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草根家事-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作者：我会做得好
序言
风风雨雨，刻画着人生的足迹；坎坎坷坷，勾勒着如烟的记忆。
为了生活，别人说叫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欣赏欢乐与哭泣，更难有心思把愉悦与烦恼在文字中慢慢地梳理。待到离开岗位的刹那间，忽然觉得换了人间，原来是社会解放了自己，才有暇喘气、小憩。于是，或回首，或拾遗，才有了这篇《草根家事》，以此聊以自慰，藉以弥补对些许遗憾的唏嘘，虽然文字不那么尽如人意。
我想把自己的经历留给子孙，给他们耕种未来的希冀，让苦涩结出甜蜜与惬意。其中，也更是为了纪念我自己，那就是对得起生养我的那方土地。我想，凡是认识我和我打过交道的人，都是那方土地散发的灵气，让我不断地吮吸，我才有骨、有肉、有皮。
骨是我的人格，肉是我的内涵，皮是我的尊严……不管是拉着我的手，帮我走过坎坷甩掉泽泥，那些和善的脸庞；还是因为我的不是，而有过愠色的双眸；都给予我向上生长的乳汁，强壮了我的身躯，我都会永远地表示由衷的谢意。
《草根家事》，以真实的自我展现一幅画面，一幅解放前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的，有声有色的连环画面。客观地再现家乡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草根一族的视角来回味，来记录底层人群的生活、生产，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作者不排除个人的意识融入其中，但没有丝毫的偏见混杂其间。因为文章不是无情物，更不是植物人，有它存在的理由与空间，有它呐喊与宣泄的自由与权力。是非曲直，皆由读者来评判、来褒贬、来认可；由历史去评说、去鉴定，那才是公允的、公正的。这就是我的初衷，就是《草根家事》面世的理由吧。
作者李会元
2007…6…13于沈阳
第一章 我的预言 1 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
第一章我的预言1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
预言什么？毛主席将来在哪天逝世！
我说：“毛主席要死的话，就死在9月9日……”（原话一部分）
那时我19岁，念高二，预言的时间是1962年的一天中午。预言的地点是，新民高中校园的最南侧。往南，与这里一道土墙之隔的地方没有人烟，县城的人都叫他“南卡子门”，很是荒凉。解放前和解放初，这里是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人们忌讳，很少到这里来，晦气。
“最南端”，是一片乔木灌木相间的林地，面积不是很大，但很是僻静，尤其是夏日的中午，很少有其他同学到这里来。于是，就有了我对一个同班同学的“冒死的预言”啦。
弹指一挥间，34年过去了。1996年秋，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县城打来的电话，是高中同学程德昌的约请，很是兴奋，久违了。
县城的电话，一天间我至少得接十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几十个。因为我是罗家房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县里各个部门的电话不会少。每个电话都是上级领导的指示，都是你必须完成的工作，都是拧紧你神经发条的扳手，让你一接电话就高度紧张，就有一种“烦恼”油然而生。比如，让你汇报夏锄进度，农业局的电话才挂，县政府办公室又来“询问”，然后就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都想从你这里得到第一手材料，你烦心，但他们安心。
所以，老同学的电话，相当于“一键清空”，把你“电脑”里的垃圾病毒尽数删除，给予你愉悦的清爽。
他说：“你过来吧，咱班的吕维媛，从齐齐哈尔回来了，大家聚聚……”
几十年不见了，如今有约，自然是乐不可支，何况吕维媛是赵鸿德的夫人啊！
赵鸿德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是同学，当然也是老乡，他家离我家只有5华里的路。这次他因为忙不能回来，借机探寻一下他的近况，也是我时常想念他的一种补偿。
这次14名老同学聚会，程德昌尽地主之谊，通知、埋单周到热心至极。
高中时，我和程德昌是同桌，吕维媛比我们个头矮些，坐在我们的前桌。所以我们三个人算得上是友好的邻邦了，见了面怎么不会有一番万千的感慨啊。
酒到半酣之际，程德昌突然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我“请示”道：
“会元老兄，时隔34年了，我要为你揭秘了！”
我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在想，各位也很惊诧。
当年，吕维媛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若不是个头稍矮那么一点点，莅临“国花”之位也不为过。她学习优秀，为人厚道，人缘也好，自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情种们倾心的焦点，靠近的核心。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想入非非，更没有一纸情书的构思，说我暗恋，自然无懈可击。哈哈，说不定就因为我们是前后桌相近，她的一颦一笑于我被别人发现了？那可冤枉我了。
我在揣摩我的秘密，但很心安理得。反正都已一大把的岁数了，说什么我都不会在乎，就当是搞笑，能让大家多喝几杯，客串个情种，值了！
我正为免费当个情种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程德昌竟然出乎意外地，把我那次的预言和盘托出。在座的无不哗然！
这件事我怎么会忘记，但我从来不会提起，那预言在那时代可是要命的……
毛主席死了，我还活着。我真佩服程德昌的为人，三十多年了，他一直在为我守口如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要知道，就这个秘密，就这个预言，全国能有几人，世界能有几人？算得上吉尼斯记录了吧，我也算得上预言家了吧，也够名人的了吧。程德昌足以以此说事儿，令众人对他刮目相看，这秘密只有他和我知道，绝品，价值连城的绝品。
他一直憋着，我若是他会憋疯的啊。我能憋住，因为关系到我的性命，关他何事？“文化大革命”他可以以此立功授勋，风光无限，甚或是封侯挂印！
程德昌说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冒汗”，激动的，感动的，不是害怕。
秘密，也把我带回当年的那一幕中，我很快进入了预言时的角色中来。
六十年代，正是阶级斗争完全代替法律的年代，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诅咒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必定置你死地而无疑。
那天，我说出了这个预言，记得当时也是一身的冷汗，后悔不迭。程德昌听了也是惊恐万状。左顾右盼，幸好没有什么人听到，庆幸得我们的心砰砰地直跳。
我千叮咛万嘱咐：“程德昌，你可要保密啊，就把这事儿烂到肚子里吧。”
14年后，毛主席果然仙逝于1976年9月9日。
就在全国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日子里，我忽然想起了我的预言来，心里很是恐慌，我担心什么不言自明。
然而，我的心也在狂跳，我不能理解，即使当年的预言纯属猜测，那概率也太低了，比中大奖的概率不知道要低多少倍啊。我能“猜中”，我不知道我怎样去认识和评价我的预言和我自己。那时，我的内心好像是增强了什么，又好像是改变了我什么，总之，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全国“共悼”毛主席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凉。我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赶25华里的路，来到公社设置的追悼会会场（每个公社都按要求设置）——现在的罗家房中学。
那里人山人海，公社所在地的各个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群众站满了整整一操场。各个大队（现在的村委会）也都设有追悼会场，男女老少凡是能走得动的，背得来的，都参加追悼大会，村村屯屯十室十空。四类分子被严管起来，不准乱说乱动。
我往公社机关的悼念队伍里走去。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喊住了我。
“喂，小李子，你过来！”
这尖利的喊声中，充斥着威严与训斥，让我感到恐惧与厄运。倏然间，我想起了我的预言，立时毛骨悚然。倘若……
我神经质地回过头去，心跳到了嗓子眼，一看是人保组的董特派员在呵斥我。
人保组就是如今的派出所，那时是极其森严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董特派员叫董连奎，系原沈阳公安局大东分局伙食管理员，走“五七”道路落脚罗家房公社（当时叫新兴公社）已经四年了。特派员比现在的警察厉害得多了，一方面负责当地的社会治安。一方面可在他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随手甩出“这里有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随时就可以把“反革命”的头衔严严实实地封给你，而绝无冤假错案给你昭雪的机会。
董特派员我早就认识，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认识的。他有很强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对“反动行为”更是十分的敏感。他没当特派员，仅仅是个“五七”战士的时候，有一次遇上了一个社员，他认为是四类分子，就上前盘问。那社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有些手足无措，结果被他一顿很批。刚要对他进行“专政”的时候，大队书记赶到，为那个社员解了围。至此，人们一提起他，大有谈虎色变的感受。
今天董特派员喊我，我又想起了那个社员，惧怕之情可想而知了。
当时我仅仅是个挣工分的临时的“公社干部”，但在农民的眼睛里，也很神圣了。不过在董连奎的目光里，我就是一介草民。尤其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里，董连奎就是手握圣旨的钦差，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的话就是第二“最高指示”，谁都得听。
我心里有鬼，怎会不规规矩矩地听他的传唤，不，几乎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等待他的发落。
那时，天上时而有云飘过，而我的头上没有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没有书记为那个社员解围的幸运，祈求不到任何援手，只好坐以待毙。
董特派员满脸的肃杀之气，拌和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责令道：
“还不把你的衬衣换掉，脱下去！”
天哪，原来如此！我有脑筋急转弯的灵气，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连说了几个“是！是！是！”，像逃难似的走了，跑着走的，胜利大逃亡啊。
我的内衣是一件玫瑰色的晴纶线衣，穿好几年了，颜色依然很亮丽，那时很多人的都是穿这个颜色的线衣。董特派员洞察秋毫，我该穿白色的衣服，违规了，犯了大忌，天地不容，咎由自取。
回到公社我的办公室，我把那件“玫瑰”脱下来。虽说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外衣，但感到“虽冷犹安”，值得欣慰，预言的罪过没有发作就好。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关于预言的故事，有这么一次惊吓，我更是讳莫如深，不敢显露半点我的“特异功能”。
时间一秒一秒地蠕动着，斗转星移一年一年的轮回着，阶级斗争的寒光也一点一点地淡化着。我也曾试想彰显彰显我的预言，但每每想过都立即打住。原因很简单，即使招不来灾，惹不来祸，没有程德昌佐证谁会相信？你的预言是笑话，还是痴人的狂言啊！
那天聚会，在座的同学们惊诧之余，自然少不了刨根问底：你是怎么预言的？有什么根据？还有其他的预言吗……
“天机不可泄露！”
我忙举起酒杯，做一把“酒东”，哈哈一笑，掩饰过去。因为我确实还有以后的预言啊。但是，前两个问题我还是要解答的，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大家就等着这口下酒的菜，不能吝啬。以后的预言，那是绝对不能说的。
1960年，正是全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学生每天每人4两玉米面做“面糊涂”分三顿来吃，没有油和蔬菜，那时我念初二。那年的寒假放得特别早，假期也长。学校让学生回家度寒假，就是换个方式“冬眠”，不失为上策。
家里和学校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两样，过年的时候也是玉米糊和干野菜度日。不同的是有母爱的温馨，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你就没有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孩”那种凄凉感，你就有一种希望在眼前闪烁。
这一年的春节，在没有鞭炮与灯笼的寂静中悄然过去了。人们无不期盼春光的明媚，开一扇呼吸清爽的窗。
那天大概是正月初六，天很冷，我无力地躺在炕上，害怕开学，宿舍太冷了，洗脸的水都冻成了冰。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笑了笑，自言自语，她是在安慰我吧。
“呵呵，年景不会总是这样，过几年就会好的……”
说完，她转过身去，不再看我。我知道她在流泪，她无能为力，愧对自己的孩子。
我依然躺着，一动也不动。我懂得，绝不能无谓的消耗没有半点积蓄的体能，积攒点力气，等待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去地里挖野菜，到河里抓些鱼虾什么的。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梦想。
那年月，做梦是最好的享受了，我常常梦见饕餮大鱼大肉，但醒来更是饥肠辘辘。睡觉是好事，只是担心永远地睡去。
睡梦中，一阵轻微的笛声和清脆的锣响由远而近。母亲在轻缓地挪动已经浮肿的双腿，开门出去叫来“一明一暗”一老一小两个算命先生。小的是明眼人，带路的。老者的是个盲人，能掐会算。然后母亲把我轻轻叫醒，说要给我算命。
我自小不信邪，但我依了。也许是人在极度的失望与困苦中，希望得到一些慰藉吧，希望火柴的火花烧尽所有的迷茫，才会去虚幻中寻找一丝曙光吧。
先生问过母亲我的生辰八字，拨了几下三弦，又闭了闭本来就睁不开的双眼。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惊厥：
“这孩子的命，我不能给算了！”
说着话，他又挪动一下已经前倾的身子，要走。母亲不敢再往下问，付了两元钱送他出门。
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我清楚，是怕我有什么厄运，还是不说的好。
我从小就不信鬼神，何况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我毫不在意，嗤之以鼻。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时常和郭祥玉（已故）、曲良忠到乱葬岗子（郎家岗子）的新坟旧塚里乱蹿。那里大人都懒得去，有许多横死的人埋在那，有许多可怖的传说让人毛骨耸然。我只觉得那里新鲜，就去玩，被人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我犟，胆子又肥，只好听之任之。
1952年的腊月三十，天已经黑了，郭祥玉、曲良忠来会我玩。那咱我有一件很稀罕的东西，手电筒，是父亲的，他当老师，经常走黑路，用得着。过年了，手电筒就是我最好的玩具，他们就是奔手电筒来的，好玩。
我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去郎家岗子了，今天有手电筒，你们去不去？他俩害怕，说不去。我以不让他们摸我的手电筒相要挟，他俩无奈。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条件是：不去郎家岗子可以，但要做一件谁也不敢做的事，他俩只好同意了。
刚刚解放，我们家住在大孟家窝棚。那个堡子有一多半人家的房后有小庙，供奉着狐仙、黄仙、山神、土地。除夕晚上，有小庙的人家都要给狐仙、黄仙什么的上供烧香。远处望去，漆黑的夜空中，微弱的香火一闪一闪的，很是迷离。
父亲是教师，那时的教师就是干部，不许迷信，我也就享受不到那扑朔迷离的情趣，但却生出一股妒火来。于是，我们仨人就去和狐仙、黄仙作对，专门踢灭他们眼前的香火。他俩胆小，我先踢。我嘴里还叨念着，“你要是叫我脑袋疼，我就服你了。”
我们见一个踢一个，好不痛快，早把母亲的话忘了。
临出来的时候，母亲再三叮咛：“三十儿了，到哪玩都行，千万别去小庙那里玩，要是惹着老仙就不好了……”
玩够了，走到家门口我对他俩说：“怎么样，我脑袋是一点都不疼，什么狐狸黄皮子的……”
这话被出来找我的母亲听见了，母亲没有说什么，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屁股。我挺委屈的，大仙都没把我怎样，你怎么打我啊……
后来我明白了，她打我的时候一定在向狐仙、黄仙道歉：
“二位大仙，孩子小，不懂事，大人不见小人怪……”
是的，一定是的，不然母亲不会使劲地打我的屁股，以表示她的忏悔和诚心，让大仙饶恕我。
不一会，母亲送走算命先生回了屋来。我似笑非笑地问母亲，方才那先生边走边和你嘀咕什么了。母亲说，他说我的命跟他犯相，算了对他没好处，所以就不算了。我很奇怪，我跟他犯什么相？我又不想去给人家算命，和他抢饭碗子。
过了几天后，我在听一帮老头闲聊中得知：有帝王相命的人，先生是不敢给你算的。
我和他犯相？我有帝王之相命？他也有了？这不是胡说又是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母亲是个很好说话的人，请进屋来抹不开不给他钱。他想趁早多走一家多赚一份钱，还省了嘴皮子和脑筋。
然而，我出于什么动机去预言呢？说起来还真得益于那次算命。
在如火如荼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是“三面红旗”猎猎作响的年代，那时我念初中。“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里有一句话是“力争上游”，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题里就有这道政治题，我答对了。1958年夏我考上了新民六中（现在的罗家房中学），在1年2班里，我在60名同学中，我的学号是“3号”。学号是按年龄排列的，我的年龄小。
我是天生没长“爱人肉”的人，从上学开始，教过我的老师没有几个得意我的。我调皮，在老师那里“不得烟抽”，处处受老师和班干部的冷眼与夹持。但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对我另眼相看。直到如今，我依然感激她、尊敬她、想念她，寻她不着。她，就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张柏芝。
张柏芝比我大三岁，温柔文静，善解人意，明就事理，从不在同学面前自持高尚，也不在老师那对同学搬弄是非。
一天晚上，他约几个班干部研究如何“力争上游”，把班级的学习成绩搞上去。在她的主持下，全班60名同学，按学习成绩排为上、中、下游，然后再“一帮一一对红”。
这个会开得极其的保密，神秘，不允许与会的班级大员向任何人披露半个字的内容。所以这样做，怕的就是那些“下游们”知道自己的难堪，而破罐子破摔。只有我，在会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知道个一清二楚，也叫我心潮澎湃，信心爆棚。
会后，张柏芝偷偷地把我叫出室外，凭借教室内的灯光，我看到我的名字排在全班的第一位，我不敢相信。
那时考试判卷是“五分制”，班级从来不排榜，没有办法细化。除了学习，我在老师的眼睛里一无是处，我的眼睛里也没有老师上好的脸色。就是那天，我以外地还得到张柏芝对我的肯定，从来没有过的“肯定”，于是我永铭于心：
“这是按成绩排列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这句话，绝非仅仅是绕梁三日，而是萦绕我心头30年、40年……至今犹存于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良好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赞誉，弥足珍贵。
读高中时，学校有过一次问卷式的调查：什么书对你的影响最大？你得到什么启迪？我答非所问：和初中同学的一次谈话……
谈话那天，我几乎彻夜未眠，自然也想起了那次算命。
我果真不同凡响吗？我在问自己，也自问自答：试试看吧，反正算命先生和张书记“黑白两道”说的如出一辙。然而，这和预言绝对成不了“婚配”。
现在的罗家房中学，成立于1956年，当时只有两个初一班。到1958年时，全校3个年级一共8个班，三年级两个班，二年级两个班，一年级四个班。且不说教学质量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新民六中的“劳务输出”可是在全县名列前茅的，我们的老师在抱怨中一不小心透露的。等我考进新民高中时，我才知道，六中的学苗个个矮人一头。录取成绩单上，我各科的平均分数是59分，比我班最高的差32分。这种“抵挡高就”的劣势，着实令我惴惴不安且忧心忡忡。
入学的第一天，校团委书记赵恩海（文革后任校长）给新生讲话，其中一句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记：
“现在，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三年后看谁第一个冲刺！”
起跑线只有一条，而运动员的水平线何止一条两条？但我还是咬牙上线了，以不辜负张柏芝对我的鼓励与期望，此其一。那时她所以把秘密告诉给了我，就是给予我温暖与激励，因为我的周围环境让我很心寒，她一目了然。
其二，我也想成全那算命的先生，让别人少说他“瞎算”的闲话，盲人活得不容易。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咬牙”，我已由原来全班学习成绩第48名，上升到第14名。有得就有失，鱼和熊掌真的难以兼得。
我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行动上不靠近团组织，从来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书。
这绝对不能怨我啊！要命的是，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比我的“表现”还一塌糊涂。谁不想入团啊，我没有希望入团！我的两个姑姑，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两个舅舅都是富农成份。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那年月，社会上刮起一股“敌视”、“仇视”富裕中农的狂风，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已经没有区别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分了，富裕中农没有分他们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成了解放后农村最富裕的阶层，存在“复辟”的危险，所以要严厉打击。而我的父亲又当过国兵、伪满警察……所有这些的“黑幕”，使得我入团的愿景一片漆黑。
实现自己的愿景，不辜负同学的期望，智取华山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坚信，只要是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考上大学还是有希望的，实现理想还是有路可走的。
也许是算命先生害了我吧。一想起他，我就拼命地钻书本，如醉如痴。那时我更期待政治气候的温和，但政治空气却在不断地“恶化”，即使我张大嘴，也喘不过气来。
总不能让凝固的空气把我憋死吧？在“政治讨论”、班会发言中，我难免发一些“牢骚”，虽然我牢记“闲谈莫论国事”。
于是，在一次全校性的大会上，其实就是整饬生活纪律的大会，几乎叫我万念俱灰。
管理学生生活的王老师王常福，被学生赐号“特务”。他点名把我列为全校三个“个别生”之一。点名的时候，王老师声色俱厉，音调抑扬顿挫，俨然是对我们“罪行”的宣判。这个宣判，无疑是剥夺了我迈进高校门槛的权利，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语！
我“认罪”，我的某些言行已经和“地富反坏右”份子站在了一起。我沮丧，我害怕，因为王老师在大会上还说：
“大家知道吗？我们新民高中，在反右斗争中，曾经镇压过6名反动学生！现在仍然在监狱里服刑！”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空气的凝固！我不敢抬头看四周，我想，一千多双眼睛都在死盯着我，老师也盯死了我。他们越是为我担心，我越感到压力的沉重；＇奇。书＇他们越是同情我，我越感到走进了最后一层地狱。
政治形势和王老师一样咄咄逼人，这绝不亚于后来的“文革”那种极度的恐怖。
从那时起，我一边加紧玩命地学习，以求有“一技之长”，以此来实现梦想。一方面，在王老师经营的绝地里，一颗“罪恶的种子”在萌动，开始孕育着我的“预言”。
我不是为了“泄私愤”，我和伟大的领袖没有私愤。我不是“咒骂”，我不迷信，这就是草民的伟大。我只是想，也期盼政治气候的转变。
那一天，校园里突然传来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令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也就是后来，我和程德昌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又谈论起暗杀的事件，我就说了我的预言。我想，也许毛主席逝世了，政治气候会有些改变，就像美国。那么，他会在那一天逝世呢？
我在想，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我的生日是九月初九，于是，我就说出了“毛主席要死，就死在9月9日……”
那天，我是被程德昌约到那个地方的。
自从王老师点了我的名，心里就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整天里都是郁郁寡欢。程德昌是安慰我来的，对此他和我有同感，更同情我的遭遇。他的家庭成分和我一样，富裕中农，但他比我“安分”多了。那天我和他谈了很多的问题，都和政治有关。后来以预言结尾，因为再谈下去担心会有麻烦。
同学聚会的时候，程德昌是新民石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深得领导的倚重，实权人物，写一首“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各种各样的公文、材料什么的，就是现代的八股文。我也是个“材料”，给领导写材料的材料。哈哈，我们真是一师之徒，臭味相投啦。
聚会上，我借酒转移话题，没有公布我的下一个预言，是想把兴趣转移到陪齐齐哈尔老同学的身上，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上次预言的背景，直到现在还是个秘密，程德昌也不清楚来龙去脉。我也不想让我高中时代的悲剧搅了欢天喜地。那么，第二个预言是什么？话，还得从高中那说起。
2 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2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1964年初夏，随着气温的日益飙升，高考复习也正在如火如荼紧张地进行着。而在这个时节，社会上“农业学大寨”的新闻也正向校园铺天盖地而来，报纸和电台的版面与时间，比备考显得更加紧张更加升温。“上山下乡”的号角，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声浪亦步亦趋，毫不逊色。“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的热潮，占据了学校所有政治空间，是老师是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以深入人心为最终目的。我没有忘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在悄然间来到你的身旁，默默地左右着我的未来。
自从我被王老师安排在“个别生”的位置上，我就整天如坐针毡，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如临大敌，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
县委委员、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石维，不止一次地在全校大会上，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用武。还有新民县县委、县政府正在陶家屯公社羊草沟大队筹建知识青年点……对于这些本土新闻我毫不在意，似乎与我无关。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与我紧密相联，难以切割。
陶家屯，新民人习惯叫陶屯。青年点所以选中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座很“巍峨”的大山。山的海拔能有近10000厘米，但一分钟就可以登上峰顶！其实那就是一个大的土包，没有山的名字，离我老家不远。
陶屯“有山”，那里又是农村，这才符合“上山下乡”的定义，县里的领导才心安理得。在陶屯的西边8华里，也有一座小山——东蛇山子。
东蛇山子坡地的坡度很缓，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不也修了梯田吗？虽然后来作废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当官的可被上级连连称道，道出了形�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