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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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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彬大概觉得他有些为难，于是便说道：
“李市长，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他们都给你汇报了些什么，要不就这样吧。我们先设想一下他们都汇报了些什么，然后再结合他们说的那些提出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设想的对，或者是我们猜测的对，你就说是，如果不对，你就说不是，你看这样行吗？”
还没等李高成回答，张华彬就已经说了起来：
“他们说买棉花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银行和其它人为的关系，致使贷款迟迟不能到位，所以就造成了价格高、棉花次的情况，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使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像这样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要不是及时制定对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说到这儿，张华彬根本就没有问他说的对不对，话头一转，便直接开始反驳：
“根本就没有的事，完全是在撒谎。这种说法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到处散布了，无非是想把问题的责任和工人们的愤怒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怨我们，是金融系统和有关部门的腐败造成了我们的损失。他们逼着让我们给他们送东西，逼着让我们请客，这家送了还得送那家，那家请了还得请这家。你们当工人的怎么能知道这些，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现在的社会能坏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些人这些部门我们根本就不敢得罪，别说反映告发了，就是连说也不能说，一旦惹了人家，咱们这个公司就再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了。一句话，这一切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而是由于腐败造成的。”
李高成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张华彬的说话声不高，语气也始终非常温和，但却再次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颤。张华彬的话太有道理了，也太有普遍性了。如今我们总说这腐败那腐败，腐败得像得了晚期癌症，不治还可以多活几年，一治立刻就完。干什么也得送钱送东西，升学得送，分配得送，看病得送，住房得送，调动得送，打官司得送，尤其是升官提拔更得送！似乎腐败得已经再不能腐败了，连根都烂掉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并不否认腐败，也不否认有些领域腐败的严重性，但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有某些传闻所讲的那么可怕和厉害吗？而且这些传闻又都是从哪儿来的，老百姓又是如何知道的？就像这提拔升官，就像这大中型企业的资金周转问题，其实最知底细的往往只有领导们，如果要传出什么新闻的话，那也只能是从某些领导的嘴里传出来的，看来只有某些领导们才是始作确者！是他们在制造着社会的仇恨，同时也在煽动着社会的仇恨！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领导，其实比败家子更坏，比蛀虫更具危害性，人人都应起而诛之！
张华彬似乎并没有理会到李高成的情绪，继续不动声色地说着：
“其实这一切根本就是他们有意识的想象出来的，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只要稍一调查就立刻会清清楚楚。1995年的贷款，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一笔救命款，是国家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硬性给拨划出来的，像这样的贷款，就等于是一条高压线，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在上面做手脚的。省长、省委书记，都在批件上做了最强硬的批示。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而且你也一样在上面做过批示。尤其是这笔贷款也得到了国家银行的同意，也同样是符合当时国家的政策的。试想，又有谁敢把这样的一笔贷款拖延几个月才批下来？据我们了解，这笔贷款是在1995年的8月25号批下来的，真正到位，也就是说，公司真正拥有使用权的时间是在1995年的9月10号左右，当时全国范围的新棉根本就还没有上市，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资金不到、合同作废的问题。我们这会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是在给你撒谎。其实也用不着多说，这个问题只要一查就清楚。还有一点你大概并不清楚，在这笔款已经到位后的两个月里，也就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最最关键的两个月里，中纺的领导当时在岗的只有副总经理冯敏杰一人，其余的主要领导，有一个去了新疆，参加一个什么大型企业市场理论研讨会，然而却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后又去了敦煌，去了兰州，而且还带着自己的老婆。另外的几个领导，一个由总经理郭中姚带队，去了美国；一个由公司党委书记带队，去了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而且都借机让自己的老婆也跟着出了国，除了郭中姚没有老婆外，没有一个领导的老婆没出过国的。他们给你汇报时可能会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着自己的老婆一块儿出过国，这正是他们玩弄的一个小花招。是，他们并没有自己带着自己的老婆出去过，实际情况是，这个领导出国时带着那个领导的老婆，那个领导出国时，带着这个领导的老婆。比如，陈永明他们出国时，人员里头就有副总经理吴铭德的老婆；而陈永明的老婆则跟着郭中姚和吴铭德一块儿出了国。他们欺骗上级、欺骗群众，尤其是对国家的这样大的一个大型企业毫不负责，而如今却把这一切全都推在了别人身上。你让人问问他们，1995年9月份、10月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到全国各地采购棉花去了？正因为他们一个个地出国的出国，游玩的游玩，才延误了棉花的采购期，直到他们一个个回来后，才匆匆作出决定，加紧时间采购棉花。但那时棉花已经大幅度涨价，而且各地的棉花也已经被采购一空。唯一可以说自己采购过棉花的就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他当时并没有出国，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订购棉花。据他给别人说，他不能负这个责任，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能一个人作出决定，这能成其为理由吗？所以有人就说了，在这件事情上，冯敏杰的问题更大。第一他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第二他是留守的最高领导，第三他当时完全有权力进行决断的，但他却什么也没做。唯一做了的就是让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从几乎不产棉花的江西的一个县份买口了一千多吨劣质棉花。也许这一切正是冯敏杰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出他什么来。是你们出国去了，凭什么怨我一个。其实那一次真正出国考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公司现任的总工程师高双良。”
李高成原来还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听到后来，就渐渐地僵在了那里。
怎么会是这样！这件事情应该是一查就会清楚的，他感到张华彬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给他说假话。但如果张华彬说的是真的，或者最终查清这确确实实都是真的，那么昨天他所有的感觉就都是错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司的领导们彻头彻尾地欺骗了自己！怪不得昨天在汇报这个问题时，是由冯敏杰来汇报的，其他的人，包括总经理郭中姚对这件事全都在保持沉默。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大概是立刻就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1995年的9月、10月份，公司的绝大多数领导都在国外，都在旅游和观光！而且全都拐弯抹角地把自己的老婆闹了出去，却一个个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从来没有带自己的老婆外出过！他们真会干！
稍稍轻松了一些的心情不禁又沉重了起来。昨天听了公司领导的汇报，多多少少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当时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中纺的领导班子至少在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只要在经济上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其它的问题就都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会陷到国家政府正在不断严厉打击的对立面去，他们同工人们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成为敌我矛盾。在市场经济里，人们最难过的恰恰就是经济和金钱这一关。
“李市长，还有一件事，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们呀。”现任总工程师高双良这时轻轻地对他说道。
“什么事？”李高成好像有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声。
高双良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却戴着一副宽大的深度近视镜。他说话声音压得不高不低，脸上也看不出任何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极为谨慎小心的人。听到李高成问他，赶忙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他们说的那些搞什么合资的事，以我个人的看法，都只能是个设想。截至目前，他们吵吵的要同尼日尔、尼日利亚进行合作，这些我都清楚，根本都是没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这么说，这也同样是个骗局。他们的目的，我觉得无非就是想靠这个稳定人心，无非是为他们的出国找借口，或者想以此向领导和群众表白他们出国确实是为了公司，而且也可以以此把中纺找不到出路的责任推到银行身上。他们也确实同银行谈过同外方合资的事情，银行也确实不同意他们的方案，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那是你们不同意并不是我们找不到办法，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可其实所谓合资的事，根本就没存在过。他们到美国考察，去的是纽约和芝加哥；他们到英国法国，去的是伦敦和巴黎；他们到澳大利亚，去的是悉尼。想想在这些地方能找到什么？找外方的投资吗？人家怎么会把自己的钱投给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投到这么一个无底洞里来？这本来就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但他们还是一趟一趟地往外跑。一直跑得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花掉的外汇越来越多，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法交待了，这才派我和我妻子等几个人到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跑了一回。他们派我去以前，公司曾接待过一个尼日尔籍的黑人客商，据说是尼日尔一家公司委派的代理人，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合作的项目就是搞棉花加工。这个外商代理人我们也详细调查过，他确实是尼日尔国籍，也确实是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当然也确实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公司里十分隆重地接待了这位客人，住高级宾馆，每日酒宴相待。人家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后，说他要回去同他们的董事长汇报后再同他们联系。但此人走后就再无下文，虽然曾来过几份电传，但并无实质性的内容。鉴于这种情况，公司便决定派我们去了一趟尼日尔。我们找到了那个地址，那个公司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公司老板同我们谈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他们说他们派出去的代理人，是想让我们在他们那儿建一个棉花纺织厂。而且一切都由我们投资，他们将来只保证棉花的供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优惠，也没有任何保证和承诺。没办法，我们又到尼日利亚跑了一趟，也同样没有跑出任何结果。不要说八字不见一撇了，纯粹连个影子也没有。但公司的领导却四处宣扬，说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家外方公司，要同我们进行合作，已经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其实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是最清楚的，所谓的意向书，其实只是双方各自给对方提供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材料。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嚷嚷这件事，甚至还连着几次煞有介事地同银行谈判，希望银行能同意他们的条件。”
“按你所说，他们出国那么多次，唯有你这一次才是实质性的？”李高成有些难以相信似地又问了这么一句。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高双良想了想说，“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出国就没有一点儿为公司着想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也确实是想给公司找一个合作伙伴。如果确实找到了，合资成功了，他们也就解脱了。但这只是他们很多意思中的一个意思，或者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且不只是我，包括他们在内也肯定会觉得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可能会有哪家外方公司，愿意同一个欠债将近六亿的亏损企业进行合作。除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让国家和银行把所有的债务全都承担起来，这才有可能引来外资和合作伙伴。但国家会答应吗？银行会答应吗？就是我也绝不会答应。国家建设起来的公司，公司又欠着国家的债务，如今却要把国家的公司同外方合资。以他们的说法，认为推开债务其实是个无关紧要并不存在的条件，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一个条件，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又怎么能说并不存在？一旦合资，这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产权属于两家共有，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内属于两家共有，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损失将近一半的情况下，债务又全部推给了国家，国家受害，却让外商赚钱，这岂不是在卖国、在坑害人民吗？又有谁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敢答应这样的事情？”
李高成只觉得额头上的汗珠都快渗了出来，他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总工程师的话几乎就是冲他而来的。昨天他几乎都给迷惑了，还觉得他们说的是那样的有道理，甚至还觉得应该同意他们的想法。好像什么都想到了，却恰恰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么深！连下边的人都想到了，你这个当市长的却没能想到，就算感情左右了你，那么连立场也能丧失了？你是国家的一个执政者，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自己却被一种下意识的感情包裹着，被一种嘴上不承认、实际上却无法挣脱的昔日情结紧拖着，竟几乎完全丧失了责任和理智。看来真应该认真地检讨检讨自己了。你是一个市长，这并不是一个小位置，也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的位置，很可能在你一时疏忽、一时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国家的几千万、几个亿，就会一下子全没了。而令人可悲的是，当你成了一个卖国者，或者干了一件卖国的勾当时，你却丝毫没能意识到你是在干什么！
李高成努力地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仍然也只是没有经过调查核实的一方之词。现在就对此事定性或者下结论，只怕还远远不到时候。他不禁又想到了昨天在公司小会议室里听汇报时的那种感觉，自己不也曾为他们的工作和努力而深受感动吗？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抱以理解和认可的态度吗？然而为什么一听到另一方面的言论时，自己的情绪和感觉一下子就会全变了，而且是变得这么彻底？是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或者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遇到这一方时，感到这一方全对；听到另一方时，又会感到另一方也没错。于是就觉得事情一定非常复杂，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情况和道理，所以也就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各打五十大板算了。谁也别闹了，谁也别争了，现在的事情，谁的事情也不好办、谁也有谁的道理。都市场经济了，还闹什么，争什么呀，也不看看什么年月了，还告个屁的状！于是该压的压一压，该说的说一说，最终还是个不了了之，一切照旧。老百姓买不买帐，工人们满意不满意，那也就顾不得了，由他们去吧！如果真的都成了这样，久而久之，我们还会有是非标准么？功罪如何评价，对错又如何区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能糊涂到这份上，那我们还有什么能力来管理好这个国家？如果一个领导，尤其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时，那岂不等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突然想到了前天晚上在公司里遇到的情景，当时自己对公司领导的处境还极为不满，怎么会把干群关系闹得这么紧张！其实如果就照这么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你自己的处境也会同他们一模一样，等到有朝一日你的进进出出都要被工人和老百姓包围了的时候，你的处境也许还远远不如那些公司的领导们！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听这种重大问题的汇报时，竟会时不时的走神，想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他好半天不吭声的缘故，办公室里突然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当他猛然清醒过来的时候，才赶忙说：
“说呀说呀，接着往下说，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照刚才说的那样就挺好。说吧说吧，继续往下说。”
“李市长，就让我说说吧。”老厂长原明亮这时显得很谨慎。很小心、很恭敬地说道。这与昨天那个威风凛凛的老厂长相比，几乎活脱脱地换了一个人。昨天晚上那种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气势和神态似乎一下子全没了，有的只是一种和善、一种仁慈。一种安分、一种依顺。李高成从老厂长的表情变化上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深深的激动。昨天老厂长的那种神态，也许是因为他在心底里并没有真正承认你这个市长的位置，尽管你早已是一个市长，你早已有了那种与之相应的地位，但你在这个老厂长心里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地位，你虽然是，但是他并没有承认你，也根本就没有认可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你这个市长对他来说也就不具备什么合法性。然而今天也许就不同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你作出了一种姿态和承诺，你已经有所表示，也已经有所动作，所以他对你可能重新有所认识，重新有所企盼，于是他就有了今天这种截然相反、迥然不同的神情和心理。因为你准备真正解决这个公司的问题，准备顺乎民心地真正把这个公司的事情办好，所以老厂长，当然也包括公司所有的工人们也就变对立为拥戴，化愤慨为恭敬，也就变成了今天这种敬重而又和顺的样子。人们打心底里顺从的并不是你的职位，也不是你所拥有的权力和显赫，而是你价值的取向和立场的定位。你一心一意为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为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他就会认可你、敬仰你；反之，即使你拥有再大的权力，即便你拥有再显赫的位置，他也会在心底里蔑视你、憎恶你，也会把你视为他们的敌人！
这本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也是我们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甚至在一些涉及到有关国家社稷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又有多少人真正想到了这一点？又有多少人像关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利益一样关心着这一点？
就像眼前这个年过七旬的老厂长，昨天他可以对你疾恶如仇，今天则又可以对你忠心耿耿。那么他又为的是什么呢，仅仅只是为他自己吗？或者仅仅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吗？其实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呢？在这个他们曾经工作了一辈子的厂子里，在这个他们曾经付出了一生心血和劳累的地方，他们拥有什么呢？或者他们曾经拥有过什么呢？没有，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真正的一无所有！即使是到了今日，即使是到了本该享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安详的晚年的时候，他们依然是一无所有，甚至连最基本的养老金也没有保证！如果说他们有愤怒、有不满、有憎恨、有敌意的话，那他们的这种情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完全应该的！这是他们拥有的权力，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唯一还拥有的权力！
李高成本想笑一笑，以安慰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对这个老厂长的感情和尊重，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没能笑出来。末了，他只是轻轻地说道：
“原厂长，你就永远把我当做你的一个下级吧，可千万别老是市长市长的，在我这儿，有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是这么客客气气的，可就太见外了。”
话一说完，自己立刻就后悔了。他感到自己的这些话真是要多虚伪就有多虚伪，要多做作就有多做作。就凭你这样说话，能让他们不见外吗？你对你真正的朋友、亲人，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吗？即使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那些经理们中间，你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吗？不管你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其实你还是见外了。
然而老厂长听了这话，却似乎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李市长，有你这话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大伙也就都放心了。冲你昨天对大伙说的那些话，大伙就早已把你还是当作自家人看了。我们今天来，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更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大伙只是想让你心里更有准备一些，想问题时能更全面一些，处理问题也能考虑得更多一些。其实我这个人的性情，你也应该是了解的，我不会背过弯去鼓捣人、算计人，更不会去害人、诬陷人。像郭中姚、冯敏杰他们，我同他们无仇无冤，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我老啦，活不了几天啦。孩子们呢，一个个也都大了，即便是这个公司垮了、破产了，他们都还来得及另谋出路，不怕找不到工作干。孩子也都劝我，你这么一把年纪了，干嘛还要为这个公司卖命？老实说，像我这把年纪，也真的已经犯不着跟他们过不去。如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不会当这个职工代表，也绝不会到你这儿来。李市长，我只是心疼这个公司，心疼这个厂，李市长，这个公司真的不能再让他们这么糟蹋下去了。”
老厂长的话，听起来还是那样的让人心颤，但说话的口气和面部的表情同昨天相比，却已是大大的不一样了。显得是那样的温和和慈样，就像一个老人同他的亲人在倾诉衷肠一样：
“李市长，不说别的，就只说他们成立的‘新潮公司’，前前后后一共用国家的贷款投进去了几千万，然而三年过去了，究竟交回厂里多少？‘新潮公司’下面一共有几十个分公司，遍及省内和全国各地，这些分公司的经理和负责人，基本上全是他们的亲属和亲信。他们打的是公司的旗号，用的是国家的资金，却在”为他们自己大捞特捞。亏了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还挣着国家的工资，顶着国家的干部头衔，坐着国家的汽车，享受着国家的福利，然而所干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个人。无本万利，却不担任何风险！你想想职工们心里怎么会没有气？李市长，我只是想让你听我一句话，人是会变的呀。你想我们那会儿离退休时，该移交的移交，该退还的退还，然后开上个欢送会，拍拍屁股也就回去了。而如今可真是不一样了，像前年郭中姚让公司里的总会计师退休时，去年让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党委副书记离退休时，每个人都拨给了相当于100万款物的投资，让他们去搞第三产业。名义上当然是为公司去搞。其实这在社会上也是相当普遍的事情。离休了退休了，干了一辈子领导，总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总得让再找点活儿干干，说白了也就是明退暗不退。这在好一点的单位是可以的，但在我们中纺公司就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是犯罪。拿着贷来的活命钱，给他们个人去干事，忍心呀？李市长，你也是知道的，当初我们离退休的时候，讲过什么条件吗，想都没想过！可现在风气好像一下子就变了，不给条件就不退，就是退了也不交，弄不好还会处处给你闹难堪，说不定还会告你一状，因为你的底细只有我才清楚，你敢不给我再办一个实体让我来干？或者什么好处也不给就让我这么白白退了离了？所以这个‘新潮’公司就越变越大。工人们就说，一只瘦马养了一身肥虱子，这样的马还能好活得了？市长，我这会儿就给你掏一句心底里的话，我在中纺干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我也看清楚了。像咱们这个国家，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最最要紧的问题其实是干部问题。一个单位必须领导干部本身过得硬，若领导干部有了问题，这个单位也就彻底完了。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些个单位里并没有人能管了他们。这些年来，我们总是不停地讲，要政企分开，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厂长和经理们真正拥有权力。说真的，这话并没错。可在咱们国家，这样做就得好好斟酌斟酌。你把权力下放给了厂长经理，可这些厂长和经理们又有谁来管理又有谁来监督？上边把权力下放了，下边又管不了他们，厂里公司里的事情还不全由着他们？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想用什么人就可以用什么人，国家的钱和厂里的钱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他们要是个好当家人，是个过硬的领导干部那也没什么太可怕的，若要是碰上个又没本事、又没能力、私心又重的领导干部，又没人能管得了他，你想想这样的领导干部岂不是太可怕了？而把工厂和公司交到这样的人手里，不等于是交给了一群败家子？就算一个工厂公司的领导干部没有私心，非常廉洁，但要是他没有能力，没有魄力，没有新观念新思想，仍死抱着过去的那一套，这个工厂公司迟早一天也还不得毁在他们手里？也一样没有别的，就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上边指派下来的，并不是厂里公司里的工人们真正认可的，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李市长，我说这些并没有想埋怨指责什么人的意思，更没有想借机发发牢骚的意思。公司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再有这种想法，那还算是个人吗？我说了这么大半天，其实只有一个意思，中纺的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但最最主要的还是领导干部问题。只要能下决心把中纺领导干部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至少也能着手去办了。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个最难办的问题，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别的，而是怕领导们心慈耳软，听他们说些什么，就什么主意也没了。拖来拖去，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等到把工厂拖垮了，把人心拖散了，再来收拾这烂摊子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既然职工们要求查一查，公司的领导们也希望能查一查，那就派一个调查组来查一查好了，只要能严肃认真、公正公开地查一查，就算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大伙心里也就踏实了，这又有什么顾虑又有什么不能放心的……”
李高成一直在默默地听着，原来他还有插话的意思，等到老厂长说到后来，他便觉得什么话也插不进去了。老厂长的话其实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算这些人没经济问题，没有循私枉法，但若只是一些庸碌之辈，也一样跟败家子没什么区别。老厂长虽然说他说的这些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但李高成还是感到这些话其实都是针对他而来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这些领导干部，如果实话实说，当初确实主要都是按他一个人的意思而安排的。当然也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但那仅仅都只是象征性的，他已经定了的班子，又有谁会反对，又有谁能反对得了？老厂长、老总工当初倒是反对过的，但不一个个都让他给否定了？甚至到了今天，一想起这事来，还不是让他有点耿耿于怀？要不是中纺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会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一辈子。他今天对中纺的问题一直犹豫来犹豫去的，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中纺眼前这个班子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顾虑那担心的，其实不都是因为这一点？这是你想否认就能否认得了的吗？
也许是看到时间有些太长了，也许是感到市长的情绪有些不高，余下的人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临走时，几位职工代表留下了一份有一万多名工人签名的要求坚决查处公司领导腐败问题的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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