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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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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90分钟后再加时，运动员就跑不动了？”
阿维兰热：“中国队应该加强体力训练的强度。”
###：“在加强训练方面，霍英东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这次女足第一场比赛，中国队踢得不错。”
霍英东：“中国的足球水平要提高，一定要在少年中开展小足球运动。”他列举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球星，从“球王”贝利，到香港老一代名将李惠堂、现代的黄文伟，以及中国的容志行等等，无不是从踢小足球开始的。
###和阿维兰热点头称是。霍英东又说：“我在中国不少地方看到一些少年踢小足球，他们踢小足球，可以不穿鞋，也不要大场地，很容易普及。练好基本功，长大了踢大场就好办了。”
阿维兰热说，从1975年他首次访问中国后，已经来中国10多次了，但每次来都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表示相信，中国的体育运动是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1992年，霍英东再次携一家大小，亲临西班牙巴塞罗那，观看第20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比赛。这次，中国队共获得16枚金牌，名列第四。霍英东看到中国健儿扬威巴塞罗那，极为高兴。中国队归国后，霍英东在沙宣道的豪宅设盛宴，招待全体运动员，并向金牌选手每人馈赠一枚重达一公斤的纯金金牌，鼓励他们继续为祖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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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建贵宾楼 支持北京亚运（3）
自北京成功申办亚运会后，霍英东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奥林匹克运动会有那么一天能在中国举行。
那时，霍英东希望北京申办奥运的愿望变得强烈起来，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说：“1989年年底，###参加一个孔子基金会，我也参加，感觉到气氛不太好，总有一些阴影。1990年亚运会期间，我特别留意，14天没发生过任何事，那时，整个北京很有秩序、很清洁，人变得有礼貌，来宾反映也不错，我从中觉得恢复国家形象很重要。我想，申办奥运会是一个好的办法，对国家的经济、城市建设、精神面貌都有推动作用。日本1964年、韩国1988年办奥运，经济迅速起飞……”
1991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从此，霍英东又再次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在国际上奔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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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申办奥运 赌国铩羽而归（1）
为了使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父子协助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执委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甚至答应捐资非洲建立一个体育基金会。决战时刻，霍英东亲赴蒙地卡罗，本来对北京成功很乐观，但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有人甚至担心他会因此而自杀。
允诺捐资给非洲体育基金会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晚年最大的愿望之一。
1992年，霍英东亲临西班牙巴塞罗那，观摩第20届奥运会。期间，他宣布：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成功，他将出资捐建一座可容10万人的奥运会主会场。建一个主会场，所需资金约10亿港元。
霍英东虽然不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成员，但事实上，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英东都参与其中，在北京申办奥运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是他，连他儿子霍震霆也是其中的一位重要的成员，出任北京申办委员会香港联络处的主任。当时，他还是香港奥委会副主席，与霍英东一样，同是国际体坛的知名人士。
北京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由于他是香港人，地位超然，于是成了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那段时间，霍英东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争取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
霍英东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朋友，大约在1980年，霍英东曾经在沙宣道的私邸，宴请萨马兰奇等人。之后，萨马兰奇太太多次来香港，震霆夫妇都陪她四处游玩，私交很深。这次北京申办奥运会，霍英东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正好萨马兰奇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霍英东就捐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作为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的费用。
霍英东曾向我谈及不少关于他参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情况。
“你跟多少个国际奥委会执委当面谈过？”我问霍英东。
他答道：“跟一些人见过面，但主要还是震霆与他们见面多一些。”
“你跟他们见面时，是怎样游说的？”
“根本上，在每一个场合，对每一个有关的人，我都是讲这样的大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的大事，中国经济若搞不好，10亿人的生活解决不了，世界也会受影响。支持中国办奥运会，其实就是支持世界的发展与和平。英国已办过，澳洲也办过……要记住一条：奥运会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非常重要！’”
“有没有执委向你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
霍英东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都有送东西、送礼物的。各国的情况不一样，比如欧洲的委员，个个都有自己的资源。但非洲的委员，没有一些承诺……他们到杭州游玩，震霆去见他们，他们到香港，我们也接待他们。将近100个委员，经常来内地、香港……非洲的票很重要，他们个个互相指责，说收人家的钱……”
“事实上有没有给他们送钱？”
“没的。那时，非洲打算成立一个体育基金，找震霆当这个基金会的会长。筹备大会震霆参加，并答应若北京申办成功，就通过这个基金，捐助一些钱。”
后来，我又向震霆了解有关的情况，他介绍说：“我当时有个想法，若北京申办成功，我就向北京方面申请一两个项目在香港搞，比如风帆和赛马，这个单项香港是有条件搞的……”
“你和不少国际奥运会执委见过面，你是怎样游说他们支持北京的？”
“我一般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场讲话。我对他们说，‘九七’之后3年就是奥运会。对于香港前途，世界有两个讲法：一是说香港日落西斜，一是说‘九七’是下个世纪的开始。我想，如果奥运会2000年在北京举办，那第二天起，世界体育界、新闻媒体都会来北京、香港，趁机会看看‘九七’是日落西斜，还是下世纪的开始……”
至于这些委员有无向霍震霆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呢？他说：“情况很复杂。比如一个非
洲委员对我说：‘实际一些！’但我认为实际些不一定有用的。因为这些人可能吃几家茶饭，当面说支持，谁知背后怎样？因为他们投的是暗票，没人知道是否支持的。”
除了背后的游说工作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参加一些声援北京申办奥运的公开活动，为北京造声势。
邀请中国运动员夜游地中海
经各方努力，到了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成数增加，不少人都认为北京会击败柏林、悉尼等对手，成功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1993年6月，霍英东作为贵宾应邀出席在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新馆开馆仪式。为感谢霍先生的特殊贡献，萨马兰奇把在这次活动中使用的一支奥林匹克火炬赠给霍英东。
霍英东参加了这次活动之后赶到北京，把这支有纪念意义的奥林匹克火炬又转赠给北京市长。当时，他兴奋地对北京市负责人说：“萨马兰奇把这支奥林匹克火炬送给我们，这是北京成功的征兆！”
两个多月后，9月16日，霍英东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摩洛哥蒙地卡罗，为北京申办奥运做最后的努力。
。。
第四十八章申办奥运 赌国铩羽而归（2）
当时，英国首相、澳洲总理亲自出马，为各自的申办城市造声势，进行最后的游说工作。中国出动的最高官员只是副总理级的李岚清。
“为什么中国不派出更高的官员到蒙地卡罗？”我问。
霍英东说：“###总书记出面不一定很好。那时，我们每做一件事，比如找人、送礼，很小心，怕影响申办成功。”
霍英东一直相信北京能够一举成功。
19日晚上，在蒙地卡罗，霍英东父子招待香港和内地一些记者，以及申办代表团13位运动员，乘“勇敢的天鹅”号游艇，夜游地中海。在船上，霍英东兴致很高，畅谈北京申办奥运的形势。
霍英东肯定地说：“我始终看好北京。直到现在，这个信念完全不变。这个信念是在公平竞争之下，有根据和科学的分析，等待揭晓之日，我便会详细向大家解释预测原因何在。”霍英东笑称：“我在随北京代表团乘坐专机来摩纳哥之前是有点儿压力，不过，我没有买好回香港的机票。”
霍英东又说：“我希望捐出可供开幕的10万人场馆的诺言可以实现。我预感我已要捐
出，是好先兆。”
在航程中，霍英东一反以往严肃、不苟言谈的常态，谈笑风生，游艇上不断传出欢声笑语。
第二天，霍英东又设晚宴，招待中国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和一些记者，其中有邓亚萍、李宁、张山、伏明霞、陆莉、熊倪、黄志红、李小双、王义夫、许海峰这些世界顶尖级的运动员。这些运动员与霍英东都很熟，所以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活跃。
霍英东对运动员从小训练的过程深感兴趣，频频问他们小时候怎样锻炼。当问到“乒乓球皇后”邓亚萍时，邓亚萍介绍说，她小时都是一个人拿着球拍，对着家里的天花板或墙壁
练乒乓球。霍英东不解地问：“为何不在台上练？”邓亚萍快人快语，冲口而出：“我住的
房子没有霍先生住得那么大嘛！”惹来一场笑声。
有意思的是，当侍应生把炒饭端上桌后，大家都认为菜已上完，吃完炒饭，运动员和体育记者就陆续离场。这时，却又有几道菜陆续出场，霍英东连忙叫人把已经离开餐馆的运动员请回来，运动员去而复返，频频对霍英东说“对不起”，而霍英东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这时，有一个记者爆出这样一句话：“我们这餐饭分上、下半场举行，很像踢足球中场休息。可能霍老板素来热爱足球，吃一顿饭也甚有踢足球的特色。”此话一出，又惹来满席欢笑。
萨马兰奇夫妇两度宴请
这边厢，霍英东等人轻轻松松、高高兴兴游地中海、吃饭，那边厢，各个代表团却短兵相接，做最后的决战。其实，霍英东与运动员、记者相聚，只是忙里偷闲。那几天，他仍然忙于向一些执委游说……
“那几天，有没有跟萨马兰奇谈过？”我问。
霍英东说：“有的。投票前一两天，一些国王、王子请萨马兰奇吃饭，他都没去。他也没有请各个代表团团长，包括马卓安、李岚清。但是，投票前一天，他却说要请我吃早餐。我有些尴尬，因为他只请我一个人，没有请李岚清他们，他们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我不知道怎样办，就问何振梁（当时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体委负责人之一），何振梁说：‘没可能，我们9点钟开会，他怎么有时间和你吃早餐。可能是大家见见面，握握手而已。’我还是依时赴会，和他一起吃早餐，后来何振梁也来作陪。”
“你们谈了一些什么？”
“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跟他讲的也是那套大道理，说支持北京，就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世界发展与和平……我有些顾虑，他特别请我一个人，不知道别人会怎样看。”
“他请你吃早餐，是出于私交，老朋聚会，还是传递什么信息？”
“他应该是没票的。但有无影响力？当然有。他一直是中国的朋友，中国恢复奥林匹克席位，他帮了不少忙。他对澳洲基本上是没感情的。我当时问他：‘如果中国和其它城市得票相同时，作为主席，你怎样决定？’他没有正面回答。”
当天中午，萨马兰奇的太太又邀请霍英东赴午餐，但这次，对方要求霍英东转请两名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起赴宴。
“中国代表团在这里，她不亲自请，要我转请，我觉得不好意思。请谁呢？是请团长，还
是其他人？我感到难为情，于是一个人赴宴。席间，我讲的还是那一套……”
对于北京申办奥运，霍英东一直很看好，但到了投票的前两天，他感觉到有些不妙：“那时，各个有权投票的执委，突然间收到世界人权组织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讲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种种不是，这对中国极之不利。但我还是对北京胜出抱乐观的态度。”
执委闭门投票前，霍英东参加了介绍北京的推荐会。会上，北京方面播放了###的一
段讲话，李岚清等人也先后讲话。会上，中国代表还提到霍英东，称：“北京若申办成功，
香港的霍英东就捐赠一个10万座位的主会场……”
接下来，各执委和各申办城市代表闭门开会。这时的霍英东，心情很复杂，焦虑、激动、不安……
第四十八章申办奥运 赌国铩羽而归（3）
有人担心霍英东会因申办失败而自杀
霍英东回忆说：“投票前几个小时，我在外面场所，那里有表决，我在那里一边看表演，一边等候消息。伍绍组等人代表北京和中国政府参加投票会议，我和他们事先私下约定：他们陪萨马兰奇进来宣布结果时，若他们的笑容轻松一些，表明有机会；若表情不好，就表明失败了。后来，见到他们的表情有些闷闷不乐，我就猜想，可能输了。”
霍英东已预先在香港《文汇报》等报刊订好广告位，以期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之后香
港报纸就出现大事庆祝北京申办成功的广告。投票前一两个小时，霍英东、北京申办团成员还与北京、香港方面电话联系，通告形势一片大好，北京会稳操胜券。而北京、香港方面得到这个信息，自然严阵以待，准备大事庆祝一番。而香港《文汇报》，更预先把霍英东庆祝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广告特刊印好。
香港时间深夜3点钟左右，投票结果揭晓，北京仅以一票之差败给澳洲悉尼。
却说香港《文汇报》方面，因为匆忙之下，未能把霍英东祝贺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广告从已经放好的报纸堆中全部取出来，结果，一大早，不少市民打开《文汇报》，赫然看到这份广告，禁不住哑然失笑。《文汇报》无意间开了霍英东一个玩笑。
“宣布结果时，你的心情怎么样？”我问霍英东。
他说：“一宣布，我的确很失望。那时跟我去的人都担心我会自杀。”
“对于北京输没有心理准备？”
“基本上是认为赢的。体育运动，我一直相信有一个真理，就是如何使世界体育运动更加发扬光大，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而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左右北京胜出的结局……”
“北京输了，是不是你们工作做不到家？”
“工作怎么做？难道要拜他、跪他，还是送钱给他？有些事，过分不行的。比如最初，我的一个朋友租了一个游艇，请一些委员在蒙地卡罗游船河，我认为很威的，那条船与我们的南沙船差不多。但那只游艇还不是最威的，因为土耳其的那条船是三条烟囱的……大家千方百计出尽招数。”
“那极关重要的一票是谁投的？”
“没人知，我们也只是揣测。”
“那一夜怎么度过？”
“知道结果，我即刻搬出原来住的酒店。因为那间酒店住了一些熟人，我想大家一见面，一定会相对无言，很尴尬，干脆搬走。谁知道，澳洲悉尼第二天却在我们搬过去的酒店庆祝。看到别人庆祝，心里很难受，很不是滋味……”
“之后，内地方面有无与你谈过，下届是否还申办？”
“还没有。现在的情况较复杂……”
不管怎么说，中国主办奥运会，始终是霍英东的一个心愿。虽然从蒙地卡罗铩羽而归，但霍英东仍然矢志不移。若北京正式表明再次申办奥运会，他仍然会尽自己所能，力促成事。
“你个人有无希望北京再次申办？”
“对此，我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不申办，一点机会都没有；申办，就有机会。没有一个城市是第一次申办就成功的，有些还是申办六七次才成功。申办成功，对经济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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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孤军作战 议案几遭否决（1）
霍英东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他的表现极为低调；惟因为他是59个委员中，对体育的情况最为熟悉的，因而在有关体育问题上他的表现较为积极，提出不少见解。
首批当全国政协常委的港商
尽管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统战政策有时会有所调整，但霍英东始终都是中国政府的红人。
内地实行开放、改革政策之后，尤其是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正式谈判后，中国政府改变了对香港的统战路线，扩大统战范围，逐渐加强对大财阀的联系工作，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等人从那时起就成了他们的新的重点统战对象。
自1983年后，中共对香港大资本家的重视尤为明显。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甚至提出，要保持香港社会制度的性质长期不变，就要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团结争取大资产阶级。而他自己所分工经常联系的统战对象，就全是华人资本家的顶尖人物霍英东、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郭德胜、查济民等人。除霍英东以外，这些大资本家过去与中方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甚至与中方的见解不一，但由于他们财力雄厚，对内地经济起飞，对香港的稳定繁荣有利，故也成为中方的统战对象，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就属于此类。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资本家过往与英国有较多接触，如包玉刚、李嘉诚；或与台湾方面有密切往来，如邵逸夫，故中方不可能根据他们的一时表现一下子就完全相信他们；相反，像霍英东这样经济上有相当实力，且经过长期交往的老牌爱国大商家，自然更受中共器重。
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向来与中方关系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地产界、建筑界、体育界等多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奖赏”，大英帝国的勋章与他无缘——在香港，像霍英东这样对社会有杰出贡献而得不到大英帝国勋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霍英东虽然被大英帝国“冷落”，却深受中方倚重，在中方的领域里领尽风骚，大放异彩。
1980年，霍英东被中国政府邀请为全国政协第5届委员会委员，这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在政权架构中担任职务。1983年，在政协第5届3次会议上，霍英东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霍英东可能是香港区出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第一位商人，而在澳门区出任同一职务的就是何贤。中共对霍英东的倚重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起草基本法表现低调
经过多轮谈判，中英两国在1984年9月草签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作为一个爱国商人，霍英东看到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自然非常高兴。《联合声明》草签一个月后，霍英东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那一天；至于到了2047年香港社会制度都不变，连我孙子那辈都不用担心。”
1984年12月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联合声明。霍英东作为香港观摩团成员之一，亲临签署现场，目睹了这一历史性场面。
1985年4月10日，6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6月18日，基本法草委会正式成立，委员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名，香港委员23名。
霍英东也被中国政府邀为基本法草委，参与设计未来香港的蓝图。
1986年4月，基本法草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草委会成立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5个专题小组。霍英东参加“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订经济纲要。
霍英东时常自称“不懂政治”，事实上他也极少对政治问题发表评说。在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期间，霍英东的表现极为低调，除了在有关体育的问题上有较多建议外，他对其它方面的出谋献策甚为有限。
到了1990年2月，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会将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并将通过的基本法草案提交第7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审议通过。虽然这是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但其实各草委对一些草案仍然意见分歧，各持己见。当时最受争议的是关于特区立###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分组计票”草案。该草案内容是：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而立###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分区###、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霍英东和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等一些港方草委对这一分组计票议案，一开始就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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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孤军作战 议案几遭否决（2）
对意见。
会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要求当时已经卸任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做霍英东、李嘉诚等人的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分组计票条文。经游说，霍英东后来同意支持，但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谭惠珠、容永道、郑正训、马临等七位港方委员却坚持己见，表决时均投了反对票。
霍英东口头答应会投票支持，但在表决时是否投支持票，却成了一个疑点，因为在表决这一条文时，有一票弃权，一票作废；而在表决后，港方草委中，只有霍英东、邬维庸两人不愿向外透露他们投何种票，故有人猜测，霍英东投的未必是支持票，有可能是弃权票或那张作废票。
如果霍英东手中的票真是弃权票或作废票，那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测：他这样做，除了因为他本意反对该条文外，可能还与他提出的一些体育方面的议案不获中方官员支持、重视有关。
提出的体育议案不获通过
据了解，霍英东曾向有关方面提出，《基本法》草案第14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民间体育团体可依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以强调保障香港原有民间体育团体的权益。霍英东说，他这意见已提过几次，都没有得到重视，他很不满意。
一天，我曾和霍英东专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问题。我曾问他，为何李后等人不同意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他说：“讨论我的议案时，有些委员担心原有的体育组织有黑社会背景，担心有些黑社会组织以体育团体的名义出现，所以反对。其实，我提出‘原有民间体育组织继续存在和发展’这个问题，是有所考虑的，比如香港足球总会，若香港回归后有人搞一个港九足球总会，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们试过，以前搞世界羽联，对抗国际羽联，一种运动可能有人搞多个组织出来。那香港回归后，哪个正统？哪个权威？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复杂了！”
另外，在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上，霍英东还得出另外一条有关体育的议案：维持香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并允许香港以国家单位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活动。但在表决时，只得18票赞成，13票反对，19票弃权，因而不获通过。
至今，霍英东对《基本法》中关于体育的条文，仍然持有保留意见。他对我说：“我觉得在《基本法》中，有一点讲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香港回归之后香港能否维持在国际上的体育组织地位。比如香港足球队以后的国际地位问题，东、西德合并后只有一个足球队参赛，又牵涉到国际组织的问题。我很希望，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因为香港现在是会员，若到时没了，事情就变得很大，香港人真是不明白：你成日说‘一国两制’，保持不变，但现在连体育地位也变了！这种事，一定要解释清楚。”
说到这里，霍英东找出一本《基本法》，翻出其中的第149和151条对我说：“这两条条文，将体育与航运、通讯、贸易、金融、旅游、文化、卫生、科学等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各个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一大堆问题放在一起，有些问题就讲不清楚，我觉得是否应该将体育问题单独分开来谈好一些……”
对第152条条文，霍英东也表示不满意。这条条文是：“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
霍英东说，“我觉得只是发表意见，不能举手，也不能投票，那不是等于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这个解释，我觉得有些含糊。我当时要求把可以发表意见，改为可以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因为光是发表意见是没用的。当然，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地位问题是很微妙，因为牵涉到外交事务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但也不能含糊其辞，要解释清楚。”
我问他：“你对中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很大，但几个提案都不获重视，不被采纳，是否感到很沮丧、很失望？”
霍英东答道：“不是的，情绪并没有不好。但作为我来讲，首先是已经向香港人交待了。万一香港回归后，香港的体育组织地位有改变，那我已经尽我所能。当时，59个委员中，只有我一个对体育较为熟悉。我觉得，大家对体育都不那么关心，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争来争去……”
“是孤军作战……”我说。
“是呵，是孤军作战，59人中，就我一个人……”
后来，在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工作的过程中，霍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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