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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全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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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就此事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官员交谈过。我问他：“当年，内地方面有无授意霍英东出面主持创建地产商会？”
他回答说：“据我所知，应该不可能。第一，我记得中方正式通过霍英东做一些事，应该是‘六七风暴’之后；第二，在第一届20多名会董中，当时所谓的亲中人士只有一个来自中华总商会的要员王宽诚。”
那时，在地产界乃至整个商界，与中方关系密切的富商确实只是极少数。那是否因为这样，中方才觉得更有必要通过霍英东创造地产商会这样一个渠道，把他们召集起来，便于以后中方与他们沟通、联络？事实上，不管霍英东创建地产商会是否中方授意，到了“六七风暴”之后，中方确实通过霍英东和地产商会，与不少香港的大资本家建立起了联络关系，双方有往有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是，尽管霍英东长期担任地产商会的会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何鸿燊接任；尽管地产商会的会员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与中方建立很友好的关系，但这个商会的亲中色彩始终不明显，并不像香港中华总商会那样被很多人视为“红色组织”。
另一方面，倘若霍英东力促香港地产商会成立，既不是中共的授意，也不是自己想为中方做点什么，那么，是不是另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比如，通过建立此会，在名份上树立、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使一向因朝鲜战争时期与内地通商之经历而对他有歧视和敌意的港英当局，不能轻易、随意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
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很有助于让我们去了解霍英东的心路历程，这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被传递解出境后，霍英东从来没有消除这个隐忧，港府会否对他采取不利行动的阴影始终困扰着他。
——当然，以上的说法，都是未经霍英东本人证实的推测。
霍英东自己认为创建地产商会不容易，他曾对我说：“在香港，有两种团体最难搞，一是会员太多的，比如陈宗守亲会，很头疼；二是阔佬太多的，请他们开会，个个都不愿意来。”
既然知道困难，那为什么又知难而进呢？这始终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却说香港地产商会成立以后，不断吸纳新会员。70年代，在香港地产界异军突起的李嘉诚，也于1974年加入地产商会，并被推举为会董。
就代表性和会员人数而言，因为香港地产商会是一个专业团体，当然不能跟中华总商会之类的综合性、社会性团体相比；但就实际影响力而言，地产商会并不逊色于任何商业团体。它几乎荟集了全港所有赫赫有名、富甲一方的大资本家和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其会员经营的地产生意，占全港总地产生意的7成以上。
而在“六七风暴”之后，中方就是从这个地产商会打开突破口，同那些大资本家建立联系……
但饶有意味的是，不知道是否因为霍英东在地产商会担任要职，风头凌厉，一时无两，而招致港府的注意；也不知道港府是否因此而要挫挫霍英东的锐气……总之，在地产商会成立之后，霍英东的事业就连连受到港府的抑制和打击。
。。
第二十五章独力投标 宝地应得而失（1）
1965年，港府为活跃地产市场，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拍卖黄金地盘……海军船坞。各国投资者因对香港地产市场前景缺乏信心，不敢下标，最后唯有霍英东一人独力投标。但港府见此，却临时取消拍卖，收回地盘。霍英东清楚看到港英方面有意限制他的发展，因而萌发淡出商界之意。
独力投标海军船坞
在“六五银行风潮”和地产市道一派萧条的情况下，地产公司破产的破产，幸而不破产的也是偃旗息鼓，静观时势；而霍英东却异常勇猛，依然大战地产市场。
那年，霍英东又开始动工兴建联利大厦、铜锣湾珠城大厦、尖沙咀漆咸道高高大厦，以及青山道62号、城南道53号至55号和官塘云汉街23号住宅楼宇，其中珠城大厦为霍英东与何鸿燊等人合资兴建，里面有后来被邵氏家族购买后改名为翡翠和明珠两家电影院，当时由霍英东自己经营，除放映一些港产片外，还放映西片。据霍氏集团一名老资格职员所言，准备出售珠城大厦时，霍英东特别交待他，珠城大厦的楼盘交由胡汉辉的利兴物业公司出售。他说，霍英东和胡汉辉那时关系很好，霍生这样做，无形中是帮胡汉辉一把。
1965年，港府为了活跃一下沉闷、萧条的地产市场，推出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海军船坞地皮位于金门大厦至警察总部之间，即现今金钟地段，面积达27英亩，是港府历来公开招标的地皮中位置最好的黄金宝地之一。
为了吸引外国地产商参与竞投，港府除了在香港大卖广告外，还在伦敦和纽约的报刊登载广告，但当时国际上对香港地产市场一致看淡，故没有一个国外投资者下标竞投；而在香港，不少地产商已是惊弓之鸟，谈起地产皆惊魂失色，故也没有人问津。
此时的霍英东，却认为这是难得的投资良机，于是逆市而行，下标竞投。结果，落标竞投者，只有霍英东一个，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霍英东本来可以以较低价钱轻而易举地投得海军船坞的发展权。
但结果却出乎霍英东意料之外。港府最后答复霍英东说：只有你一个人下标，这块地我们不打算卖了，收回来。
港府临时收回地皮
1995年7月的一天下午，在中区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和我谈起这段至今已整整30年的往事。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口，指着右前方力宝中心、海富中心一带对我说：“这一片，都是海军船坞地皮，27英亩，100多万英尺……”
“当时你下标多少？”
“那是地产最低潮时期，地皮不值多少钱，标价不高，好像只有几千万港币。”
“港府到底基于什么原因把地皮收回？”
“当时，情况很复杂。当然，港府有权取消竞投。但我觉得，港府是向世界各国招标，到美国、英国、日本登广告，鼓励外国人下标。那些日本仔到香港来，港府还专门举行酒会招待他们……”
“全世界都不看好香港的地产市道，为什么你还是一定要下标？”
“开始招标时，地产市道还算可以，但不久就发生银行挤提风波；到截标时，地产已经陷入低潮。那时，要下标，就要先交600万元按金。可能很多人拿不出来，连‘置地’都不敢下标。”
“港府最后把地收回，有无说明是什么原因？”
“没有……”
“你当时有无埋怨港府这样处理？”
“没有……当然，政府有权弃权……”
“但你刚才说港府到处去找人来投标，到处做广告，但你下标了，却又把地收回去，政府是不是有意针对你，不让你独大？”
“那就不好说了……”
事隔多年，谈起港府当年何以取消竞投，霍英东欲言还止，没有讲明原因。但言语之间，还是隐约听出他觉得政府处事不公，并对港府的处理方法略有不满。
经过多年发展，海军船坞一带早已成为香港最繁荣的商业区之一。按一般人的理解，若港府当年不是临时取消这块地皮的竞投，则霍英东从中赚到的钱将是难以估量。但是，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
有一次，我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一名官员谈及此事。
我说：“如果霍英东当年投得海军船坞，他的财富可能成几何级数倍增。”
“那未必。”他淡然说。
“为什么这样说？”
“以后要卖地、自己发展、盖楼，港府不知怎样玩（刁难）你，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可以玩死你的。”
“港英方面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主要还是朝鲜战争的那段经历，我们认为是爱国的商业行为，港英方面却说是走私，一直对他有歧视。”
这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以来，经历的第二次打击。第一次于1955年，被传递解出境，此事至今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港府所为；而这次，却是港府歧视霍英东的第一次公开行为。
海军船坞投而不得，固然对霍英东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但对他的打击却很大。通过此事，霍英东清楚地看到港府对他有歧视，有意限制他的事业的发展。他因此很担心，不知道港府下一步怎样对待自己。也可能是从此开始，霍英东萌发了隐退的想法。
。。
第二十五章独力投标 宝地应得而失（2）
积极参与地产业社会事务
自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之后的一两年间，除一些在此之前动工的楼宇需要继续兴建外，霍英东几乎没有上新的地产项目。可能是由于当时地产市场仍然低迷，加之有感政府歧视自己，故霍英东那时发展地产业持的是观望的消极态度。
但是，作为地产建设商会的会长，霍英东却活跃于地产行业的社会事务方面，并在这方面扮演着领袖的角色。
地产建设商会刚成立不久，霍英东就以商会的名义，向政府致备忘录，凡商会会员建筑地盘施工遇到故障，请求准予延期动工，获政府批准延期一年免予罚款；敦促政府改变开投公地方法，暂停开投屋地，以调剂地产市场，此建议最后也获政府接纳；提供意见，要求港府健全售楼制度，完善大厦管理；发起、举办楼宇模型展览，为市民介绍香港近年地产业发
展的状况，活跃、刺激沉闷的楼市……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在60年代中期，协助香港建屋贷款公司，推行以照顾香港白领阶层为目的之廉息贷款建屋计划。
那时的霍英东，时常公开发表一些关于地产市道走势的讲话。1967年元旦，霍英东以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题为《一九六七年地产业与香港经济展望》的文章，畅谈地产形势。他在文中列举种种理由，阐明香港市道可望于1967年复苏：第一，香港自然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每年增加人口10余万人，每年需要楼房约万余套；第二，过去经营地产者，在无利可图之情况下，放弃经营，形成地盘开工者少，楼宇减产；第三，港府不断对地产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第四，经过两年来销售，尚存新楼不多，将来现货更感缺乏，有供不应求现象出现；第五，银行方面体谅地产业一时艰困，对于贷出款项，多不予以过分追迫；第六，东南亚局势动荡不定，不少游资流入香港，部分亦会投入地产业。
正如霍英东所料，香港地产市场在持续两年的低迷、疲软之后，果然在1967年初出现复苏景象，不少地盘先后动工，打桩声此起彼伏，楼宇交投活跃起来。
但是，地产市道初现复苏，只是极其短暂的回光返照现象。当时，香港正潜伏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动荡已经隐约可见。
改组霍兴业堂
饶有意味的是，霍英东在1967年元旦发表文章，预测香港地产行业将会复苏之后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公司做出一次重大的部署：改组霍兴业堂有限公司。霍兴业堂是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后成立的第一间公司，也是霍氏集团几十间公司之旗舰，其股权原来只由霍英东和其大太太吕燕妮持有；而后股权有所变化，主要股权分配给霍英东和吕燕妮所生的几名子女，少数股权分配给其母亲刘氏、其妹霍慕勤和二太太冯坚妮。
1967年2月，霍英东成立一间名为Beaulieu的有限公司，将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转移到
这间公司去，但保留其家人分取利润的权益。
耐人寻味的是，这家新公司的股东并不是霍英东及其妻子、儿女，而是另有他人，分别是其妹霍慕勤、妹夫蔡源霖，以及霍铭波、彭延匡和屈洪畴，其中屈洪畴是霍英东多年聘用的会计师。由于霍英东的家人仍然操纵新公司所有的优先股，并保留分取利润的权益，故这5个新股东并无染指他家人所收受的股息之权益。这样的安排虽然很少有，但用意却很明显，霍英东并不是要放弃对霍兴业堂的控制权，而是利用Beaulieu遥控霍兴业堂的业务和资产，而那5个新股东，充其量只是他的代理人而已。
那么，霍英东为什么对家族集团之旗舰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改组和部署？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虽然，1967年2月，主要是由于受内地时局的影响，“文革” 式的工潮在香港已偶有发生，香港隐现了时局不稳定之征兆。但一般而言，若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投资者会对商业活动持谨慎、观望的态度，而犯不着对自己的公司大动干戈，更换股东和重组股权结构。故而霍英东有此一着，应该与时局没有太多关系，倒是有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及由此生发的心境有关。
港英方面对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商业活动有看法，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1955年传被递解出境，使霍英东从此对自己的前途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自己可能遭不测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1965年竞投海军船坞应得而失，使霍英东更清楚看到港英当局对自己的歧见之深，也明白到港英当局不满他在香港工商界坐大，且要限制他的发展。既然有了这种心境，那霍英东改组公司、对公司权益进行调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显而易见，霍英东在1967年2月对霍兴业堂之改组，其目的是为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安排一个妥善的退路；也就是说，那时，霍英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若自己一旦遭遇
不测之祸，其家族生意和家族财产就可以因其公司已不在自己名下，而不受任何影响。这也
可视为霍英东淡出商界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那时，霍英东于商界隐退的想法已十分强烈。
果然，两个多月之后，他又做出了隐退江湖的第二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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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 观望香港前途（1）
踏入1967年，香港出现一连串“文革”式的工潮，时局不稳定，前途不明朗。彷徨中的霍英东最后决定远走高飞，远赴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旅居半年，避过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匆匆离港赴英国
1966年，内地爆发声势浩大的“文革”，各种造反组织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走资派”的恶浪，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的大###。
霍英东本是一介商贾，向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那时也异常地关注起时局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他那时已和内地方面建立一定的关系，自然关注内地的政局；另外，还因为内地的“文革”风潮已波及到他身处的港澳两地，置身其中，自然也不能不闻不问。
在澳门，1966年底，左派澳门平民上街游行、请愿，被澳门警方殴打，引起市民骚动，酿成警方枪杀8人、伤100多人的“一二·三事件”。民众遂罢工罢市，澳门出现开埠400多年最大的一次内乱，外地人视澳门为畏途。霍英东名下的赌场生意也一落千丈，赌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在香港，受内地“文革”浪潮之影响，也出现一连串的工潮，这些工潮是由渣华邮轮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勘青洲英泥厂的劳资纠纷引起的。其中，牵涉工潮之中的的士公司老板胡忠、胡应湘、何添还是霍英东的朋友，故他对这些工潮极为关注。
这些劳资纠纷，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发采取行动的，后来一些“左派”工会介入其中，行
动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每日都有人罢工罢市，在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派发传单的景象随
处可见，与内地如火如荼的“造反”浪潮并无两样。
一连串的工潮，影响到了香港的商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作为商人的霍英东，当时有一些楼盘正在兴建和出售，从自身的商业利益着想，当然希望工潮平息。但是，工潮却愈演愈烈，尤其是人造花厂的工潮，最后竟演变成了大骚乱。
1967年5月6日下午，在人造花厂九龙新蒲岗分厂门外，对立的两派工人发生冲突，警方出动2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用武力驱散工人，当场殴伤多人，拘捕21人，酿成流血事件……
霍英东在家里透过电视和广播，看到、听到了事件的经过后，思绪如潮，心情很复杂。经过一番考虑，当天晚上，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离开已经出现混乱和动荡的香港。
第二天一大早，他顾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员，只和家人简单打个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赶赴九龙启德机场，临时买票搭上飞往英国的客机，行踪非常神秘和迅速。
多年之后，谈起这段已经过去了28年的往事，霍英东告诉我：“那时，真是好笑，我连钱都没有准备，只带了几万元港币在身上……”
到英国住了一段时间后，霍英东又前往加拿大、美国等地，周游列国半年之久……
而在霍英东离港之后，事态进一步恶化，“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示威游行，霍英东属下的有荣公司的淘沙工人和运输工人，也参与大罢工。5月22日，游行队伍遭到警方武力镇压，200多人受重伤，多人被捕。之后，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先是工人大罢工，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尔后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出动逾千名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先进武器，围攻北角华丰国货公司。当时，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不满港府暴力镇压中国人，愤然辞去行政局首席议员等一切公职。进入8月，骚动扩大至边境地区，在沙头角一带，大量民众与英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六七风暴”，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它既使中英关系处于最低潮，也使香港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资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
出走外国乃因信心动摇
霍英东出走外国半年这回事，除了公司职员和家人知道外，外界并不太清楚，故我所搜集到的大量报章、书刊资料，对他的这段经历也只字不提。至于他当时的心情、思想如何，则更是只有寥寥几个知心的人才知道，因为霍英东极少向人提及这段经历。
1995年7月，我才第一次听说霍英东曾经出走半年的事，而且还是无意中听到的。有一天，我和霍英东等人一起坐船从香港赴番禺南沙岛，途中，我们聊起“六七风暴”的事。
“‘六七风暴’中，有一个‘斗委会’，曾经有人传你参加，有没有这回事？”我问霍英东。
霍英东断然否定：“没有，我当时已离开香港……”
“为什么离开香港？”我接着问。
“那夜塑料花事件一发生，第二天我就即刻去了英国……”霍英东欲言又止，答非所问，似乎不想深谈。
这时，坐在一旁的一位霍英东的助手说：“当时，内地正在搞‘文革’，不少人被剃头发，被迫下跪，一些从香港回去内地的知名人士也首当其冲，红线女被人剃头发，邓荣超也挨斗……见到这些情况，霍生思想受到一些冲击，担心香港也会这样，于是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 观望香港前途（2）
后来，在霍氏集团办公室，我又向霍英东提起这些问题。
“内地搞‘文革’，你认为与你有什么关系？”我问。
霍英东摇摇头：“那时‘文革’的一些做法，比如游行示威，批斗别人，剃发，下跪，要读毛主席语录，这些我并不太理解。当然，并不是害怕什么，但总是有一些担心‘文革’会波及香港……”
霍英东的担心并非多余。事实上，“文革”发生不久，港澳两地就受其影响，一些“左派”工会组织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文革”式的造反动荡已隐然可现。
“是什么直接的原因，促使你匆匆决定出走外国？”我又问。
“当然，并不单单是一件塑料花厂事件，在这之前，已经爆发了一些事。”霍英东开始侃侃而谈。
“较早前，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搞到何贤在街上晒了几个钟头，搞到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也晒了几个钟头。结果，英国撤走领事馆，到现在还没人恢复。一个‘一二·三事件’，澳门就成了一个死城，没有人敢去。
“胡应湘和他父亲胡忠的中央、上海的士公司事件，也搞得很大。胡应湘解雇一个工人，
一些司机就天天坐在车棚门口，不肯走，工人起来造反，最后搞到胡应湘要壮士断臂，几乎
把所有的士都卖给工人，平息事端。
“何添那家好像叫银龙的的士公司也一样，卖了一些的士，解雇工人，最多拿钱出来遣散他们，但工人不肯，一定要复工。不久，恒生银行门口 坐着一些人，最初坐10多个人，后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好像银行要挤提那样……”
胡应湘当时打理他父亲胡忠创建的的士生意，是香港最大的的士公司……中央和上海的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他当时还兼任香港地产商会副会长，与霍英东较为熟络。而何添当时是恒生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那时，霍氏集团的写字楼就设在恒生银行总行大厦里头，故每天上下班，霍英东都目睹工人静坐、抗议的情景。
这一连串的工潮，霍英东虽然不尽明白个中详情，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香港将会像内地一样，时局动荡不定，出现大的混乱。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这个时候的霍英东，心情一定很复杂，他虽然无从预测香港出现大动荡将会给市民带来什么影响，但他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生意、事业是否受到冲击而顾虑，更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忧。眼见香港时局动荡不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动摇；倘若这时又联想到港英当局向来对自己的歧视，那么对事业、对香港意兴阑珊，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动荡的时局中彷徨、迷茫的霍英东，于是决定暂且告别香港，远走高飞，避避已经逼近的风头。
半年的海外生活
谈了出走外国的原因，我们又谈到霍英东在外国半年的生活。
“你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住在什么地方？”
“我记得，起初好像是住在伦敦的一间叫做爱嘉顿的酒店。那时，在英国有很多笑话，用电灯、淋浴用热水，好像我们现在在香港打公共电话那样，要向一个小孔里扔进硬币，如果不及时把硬币扔进去，电灯会熄灭，淋浴时也会突然间没有热水。住酒店，样样都觉得不习惯，衣服没人洗，放着一大堆脏衣服。早晨要冲开水、饮茶，样样不方便……”
“在英国一直住在酒店吗？”
“不是。那时我有个儿子在英国读书。他们读书很头疼，他们在学校住宿，一到假期，学校一定叫他们搬走，连行李也要搬，没地方放；学生住酒店当然不太好，而一些出租屋一般不会租给学生，因为学生是短期居住。他们有时扮大人去租屋，但业主也不租给他们。我儿子假期起初住在同学家，但不方便，10多个同学住在一起。那时披头士正风靡全球，他们就模仿披头士，个个留长头发，日日去唐人街玩。我担心他学坏，于是干脆花了5000多英镑，在伦敦买了一栋半别墅式的房子。我后来就到自己的房子住下来。”
“半年间，一共去了几个国家？”
“去英国之后，又去了日本，最后一站是经加拿大去美国。那时，我还有儿子在美国、加拿大读书。那么多地方当中，在英国和加拿大住的时间最长，差不多有半年。”
“那在加拿大住在哪里？”
“在加拿大最初也是住酒店的，后来也买了房子。其实，本来并不想买的，我有一个同学很热心，一定要带我到温哥华去看一间屋，看完之后，不讲价也不好意思，于是随口还了一下价，不想买。但我去了美国，我儿子打来电话，说对方同意卖给我。当时，那间屋只是几十万港元，小数目，但买了以后又怎样？于是，我叫儿子叫人去装修一下。”
“半年间，你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起初是，后来我老妈子也出来，我顺便带她到处去游埠……说起来，我跟董浩云真是有缘分。他是‘船王’，我是做小船的‘船仔’。讲起来真凑巧，那次，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是‘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客船。船到纽约，董浩云接待我，请我吃饭，陪我参加一些应酬。之前，我和他没有来往过。那时我陪老妈子游埠，环游世界还去了法国、英国……不久，董浩云买下‘伊丽莎白皇后二号’客船，但不久就发生火灾，他还租我们将军澳的船厂仓库拆这条船……之后，还一度想合作发展货柜码头。”
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 观望香港前途（3）
当然，霍英东与董家的缘份也不止于此。80年代中期，董浩云一手创办的“东方海外”濒临破产时，正是霍英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助“东方海外”一臂之力。但这是后话，后文自有详述。
“半年生活怎样过？是不是深居简出？”我问。
“都不是深居简出，照样打球。那时，有一个洋教练教人打球，我就与他打。”霍英东答道。
半年间，霍英东与母亲结伴同行，其间曾有过不少有趣的事。以下两则趣事，就是来自霍氏集团一位职员的讲述：
“那时的霍老板，虽然已经富甲一方，但样子并不显眼。他个子不算太高，皮肤有些黑，头发也开始稀落，到外国去，站在那些高大威猛的洋人中间，自然更不起眼。一次，他和几个洋人同搭一家高级酒店的电梯，他被洋人夹在中间。突然间，有个洋人掏出几块钱递给霍老板，霍老板一时反应不过来，拿着钱，不知如何是好。原来那些洋人认为霍老板就是酒店电梯的侍应生，那几块钱是给他的小费。等霍老板反应过来，正想把钱还给对方，向对方解释的时候，洋人已经走出了电梯。
“他母亲霍老太也闹过笑话。霍老太喜欢赌钱，霍老板就带她到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玩，并陪她到赌场赌几铺。霍老太有吐痰的习惯，她一边赌钱，一边就地吐痰，很不雅观。每吐一次痰，她就拿一些钱给身旁的侍应生，叫他们打扫干净。霍老板站在一旁，很尴尬，但也拿她没办法，只好多拿些小费给侍应生……”
听到这些趣事，我问这位职员，这是真有其事，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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