劳苦中，为他们“口若悬河”。然后，他们在“滔滔不绝”的篇幅中，“振振有词”地把原本的“遗产”弄得“面目皆非”。别人看过报道也许为之叫好，我只能为其“叫苦”。
一场关于谭振山新闻报道的文字游戏让人哭笑不得，它和更改地名早就是一对是孪生姐妹了。这里有话要说……
新兴公社，因为公社的所在地不在新兴大队造成诸多不便，常常有到公社办事的外地人，去错了地方。后来，就把新兴公社改为罗家房公社了，再后来，罗家房公社又改为罗家房乡了。
“公社”这个名词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乡政府”取而代之。对此，我的感觉只是称谓的变化而已，就好比“时髦”叫做“时尚”那样。公社和乡政府的内部结构没有一点变化，还是“四大板块”——党、政、群团、事业。
事业单位是个大家族，是乡政府十等干部的第九等，等于生产队的九等人，是干活的，出力的。广播站、文化站、水利站、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兽医站……林林总总的单位，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如既往按部就班，这就叫没变。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程，不是笔下的功夫使然，不是改个名词就能就改变了本质。所以，我很厌恶记者导演的新闻，也厌恶记者表演的那个平台。1995年中秋时节，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从广播站来到乡政府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在广播站工作的后期，新闻稿件我一篇也不写了，但手中的笔却没有一刻闲着，而且一写就是洋洋万言。
领导练的是嘴上功夫，我练的是文字功夫。什么年终总结、政府工作报告、汇报材料、经验介绍……只要是领导有话要说要讲，我就有文章要做，就有文字要写！很多材料本来应该由领到自己来写，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然而他们从来不动笔，有时候连个主题框架都不给你。还好，我所接触的各位领导对我都是一百个信得过，笃信“我写的，正是他要说的”。他们说我“能写”，而且写得很好，可从来不问问自己是否“能做”，做得很好。
我作为下属，只有听命的份儿，管不了那么多闲事，也不该管，也管不了。古今中外都懂得，“听命”是下属的“天职”。这也叫做“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
不写新闻稿件，领导不责怪我，因为写材料比写新闻更现实更重要。我们就成了“周瑜打黄盖”的搭档，两厢情愿，倒也其乐融融。
名不正言不顺，写新闻的哪能老是写材料啊，所以不久我就成了办公室的主任了，脱离了新闻战线。
办公室主任管的事着实不少，什么综合协调、接待来访、文件收发、迎来送往、后勤管理……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不过，对于这些重要的工作，我用不着像干气象、当编辑那样刻意提高自己以适应新位置，有一支笔就只以为得心应手了。唯有“迎来送往”这档子事我实在打不了满分，显得笨拙，可笑。
所谓“迎来送往”，是指殷切的等待和殷勤的接待来乡政府检查指导工作的上级“客人”。“客人”就是上级领导的代名词，昵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称谓变了，领导进化为客人了。
以前的办公室主任，一遇客人驾到，则满脸堆笑且毕恭毕敬地迎出门去嘘寒问暖，诚惶诚恐得很。接着，就是把这些大员们当成货真价实的客人，尽心尽意地安排酒宴，为之接风洗尘等事宜。
到了我任这个差事则一反常态，我行我素。不管你是什么“客人”光临，你都得讲究“客随主便”，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来了，你先到本官邸报道，说明来意，我再协助你要履行的官差，否则本官视而不见。
我不嫌我官小，有的客人觉得我卑微，懒得与我费话，人家来后直接去见某书记某乡长，我就笑，笑他不懂得本府规矩。书记乡长就问他“办公室知道您来了吗”？书记乡长必须这么问他，我上任前已经声明，“我不知道的事，我不负任何责任”！
有的客人没看到书记乡长，心有不快地回到办公室来问我，自己都觉得没趣。像这样的领导你就该毫不客气地刺激他一下，让他懂得尊重下属你才能高高在上，懂得平易近人才是领导的风范。他们旁若无人惯了，颐指气使凌驾于人的毛病难道不应该有人为他们治治吗？
“客人”们，比起他们的“车夫”来还算文明一族的。“客人”们的头上都有一顶冠冕堂皇的乌纱帽，遇到慢待也会忍气吞声，以显大度。他们的“车夫”们则不同了，总是一副狐假虎威的派头，自以为“官高奴贵”。他们一进办公室就像如入无人之境，愿意坐哪就坐哪，有时就坐在你主任的椅子上，碍手碍脚还心安理得。
有一次，一位农民来办事，见坐在主任位置上的“车夫”，就笑着过去了。
“请给我盖个公章吧，我大老远来的。”
“我不管。”
“求求你了，帮个忙吧。”
“我不管，你不明白啊！”
“你不管，那我找谁啊？”
“我也不知道。”
那个农民急了，“车夫”才站起身来。
“我是市里的，不管你的事。”
我接过话茬：“既然他不管，就得我来管了。”
我一边笑一边给他盖章，还得给那个农民陪个不是：
“实在对不起，领导来检查工作，耽误您办事了。”
“车夫”，可不是我对领导们司机的戏谑之称，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尊称”。领导和领导谈话办事，汇报工作，他们就没有事做了，就来办公室找事。闲得无聊，坐坐我的椅子还算老实的，像乞丐一样向你乞讨你就烦了。
“主任，领导都有烟抽，俺‘车夫’你就不打理打理啊？”
他向我要烟，知道我手里有“招待烟”。他们抽烟从来都是“公款”消费，习以为常了。其实，他们车里有很多这样的烟，但也得和你讨要，这叫“待遇”、级别，这个过程是不能任你随意取缔的，也是司机一天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不然就觉得自己没有尽职尽责似的。你的烟发不出去，你就没做好接待工作，但他们不要，我从来不主动地热情地“孝敬”。
这些司机大多都是有来头的，沾亲带故的很多，你不答对答对，咱们领导心里都不舒服，都如鲠在喉。
客人们的生物钟十分了得，来乡里检查工作的时间基本集中在上午10：30到11：30这个时间段里。来得早，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可做，闹心；来晚了，午饭又没有充分的时间为他们做安排，丰盛的水准难以保证。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和趋于科学的筛选，这个时间就成了“客流量”的高峰期。有时一起来了三四辆“客车”，最多时一天达到8辆。乡里的食堂容纳不下，就去街上风光风光。
大凡来客都是有预约的，头一天晚上打个电话过来，也免得第二天扑空扫兴。“客人”们深谙打无准备之仗的失意与沮丧，只要有预约，不管你乡里领导有天大的事，都得编好恭维的词，在家静静地恭候。因为“客人”登你的门槛是对你情有独钟，是对你的偏爱与青睐，升官晋级的奥妙，引逗你求之不得，兴奋不已。是的啊，你辛辛苦苦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啊？
诚然，也有少数的不速之客突然降临。他们或是在其他乡镇没有落下脚，或是因为办什么其他私事错过饭时而匆匆赶到。这些“客人”嘴上说的都是些“时间紧，没打招呼”、“路过这里，想你们了”等等等等。听起来格外的亲切，和你的情感也十分的密切。
到了元旦、春节，各部委各科局的小车接踵而至，门庭若市。“客人”们一反常态，笑容可掬地先到办公室和你亲密无间。来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你拜个早年，跟你密切密切。
“密切”是时尚的行话，情感投资的同义语。没脚的是鱼，独脚的是米，双脚的是鸡……这都是密切的桥梁与纽带，曾经盛行一时。这些开销是走不了正式帐目的，全由办公室做一番手脚，在食堂的招待费里报销了。是啊，反正食堂也是“客人”吃饭的地方，回家消费也好，炊事员省得……
乡政府哪来的钱“密切”？唯一解燃眉之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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