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林论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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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1）
　　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与L　。杨格、盛洪等先生商榷
　　　　一些学者发出惊人之论：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剽窃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然而，考证表明，“看不见的手”不大可能是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的，二人的思想并不雷同。剽窃之说，从何说起？
　　出生于爱尔兰、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经济学者L。杨格在题为《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载《太平洋评论》，1996年第1卷第2期）的文章中，提出惊人之论：亚当·斯密的“看不
　　见的手”（invisible　hand）是剽窃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
　　　　在杨格看来，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若水之趋下”。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是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力、物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人们的欲望都得到最好的满足，商品价格偏低时，就会导致需求增加，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上涨；商品价格偏高时，需求减少，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下跌。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着调节作用，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日夜都不会停止。不用召唤，财物就会顺时而至；不用强求，人们就会把它生产出来。这是“道之所符”（符合规律）和“自然之验”，不用什么“政教发征期会”（政令、征召、限期）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最好的结果。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的隐喻，非常像亚当·斯密所形容的“invisible　hand”的市场规律。不仅如此，杨格还推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两位中国人。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在这一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即高丽殊与杨德旺。杨格推测亚当·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访问10年后才出版的。
　　其实，在L。杨格之前，中外学术界已经发表过类似观点。如中国的经济学家盛洪在《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载《读书》，1994年第12期）、谈敏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中，均提到魁奈、斯密等受过中国先秦哲学的影响。中国台湾的学者侯家驹在《先秦儒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也提到：魁奈的学生到过中国，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中提到魁奈号称“西方孔子”，还提到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魁奈在书中对中国实行自然法的崇尚；日本经济学家桑田幸三也提出亚当·斯密的观点与司马迁观点相近的看法。
　　读到这样的观点，我不禁联想到若干年前关于《易经》的一些争论。一些学者说，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是因为看了中国的《易经》而发明的；一些人说，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是中国学者刘子华根据《易经》的思想推算出来的，并精确计算出了运行轨道，等等。然而，这些说法后来都被科学界证伪了。说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此观点是否像前述的两件事那样？我们需要考证。
　　总计起来，“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谈到早期宗教思想时，他幽默地写道：希腊神话中朱庇特“这只看不见的手”。第二次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中，他写道：“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第三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以及由其导致的秩序这种基本思想，不是亚当·斯密的首创。实际上，在17世纪配第和洛克的著作中，“看不见的手”这种思想已经隐约可见，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这个短句。据Spengler的考证，在1661年，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牧师就已经使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个短句：“大自然在万物之中都通过‘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我于2003年撰写的《追溯“无形之手”》一文中曾讲到，“无形之手”（“看不见的手”，英语译为：“invisible　hand”）这个短句来自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麦克白》。且说苏格兰军中大将麦克白，杀害了他自己都承认“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的国王邓肯，登上了王位。他说：“对于班柯怀着深切的恐惧……除了他以外，我什么人都不怕，只有他的存在却使我惴惴不安；我的星宿给他罩住了，就像凯撒罩住了安东尼的星宿。”于是，他谋划杀死班柯。随着实施谋杀行动时间的临近，他跟夫人的对白中出现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个短句。这句对白如下：“e；　seeling　night；　Scarf　up　the　tender　eye　of　pitiful　day；　and　with　thy　bloody　and　invisible　hand　cancel　and　tear　to　pieces　that　great　bond　which　keeps　me　pale！　”（“来，使人盲目的黑夜，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用你沾满鲜血的‘看不见的手’，毁除那使我畏惧的大绊脚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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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2）
为什么断定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自这里？亚当·斯密对《麦克白》这部戏剧十分熟悉：他就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形象发表过公开演讲。艾玛·罗斯恰尔德（Emma　Rothschild）和麦克菲（　Macfie）等学者认为，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很感兴趣”（载英国《金融时报》，2003）。
　　亚当·斯密借用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似乎不完全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看不见的手”所在的那段话中，亚当·斯密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进口限制没有必要，因为英国商人自然会更愿意从其他英国贸易商那里购买货物，而不愿意把钱财交给不可靠的外国人。这似乎和颂扬自由主义经济扯不上什么关系。亚当·斯密还在书中写道：“商业使人类意志消沉。人类的精神在萎缩，无法升华。”他似乎倾向于用怀疑的眼光观察人类的行为。
　　斯密的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还有一段值得关注的话，被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先生称为“棋子原理”：“似乎想象他能摆布一个巨大社会的不同成员，就像一只手在棋盘上摆布不同的棋子一般容易；他不考虑，在棋盘上的不同棋子除了那只手在移动它们之外，还有其他的运动原理；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原理，与立法者可能想要施加于它的原理完全不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的第一章第1页，也引用了这段话。
　　将“棋子原理”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和社会制度有其自发的秩序，即使这种秩序遭遇断裂性变革，最终还是会自行纠正。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及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本意可能不是说自利行为必然有利于公众利益，而是说，在一定的制度引导下，可以将自利行为转化为公益的行为。没有引导，自利的洪水将淹没人类；在合理的引导下，自利的洪水将灌溉良田，造就沃野，造福人类。
　　由此看来，无论亚当·斯密是否在杜尔阁那里与中国学者高丽殊和杨德旺有直接接触，是否受到过司马迁的启发，可以肯定的是，“看不见的手”不大可能是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的，二人的思想并不相同，剽窃之说，不能成立。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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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暮美人”张五常（1）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是很可惜，他后来不做学问了。他四处夸耀自己的学术成就，甚至宣称他有好几篇文章可以传世，而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敢这么说。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强调一点，我不是全盘否定张五常先生。相反，我比较欣赏张五常，只不过我所欣赏的是1983年以前的张五常。
　　我曾经两次撰文讨论五常先生之“是”，在2002年撰写的《何必为难张五常》一文中，我说“一些人凭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散文评论他的学术成就，是不负责任的”。我还说，“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我于2003年做的“世界知名的6位华裔经济学家”排名，五常先生位列其中。
　　但是，1983年以后的张五常，特别是给报刊撰写杂文和随笔的张五常，在内地高校做巡回演讲的张五常，日益偏离学术轨道，宣扬一些想当然的观念，误导内地学子。
　　我不怕自己学识浅陋，在这里讨论五常先生之“非”。一方面是对五常先生的惋惜，正如本文标题中“迟暮美人”所表达的，五常先生在经济学上曾经很有创见，很有作为，但是很可惜，而今他不做学问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读者对五常先生的学术成就缺乏正确的认识，我试图指出五常先生学术观点中的缺憾，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让大家真正看清五常先生，以促使大家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待“权威”。
　　　　五常先生，你为何不反省？
　　《北京晨报》2002年4月25日发表的题为《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的文章称，张五常在演讲中说，他可以和听讲者下注赌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我不是看风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条件的转变。”
　　五常先生所说的“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固然不错，但预测的结论并不新鲜。其实，市场化改革，中国内地的经济学者早就提过。如20世纪50年代孙冶方、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979年刘国光、赵人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不同之处在于，五常先生运用的是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当然，我没有否认，在五常先生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中，在一些经济学理论及其运用上，五常先生很有创新，他的一些观点而今读来仍不觉得过时，我只是说，其结论不新。
　　至于五常先生所说的“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言过其实。根据《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全文）》（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7日），五常先生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到底是怎样的一团糟呢？五常先生没有交代。这里不妨作简短介绍：1988年的居民存款为3000亿元（人民币），数量远远低于1992年的1万亿元，更低于目前的10万多亿元，竟然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在贵州那样的穷地方，居民竟然大量抢购毛线！那次物价改革，导致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失控。
　　但五常先生不进行任何的反省，反而把一切问题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1990年，五常先生甚至“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必将大幅度下滑，少说也要饿死2亿人。现在时间已过去十几年了，我们的经济并没有“大幅度下滑”，反而是人丁兴旺！
　　遗憾的是，五常先生找种种借口为自己辩护。在2003年6月27日的香港《苹果日报》上，他发表的题为《佛老用不着耿耿于怀》的文章说：“两件事使佛老表示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他说的“两件事”是：其一，弗里德曼（五常所说的“佛老”）的货币理论运用于实践中，以失败告终；其二，弗里德曼对欧元的预测错了。五常先生辩解说，“我认为佛老的思维没有错，失灵非战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转变他看不准。大师就是大师，理论没有错，只是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也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
　　是的，你可以将问题和责任推到“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等上面，但是，五常先生或者“佛老”做的决策或建议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谁来承担？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曾经说，决策失误比腐败带来的损失更大。五常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究竟有多大，我不敢妄加评论，请读者判断！
　　　　五常先生，你的理论还神秘莫测吗？
　　五常先生在中国内地巡回讲演的时候，经常夸耀自己的学术成就，说自己在这个方面超过了某某，在那个方面超过了某某，或者说自己某篇或某些文章的引用率超过了某某。他甚至宣称，他有好几篇文章可以传世，但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敢这么说。
　　　。。

“迟暮美人”张五常（2）
相信多数读者同意我的这个判断：当年，五常先生的大作颇有创见，也对某个学派颇有贡献。但是，当年的观点而今不可能再让人感到高不可攀，不再神秘莫测了。再说，对于任何学者而言，自身的成就不必自己宣传，后学之辈必然记着。如果自己四处宣扬，效果未必好，甚至走向反面。
　　我们不妨就五常先生的一些作品进行分析，看看它们是否如他所说的那样“历久弥新”或者超过了某某大师。
　　1。关于《佃农理论》。
　　五常先生最得意的作品，恐怕是《佃农理论》了。不可否认，该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巨大，他把当时科斯、阿尔奇安等开创的交易费用、产权等新理论或分析框架，应用于解释现实问题。并且，在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对理论做出了一些发展和创新。
　　现在看来，《佃农理论》并不十分高深，也不十分复杂。正如一位名叫“fulee”的网友所指出的那样，200多页的论述，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佃农理论》的首要前提假设便是“交易成本为零”。交易成本为零，就是指调整到效率最大化的交易成本为零。换句话说，如果此时交易没能实现效率最大化，那么交易成本就不为零。因此“交易成本为零”等价于“交易效率最大化”。既然交易效率已经最大化了，那么任何对此交易的改动，一定不可能使其效率更大，否则就不是“最”了。因此政府试图通过减租来促进佃农合约效率更大，是不可能的。要么效率不变，更大的可能是效率降低。
　　五常先生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中说，当时他的论文引起了阿尔奇安、施蒂格勒等众多顶尖经济学者的争论，还说他文中的一个注脚成了后来博弈论创建的“导火线”。《佃农理论》真的如他说的那样神秘莫测吗？
　　实际上，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与实践不符。正如中国台湾经济学家陈昭南等在《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基础——新租佃理论之商榷》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五常先生推导出台湾土地改革不需要进行的结论与实际状况不符，五常先生所带的博士后易宪容先生也承认了这一点。
　　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为什么与实践不符呢？第一，五常先生的分析基础存在问题。交易成本的核算发生在事后，只有当一项交易完成时，才能知道其交易成本是多少。事前或者事中，无法核算一项交易或者制度的交易成本。所以，五常先生预设台湾佃农制度的交易成本为零，恐怕是对交易成本内涵的误解。第二，1974年，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一篇题为《契约理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章中指出，分成租佃契约的重要问题是它们是不完全的，它们不能详细地规定在每一个自然态中工人所要完成的劳动的数量，因为努力的水平是无法观察到的。进一步讲，即使努力的水平可以观察到，由于在第三方当事人的面前证实工人没有按照契约规定的努力水平付出劳动存在的困难，履行契约同样存在困难。第三，稳定的佃农合约，的确是一种均衡，但不能保证是最佳均衡。这个问题，后文再分析。第四，一项行为的结果是否有效率，依赖于诸多的约束条件。任何一个条件变化了，结果就会不同。五常先生认为，台湾的农地改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其并不符合经济效率。然而，如果不把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择的约束条件，则台湾的农地改革，的确扭曲了原先的市场资源配置；如果把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择的约束条件，则台湾农地改革是在约束条件下极大化选择的结果，是符合经济效率的。
　　此外，《佃农理论》的历史意义没有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尽管易宪容先生承认佃农理论是错误的，但他辩解说：五常的最大贡献在于将科斯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并做出突破，特别是强调了“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对科斯定理做出分析。尽管我赞成“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观点，但困难在于，我们并不是先知道交易成本，然后才考虑制度问题。而是先有制度，然后知道制度成本。只有先确定制度，才清楚其成本。在此之前，我们无法判断制度成本为多少。科斯定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科斯谬误。当然，说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我记得，五常先生反复强调波普尔的理论，即可证伪性只是指有被证伪的潜在可能，如果它真的被证伪了，即这种潜在可能一旦成为了现实，哪怕是只出现一件反例——那它就不再是正确的理论。科斯定理和佃农理论，可以并且能够被证伪。
　　　　　　　　2。关于帕累托最优理论。
　　五常先生1998年就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时作了题为《交易费用的范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五常先生称：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帕累托最优是应该被重新理解的。在现实经济中，帕累托最优是处处满足的。如果认为帕累托最优条件没有被满足，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某些特定的约束条件。譬如自助餐（这个例子，最早出现在五常先生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一书），用餐者的最后一口的边际效用为零，而食物提供者的边际成本却大于零，这是和帕累托最优条件相违背的。但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自助餐的形式节省了等候和伺候顾客的费用，而且这种费用的节省一定是大于限制顾客消费的“浪费”，因此帕累托最优仍然是满足的。
　　

“迟暮美人”张五常（3）
五常先生将帕累托最优与一般意义上的均衡混为一谈了。如果交易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是双方自由选择的结果，满足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对于那些非自愿交易，显然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比如说，杨白劳欠了黄世仁一笔债务，没有能力偿还，黄世仁便强行让杨白劳在契约书上摁手印，强迫杨白劳把女儿卖给他抵债。这种交易，虽然实现了均衡，但绝对不是帕累托最优，无论你考虑什么样的约束条件。类似的例子很多，如你在办公室抽烟，我却因为不得已的苦衷而只好忍气吞声，这也实现了均衡，但不是帕累托最优。详细的论证，见拙作《帕累托最优处处满足吗？》。
　　　　五常先生，让人怎能不失望
　　五常先生一些文章中的言论，常让人失望。
　　五常曾经多次说他的《佃农理论》开创了合约经济学，书中的一个注脚启发了后辈学者，使得博弈论“卷土重来”。真相究竟如何，学术界自有公论。
　　五常总是喋喋不休地“广告”他如何与赫舒拉发、科斯、阿尔奇安、弗里德曼等大师的交往，如何获得他们的赏识和好评。以小人之心度之，五常先生也许是“美人迟暮”之感日强，于是加紧自我鼓吹，一方面是学术成就的夸大，另一方面是“媚态”（引用鄢烈山的用词）的显露和张扬。
　　如此下去，五常先生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种“曲学阿世”之徒，有什么区别？
　　不过，五常先生也有诚实的时候，他在《“经济解释”之缘起》一文中说，学生考试时用上他的答案，“不免凶多吉少”。
　　我还记得，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曾担忧张五常会误导内地学生。我可以肯定地说，误导效应已经出现了。例如薛兆丰等学者，就是受五常先生一些不适当观点误导的典型。虽然他将五常先生的行文表述方法学习了个十足，但是，他所学的只是皮毛（王则柯教授对其早有批评）。这里只列举一例“立此存照”——兆丰赖以成名的微软垄断案文章破绽百出，他连“自然垄断”的概念都没弄清，就敢信口开河地说：“在国外的经济学家有普遍的共识，自然垄断跟政府造成的行政垄断是不一样的。自然垄断是消费者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它背后没有强权，只有好的产品。”稍微懂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或者不懂经济学的人只需要翻阅经济学教科书，便会知道，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指的是，有些产业由于自然因素，需要大量固定设备，不宜多家经营，且成本在很大范围内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其他厂商也难以进入。例如铁路运输、电力、自来水、邮电等事业，如果有两家以上厂商经营，不仅造成浪费，也容易引起混乱（参见黎诣远：《微观经济分析》，第1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这与兆丰的解释大相径庭。兆丰将微软公司说成“自然垄断”，然后替其辩护，这是多么幼稚的硬伤啊！
　　行文至此，提醒一些学者和学子，对待“名人”、“权威”，要擦亮眼睛。
　　2004年11月
　　

张五常的“张冠李戴”（1）
　　张五常先生用中文写的一些文章中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史实失误”。读者如果以这些文章作为学术研究的文本或资料依据，很有可能误入歧途。
　　在当代的华人经济学圈内，张五常先生是很有影响力的；在世界经济学界，他也称得上是极具原创性贡献的学者之一。他用中文撰写的文章，如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连载的《经济解释》，对于广大读者开拓思维，很有益处。例如，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在2002年撰写的《阅读“张五常”》一文中称：“……这本《经济解释》我更喜欢了，我甚至打算将它用作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发展史的教本”。
　　然而，其中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譬如　“tautology（套套逻辑）”。五常先生说，“所谓套套逻辑，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首先，这个观点来自科斯。早在1988年，科斯在题为《企业的性质：影响》（The　Nature　of　the　Firm：Influence）的文章中提出：套套逻辑就是概念上明显正确（clearly　right）。其次，我认为科斯与张五常对套套逻辑的解释不正确。因为，“tautology”的英文解释是：“Needless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ense　in　different　words；redundancy。”译为：“对同一意思使用不同的词进行的不必要的重复；赘言。”
　　更为遗憾的是，五常先生的文章中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史实失误。读者如果以这些文章作为学术研究的文本或资料依据，很有可能受到误导。
　　《经济解释》第一卷《科学说需求》第六章第五节“多质的需求验证”，不符合史实的地方有很多。
　　张五常先生在这一节所讨论的“需求假说”，早就被学术界称为“艾智仁—艾伦定理（The　Alchian　and　Allen　Theorem）”了，用简洁的话语描述就是：当同等的附加费用被加在两个相似的产品价格上的时候，消费者将增加对质量较高产品的相对消费量。于是，相对优质产品往往被运往其他地方销售或者出口。
　　张五常先生说，这个“需求假说”发表的时候，讨论的产品是“加州的橙”，而不是苹果。但为什么后来这个产品事例都变成了苹果，张五常先生说，是因为“艾师的假说发表后，两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不同意，为文反对。我的一个学生（）加入笔战，橙就变作苹果。今天行内的老生常谈，是苹果而不是橙了。”
　　我所查阅到的资料表明：
　　——“艾智仁—艾伦定理”的出现，起因于一位署名为的读者给《西雅图时报》的一封抱怨信，艾智仁与艾伦作为对该读者答复而提出了这个定理。当时，抱怨说，当地市场上出售的华盛顿产的苹果又小又难看，而他的朋友们送给他的、从果园刚采摘的苹果，至少是当地水果店出售的苹果的4倍大。他问道：优质苹果都到哪里去了？艾智仁和艾伦的解释是，如果在当地购买一个优质苹果要花费10美分，而非优质苹果需要5美分，那么，吃一个优质苹果与吃两个非优质苹果所花费的货币量相当。如果将一个苹果运到中东的运费是5美分，那么，在中东，一个优质苹果的价格将是15美分，而一个非优质苹果的价格将是10美分。于是在中东，吃两个优质苹果的花费就相当于吃三个而不是四个非优质苹果。所以，加上运费，在中东，尽管两种不同质量的苹果价格都提高了，但优质苹果相对变便宜了。
　　——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与发表质疑“艾智仁—艾伦定理”文章的时间不是五常先生所说的“七十年代初期”，而是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