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生了什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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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繁荣的行业保护神，一方面证明毛泽东“中国农民多神论”的正确，另一方面则表明浙江民间社会对神的信仰，是务实的，“有奶便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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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4）
浙江人大多不看重不着边际的虚玩意，他们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名分。2002年，我去浙江解密他们的外贸奇迹，发现私营企业主阶层才是奇迹的制造者，而非海关报表上的国有企业。细察方知，由于进出口权的“公有制”瓶颈，大批量的中小私营企业主，委身于“国”字旗下，纷纷套上红帽子。
　　红头文件，中央政策，无论它们对自己是如何的不利，他们都不曾梦想着直接去撼动这些高高在上的律令。他们深知自己在国家机器面前的渺小，从不幻想着鸡蛋碰碎石头，而是迂回包抄，阳奉阴违。官人说私营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有资本主义的嫌疑，商人就说自己是集体经济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先看一看，不下结论”，1980年代以来流行于温州的许多民谚，清晰地洞见了浙江人的避虚就实的“实惠精神”。
　　从不硬顶，映射出性格指向，不是懦弱胆小，而是工于谋算，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商业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师爷，还多数学家。温州是数学家的故乡。除了苏步青，姜立夫，李锐夫三位当代数学界的泰山北斗，还有领导过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谷超豪，领导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陆善镇等等以数学闻名的温州人。由此推断温州人会算经济账，注重实效，善于算计，难免牵强。事实上，他们在经济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计，而是敢于冒险的勇气。只不过浙江人的冒险，大多体现在商业领域，而非政治。即便冒政治风险，图谋的也是经济利益。
　　敢于冒险的背面，就是敢于承担风险。风险，可以是家破人亡，也可以是客死他乡。从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温州“八大王”，到前几年在俄罗斯被劫杀的浙江商人，一个个悲惨的冒险，被操着浙江口音的阔绰掩盖了。在浙江，几乎每年都有商人突然从人间蒸发，再无踪迹可觅。访其缘由，多数是经商失败后躲避债主逃往海外。冒险的代价是巨大的，浙江私营企业主在生意上的艰难险阻，远非他们在支票上签字时那么潇洒倜傥。
　　敢于冒险，就意味着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数数浙江30年来诞生了多少个第一：中国第一个农民包飞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中国第一个改革金融利率；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民主创新领域，浙江人也审时度势，搞出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自费登广告征集议案；第一个给农民工以选举权；第一个搞选举公证制度——
　　敢于冒险，还意味着不怕被视作异端。义乌人冯志来，一个兽医，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25年，写出如出一辙的万言书——《半社会主义论》，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与毛泽东对话。这一点倒像叶适，在陈朱理学被尊崇为正宗的年代，敢于反对崇本（农业）抑末（工商业），反对重官（政府）抑私（私营）［11］。
　　历史遗留给浙江人的经济哲学和商业文化，培育了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今天长成参天大树的土壤，但私营企业主阶层一跃而为一个新兴阶层的历史缘由不止于此。南宋小朝廷建都杭州，带来大拨能工巧匠，北宋以后杭州、温州、宁波相继开放为对外贸易口岸，都可能为浙江人重事功、图实惠、敢冒险、闯天下的人文品格，埋下了伏笔。
　　开放、贸易与全球化
　　年过而立的徐迅雷，为什么会在仕途看好时，弃政从文？一次，我问徐迅雷，他的家人会不会劝他珍惜光宗耀祖的官宦生涯？他说，他的家人和亲戚，有不少怀揣有名无实的初中文凭赴地中海沿岸，用浙江方言做小生意去了，“官念”非常的淡薄。
　　漂洋过海，是浙江人将近千年的传统。北宋年间，温州的造船业举国无双。海外贸易自彼时起，就把浙江人和海外捆绑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条填平大海的“船”，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哪怕在中国尚未“入世”之前。
　　我们论浙江的民主，离不开浙江的私营经济，说浙江的私营经济，就无法回避浙江的开放、贸易和全球化。经验的直觉告诉我，通往四海的贸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来，正在开凿一条浙江的民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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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5）
蝴蝶在此岸扇动翅膀，无数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发海啸。西方人的“蝴蝶效应理论”在浙江私营企业主看来，一点都不深奥。尤其是做贸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应，早已让他们明白了这一点。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轰炸巴格达。伊拉克战争的阴影，很快就蔓延到义乌。我记得，那时候，近4000常驻客商中，有一个经营中国小商品的巴格达商人。他的集装箱，往返于宁波——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巴格达。战争爆发前一个来月，他连土耳其以及其他中东地区的订单也没有收到一个。
　　我的朋友，原南方周末记者谢春雷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采访了一个做毛毯生意的义乌商人。中东生意的中断，压得这个商人乌云罩面。战争还迫使三个温州商人铤而走险，在隆隆炮火声中，奔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中国入世前三年，战火损他数千万美金的陈姓商人，便在阿联酋海港城市迪拜，建起了三座年成交额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城。
　　不懂外语，靠翻译、手势和计算器谈判的浙江商人，业已绑上了全球化战车。义乌人早已丢弃了用以发家的鸡毛换糖，仰赖宁波港的集装箱，把中国制造的货品从国际商贸城，输送到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走在义乌，汉语、英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四种语言写成的醒目的广告牌，强硬地向我宣告这座国际商贸城面向全球的定位。
　　开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视野，不仅填写了巨额的外贸出口单据，还迎来了民主的人权观念。2000年以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派员去义乌浪莎集团，检查工厂的安全生产和消防设备，甚至还到职工的厕所看过。在做记者的我，还不知“SA8000”为何物的时候，浙江人就从沃尔玛这些跨国公司的小动作中，明白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知道“SA8000”的中文含义是社会责任标准。
　　就在沃尔玛这样的企业，将“工厂素质评分标准”纳入到全球采购的日子里，浙江私营企业主渐渐懂得了消防设施不齐备，非法使用童工，不仅是不道德的，也违反世界通行的生意规则。把劳工权利与订单挂钩，固然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愉快，却固化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
　　现任上海东方早报副社长的胡宏伟，在西湖边的一个茶馆里，跟我说，他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期间，曾编发过一篇惊心动魄的新闻稿：距离义乌城区不足百里的永康县，一年斩断过千只手指头。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的他分析：永康人大多从事制造业，在封闭的车间内，一颗颗螺丝钉式的外地民工，看似受到工业机器的吞噬，实则吞咽不开放的苦果。
　　义乌则不同，他们对外来民工，还是给予了尽可能多的福利。2000年初，他们在中国率先给民工以选举权，允许他们竞选打工区域的人大代表。我们当然不能将之附会成国际跨国集团的压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确实义乌和义乌商人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权利。
　　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贸易的好处，也遭遇了“反倾销”的不愉快。尽管入世谈判是国家的事，应诉打官司却是民间商会的事。2003年，中国民间应诉第一人，温州打火机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打赢了中国入世第一案。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国际贸易法律，把习惯各自为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自行解散了“跑单帮”的货郎担模式。曾几何时，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样的议题：中国该不该入世？贸易是否需要自由化？入世后如何应对国外的反倾销？他们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过边境，和洋人做生意。
　　现在，WTO议定的“世界贸易宪法”，已经波及到他们，他们原先以为只是少数政策制定者和少数学者关心的事情，已然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4年，温州人开设在意大利的皮鞋商城，遭到反倾销怒火的焚烧。尽管他们并不理解，全球化和民间社会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他们不得不快速组建起一个个民间社团，去应对应接不暇的反倾销，反补贴。同业公会这样新名词，改写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方式。在浙江，10000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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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6）
显然，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已经超出了官方的预期。在温州，非官方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开始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如果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主张自己利益的渠道。那么，在国际化浪潮中跃起的一个个NGO，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浙江的民主。
　　发生在浙江的全球化的故事说明：为促进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而设计的规则，可以用民主价值来论证它的正当性，贸易，开放的贸易，确实有助于我们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行进。
　　自发扩展的秩序
　　研究浙江的民主，我会不止一次地翻阅哈耶克的著作。这位伟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倡导的“扩展的秩序”，一次次地敲击我心灵的窗户，为我看到的浙江的民主的细节，做出理论上的说明。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的经济学家们曾围绕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争执不休，有的说是技术革命，有的主张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的人强调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他们说的都对，但都没有击中要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兴起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2］。那么经济组织怎样才会有效率？他们谈到政府须保护所有权的制度创新，“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13］
　　返观浙江2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能找到多少技术进步的例子，解释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何以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能以人力资本的投资，诠释他们创造出ＧＤＰ124亿的秘密么？同样，我们也不能仅仅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说明浙江在ＧＤＰ年增长速度、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外贸出口总额、财政总收入四项指标上，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奇迹［14］。
　　诺斯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完全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他们曾为产权坐过牢，为私有产权戴过红帽子，在政治风波乍起的时候，主动向地方政府申请“充公”，近些年来他们为私有产权得到宪法的保护，屡屡上书，利用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在2004年如愿以偿。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么？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他们是被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自1960年代始，温州的改革派官员的命运充满悲怆。他们时常是“被拎出来‘示众’一番的被告”，他们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并在外来取经者跋山涉水而来时，不厌其烦地向来者大谈温州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经验。两位追踪温州多年的前新华社记者说，如果我们据此“说温州的官员一开始就明白执政体系应当如何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发挥有效的作用”［15］，显然是夸张了。最接近本质的解释是：情势的变迁，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压力，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以利益调整的方式进行协调。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冒险支持过第一个股份制的银行，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种种，都符合经济人的假设，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中反复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7）
再看看义乌小商品国际城26年前的命运悬浮。当农民丢弃农活去做批发市场的时候，吃官饭的工商人员，便根据红头文件的指示驱赶他们。双方之所以没有变成猫和鼠的天敌关系，不是因为工商人员支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出于本乡本土的同情心。至于小商品批发的合法性承认，也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刨除少数官员“寻租”的私心，多数时候，浙江各个地市的大小官员，在改革开放中展示开明的最大动力，莫过于“造福一方”的压力。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们偶尔也看不惯的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起，支持他们的钱途就是支持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员们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大抵上也是顺水推舟。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的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没有表态，只是任由他们去做。瑞安首创的契约村官制度，在媒体或赞赏或质疑的嘈杂声中，被中共温州市委束之高阁。
　　所以，我想，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的神机妙算，尽管开明的官员和政府确实对制度变迁意义非凡。
　　我由衷地叹服于无序的自发的扩展的秩序。以大历史的眼光观之，浙江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它不是“圣人”理性的制度预设，亦非一夜变天的凤凰涅。
　　你瞧，先在旧体制的边缘凿个洞，让新体制温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缓缓地融解冰冻的旧体制，继而让冉冉升起的新体制取代日益崩塌的旧体制。新旧体制的交换，非但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海啸，看似稳定的政治体制，还为接下来的制度变迁，准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浙江民主为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浙江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意义，同样可以用“蝴蝶效应理论”来阐释。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的民主制度设计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
　　2004年，温州人大常委会携手温州“一报一台一网”，创造性地将人大监督融入到舆论监督之中。当漫天飞舞的舆论给予温州人大毫不保留的赞誉，福建的台江区人大联手《东南快报》，从审判职能的发挥、司法公正和效率、法官素质三个层面，评议台江区法院。公众对台江区法院的建议、批评与意见，不仅见诸报端，人大代表还将坐镇报社，倾听公众的心声。
　　涉及其中的《东南快报》，不经意间暗示，他们在福建场域内的创新，其实是对舆论监督温州模式的创造性的借鉴。
　　温岭的民主恳谈，非但被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借鉴，还启发研究民主的学人去辨析，去传播，从学术途径影响当政者，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温岭的民主恳谈，是浙江人对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改造。事先并未考虑过什么民主的台州人，在学界的说服下，将新的思想政治取名“民主恳谈会”。它在破解乡村社会紧张的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价值，被浙江大学研究民主的学者们发现了。不过20年历史的“协商民主”的西方民主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
　　学界的研究影响到中央编译局这样的官方智囊机构。他们的领导人，少年时通过读书走出浙江的俞可平，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专项调研中，剖析了浙江民主恳谈的种种好处，并授予他们“创新奖”。
　　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他注意到中国的学者们开始了协商民主的研究。进而，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这篇文章发表前的2005年2月17日，全国政协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民主协商会，就调整充实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选，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8）
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说，人民政协制度是浙江民主恳谈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或许可以揣测，浙江民主恳谈有望影响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的生命力。
　　当然，没有节制地夸大浙江民主创新对中国民主的影响，好比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浙江的民主，并非独立于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民主创新。它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因为它耀眼的GDP，超越资源局限的发展速度，使得那片狭小的土地过早地呈现出开放社会的态势，给民主的发展，供应了适宜的温度和政治气候。
　　假如我们相信，浙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领头雁，它的今天是落后于它的“小兄弟”们的明天，我就可以认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国民主的先声，具有旗帜性、前瞻性。
　　实际上，京城官方智囊团的高级成员也是这么看的。2001年，一位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浙江组织了一场“劳动价值论”的调研。次年7月1日，彼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发表“七一”讲话，私营企业主成为“建设者”的一分子，以剩余价值、剥削和阶级为理论元素的“劳动价值论”，得到了修正。又过几个月，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以私营企业主身份出席了中共十六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领了中国的实践，也受制于中国民主改革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浙江的观念，已经超越了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但中国民主改革的步骤，不太可能随着浙江的变化，整体推进。因为，全局性的宪政文化水平，与浙江“民情”不相匹配。浙江官方智囊团成员拿理论创新举例说，“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理论难以正确解释浙江改革实践所遇到的大量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知行不一的困惑，严重影响政府行为和社会精神气质的提升。”［16］
　　中国是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央集权意味着每一块土地都要执行同样的政策，哪怕省情的差距再大。尽管中央政府从未忽略过浙江一枝独秀的不同寻常，也依据浙江的现实给予过特殊政策，但平均数治理的格局总体上没有被突破，给浙江带来一连串“成长的烦恼”。
　　反过来，浙江的“烦恼”，也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衔接，等等议题上，启发了中国民主的未来。
　　谨慎乐观
　　总体而言，我对浙江的民主乃至中国民主的未来，谨慎乐观。我以为当下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表明中国会重蹈俄罗斯式寡头民主的覆辙。
　　我的态度之所以有乐观的一面，在于我看到一个隐约可见的公民社会在浙江的初步生成。公民社会对于民主的意义，已成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共识。一百多年前，年轻的托克维尔在畅游年轻的美国的途中，不加掩饰地赞叹说，美国民主的精髓，就是盈荡在市镇中的活力四射的公民社会。
　　依我的有限观察，多样性的社团组织，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宽容妥协的公民文化，充溢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主精神，正把浙江的市镇、类市镇的乡村，一步步推向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公民社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分子，是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前者用金子搞定了公民社会的“基础设施”，后者用知识铺设了公民社会的“启蒙道场”。
　　如果我们认定前苏联留给俄罗斯的最不良的遗产，就是缺乏一个公民社会，并使得俄罗斯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并没有像西方民主人士预料那样美好。那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民主在未来中国的普遍到来，表示乐观，因为“扩展的秩序”，正推动浙江公民社会呼啸而至。
　　我以为，仅凭浙江民主当下的现实，揣测中国民主的未来，遭遇俄罗斯式的劫难，即便不是杞人忧天，起码也是杯弓蛇影。2003年，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弗里兰的《世纪大拍卖》，与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夫曼的《寡头》，同时被希望我们记住邻家不幸的译者，介绍到中国。谎言，偷窃，欺骗，暴力，野蛮，强制，法律规范被疯狂攫取财富的寡头教父肆意践踏的俄罗斯，让一度艳羡俄罗斯跑步进入民主世界的人们，对资本和权力的咬合，感到战栗。
　　虽然学成于哈佛和剑桥的弗里兰，引用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名言，在她致中国读者的中文版序言中恳切地说，急切地希望从1990年代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的疯狂进军中得到某些普遍适用的政治和经济结论，还为时尚早。但震惊于“尽管有如此惊人的不同，相同之处似乎也同样惊人”的译者，还是不放心地说，在俄罗斯努力成为“中国式的俄罗斯”的同时，中国真的不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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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9）
浙江乡村新富在村社民主中的表现，确实不容乐观。喋血街头的竞选，钞票漫天飞舞的贿选，映射出富人用金钱耍弄民主的狰狞面目。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民主化的途路上，确没有像恺撒大帝的妻子一样，让任何人没有风言风语，但紧紧抓住枪和官的执政党，对民主节奏的把握，对法治的张扬，对局势的整体控制，还不是少数人想象的那么软弱无力。
　　次者，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追求的只是经济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像传说中的霍尔多科夫斯基那样，希望俄罗斯修改宪法，以便捞取国家权力宝座，对浙江的私营企业主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
　　议论浙江的民主，我们总是觉得太乏味，太缺乏激情。作为浙江民主的主角，浙江私营企业主们从来没有过蛊惑人心的宏大叙事，他们在乎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民主，他们太自私，太功利，他们对私产在宪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摆脱窖藏白银的锥心之痛。
　　复次，他们的参政心态，不是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恢复型、补偿性从政，就是想壮大企业的功利型、经济性从政。“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憧憬于权力。”［17］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的关于威尼斯商人的论述，也适用于浙江私营企业主。只是后者中鲜有人对政治民主，有着非分的向往。即使少数人的民主型、公益性从政，也不会超越执政党的开放条件。
　　末次，我们再考察他们的精神背景和心灵世界。民主须求诸宪法，也须求诸内心。楼忠福他们的内心，是个什么样的境地？那个被视为达到私营企业主从政最高境界的徐冠巨，内心深处规约外在行为的文化理念，又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传承。楼像豪侠爽达俊朗，徐似文生谨言慎行，性格各异，都有重情义的共同点，他们都着眼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
　　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生活细节中，一览无余地呈现出他们的儒家风范。徐冠巨的秘书是个有几丝白发的小伙子，传给他家业的父亲退休后做了自己企业的艺术团团长，说唱表演的曲目　多为传统的忠孝仁义戏，他的母亲年近古稀还在饲养家禽，喜欢感谢来公司谋事的人“帮助我们家冠巨”。
　　浙江私营企业主讲究知恩图报，“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们对法律的信仰，远远没有超越友情亲情交情，他们做事的基础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约。外逃女贪官杨秀珠被国际刑警在荷兰抓获的时候，一个温州文化人并不认为她被引渡后会像瓜藤似地牵出一大片。他的理由是：温州人重信誉，送人钱物，一般不会轻易招供。
　　凡此，无不提示我们，浙江的民主，未必会像熟悉历史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先是资产阶级为了经济民主挤向议会，再像俄罗斯寡头那样搞一个资本家的政治局。
　　但我依然觉得，谨慎是我们面对浙江的民主时，不可或缺的态度。我们可以向现实妥协，但不能放弃底线和原则，我们永远不要“为了民主的腐败”。我们不可以无视“拉美化之忧”的警语，不分好坏地拥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政治改革，让强势群体以改革的名义，瓜分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最终让我们收获一堆民主的泡沫。
　　过去27年，浙江经济列车以平均13　％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驰。200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省份［18］。预计，2010年浙江人均GDP将接近4000美元［19］。依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2000美元是“经济起飞阶段”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