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衣行业厮杀内幕:对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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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一（1）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一种恐怖笼罩在我的眼前，太阳变成了一个惨白的圆行物。突然出现一种怪异的景象，我抬头看一眼太阳，在升腾起的烟雾中，那一栋燃烧着的大楼突然间像头怪兽一样呼出一口黑浊的灰尘，然后就像垮塌的积木一样轰然趴了下来，即刻灰黑的烟尘沿着地面急速铺开，然后卷起熏鼻的浓烟向天空翻腾……
　　那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轰轰烈烈，也是我和妞儿经历了的最惊心动魄、最邪门的一场大火。
　　经遇这次火灾之前，我所见过的火苗是单纯的橘红色，而我站在湖南衡阳市永兴市场不远的一条道路上，我所看见的这场火的火苗却是变幻不定，一会儿红、一会儿蓝、一会黄，一会儿都是滚滚浓烈的黑烟。
　　离３００米开外，我都能感受到一种炽烤的热浪，如果不是我的胳膊被妞儿紧紧地攥着，我一定会以为是在地狱里。
　　我内心焦急地看着妞儿，嘴里说着“会没事的，没事的，那火一会儿肯定就会灭掉了。”妞儿几次抬起头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装着轻松的样子安慰着她。此时，妞儿在消防中队服役的大哥与他的战友们，正在那火场里勇敢忘我地救火。
　　大楼的坍塌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一点儿预兆都没有。
　　我心里一紧，一把搂住了妞儿的肩膀：“你的哥哥他们完了！”
　　紧紧抓着我胳膊的妞儿身体先是剧烈地一颤，随后身体就像一把弓箭一样产生剧烈的张力，一声我听到过的最凄厉的叫声炸响在我耳边——“哥——”
　　我伸出双臂紧紧抱住妞儿，把她要冲向火场的身体箍住，妞儿使劲挣扎了几下，然后就像弓啪地放出了一支箭一样，陡然间一软，瘫在了我的怀里，晕了过去……
　　我抱紧了妞儿，想找一辆出租车快快离开这里，但身边已经没有了秩序，四处都是惊慌失措的人们，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及男人带着哭调无助的叫喊。
　　我抱着妞儿背对着火场在马路牙上坐了下来，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去看一眼那悲惨的场景。我低头紧紧地抱着妞儿，眼睛里全是泪水，我的脚边是不知什么时候掉下来的被烧断了翅膀的小鸟儿，正在痛苦地挣扎。
　　后来新闻报道中说，在这场火灾中一共有２０名消防战士壮烈牺牲，以身殉职，哎！那可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兵啊，人民子弟兵嘛，总是在国家人民危难时刻冲在最前线的！那其中就包括妞儿的大哥，那位话不很多、憨憨风姿的武警少校。
　　妞儿由于惊吓、紧张、悲伤过度，流产了。随后的几天，我陪着妞儿在病房里度过。当大夫告诉我妞儿流产的时候，我心情陡然雪上加霜：妞儿啊你怎么这么傻！这是我的错，妞儿怀孕了我竟然都不知，这怎么可能一点都没发现，我是那么的粗心？那个年轻的大夫看我面色苍白，很同情却很想当然地安慰我，没关系，流产这对生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开始在医院的头两天，妞儿一直都在发烧，说着胡话。有时候睡着睡着突然就会窜起来，大喊：“火！火！代朗，你快救救我哥哥！”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无助，小时候经常在梦里遇到的一个场景异常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我站在自己家房子前用镰刀使劲削割不断向家里蔓延的地藤，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那些藤蔓始终都在不断地阴险伸展，缠住了我的脚，爬上了台阶、屋檐，穿进了大门、窗户……
　　我的公司几次打过电话来问情况，老板人还不错，在了解了情况后让我安心在这边守着妞儿，“你就好好把妞儿照顾好，湖南这边产品推介的事放一放，等你回来后再说。”
　　一星期前，我带着我的妞儿从北京出发到这边的任务是推介泰丽公司新开发的内衣来到湖南的。这也是我和妞儿第一次一起回到妞儿的家乡，她的父母都已过世，只有一个大哥在消防队服役，但到衡阳的路上妞儿依然是很兴奋，一路上讲个不停，这个好、那个好，衡阳在她的心里跟天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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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一（2）
我和妞儿从长沙赶到衡阳刚下车就遇上了这场大火，妞儿急忙冲到消防中队的时候，他的大哥与其他的战友已经开拔去火场抢险去了。实际上，在弥漫的烟雾中，妞儿连大哥的身影都没看清，而在大楼坍塌后妞儿大哥与他的20位战友的遗体被挖出来送去火化时，妞儿还是在昏迷不醒中，家属一栏是由我代签的。妞儿与她大哥一面都没有见到，也没有能与最后的遗体告别。
　　几天以后，妞儿慢慢苏醒过来，可以喝一点我端来炖的鸡汤了，是从医院旁边的饭馆里，我央求老板给特做的。
　　我一直在守护着妞儿，日以继夜地几日没有上床睡过一次觉，几天后的中午，我趴在她病床边睡着了。我觉得我的脸上正在被一种柔软的东西摩挲着，痒痒的，真是很舒坦，在迷迷糊糊睡梦中我睁开了眼睛。此时，阳光穿过树影、窗户照进了病房里，妞儿靠着床头，左手轻轻在我脸上抚摩，眼神很安静、平和、温柔。看着我的眼，她微微一笑，“你醒了？”
　　我起身坐到床头，搂住她说：“你也醒过来了，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快别动，歇着”。
　　妞儿摇摇头，沉默一会儿，她仰头看着我，“代朗，”她轻轻地叫。
　　“怎么了？”我的心里很酸，我捋捋她乌黑的头发。
　　“我哥牺牲了，我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妞儿把脸贴紧我的胸口，大滴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
　　“我知道，我知道。”我喃喃地说，心里忽然间飘忽起来，抬起右手用手掌给妞儿擦去泪水，妞儿的脸上已经泛滥一片，我一低头吻住了她的眼睛，吻住了她的一腔泪水……
　　在衡阳空军医院住了４天妞儿终于可以出院了。
　　在医院门口，有好几分钟，妞儿面容凄惨地打量了这座养育了她18载的城市，心里悲啊！真不会留念这座城市了！然后坚决地对我说。“代朗，咱们快快回北京吧，离开这里，我不想再在这里呆了。”
　　公司驻湖南办事处的车在医院门口停着，这是我的老板特意安排交代接我们用的专车。我把妞儿拥上车后座，关上车门，对司机说：“麻烦你请直接开往长沙黄花机场。”
　　５个小时后，我和妞儿已经坐在长沙—北京的国航波音７５７飞机上。
　　妞儿很安静地靠在我的肩上睡着了。我透过舷窗看着外面蔚蓝的天际，心中一片茫然，几日前衡阳所发生的一切像一场噩梦一样还在脑海里游离。不，那场大火是梦就好了，最起码惊醒了以后可以告诉自己那场景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是真的，真实得我连一呼吸时喉头几乎都还能闻到那火场的焦糊味，我吧唧一下嘴就能尝到妞儿泪水的咸味。而内心深处更有一种无助的情绪在蔓延，妞儿说的“代朗我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一遍遍在我耳边响起，让我莫名地紧张无措。
　　三湘大地渐渐在身下退去。飞机离北京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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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二（1）
飞机准点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飞近北京城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从空中俯瞰这个城市，竟然是一种璀璨的美。黑漆漆的空洞中突然绽现出银河一样倾泻而出的绚丽，各种照明灯光勾勒出城市媚人的线条，或彪悍，或婉约，或优美，或丑陋的建筑物全部湮灭在熠熠闪亮的灯海中，还有那流动的拖着灯柱的车流。飞临上空时，灯光已经是一片灯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周端。
　　我并不是十分喜欢北京这座城市。但在那一瞬间我惊诧于她的美丽，她的似乎无边无际的伸展让我甚至产生想拥抱她的冲动。
　　“真是好漂亮啊！”妞儿凑到窗口看着下面的夜景，幽幽地感叹道。快到北京的时候，妞儿醒了，心情也渐渐好起来，可能是由于在空调烘热的机舱里刚睡醒，苍白的脸上竟然有了一抹淡淡的晕红。她的发梢扫到我的脸庞、鼻子，我忍不住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怎么了？”妞儿问。
　　“可能，有人在想我了吧。“臭美吧你，肯定是感冒了”话音刚落，大腿上就被狠狠地拧了一把。”
　　“啊——哟啊！”大腿上火辣辣，我低嚎一声。自从认识妞儿以来，我的大腿就很难保持往日的“清白”了，只有“紫”气从东来。
　　走出了候机楼的时候，一股冷风扑面而来。我又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在这一天袭击了北京。
　　我真的感冒了，很不幸地赶上了北京正在流行的冬季第一轮流行感冒热潮。
　　第二天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赶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许多本来想表达慰问之意的同事都有所顾忌，大多数只能远远地向我投来关怀的目光，“多谢兄弟姐妹们惦记啊！”我鼻音隆重，频频作揖。
　　忘了说明的是，我所在的泰丽公司是一家新出江湖不久的、以制作女士内衣为主的公司，新是新却很生猛，远在温州的大老板以极大的魄力和决心狠狠地往各个电视台砸钱，广告是铺天盖地，没出几个月，中国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了我们产品的广告词：“修身美形，一穿就现”。
　　大老板虽然书没念过几本，但对当时的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倒是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的代表性的话是：“中国人对质量和品牌的认可就是看电视，谁露脸多就买谁的账。”
　　他说得一点没错，广告做出去以后，许多爱美的女人们都纷纷跑到商场选购她们心目中的“魔术内衣”，于是全国各大城市、商场的定货单就像雪片一样飞来，许多定货单子上还附上电报：“急！急！急！”
　　泰丽公司的内衣生意市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迅速膨胀了起来，刚开始公司的办事处设在北京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小宾馆里，时隔不到３个月，泰丽就在北京市的朝阳区ＣＢＤ著名的国贸大厦租赁下了半层写字楼，公司原来萎缩在小宾馆里兜售那些人们认为可笑的内衣的小公鸡、小母鸡们，一下子个个西服革履、皮鞋咯咯地打卡上班了，摇身一变成为当今的白领。
　　我其实是个极其优柔寡断的人，内心很矛盾，在泰丽公司进驻国贸大厦的第二个月，几经犹豫和无数次举棋不定后，我终于决定从新华社辞职，受荣任泰丽公司执行总裁的郑天时之邀担任泰丽公司市场营销部总监。在泰丽公司那小半层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小间办公室。
　　之所以这次有这样断然的举动，是有两个原因。
　　我首先是彻底的对华新社的失望和失意。其实在我之前，几十年来几乎铁板一块的华新社国内新闻编辑已经出现局部流失现象，许多原来和我一样铁了心准备在华新社光荣退休的记者先生、女士、小姐们也纷纷远走他乡，或委身于中央机关有关部委局的头脑当个秘书什么的（一般这种秘书在机关的人事档案上行政级别一栏都注明正处或副处），或是投奔老牌或新贵的大公司谋个高薪职位，当然也有资历深厚的回归学院堂皇地当起教授。这次突如其来的流失潮，原因虽然各个不同，但共同的一点还是两个词：失望和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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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二（2）
有一位弃笔从仕的华新社前辈曾在一个极私密的场合举着装满了从法国拍卖得到的葡萄酒的酒杯熏熏然道：“世界各国通讯社，唯一的一个从管理制度、发稿机制、奖惩体系等方面全方位逆新闻规律、市场法则而动却盲目自诩为第几大通讯社的就是华新社。曾代表着朝气和改革锐气的华新社，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黑盒，而大家都在沉默，各种披着改革外衣的体制让大家只有沉默。
　　我不想在沉默中死去，更没有自由空间让我爆发，我只有选择逃离，哪怕忍受遗弃曾经倾注在它身上的青春理想的悲痛。来，为我死去的青春理想，干杯！”当琥珀色的酒液猛地灌进他的身体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心中充满无限的悲哀：一个曾经犀利无比、忧国忧民的记者已经死去，而一个无聊的官僚正在成长。
　　第二个理由我想也是最值得大家理解的，在这么个没有相当福利保护的体制下，我的老板郑天时当时开出诱人的物质条件及……
　　郑天时几年前还是和我一起花天酒地、乱谈美女和爱情的俗人，那时他的职业是“策划人”，说白一点就是喝了点小酒后瞎琢磨出一歪点子就拿出去和一些懵懵懂懂却想一夜成名的企业套瓷骗吃骗喝的主儿，其代表人物就是后来混不下去，跑到西部拐骗了一家西部企业的家底而被政府英明专政的何新。
　　但看似粗糙的郑天时却心细如发，换句话说就叫极有洞察力，他早看出了鱼龙混杂的“策划人”圈子不是长久发展之计，还在那批人大捞特捞的时候就琢磨“怎么样才可持续发展”，于是，他写书，他去讲学，靠劳动老老实实挣钱，很快便从当初的那批“策划人”中脱颖而出，而最终以自己的名气和声望以及一个完美的策划方案打动了来北京寻发展求良策的泰丽公司的大老板。
　　在２００２年底的某一西风瑟瑟的冬日，就在贵宾楼饭店那间无数名人住过的总统套房里，泰丽公司大老板在听了郑天时长达４个小时的“呼吁报告”后，本来平均两个小时就要上趟厕所的大老板竟然忘记了发炎的前列腺一次次的报钟，转身“咯”一声打开随身带的密码箱，甩出七、八捆崭新的人民币，说了一句改变郑天时命运乃至最终影响到我命运的话：“郑老师，我已决定聘任你为我泰丽公司的执行总裁，这点钱您去买点工作服。”郑天时他那天去找大老板的时候，穿了一件早期温州产的西服，而且自打四年前从温州买来穿上后就没洗过，中间有粒纽扣还掉了。
　　富贵了的郑天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当年一起喝酒的朋友，一些各方面都在滑坡的老朋友都被他安插进了公司，并且三番五次来打我的主意：“说实话，巴西你才是我最想挖到身边的人。你来，我给你一个总监，年薪３０万，外带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和一部车。”千兵好得，一将难求啊！这是只有郑天时一个人使用的对我的称呼，源自于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送了盆憔悴的巴西木，让他那间半地下室的新房立刻蓬荜生辉。但当时我还抱着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高远理想，所以物质待遇虽然心动，但我也却三番五次地进行了婉拒。
　　后来我在华新社屡遭坎坷、愁云惨淡，心里的远大抱负渐渐在我躯体里死去，３０万、两居室、车的诱惑就成了真实的诱惑。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我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给郑天时去了一个电话，“你说的３０万、两居室、车还能算数吗？”郑天时在电话那头“咯咯”一笑：“巴西啊，我等你这个电话都快半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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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三（1）
我推开了郑天时办公室的门，把腿翘在宽大的老板桌上的郑天时正在翻一本新出的《城市》画刊，眼神中充满“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快感。见我进来，把书往桌上一放，腿也搁到了地上。
　　“怎么样，巴西，是不是有点身心俱疲？”
　　我一屁股坐在老板桌前的会客椅上，郑天时把他的烟给我推了过来，自己也点着了一根。
　　“能活着回来，能看见郑天时你这张脸，我怎么都觉得是个奇迹。”我把烟推开，从他桌上的纸巾盒里扯出一叠纸巾开始擤鼻涕。
　　郑天时大惊，“巴西你没好好从‘非典’全民卫生教育中受益啊，一定就要这样肆无忌惮地把自己当成果子狸？！”
　　我嘎地一笑，“那你给我放假？”
　　“准假！正好再多照顾妞儿几天。”郑天时窜到窗户边，凑着仅能开一条小缝的玻璃窗透气。
　　“郑天时你这样也太令我伤心了，想当年咱还共用一个酒杯喝酒呢？”我故作苍凉地叹口气。
　　“巴西我倒不是怕你啊，主要是家里不是还有年仅五岁的郑喜、郑敬么？你怎么着也不忍心你一对可爱的小侄子染病卧床，眼看着祖国可爱的花朵打蔫吧？”其实我知道郑天时的俩双胞胎儿子一直在寄宿的幼儿园住着，所谓“照顾妞儿”更是漂亮的说辞。郑天时如此主要是怕被他老婆花瑞芯踹下床，别看郑天时在公司人五人六的样子，在家里却是个“床头跪”。
　　其实说起来郑天时的美满婚姻还是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一手促成的。
　　１９９７年的６月３０日，我和郑天时等若干人等在三里屯的酒吧百无聊赖地喝酒，其时电视正在转播香港回归的盛典。郑天时喝着喝着就开始伤感起来：“代朗（那时他还叫我代朗）你们几个是不是觉得哥哥我有点惨？”
　　“哎哟！郑天时你怎么突发此言啊？”本来三心二意或者看电视或者扫描周边美女的我们几个，立马故作关心状围拢上来。
　　“你们不想想看，香港都要回归祖国的怀抱了，哥哥我现在都年过而立，却还是怀中空荡、孑然一身啊。”听闻此言，我们几个都满脸惭愧，哪个女子不怀春、哪个男儿不思妻呀。当我们在广阔的生活天地抱得美人归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郑天时在枯冷的被窝里被寂寞折磨得日渐憔悴呢。
　　“好办啊哥哥，这事就包在我们几个身上了。”良心发现的我们几个此时爱心洋溢，狠不能马上从大街上给郑天时拽来一个即入洞房。
　　“你们几个既然如此诚意，那么就请你们帮忙，帮我和那个姑娘搭搭线。”说话间，郑天时眼睛里怒放着异样的光芒，用手指指旁边不远一张桌上正在嬉笑怒骂开心不已的两个女孩儿。
　　我们的目光刷地齐齐直指惹出郑天时铁汉柔情的两个天使。
　　那两个女孩坐在吧台边的一张小圆桌边，分明是一静一动，一刚一柔，各有风情。那位时不时发出银铃般笑声的姑娘，留着赫本式的发型，穿一件麻织短袖Ｔ恤，整个人显得很清爽；而另一位大多时候只是微笑的姑娘最醒目的是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如瀑布一样从额际中分泻至腰间，在酒吧这样喧闹的场所显得难得的沉静。
　　“郑天时原来你早有所图啊！不过，是哪一个，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不得不佩服郑天时姜还是老的辣，觥筹交错间竟然将此间的最美掌握得清清楚楚。
　　“长头发的那个。”郑天时的眼神一直幽幽地盯着吧台边的那张小圆桌，他的眼神让我想起动物园里的狼，其实野外的狼也许也是那样深幽幽地目不转睛，只是没机会见识，不敢妄言。
　　说实话，在郑天时表露心迹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不觉得有超过１０％的可能性，但当时为了照顾郑天时的情绪我故作敬意地惊叹：“郑天时你好眼光啊！说吧，要哥几个干什么？只要你一句话我们把她抢回家！”
　　郑天时摆摆手，“提供一点有可行性的建议好不好？”
　　

《对手》三（2）
本质上当时在座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在爱情的奔跑道路上是从来不考虑可行性的，出生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我们这一代，进入青春期时正赶上“抛开含蓄，崇尚进攻”的爱情口号震天响的时候，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探讨价值观的班会上，班上一位早熟的诗人发言时只说了一句话：“爱一个人是有价值的，但爱一个人却不去进攻却是毫无价值的。”此言一出，深深震撼了当时由于营养不良发育过缓、尚不知情为何物的傻蛋一样的我，并一举开启了我的蓬勃思春的先河。在高考结束的１９９０年，我恪守着进攻的爱情名言，在我一位女同学的家中勇敢地一把抱住她打响了爱情第一枪后，从此我的爱情战争中就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很少想什么狗屁可行性。
　　于是，面对郑天时出的难题，我们几个一筹莫展。就在大家抓耳挠腮的时候，时间已经指向了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点，电视里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耷着脑袋降了下来，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骄傲地跃上了旗杆并飘扬起来，酒吧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掌声雷鸣般地响起来，我们这一桌的人也个个热血沸腾，在一种狂欢的气氛中鼓掌、跺脚。我看见吧台边的小圆桌也在欢呼雀跃，突然间一个绝妙的想法蹦出了我的脑海！
　　我一把抓过郑天时：“郑天时你喜欢照片么？”
　　郑天时一瞪眼：“如果是饭岛爱的写真集，可以考虑一下。”
　　“不是啊，哥哥，记不记得二战结束时那张著名的照片《胜利之吻》？”
　　郑天时点点头：“知道啊，一个美国大兵在庆祝胜利的街头亲吻一个漂亮姑娘。唉，那姿势绝了！”
　　我双手一拍郑天时的肩膀：“知道就好办了！郑天时你看此情此景，大家内心的感受应该和二战结束时美国人的心情差不多，机会在这摆着，你肯定比美国大兵勇敢吧？你肯定比那哥儿们勇敢！”
　　郑天时的身体僵硬了几秒钟，然后我就感觉到他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被酒精泡得有些红的眼睛变得贼亮贼亮，他一把推开我的手，做出了至今还让我难忘的一个壮举：郑天时大步流星地走到吧台边的那张小圆桌，在桌边立正，两个正盯着电视的姑娘微微一惊，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勇敢的郑天时、可敬可佩的郑天时、比荆轲还要荆轲的郑天时一把抱住“长发飘飘”，以一个绝对标准的《胜利之吻》的身体状态，深深地吻住了姑娘！
　　这个突发事件，让整个酒吧陡然间一片安静，短短几秒种后，欢呼声、口哨声轰然炸响，连“赫本头”也笑嘻嘻地鼓掌庆贺。
　　就在大家欢呼的时候，我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我的潜意识中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明显带着把郑天时往危险的悬崖边推的“可行性建议”，最大的可行性是郑天时被响亮地甩上一巴掌，并伴之以一声娇怒：“臭流氓！”
　　但我的这些担心没有发生，我无心插柳的这个建议竟然使郑天时赢得了人生最大的一场胜利——当郑天时一吻结束，把“长发飘飘”的身体扶正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她的微微闭上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当大家的欢呼再次响起时，她受惊般睁开眼，娇羞地一笑，哦，那眼泪分明是惊喜、意外、陶醉的欢喜，然后，她看了有点傻呆呆的郑天时一眼，双手环抱住已经有些清醒的郑天时几乎有点哆嗦的腰板，把头轻轻靠在了郑天时的肩上……
　　

《对手》四（1）
打着照顾妞儿的旗号我回家休假，但事实上却是相反。从湖南回来后，我和妞儿的角色进行了互换。重感冒的我整天躺在床上哼哟哈的，而妞儿守在我身边照顾一日三餐、生活起居。
　　妞儿在一家外资公司当会计师，当年中央财金学院会计系风风火火的“湘花儿”如今已自甘平凡，自从认识我以后更是一日千里地沦落到甘为绿叶的地步，不仅学会了做饭、织毛衣，有一天甚至很郑重地跟我说她想买一台缝纫机：“我现在经常想起小时候我妈妈在缝纫机边忙乎的样子，我常常是听着缝纫机‘挞挞挞’的声音入睡的。现在想想，好温馨啊，有我妈妈我爸爸真幸福。”说完了顿一顿，揪着我耳朵拉到她身边，“我要让你和我爸爸一样幸福。”
　　生个不大不小的病对于现在忙忙碌碌的人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虽然尚不能称为福气。
　　感冒期内，妞儿下了死命令不许我干任何事情，我整天穿着厚厚的冬衣像一头北极熊恹恹地或在床上躺着，或是无聊地从卧室走到客厅、走到书房再走到阳台，再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自从我搬进这个航天桥边的高级住宅里的两居室却被我忽略的一个宁静的细节：半躺在妞儿买的摇椅里翻几页闲书，厌了就透过阳台的落地窗看风景。
　　透过阳台，正对的是在初冬的早晨弥漫着淡淡的雾气的昆玉河。一座城市不能没有水，的确如此，在几乎被钢筋水泥占据了全部视野的北京，能有一条小河在你家的楼下蜿蜒穿过确是一件幸事，这也就是这片住宅售价令人咋舌的原因。虽然昆玉河在我的老家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河沟，且被人工修饰得失去了野性和自由，但她蜿蜒的身段还是能在都市里显露出一种灵动的妩媚。
　　透过悬在空中一样的阳台看河的风景，我想起了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四句诗在我印象中如此之深，甚至在我早就抛弃了曾经的文学梦、已经变成一个粗俗不堪的商人后，还如此顽强地驻扎在我的脑海中，只是因为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豁然间给我打开了一个审美的新世界，给了我看这个世界的另一种视角，细腻、把玩细节、体验精神快感，用现在很流行的话说就是小资。
　　而现在我的无聊的生活，又很切合诗人另外一首诗《墙头草》：
　　“五点钟贴一角夕阳
　　六点钟挂半轮灯光
　　想有人把所有的日子
　　就过在做做梦，看看墙
　　墙头草长了又黄了”
　　生病中的人总是会想到死亡。写诗的卞之琳活了９０岁，很安详地在２０００年去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有一种失落和伤感的情绪，虽然当时包括现在他不如徐志摩、艾青声名四野，但他的诗给我的人生赋予的意义使得我在精神上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依赖。写诗的人去了，诗却还在。若干年以后，我死了，会留下什么？
　　想到这些我便很忧伤、很烦躁，我离开阳台走到房间里踱步，等待妞儿的到来。
　　妞儿上班的公司和泰丽公司都在国贸中心，这也就是我能在这个１０００多万人的都市里把妞儿找出来，并让她最终成为我爱情战争中的一个胜果的最简单的原因。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８日，是个晴朗的日子，我手里拿着昨晚上写的一套市场分析报告和一帮小白领们一起等电梯。电梯“叮”的一声把门敞开，小白领们像抢购东西一样蜂拥而进——没办法，离９点就差几分钟了，要抢时间打卡啊！而我当时没进去，并不是我的位置不好，是因为我手里的文件被一个小子一大膀子一扒拉掉地上了，纸张乱飞。我正哈着腰捡我的文件，忽然我闻到一股好闻的香味，看见了一双秀气的脚，那两只脚安静地呆在一双乳白色的羊皮高跟凉鞋里，十只匀称的脚趾白里透红。我抬起头，眼前一亮、心里一颤：一双和许姝京一样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微笑地看着我。她把手里拿着的几页纸递给我，又一笑，一身合体的淡黄色套裙衬起的轻盈的身影从我身边飘然而过……晚上下班的时候，我在电梯口等到了她，怀着非常叵测的心理以感谢为名请她到了旁边的星巴客。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以持续的、令人无法喘息的进攻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