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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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口水，倒在椅子上缓了十几分钟。看了看时间，便乘车驶向公司里。步行也就是十分八分钟的路，眨眼功夫便到了公司大门口。

一进公司大门，李高成便下了车。大门口离公司办公大楼还有好一大段路程，但他怎么也不想乘车了。

一种不祥的气氛突然间是那样强烈地笼罩了他。

好半天他才真正感觉出来，这种不祥的气氛原来就是公司里这种如凝固了一般的死寂！

在一个两万多职工的大型企业里，尤其是在下午三四点左右的时间里，本应是一片熙熙攘攘、轰轰烈烈、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气氛和景象。尤其是在一个以纺织业为主的大型企业里，那隆隆的机器声和震耳的织布声，即使是在远离车间的地方，也一样会使人感到犹如天摇地动、翻江倒海般的声势和轰响。

作为一个在纺织行业干了几十年的老技术员和老厂长，每逢听到这种声响和看到这种景象时，心中便会生出一股说不出来的亲切和温馨，既让他感到熟悉又让他感到欣慰。

噪音是对人有害的，尤其是纺织车间的噪音，对人的危害更大。为了消除这种噪音，他们曾做过多少次技术改进，曾付出过多少不懈的努力。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听到这种对人体有害的噪音，心底里立刻就会踏实和安稳许多。而一旦没了这种声音，反倒会惶惶不安、心神不宁，就好像少了什么似的。

而如今，这个他如此熟悉、如此牵念，即使在做梦中也是烟尘斗乱、项背相望的地方，竟像一片空寂的荒野！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人影的杂乱、没有繁忙的车辆、没有纷绕的尘雾、更没有此起彼伏的呼喊，甚至连他们曾经千方百计消灭了很久也没能消灭掉的麻雀竟然也看不到一只！

那些高大的厂房在寒风中显得是那样的灰暗、那样的空旷、那样的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一个个的车间大门都死死的关着，有些还贴上了封条，因为时间长了，有些封条都已显得发黑发黄。于是整个工厂看上去就像快死了一样奄奄一息、漏尽钟鸣。真是愁云惨雾、一片凄凉！直看得李高成如万箭钻心、心似刀割，一个曾如此辉煌、如此规模的大型企业，怎么会几年时间就变成了这么一副模样？就算败家子败家也不可能败得这么快呀！

他默默地瞅着公司里这一片衰败的景象，心里好一阵酸楚。当走到近处的一个他很熟悉，又是全公司最大的那个纺纱车间时，不知为什么，一个强烈的愿望使他极想打开门到里边看上一眼！

他在车间门口黯然神伤地站了一阵子，秘书吴新刚大概也看出了市长的意思，便轻轻地问了一句：

“李市长，我找人把门打开吧？”

良久，李高成才有些茫然地说道：

“那你就去看看，看能找到人么。要是找不到，也就算了，不看也罢。”

吴新刚像吃了一惊似的看了一眼李高成，也许他还从未听到过市长这样伤感的语调。愣了一愣，然后急急慌慌跑步找人去了。

“……一个厂如果两年三年不开工，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个厂其实也就等于没有了，不存在了……李市长，你也是中纺的老领导，我想这一点你会比别人更明白！”不知为什么，老总工张华彬的话再一次在李高成的耳边响了起来。是的，他真的很明白，这绝不是虚妄之言。这些车间门真要是再这么关下去，这一切确实就等于没有了，不存在了。

但你现在又怎么来开动它？欠债近六个亿呀！近六个亿，这应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像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样的大企业，用这么多的钱，可以重新建造两三个！这绝不是开玩笑。

而如今，又还得多少资金才能让它重新再启动起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宣布破产，难怪会有人这么说。一宣布破产，债也没了，包袱也卸了，责任也不存在了，领导也就轻松了。工人们自谋出路，干部们换换地方，吵吵闹闹，发发牢骚，屎干了也就不臭了，云散了天也就晴了，过上一阵子，什么事情也就没有了。

怨谁呢？只能怨改革。老百姓要骂就骂改革去吧，要骂就骂市场经济吧。社会主义不行了，集体经济垮台了，改革就是要改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私有经济。你看人家私营企业，合资企业搞得有多红火，多风光，真是兴旺发达、生机勃勃、兵强马壮、日新月异！挤不倒、压不垮，国家的企业怎么会是人家的对手，迟早都得完蛋！

那就让老百姓把怨恨都堆到改革开放头上去吧，而我们的一些干部却依然还是那老一套，还是在等靠要，还是在心安理得地躺在国家的怀抱里，对国家的改革和前程不闻不问，对自己的责任毫不负责，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无忧无虑、得过且过，甚至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瞒心昧己、自欺欺人，如果不是腐败分子、变质分子，那也是在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你对老百姓不负责任，老百姓也一样会对你不负责任。你能丢得下老百姓，老百姓也一样丢得下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千年古训，莫非我们连古人都还不如！

摊子散了，再聚起来并不难；人心散了，再想聚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把李高成从沉思中拉了回来。为了打开一扇车间大门，秘书吴新刚身后男男女女竟跟来了十好几个人。有保管、有管理员、有班组组长、有车间主任、还有车工、电工、纺纱工，老老少少十几个。

这大概是个规定，停工停产后，如果有谁要开门，必须得有能相互制约的一些人一块儿来开才可以，否则是坚决不允许的。而大门也真够难开的，可能是很久很久没开过的缘故吧，光上面的两把大锁就开了好半天。大门上的三道插栓像锈住了似的好久都没能拉开。

等到大门轰隆轰隆一阵山响终于被打开后，一股逼人的冷气和霉味直扑过来，几乎能让人窒息过去。

没有电，电工摆弄了好一阵子也没能让车间的电灯亮起来。车间里黑洞洞阴森森的，在里边站了好久，才慢慢地看清了那一排排的蒙满了灰垢的织机和车床。地板上的灰尘足有半寸厚，几团废弃了的棉纱灰乎乎地散落在地板上。

这就是自己曾经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和才智的地方吗？这就是自己梦牵魂绕、朝思暮想，时时也难以忘怀的去处吗？那一团团灰不溜丢的东西，就是曾让自己怎么也看不够，怎么也丢不下的织机和车床吗？那洁静的地板、那光亮的烤蓝、那耀眼的灯光。那手脚敏捷的纺织女工、那让人振奋的喧哗、那一派繁忙的景象……那一切的一切，昔日的辉煌和热烈都到哪里去了？

他突然感到一阵鼻子发酸，心窝里就像被揪住了一样疼痛起来。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一切又到底是因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工厂，一个好端端的车间，怎么一下子就会变成了这样？

他默默地走近一台机器旁，伸手慢慢地在上面轻轻摸了一把。手上沾满了灰尘，但机器上却亮了一块，闪出幽幽的一丝暗光。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台好机器。然而刚刚换新的好机器却这样无声无息地停放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还没等到出头之日，就又可能要被淘汰了。

把国家的这么多贵重的机器设备全都废弃在这里，这不就等于是在暴珍天物，害虐黎民！

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个人的，他们会这么干吗？

背后突然传来一阵低低的啜泣声，当他转过脸去时，不禁呆在了那里。

跟在身后的十几个人，几乎全都在饮位吞声、泪流满面！

他的眼睛一下子便湿润了，强忍了一阵子，还是有两颗泪珠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见市长掉了眼泪，十几个人像爆发了一样一下子全都哭出了声！

悲凄的哭声顿时弥漫了整个车间。

那个拿钥匙的老工人几乎哭得站立不住，一边哭，一边嚎啕失声地说道：

“李市长，李市长！一定得想想办法，就让我们上班吧！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们什么报酬也不要，就是不发一分工资我们也干，只要能让我们干活就行，只要能让机器转开，只要能让车间里再有了声音就是累死苦死我们也心甘情愿呀……李市长，我们都是快要退休的人了，我们也干不下几天啦，你就再让我们为这个厂子出把力吧……李市长，我们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了，要是就这样让我们离了退了，真是不甘心，真的是不甘心呀！这都快一年多了，我们整天心里空落落的，这个厂我们真的丢不下，真的丢不下呀……”

李高成的眼泪汹涌而出，好久好久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就是中国的工人，他们无怨无悔地付出了一辈子，至今依然一无所有。即便是连工资也发不出的时候，他们还仍在时时刻刻挂牵着这个厂子、时时刻刻维护着这个厂子！

唯其如此，才让人感到锥心泣血、热泪盈襟。

……

七

等李高成走进公司办公楼里的会议室时，公司里的十几个领导已经等了他半个多小时了。

会议室非常简陋，简陋得让人心酸。几张破旧得不能再破旧的老式沙发，几张五六十年代的旧桌椅，没有茶几，没有花盆，没有任何装饰品，照明设备也仍然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日光电棍。没有人抽烟，所以也就没有烟灰缸。这是中纺几十年如一日的老规定，凡进厂的职工干部，不论职务大小，也不论干什么工作，一律不准抽烟。即便是在澡堂里、厕所里，也不允许抽烟，整个厂里根本就没有吸烟室。

这同李高成平时参加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有着迥然不同的气氛和情景，严肃也罢、热情也罢、紧张也罢、轻松也罢，会议室里一片烟雾缭绕，再加上喝水声、窃窃私语声，似乎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然而眼下这个会议室里，却根本没有他已经看惯和熟悉了的会议情调。人们都默默地坐着，都是一脸的严峻，没有人喝水，没有人抽烟，甚至没有人随便动一动。

一张张脸都是那样的熟悉，都是那样的实在。

他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令人温馨、让人追怀的日子里。他在中纺接任时，会议室就是这个样子，当他离开中纺时会议室还是这个样子。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中纺的会议室居然还是这个老样子！在这个如此熟悉的会议室里，在那些彻夜难眠的日子里，曾在这里开过多少次会议、讨论过多少问题、做出过多少决策！为了这个纺织企业的兴衰荣辱，这些人也都曾付出过无数心血和劳累！

他的心一下子又软了下来。原来心里聚集起来的那一团愤怒，此时好像已经散去了许多。看看这个朴实的会议室，再看看这些朴实的面孔，你还能有多大的气呢？这些人都曾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说点不谦虚的话，也都是经过了他多方面的考验的。反过来说，即使是有些决策上的失误，有些运作上的不当，那他们的动机也绝不可能是想把这个公司给弄垮。哪有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工厂的主要领导，想把自己所管理的这个地方给彻底弄乱弄糟弄垮，让自己背上一身的骂名，然后从这个地方灰溜溜地滚走？这合乎情理吗？有人会这么干吗？除非他是个神经病。

总经理郭中姚，今年已经58岁，比李高成还大了4岁。瞅瞅他那斑白的两鬓，瞅瞅他那满脸的皱纹，瞅瞅他那像是被压弯了一样的越来越驼的后背，你立刻就会感到背在他身上的压力和负担有多重多沉。一个人到了这种年龄，占据着这样的位置，他还可能会有意识地主动去犯错误吗？再过几年他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岗位，永远地退出人生的舞台，他会选择一个平实而宁静的晚年呢，还是会为了一些身外之物，而拿自己的一生去做赌注？别说一个厅局级的干部了，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稍稍有点正常思维的人，也绝不会去选择后者。

那么副总经理冯敏杰会怎样去选择？吴铭德呢？还有党委书记陈永明，他又会怎样？他们如今都已经五十多岁了，一眨眼间就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很难想象他们会干出那样的一些事情。人即使是要变，那也得有时间呀。怎么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想当初，李高成离开这个地方时，他们都还是四十几岁的壮年人。这个岁数正是人一生中最宝贵、最成熟、最老练、最具魅力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李高成仍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中纺作为一个龙头，从而带动整体把全市的经济搞上去，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搞上去。他对中纺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关心，对中纺的每一个决策都要亲自过问。中纺的这些领导们，三天两头地往他这儿跑，每件事都要做出详细的汇报和解释。李高成是内行，没有什么能瞒过他，也决不可能有什么能逃脱了他的思维和眼睛。做鬼没做鬼，只要你看看他的眼神就清楚了。这一点自己完全可以做保证，至少在那两三年时间里，中纺不可能有什么大的问题和出什么大的差错。而这些人也绝不会在那时就开始蜕化变质了，就算你想蜕化变质也得有条件才行。整个一个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班子，还有一个刚刚离开这里的分管市长整天把着关，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漏洞在他眼前滑过去？

再以后，李高成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但即使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也从未对中纺的工作情况彻底放手。那时中纺的情况已不容乐观，形势已显得非常严峻。不过大致的状况他还是了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也还是清楚的。那一年，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几位主要领导，只要一来北京，都肯定要来看看他，给他汇报汇报公司的情况。尽管有喜有忧，但他们信心十足，觉得问题解决得了，困难克服得了，用不了多久，中纺就会度过难关，走出困境。其实满打满算也就这么一年，又能出了什么大问题？

从中央党校回来不久，他便被推举为市长候选人并在市人大会上被选举为市长。在这以后的一两年时间里，由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大换班，许多领导的具体安排一直没有到位，所以市里的工业一直还是由他直接分管的，中纺的问题他并没有放松过。他曾为中纺的许多问题亲自做过批示，尤其是在如何使像中纺这样的大型企业能更好的运转起来的问题上，他还专门和市经委、市计委、市财委、市银行、市工业局的领导人一块儿进行过座谈和协商。尽管他非常非常的忙，但他对中纺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了若指掌的，那时候的中纺也并没有出过什么让人疑虑的大问题。

这就已经是1992年了，至少在这以前中纺的领导班子还是应该值得肯定和信赖的。

那么要出问题会不会就出在以后的这几年？

说实话，自从有了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后，他对中纺的事情确实关心得比较少了。这倒不是他对中纺的事情不想管不想问，而实在是无从过问、无从插手。自从有了分管市长后，他再那么直接去过问和插手中纺的事情，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虽然你是市长可以主管全面工作，但具体的事情，你就不那么好再去管了。从企业单位到行政部门，短短的几年时间，也已经让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到，这两个领域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根本就是两码事。在企业单位里，你尽可以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干部们聚集在一起，为了工作上的事，有时能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不管职位高低，也不管年龄差别，只要是为了厂里的事情，再争再吵，也决不会放到心里去，争过了，吵完了，什么也就全都过去了。没有人会在意什么，更没有人会去记恨什么。但在行政部门可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别看表面上和和气气、平平静静，究底里可是孙庞斗智、龙虎相争。干惯了谋事的工作，如今到了谋人的地方，有时候可真能把你累死、憋死、活活气死。然而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人说中纺是他的根据地，中纺是他的老窝儿。中纺的干部个个屁股摸不得，除了市长李高成谁也管不得。中纺领导的尾巴能翘那么高，就因为有李高成在撑着腰。有了李高成这个后台，中纺的事情你们就谁也别想管。只要李高成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就永远会是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地方，就永远会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中纺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上，更是让他感到头疼。按说，像总经理郭中姚、党委书记陈永明这些人，在中纺这个领导岗位上干了这么多年，也早该动一动、换一换了。不管怎么说，在这样一个终日操劳、日夜不宁、时时都得把神经绷得紧紧的地方工作，即便是一个铁打的汉子，连续干上几年也一样会吃不消的。何况在一窝儿里呆得久了，就容易出问题。动一动、换一换，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就是因为他这个市长是从中纺出来的，所以一旦研究到中纺的问题和中纺的班子，只要有他在，立刻就会冷了场。很少有人会提出什么意见来，更不会有人表态要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就常常想，有朝一日如果中纺出了什么事情，中纺真的给弄垮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最大的责任还是在他身上，害了这个公司害了这些干部的人其实正是他自己！

也正因为如此，对中纺的这些领导们，他更多的是怀着一份内疚，怀着一份自责，他总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也许要不是因为有他，要不是因为他当着这个市的市长，眼前的这些人说不定早离开这里了。他们的日子会安稳得多、也平静得多。

反过来讲，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使得他们在这几年里，在观念上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从而使他们挺而走险，彻底腐化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老上级是个市长，他们同市长有着这么一层特殊的关系，有着这样的一座靠山，有着这样的一个后台，所以才借着这棵大树的阴凉，恣行无忌、为所欲为、狐假虎威、羊狠狼贪？难怪新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杨诚会这么说，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领导班子早就该换一换了。

他默默地坐在主席台上，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看着眼前这十几张熟悉的面孔，他真的没法相信他们真的能干出那么多让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事情来。

怎么会呢？就在李高成表面上不多管中纺的这几年里，其实在暗中他从来也没有真正放弃过中纺的事情。只要一有机会，他总是要问一问中纺的情况。而中纺的这些领导干部们，大事小事也常常来找他商量和汇报。不论是市里开会，还是逢年过节，他们也总是要来办公室或者家里坐一坐。中纺的事情他毕竟还是了解的，至少他还是心中有数的。绝不至于这一伙人全都成了腐败分子了，他竟还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说实话，平时他并不是个耳根子软的人，也绝不是个优柔寡断、好谋无决的领导干部。这一点在市政府里可以说是有口皆碑、人所共知。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涉及到中纺的问题，他就觉得有一股扯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就好像豆腐掉在灰堆里，打不得、提不得、丢不得、舍不得。

仅仅就因为是感情的关系吗？或者正像别人说的那样，就因为眼前的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都是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过的同事和战友，所以自己自觉不自觉地也就成了他们无形中的后台和庇护伞？从而在无形中也就助长了他们的那种放肆和贪婪？抑或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他们也感到他们已无从提拔和调动，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公司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离开这儿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既然什么也盼不到了，那就还不如实惠一些，这一面捞不上了，那就到另一面去捞上一把？因为市长的缘故，他们的仕途已彻底无望；但同样因为市长的缘故，他们在这儿不管怎么干也不可能会有什么人敢来查一查，问一问。于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捞就怎么捞。既然有个市长作着后台、撑着腰杆，那捞也是白捞，不捞也是白不捞，堤外损失堤内补，不捞才他妈的真正傻瓜一个！

他们就这么想的，也就是这么做得吗？李高成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些同样也默默地注视他的一双双眼睛，心里像祈祷一样默默地思考着。

这就看他们怎么说怎么解释了。

因为不管怎样，这个摊子是在他们手里给烂掉的，公司里的乱子也是在他们手里给捅出来的。

他们必须得有个交待，也必须得有个说法。

八

准确的说，公司领导们的汇报是在下午5点20分开始的。

李高成的开场白很短，他知道他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对工人们的那些讲话他们全都听到了，职工代表们的发言和要求他们也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其实一切都不必要再说什么了，他这会儿要的就是解释、要的就是回答。

第一要说真话，第二要说真话，第三还是要说真话。这会儿你们谁也别再给我来什么哩格嘟，我就要真的。

郭中姚当时有点小心翼翼地说，时间也不早了，是不是先安排吃点饭，等吃了饭再汇报？

李高成瞧也没瞧他地摆了一下手，这会儿了还有什么心思吃饭！我这会儿要是跟你们一块儿去吃饭，那职工们会怎样看我和你们，中纺这个大门我还想不想出去了？

李高成在这里和刚才在工人们面前的心情和情绪是完全不同的。刚才他面对的是主人，是这里的中心，是一团熊熊的火，是一个他直接管不着也根本不害怕他的社会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喜怒哀乐事关他的荣辱与变迁，甚至会影响他的位置和仕途。面对着这个群体，他潇洒不起来，更轻松不起来，不能笑也更不能怒。每一个举止都得三思而行、慎而又慎，每一句话都得字斟句酌、瞻前顾后。而现在在这里，他则是真正的主人，他则是这里的中心，他也同样是一团熊熊的烈火。他面对着的全都是他的从属和下级，这些人他全都管得着，而且一个个都对他怕得要死。尤其是他的喜怒哀乐直接关系着他们的荣辱与升迁、位置和仕途。在这里他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愿意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他一点儿也用不着去在乎什么。何况这些人还真的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何况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管得着他们的市长和老上级。

见李高成这个样子，十几个人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瞧瞧你。几分钟后，郭中姚翻开一个本本来，两手有些发颤地戴上花镜，小心翼翼地瞟了李高成一眼说道：

“那就让我先汇报吧。”

也就这么一句话，直让李高成心里阵阵发酸。郭中姚真的老了，但却仍然还是以前那副对他总也恭恭敬敬、说一不二的样子。大概这也正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人际关系，只要你作过他的上级，你就永远会是他的上级，即便是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即便是他已经成了你的上级，在他的心底里还依然会把你当作他的上级。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也难怪为什么许许多多的领导一旦上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要把属于自己的人提拔起来，于是乎这些下级就会永远在心底里对你感思戴德，会刻骨铭心地感激你一辈子。否则，你就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恩怨分明真君子，知恩不报乃小人。谁要是跟自己的老上级闹矛盾，谁要是造提拔你的人的反，你这个人的人格就算彻底完了，一辈子也别想再在人面前直起腰来。而发生在我们干部阶层里的种种弊端，是不是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团团伙伙、圈子山头也越来越多，不管有多大的问题，只要一涉及到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人们就会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事情也一下子就会变得复杂棘手起来。李高成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也正是陷在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里而不能自拔？事情还刚刚开始，就先自手软了、心软了。看来自己的感情早就有了偏向，屁股也早就坐歪了。要真是这样，那还怎么能彻底公正的解决问题？又怎么能让全厂的职工和干部心服口服、畏威怀德？

一定要冷面如铁、公正严明，绝不能因为眼前的这几个人而冷落了几万工人的心。只要有问题，就绝不能心软，更不能手软。

郭中姚汇报得非常认真，也非常仔细，虽然是逐一反驳，针锋相对，却显得是那样得体、那样中肯。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浮躁的牢骚，没有辛酸的委屈，更没有火爆的情绪。大概是早就有了准备，一条一条的都是那样充分、那样圆满，而且有理有据、有条不紊。

郭中姚的汇报和解释看来是代表了公司整个上层领导的意见和观点。郭中姚首先认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些年来的亏损和负债，公司的领导是负有责任的，公司领导的观念这几年越来越老化僵化，市场意识太弱太差，在新旧观念的转换中，步伐太慢。一切都还是照老章程、老规矩办事，体制上是这样，管理上是这样，行为方式上依然还是这样。想变又不敢变，往前走一走，又往后退一退。老是想盼着上边下文、下指示，等着领导来说话。要是没了这些，就会觉得什么也不牢靠。所以在计划向市场转化的过程中，不只是慢了半拍一拍，而是远远没能跟上，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跟。郭中姚说，公司的许多领导，也包括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总是只想着往母亲的怀里躲。什么时候也是等靠要，等财政、等拨款、等投资；靠领导、靠国家、靠政府；没了就要，要不下就等，等不到就去找。听党的没错，听政府的没错。总想着公司是党和国家的，工人也是党和国家的，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工人，这么大的摊子，党和国家还真会不管了？要真成了那样，那社会主义还要不要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宗旨还存在不存在了？一直等到国家和政府真的撒手不管了，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公司自己了，这才有些傻眼了，然而这时已经太晚太晚了，所有的一切也都来不及了。这种旧思想老观念，真是害人害己，害了工厂，害了国家，也害了公司里的几万工人。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哪，如果早在十年以前、五年以前就有这种经验教训，就像现在这样彻底地转变了思想观念，我想我们绝不会垮成现在这个样子。五年就让我们几乎外欠了整整五个亿呀！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外债……

说到这儿，郭中姚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好半天也没能再说出一句话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唏嘘声，好多人都一把接一把地抹着眼泪。

说实话，李高成对郭中姚的这番话是很有看法的，这究竟是在发牢骚，还是在汇报问题？是，等靠要的想法确实是内陆省分转变思想观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包括工人、包括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包括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很多人都有，而且要想彻底转变很难很难，但你怎么能就此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