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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抄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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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和平时代来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战争财道没有了用武之地，开始蛰伏。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就此沉沦，他们像变形虫一样适应环境，如章鱼般四处伸出触角以攫取财富的水草。20世纪70年代初，雅各布创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并购部，开始并购大战，一系列企业被纳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版图；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进行改革，设立PLM全资子公司，经营连锁旅馆，著名的圣雅克大酒店即为他们所属；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位成员阿道夫，不但控制了美国洲际饭店，还投资建设了世界上最高的滑雪场——梅杰夫滑雪场。
在媒体为王的今天，我们在大小媒体仍然难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踪影，他们始终如一地潜伏让旁观者很难深谙他们现在的“无形大道”。不过，在新秀层出不穷的今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昔日辉煌已是明日黄花，他们很难在世界的资本格局中呼风唤雨。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在战争中所展现出的金融舵手的魅力。他们虽然没有如钟表般精确的计算，也不具备人们所流传的对世界的绝对洞察力与掌控力，但他们善于利用战机，也敢于在战争中寻找资本和市场的盲点，把他们的投资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无限放大。他们始终是当之无愧的“红盾牌”，这是因为曾经“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而罗斯柴尔德则是它的先知”。
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我们徐徐拉开了大抄底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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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让我们感谢那些傻子，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成功。
——马克·吐温
或许，你不相信崩盘也是一个不打折扣的吸收财富的百慕大三角。它扮演着可怜而令人绝望的角色，让不明就里者在这场资本游戏中精疲力竭，而财富早已进入崩盘者的腰包。
《伟大的博弈》早已敲响警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的衰退令人痛苦，但它自有益处。其中之一，就是那些等不及看到美国经济复苏的欧洲投资者开始大量抛售手中持有的美国证券。”
所以，别轻易相信星条旗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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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底“幽灵黄金”（1）
序言中所讲的是马克·吐温的傻子有用论。如果没有傻子的盲目与从众，就不会有智者洞察低谷。可是，倘若所有的人都是傻子，世界会是什么样呢？
“当我们不知所措时，总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1636年，荷兰掀起了郁金香投机狂潮，郁金香被炒成天价，“谁都相信，郁金香热将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会向荷兰购买郁金香，即使再高的价格他们也会买。”在这场疯狂的博傻中，所有的参与者都自信还有比自己更傻的人。当最后一个傻瓜名额用光时，泡沫破裂导致了彻头彻尾的崩溃，人们几乎找不到逆势生存者。不过历史总是在进步，博傻逐渐走向博弈，宿命性的经济危机开始出现乘虚而入者。不过，同样我们也不能忘记在危机来临之前就学会抄底的智者。当然这样的智者不一定受欢迎。
无论对历史如何过滤，当人们追及1873年经济大崩溃的罪魁祸首时，总免不了要把在华尔街发生的黄金操纵案拿上台面。
华尔街投机家古尔德与菲斯科因操纵这起弥天大案而一举成名，在华尔街的批评家看来，他们进行着最辉煌也最危险的举动，而这正是他们所着迷的。古尔德是位精明而世故的投机者，对铁路股票有着近乎疯狂的热情；菲斯科则乐观而开朗，擅长营销，与老奸巨猾的古尔德相比，菲斯科则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当黄金的战争落下帷幕时，菲斯科输得一无所有，留下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最大的笑柄。
虽然这起神秘的黄金操纵案发生在经济恐慌之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其看做是古尔德抄底美国黄金市场的行为。
时势造英雄。即使是古尔德这样的金融枭雄，也是钻了法律、市场的空子，从而精心布下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黄金变局。古尔德与菲斯科着手布局时，有两个大前提：
一是美国货币条款的漏洞。在美国法律中，曾有条款规定“流通中的绿钞与黄金等值”，但这导致了人们对黄金的大量藏匿，于是这一条款很快被废除。但还有一个条款，即“对于那些必须用黄金履约的合同，也可以用等价的绿钞来履行。”这为古尔德进行黄金投机提供了前提。黄金的交易保证金非常低，通常投入50000美元就可以用期货合约购买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的黄金。
二是在市场上黄金流通短缺，同时黄金又是商业活动中重要的支付手段。贸易合同的签订与黄金交割有一个时间差，如果黄金相对于绿钞的价格下跌，贸易商就会受到损失。由此导致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卖空的出现，很多出口商都采用卖空的方式获得利润，以弥补因合同所造成的损失。
因而，只要机会合适，古尔德就可以买下整个纽约市场上所有的黄金合同，那些贸易商由于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卖空黄金，古尔德的计划就成功了。
当然古尔德的计划还需要政府的保护伞，想办法控制财政部金库里的部分黄金。财政部的金库里有1亿美元的黄金，一旦政府决定出售，势必造成黄金价格下跌，古尔德这个“江洋大盗”的掠夺机会就会搁浅。
古尔德以面值150万美元的无保证金黄金交易合同获得了格兰特总统的妹夫——埃布尔·科尔宾的好感。通过科尔宾的引荐，古尔德有了与格兰特总统接触的机会，古尔德煞费心机地要从总统口里套出他对黄金的看法，并设法说服总统不要干预市场。而诚实的格兰特总统也答应科尔宾，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能进行任何非常规的黄金出售。
抄底“幽灵黄金”（2）
同时，古尔德还与科尔宾一同说服总统，让巴特菲尔德将军坐上纽约财务总管助理的职位，纽约财务总管助理具有下达卖出黄金指令的权力。事实上，巴特菲尔德将军是听命于古尔德的，有了巴特菲尔德将军这个内线，古尔德的胜券又增加了几分。
古尔德很善于“借力打力”，背靠政府这棵大树，原本崎岖的财路变成了坦途。的确，作为企业家，要有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对于本来就“生于斯、长于斯”的企业而言，更不可能抛开政府这个大的背景独自发展。
胆大的古尔德一面进行政府公关，一面暗暗购买黄金，菲斯科也被古尔德的游说之词——“除了声誉，什么也丢不了”而被拉下水，五六十名交易商也加入了这场他们不知就里的投机中。他们几乎把市场上所有的黄金都收购了，当在市场上买不到黄金时，古尔德就利用黄金合同继续买进黄金。
在对外舆论上，他还有意无意地制造流言，让人们相信“整个华盛顿包括美国政府都参与到了这场交易中”，尤其是“格兰特想要看到黄金价格飙升到1000美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了购买黄金的疯狂交易中，医生、教师甚至农民拿出毕生的积蓄购买黄金，他们对古尔德放出的在今天看来可笑至极的谣言深信不疑。
黄金的价格越来越高，从130美元飙升到140美元、150美元，甚至160美元，疯狂的价格及抢购潮让卖空的交易商心急如焚，他们不得不重新购买以赶在黄金价格之前平仓。著名的华尔街诗人斯特德曼还作诗加以讽刺：哎呀！黄金价格是如何扶摇直上的啊/穿过华尔街，威廉街，宽街/美国的所有金币/都被掌握在一个巨手指挥的操纵集团之中/它愿意支付数百万的黄金，甚至更多/它准备充当刽子手亲手杀死华尔街/在黄金交易所地狱的上方/不谙世事的喷泉依然有升有落/但黄金竞价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响/面对他们的对手，多头们得意洋洋/就好像撒旦亲自插手一样/提高黄金的价格，每一分钟上涨百分之一。古尔德在接受国会调查时，为自己如此辩解，“我并不想买那么多的黄金……但是所有这些人都加入到了卖空的行列，所以，为了维持金价，我必须买进，否则就只能像一个懦夫一样退却放弃。他们会一直把黄金卖给你的。我从未打算买进价值多于400万美元或者500万美元的黄金……我并没有打算囤积黄金。”
疯狂还在进行，而古尔德已经从巴特菲尔德那里接到财政部即将出手黄金的消息。古尔德想要撤退，但他不愿意带着和他在同一个战壕里的菲斯科一起撤退，如果两个标杆一起撤退，那么人们的投资风向可想而知。他鼓励菲斯科继续买进黄金，而他则开始悄悄抛售，菲斯科买进的黄金恰恰是古尔德悄悄抛售的。到黄金涨到165美元时，财政部发表了即将卖出黄金的公告。有人称，古尔德仅仅在14分钟的时间里赚了150万美元。
在华尔街，古尔德臭名昭著，他曾经的战友菲斯科对他痛恨得咬牙切齿，“除了一堆衣服和一双眼睛，便一无所剩。”古尔德所带来的“幽灵黄金”没有让繁荣延续戛然而止，却表明疯狂、贪婪已成了四处生长的野草，只要落一点火星，就能燃成熊熊大火。当抄底般的投资脱缰时，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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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繁荣的经济
1873年，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问世，他在书中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浮华而铜臭弥漫的奢靡时代，掠去浮华的泡沫，只剩下一堆冰冷的金子，就连空气中都充满了阴谋的味道。每当盛宴的音乐奏响，大多数人都一厢情愿地认为盛宴不会褪色。
同样是在1873年，挪威人阿莫尔·汉森在一处简陋的实验室里发现了杆菌微体，汉森兴奋地向全世界宣告：这些杆状体就是麻风病的病源。原来，麻风杆菌不是不治之症，更不是背负着道德与宗教十字架的邪恶之源，它只是一类顽固而古老的疾病。经济的繁荣让人们的乐观情绪恣意蔓延，一厢情愿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如同麻风病，既可以治愈，更没有周期，危机的噩梦终将成为历史。
然而，还是在1873年，繁华出现了断点，或许生与死之间仅隔着一线之遥。
经历1873年经济崩溃的法国人克莱门特·朱格拉认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一些简单的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经济组织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重复发作的体现。”在他看来，没有发生萧条恰恰是因为某些方面出错了，而萧条来了则说明经济处于正常的轨道。这些经济学家的部分看法，在今天看来不乏荒谬甚至不着边际。
不过，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在此之前，有些人已经发现了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未必就是真理，但1873年崩溃之前，的确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各国逐渐走出了经济低迷的阴霾，搭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由于在1871年德法战争中凯旋而归，德国获得了法国50亿法郎的赔款，以及纺织工业发达的阿尔萨斯和煤铁资源丰富的洛林，德国的工业实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幅员辽阔的美国，继续以铁路为着眼点发展经济，铺设新路线带给了美国人乃至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无限诱人的利润前景；英国的经济发展也一日千里，从1868~1873年，钢铁、煤炭、纺织出口增加，英国依仗贸易顺差逐渐恢复元气。
工业文明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击着先前经济萧条的藩篱。从1848~1873年，整个世界贸易出现连续性增长，增长率高达260％，所向披靡的工业文明创造了惊人的财富。然而，工业文明既是“印钞机”，也是洪水猛兽。繁荣背后，暗波涌动。经济高涨，政府又放任自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由地支配着人们在资本诱惑下的贪欲，这必然会形成大部分人的盲目，投机泡沫逐渐膨胀，市场的需求即使跟在投资增长背后一路小跑，仍然难以与供求并驾齐驱。一旦出现导火索，轻轻一戳，泡沫就会破灭。
更关键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已远远不是拘泥于一个国家的危机。
资本实力的跨国扩张（如从1870年起，伦敦和巴黎市场上的外国证券价值超过了国内证券价值）以及远距离交通、通信的迅猛发展，逐渐抹杀了地域性的鸿沟。恩格斯说，“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
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更为厉害的竞争对手。全球化有了雏形，世界开始趋平，地球将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这意味着先前意义的危机时期将会结束，危机周期将会拉长，危机的发生机制也将会从一国蔓延到别国和多国。
坚挺的泡沫越来越稀薄，终于到1873年绷不住了，泡沫破裂，大崩溃来势汹汹。1873年5月1日，恐慌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奥地利）发生了。奥地利的银行深陷铁路股票泥沼无法自拔，经济危机连同对危机的恐惧情绪又先后传递到了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荷兰。终于到1873年9月8日，华尔街也没能抵挡住如瘟疫般蔓延的经济危机，在这一天纽约仓库与证券公司先后违约。噩耗还在后面。9月19日，杰·库克公司的投资银行大厦在风雨飘摇中宣告倒闭，杰·库克公司破产的示范效应在当时不亚于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费城问询报》称，“如果听到在夏日的骄阳中突降大雪的奇闻，也不会比听到这个消息更让人感到吃惊。”当杰·库克公司破产的消息呼啸而来，传到交易大厅时，“人群中爆发了一声惊叫，这声响似乎要冲垮经纪商所在的整个大楼，恐惧似乎抓住了每个人的心。”
标杆倒下，人们的侥幸及残存的希望轰然倒塌，更大的恐惧汹涌而来。在美国，纽约股市一泻千里，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公司倒闭，纽约证交所也破天荒地关门10天；德国是重灾区，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钢铁、纺织、农业等行业遭受沉重打击；英国的竞争力也一落千丈，大批银行仍逃不过倒闭的宿命，1878年10月，格拉斯哥银行因负债1200万英镑倒闭，西英格兰和南威尔士银行也相继宣告破产，更深的萧条压得英国喘不过气。
崩溃或许就在一瞬间，大萧条却在一直延续。那么，谁在为这场萧条埋单？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都无一例难以独善其身。那些将经济哄抬到繁荣神坛上的企业家们，更是赔得倾家荡产。但是，1873年的崩溃已不是全军覆没的郁金香泡沫，有人在为这场恐慌埋单，还有人在萧条时勇敢接盘。
硬币具有两面，而经济危机也有两面。狄更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对于那些善于在危机中把握机会的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他们面前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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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劫财富的美国（1）
没有高风险的付出，就不会得到高回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也未能避免1873年经济崩溃的侵袭，但美国却凭借经济危机大量洗劫了欧洲的财富。在整个洗劫过程中，美国始终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现，以至于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美国是个纯粹的受害者。星条旗流泪了，究竟是受害者的眼泪还是鳄鱼的眼泪，可能是前者，可能是后者，更有可能是两者的混合。
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指出，“大洋彼岸的欧洲人在美国股市崩溃中往往会将他们持有的美国证券低价抛售给美国人，美国人因此得以变相地洗劫了此时还远比他们富足的欧洲人的财富。同时，股市的周期性崩溃也将经济繁荣时期积累下来的泡沫挤出了经济循环，使得经受了考验的经济个体变得更加健康，增加了免疫力。”
在对1873年经济崩溃的描述中，用在美国身上表示沉痛、同情的字眼更多，如“金融诈骗增多，投机倒把、谋取暴力行为猖獗，20％劳动者失业，全国各地频发*示威，*浪潮不断”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也是这次经济危机的重灾区。
飞得越高，猝然坠落时，摔得就越惨。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之前美国无节制的繁荣假象息息相关。美国工业尤其是铁路建设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投资，将美国的工业与资本泡沫越吹越大。
资本最善于择“利”而居，往往从高处流至低处，以寻找更好的制衡点以追逐利润。美国繁荣的铁路建设让外国资本“心痒痒兮”，他们一拥而入，争先恐后地分享美国繁荣的成果，最少也要抢一杯羹，这又把美国的铁路建设推上了更为疯狂的地步。从古尔德、菲斯科到范德比尔特、德鲁，有无数人卷入了美国最大的铁路和公司的伊利股票中。到1868年，整个华尔街都疯了，正如福勒所描述的：整个市场只剩下了一个词——伊利，人们听到公开交易所的副主席乔治·亨里克斯以尖利的嗓音连续地报出国债、州政府债券、太平洋邮递、纽约中央铁路，然后突然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以更尖利的嗓音喊出伊利这个词的时候，一层阴影掠过他的脸庞，整个大厅颤抖了一下，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大厅几乎变成了疯人院。每个收报员和经纪人都立刻站了起来，尖叫着，挥舞着手臂。范德比尔特的每一个经纪人都成为一群人的中心，像一根指针一样，从左边转到右边，又从右边转到左边，挥舞着手臂，买入所有卖给他们的伊利股票。当主持人的锤子落下，他嘶哑的嗓子像雷鸣般地喊：“完毕！先生们，如果谁再出价，我就要罚他款了！”伊利股价定在了80美元。此时其他的股票还没有开盘，人群涌向大街，大街上只听到“伊利，伊利”。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已经下了买单，只要有伊利股票就全部买下。在这样强大的购买力下，伊利股价到中午12点的时候上升到了83美元。仅从1865~1873年，铁路总长度翻了一番，投资高达20亿美元，而在英国筹集的资金就占到了二分之一。大量的投资者被吸引到华尔街，数量非常多，以至于有人称他们可以一直排到地平线的尽头。
大量资本流入也是双刃剑。少量的资本疯狂至多会毁掉一个或几个企业，当世界上所有的资本都聚集在一起并集体失去理性时，就会让整个世界创造的财富瞬间蒸发。
洗劫财富的美国（2）
世界经济出现了急刹车，美国经济也出现了报复性萧条，并由此爆发了经济危机。先前作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动力的铁路建设连续四年下降，铁路股票也纷纷下挫，许多投资者心痛得捶胸顿足。
不过，在美国愁眉苦脸的背后，隐隐透着几丝幸灾乐祸。美国经济繁荣，除了凝聚着美国人的智慧和汗水，也是欧洲大量投资者大量注入资本的结果，大量的债券和股票都进入欧洲投资者的钱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获得欧洲投资者的雪中送炭是以透支美国的未来为代价的。
不幸的是，危机爆发了，之前备受投资者吹捧的证券、股票成为鸡肋。杰·库克公司在破产之前，曾向欧洲兜售北太平洋铁路的债券，但无人捧场，由此可见一斑。在经济危机中，铁路股票价格下降了60％，欧洲人手中的美国证券资产总值下降了6亿美元，仅铁路证券就下降了251亿美元。欧洲投资者失望了，他们想通过债券获得利息和其他收益的美梦破灭了。他们不只对危机中的美国缺乏信心，还对美国的未来缺少希望，他们开始割肉，大肆低价抛售美国债券与股票。此时，接招的是美国，他们用低价把债券从欧洲人手中买回来。当美国经济复苏后，得意洋洋地向欧洲人彰显他们旺盛的生命力时，欧洲的资本按捺不住又高价收购他们曾经低价卖出的证券。如此反复，美国屡屡得手，以危机为“幌子”，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玩得团团转，而其他投资者也甘心为美国做嫁衣裳。被美国屡屡得手，资本为什么不长记性？试想，世界的经济危机哪一次不是资本疯狂的结果。
历史的数据往往让人大跌眼镜，19世纪70年代竟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十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7％，人均增长率为39％。虽然经历了1873年的零增长和1874年的衰退，但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增长势头。这与欧洲投资者呕心沥血投资美国铁路建设不无关系，美国日益完善的交通大动脉为经济的新一轮发展提供了动力，铁路运输业异军突起。汤姆·斯科特的宾夕法尼亚铁路也曾因为经济危机出现过资金短缺，但汤姆·斯科特一方面大幅削减成本，另一方面运输量增加，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净收益反而增加了。
另外，经济危机削弱了欧洲各国的生产能力，市场出现了空白，美国制造业与农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从1870~1880年，美国人口只增长了26％，燃料消耗翻番，金属消耗增加了2倍，石油产量增加了4倍，制造业产出的实际价值也增加了三分之二。钢铁产量一路上升，到80年代初期，已经可以与英国平分秋色了。难怪美国著名的焦炭商亨利·弗里克认为70年代是个相当可怕的年代，他的焦炭产量在五年内增加了2倍。小麦、玉米、棉花等的出口量也分别增加两到三倍不等。
1873年，当人们从美国衰退的废墟上走过时，看到的是经济萧条的前景。而今天，当人们从美国经济的神坛上走过时，看到的是1873年经济恐慌所带来的无限释放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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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时代来临
天上会掉馅饼吗？
如果在合适的时间，你的手伸得足够长，就能接到上帝扔下的馅饼。在世界的经济周期中，这个上帝就是能够把世界经济摧毁得支离破碎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破产、失业、流离失所等萧条，还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洗牌。在大洗牌中，盛行着“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竞争游戏，资源向强者手中聚集。如果能在危机中屹立不倒，手中又有足够的资金，就能达成物美价廉的交易，而且你还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你可以挑三拣四，把优质资产的价钱压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卖方仍迫不及待地要将资产出售。
稀少的刀俎，众多的鱼肉，这就是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怪相，处在食物链上端的企业居高临下，看到了遍地的机会。危机催生了一个大企业时代的崛起。
即使在19世纪中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仍然有市场，“我们的晚餐不是出自屠户、啤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向他们祈求怜悯，而要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我们也绝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谈论对他们的好处。”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那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在对成长路径的任何偏离加以纠正。然而，企业规模越做越大、资本越积越多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偏离正常轨道熟视无睹，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经济危机中，“船小好掉头”的中小企业没有任何优势，一个浪头打过来，他们就陷入了破产的深渊，再无翻身的余地，这反而加剧了大资本吞噬小资本的机会。大资本与小资本已是*两重天，大资本打着“抄底”的旗帜满面红光，而小资本则愁眉苦脸地等待被大资本吞噬。于是，垄断组织以一往无前的速度发展着。
大生产一方面为逐利而疯狂血洗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为明哲保身，强强联合成为一个垄断经济同盟，独占生产和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都是我们常见的垄断组织。卡特尔指的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大企业签订产品价格、销售市场、生产规模等方面的协定，从而在他们的行业形成一手遮天的局面；辛迪加指的是少数企业寡头签订统一销售产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这样也能在本行业内独霸一方；托拉斯指的是多个生产同类商品或与产品关系密切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新的企业群。
1873年经济恐慌后，垄断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国出现。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美国这个最擅长抄底的国家。在1873年经济危机之前，很多美国大企业已经从南北战争中受益，战争对工业产品需求的高速增长，同时战时的高关税也对美国本土的工业形成了一道保护屏障，使得美国很多企业取得了非常规发展。此后，经济萧条又推波助澜，垄断组织迅速成长。1879年，美国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成立，在它成立之初，美孚石油公司就掌握了美国石油90％的份额，成为美国最大的垄断组织。到1904年，美国已有318个工业托拉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及摩根等企业大亨都是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崛起的，他们给美国经济打上了深深的个人烙印，而这种烙印一直保留至今。
著名的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因经济危机中遭遇债务危机，只得把联邦赠与他们的3900万英亩土地用来抵债，很多股东和债权人由此获得了大批土地。当得到这些土地时，这些曾经只盯着华尔街的资本家，发现他们得到了聚宝盆，土地平坦、肥沃，撒下种子他们收获的可能就是金子，有笑话称，“农场主可以沿着一条直线向前耕种好几个月，然后在返回的路上就可以收获粮食了。”
北太平洋铁路的总裁乔治·卡斯和一个铁路董事会的成员乔治·切尼也获得了西部的大片土地，他们共同出资成立了卡斯…切尼农场，并聘请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奥弗 H。达尔林普尔来经营他们的农场，他们还有一个有趣的约定——如果奥弗 H。达尔林普尔能把这个农场经营成功，他将成为农场的主人。达尔林普尔证明了他们的眼光卓越，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达尔林普尔农场”已发展到三万英亩的规模，达尔林普尔还借机把他的业务扩展到了建设带升降机的谷仓、大湖上的汽船运输等相关产业，形成农业上的垄断组织。
德国紧跟美国之后，在1857年出现了第一个卡特尔，到1870年增加为6个，经济危机爆发后，到1879年就增加为14个了。
裹挟着经济危机所带给人们的恐慌，大企业时代以任何个人都难以扭转的力量来临了，大企业时代也往往产生领袖式的人物。即使他们没有“我盛则万物皆为我用，我衰则万物皆为我病”的专制与权力，但他们在经济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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