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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市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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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7）
1997年，南非通过了一项颁发强制特许令的法案，使人们能买得起主要药物。这意味着强制使用专利，制造或者进口仿制药品，并给专利持有者支付专利费。削减了非洲药品制造商需要支付的专利许可费之后，政府预计可以把药品的价格降低50％~90％，从而使药品得到更广泛的使用。泰国也效仿南非通过了允许规避药品专利的法律。
发展中国家认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一个条款准许他们忽视专利权，自己生产某些药品，即在出现公共卫生危机时，强制特许令是可以采用的。美国政府自己有时也对某些专利采取强制特许令的措施，常常是由于反垄断的缘故。政府会命令某家公司开放技术，以便打破垄断。
跨国制药公司并不认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指控无视专利权的行为是非法的。他们游说美国政府对巴西施以贸易制裁。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谈到巴西时说：“他们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应该和我们的公司进行合作。”该协会同样反对南非的做法。发言人说，这样的立法是在“废除知识产权，如果全世界都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那会大大抑制科学研究”。他接着说，南非的行动是“盗版行为”。专栏作家安德鲁·苏利文也站在厂商的立场上，他写道：“印度和巴西的那些公司是美国产品最好的仿制者，也是最坏的小偷。”r米r花r书r库r ；__
制药公司拼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比如，2000年的时候，来自印度的西普拉公司开始在加纳销售一种抗艾滋病药物，该药品是跨国企业葛兰素威康公司一种药物的仿制品，售价只有专利药品的1/10。非洲当地的专利部门裁定，葛兰素威康公司的专利在加纳无效。然而，在葛兰素威康公司威胁要起诉之后，西普拉公司还是停止了销售。
发展中国家表示，为了抢救生命，它们需要废除专利。一位肯尼亚的议员说：“当我们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拒绝让他们获得延长生命的药品呢？”制药公司则反驳说，为了鼓励创新，专利权是必要的。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知识产权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保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失去开发新的、更有效的抗艾滋病药物的激励。”
到底哪一边是对的呢？专利是一项并不完美的制度设计，废除它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既然无关原则，那我们在评判双方相互对立的主张时只需要比较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就可以了。
强制特许令会带来某些成本：践踏制药公司的知识产权，使药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将意味着利润的减少，用于研究更新、更好的药品的费用也会削减。其收益则是：死亡率会降低。尽管只能挽救一小部分非洲的艾滋病人（因为要让更多的非洲患者获得药品，只有降价是不够的），但数千万人的一小部分就意味着许许多多的生命。
第三章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8）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成本收益是很容易计算的——结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既然高价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原来就卖得很少，那么允许非洲搭上世界药品创新的便车，将不会造成制药公司利润的大幅降低，也很少或根本不会影响研究投资。比如，1999年的时候，葛兰素威康公司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销售额只占其全部4。54亿美元销售收入的10％。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其他地区的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什么直接成本。但是，如果树立了一个先例，导致其他药物的专利也被践踏，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的开端效应，会带来一种间接成本。还有，把廉价药品走私回西方国家，会从根本上动摇制药公司的定价。但是，挽救或者延长许多生命所带来的收益毕竟是无法估量的。除非有人执着地相信知识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贫穷国家规避知识产权所产生的收益肯定将超过其成本。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令是一项应付危机的措施，这一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4米4花4书4库4 ；www。7mihua。com
刚开始，美国政府并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在制药公司慷慨的政治游说之下，它倒向了产业界一边。克林顿政府以贸易制裁威胁那些仿制药品的国家，美国国会也威胁说，要减少援助。1999年，美国国务院（StateDepartment）在一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美国政府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在积极、一致地努力说服南非政府撤销或修订它的药品专利权法律”。美国还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递交了一份对巴西的控诉，指责巴西政府允许当地公司仿制其他公司的专利药品，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
然而，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慈善组织抓住契机，引导了公众舆论。报纸上经常报道艾滋病患者的苦难，积极分子还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早期阶段，他们对参加竞选的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穷追不舍，大声质疑他的演讲。一个社会团体还在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总部门口搭建了“垂死舞台”，布置了墓碑的模型，在身体上涂上白灰，并且打出“让每个国家都用上药品”的标语。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部分股东出于对这一事件本身的考虑，以及出于对公司的公众形象影响股价的担心，也发起了一场运动，以降低自己的药品在贫穷国家的销售价格。由于这样一个广泛的公众压力，到2001年为止，在公共卫生专家向世界发出贫穷国家即将爆发艾滋病危机的警告10年之后，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
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不再对撤销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制裁。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设立了专项基金。欧盟提出了一个两部分的计划：梯级定价，降低贫穷国家的药品价格；改革国际专利规则，让贫穷国家更容易进口仿制药品。私人慈善事业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夫妇创办了全球儿童疫苗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免疫事业负担成本。当然，投资总额依然不足，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测算，还有数百亿美元的缺口。
第三章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9）
当时，有39家制药公司对南非政府提起诉讼，指责南非的法律允许践踏专利，违反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抗议者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法庭外高举标语，称制药公司的总裁是“艾滋病吸血鬼”、“比病毒还要邪恶”。人们指责制药公司把挣钱置于生命之上，使诉讼演变为那些公司的公共关系危机。2001年4月，他们放弃了诉讼。一位名叫马谢科的南非艾滋病患者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官司，否则很多人都只有去死。只有赢得这场官司，我们才有希望。我们必须赢。”制药公司撤回这次诉讼开创了一个先例，意味着贫穷国家可以因为公共健康的原因取消专利权。
2000年，五大制药公司同意通过谈判降低他们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和亚洲的售价。2001年，主要的大公司宣布，他们将以制造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艾滋病药物，大约是西方国家药价的1/10。默克公司一位名叫乌德沃森的高层主管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加工过程将在当地进行，以防这些药品重新出口到发达国家。”他补充说，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医疗基础设施和药品分销体系。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麦克高德里克则说：“我们不打算在非洲的抗艾滋病药物上获取什么利润，我们的专利不会成为障碍。”u米u花u书u库u ；www。7mihua。com
在印度的仿制药品制造商带来竞争之后，正常的市场力量开始推动西方制药公司改变自己的定价。但是，这一转变同时也是那些社会活动家推动的结果。抗艾滋病药物的故事告诉我们，消费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援助组织、宣传团体，及新闻媒体——都可以推动市场的重建。如下的事实也许并不是巧合：那些积极改变市场规则的国家——巴西、南非、印度和泰国——都是民选政府，它们更容易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
不过，在贫穷国家以成本价来销售抗艾滋病药物的解决办法，不能套用到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上。在我们权衡解除专利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时，抗艾滋病的药物属于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些药品的发明是依靠有着巨大利润的发达国家的市场所推动的。不论采用怎样的定价政策，贫穷国家给治疗艾滋病药物提供的利润都只能占制药公司全球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因此，虽然它们不足以弥补研究的巨大成本，却不至于严重挫伤创新激励。相反，对于那些没有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疾病而言，践踏专利权对研发激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其危害可能会超过全部收益。让贫穷国家搭便车能实现潜在的收益，仅仅适用于那些已使发达国家卷入其中，并且有了能推动创新的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疾病。而对于热带病，没有专利就意味着没有创新。免费获得创新成果的做法将使我们一无所获，因为根本就没有创新。
对于那些治疗只有在贫穷国家才有的疾病的药物，需要在市场设计上做更深层的改革才行。要保证这些药物的科学研究继续下去，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需的。当然，我们或许能找到实施专利制度的其他途径。怎样才能产生激励，以研究开发出对付贫穷国家疾病的新药呢？在标准的专利体系之下，这些药物不可能成功地开发出来，因为尽管有非常大的潜在社会价值，从中所挣取的经济回报却不足以弥补研发成本。
第四章 让信息自由流动（1）
古老的中东集市是游记中常见的素材。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你可以通过一道叫作巴布·道卡拉的花砖门进入这样的集市中，那是一座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商人，密布着错综复杂的狭窄街道的迷宫。扑面而来的是各式调味品的辛辣气味、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华丽色彩，以及赶骡人的大声吆喝。商人们提供着各种精美的食品：、薄荷、奶酪和肉类。手工艺者按照他们的产品分门别类地聚集在一起：陶器、鞋子、铜器、木制品、雕刻品、衣服、篮子和镶嵌画。
就像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提到的那样，在这样的集市里，信息是“贫乏、不充分、分布不均、交流效率低下的，因此也十分珍贵。从产品的质量、时价到市场潜力和生产成本，许多情况大家都非常不清楚。虽然说集市也采取了某些措施，试图增加部分人掌握的信息，但这往往会让另外一部分人更加不清楚行情，甚至会把某些人故意排斥在外。”除了特别便宜的商品外，所有商品都没有把价格明确标注出来，不存在商标，也没有广告。有经验的买方会四处打听，以防卖家要价过高，或者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顾客要花许多时间来比较各种待售的物品，而商人们同样也得花时间来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东西。格尔茨说：“寻找信息是市场生活的核心。它才是市场上的高级艺术，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因它而改变。”
市场上的商人有时还故意隐瞒价格信息，主动增加信息搜集的成本。讨价还价的过程十分隐秘，以便他们可以给熟悉的顾客以特惠的价格，而不让其他购物者搭便车。据报道，在也门那里，商人和顾客之间在讨价还价时会用一块布来遮住他们的手，悄悄地商量。他们的谈判是通过手指的移动来完成的，每根手指都代表一个数，然后用彼此的眼神来表示同意或者反对。
试想一下，你现在穿过马拉喀什那道花砖门，步入集市中，你想买一把黄铜壶作为纪念品。许多铜器商人都聚集在某个区域，在几秒钟之内，你就可以从一个商铺走到下一个商铺，因此，在商品中做一番比较还是十分容易的。但是，这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本。你在马拉喀什只能停留有限的几天，你还有许多别的地方没有去。当你在商人之中穿梭，以搜寻不同的商品和价格时，同行的旅伴开始抱怨了，他们要你赶快拿定主意，早点买好东西，然后大家才能向下一个景点进发。所以，要想找到一个理想的报价，需要付出的成本并不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最终，你付了过高的价钱。就像任何从富裕的西方国家到贫穷国家旅游的人一样，大家早晚会从痛苦的经验中知道这一点：游客绝不是集市商人的对手。这不只是由于还价技巧方面的欠缺，那些商人当然是很强硬、老练的谈判者，同时，大多数游客对于当地的物价水平缺乏了解，也很难判断工艺品的质量。而且，即使我们假定你是一个老练的还价者，又是一个商品价值判断的行家，但你去四处闲逛是需要成本的。虽然这样的成本很小，但也足以使那些商人们结成联盟，拒绝价格竞争。结果，你还是得出高价。
让我们更详细地探讨一下游客被欺骗的道理。我们设想，有许多家商铺提供你想要的那种黄铜壶，你最多愿意出10美元（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假定卖方知道你的保留价格，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那你将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对所有的商人来说，壶的成本总共是5美元，包括批发价格、商铺的租金、劳动力的成本，以及维持生意需要的最小利润。你已经同一个商人接触过，并且得到了一个要价。如果你还想获得更多的价格信息，你就得和其他商人交谈。这就意味着你要多走一点路，多花一些时间，这些成本可以很小，但不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商人会向你要多少价呢？
第四章 让信息自由流动（2）
一种特殊情况是，我们假设只有一个商人在卖这种黄铜壶，此时你得到的将是垄断价格，刚好等于你所愿意付出的最高价格10美元，而商人将迅速赚取百分之百的利润。另外一种特殊情况是，假定有许多商人在卖这种壶，而你的消息非常灵通，你可以自由地从报价最低的商人手里买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商人的要价都会是5美元。为了从竞争者手中把你的这笔生意抢过来，每个商人都会报出更低的价格，使得报价一路下跌，直到刚好能弥补他们成本的地方为止。竞争的结果，将是你捞到一个便宜货。
但当信息不是免费获得的时候，这种竞争就不会发生。每个商人都会索要10美元的高价，市场将稳定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商人之间相互串谋，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只要买方缺乏足够的信息，就足以使价格居高不下。
我们假定，如果所有的商人都要价10美元，那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如果降价，不是能早点儿把东西卖出去，获得更好的结果吗？然而，降价也有它不利的一面，与索要高价相比，降价将使该商铺从顾客那里得到的收入减少。如果信息可以免费获取，那么降价者就可望获得更多的顾客，在销售数量上得到补偿。然而，当信息收集存在成本的时候，销售数量的增长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比如说，在每一个商人身上，你需要花费的信息收集成本大约为10美分，或者更多，那么假如有50个商铺在提供这种壶，即使你知道可能有人愿意以成本价卖给你，你节省下来的5美元恐怕还不足以弥补收集信息所付出的成本。因为要找到这个人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一样，多访问一个卖家，你就有五十分之一的机会找到肯降价的人，因此，你去访问他所获得的平均回报是10美分（即5美元乘以五十分之一），刚好等于你多一次议价需要付出的成本。这样子收集信息是不划算的。所以，降价者的销售数量就很少甚至根本不能得到提高，他还是会把价格重新抬高回来。
可以说，索要高价的结果是基于商人们自我实现的预期。和你议价的商人知道，你到其他所有商人那里也会碰到同样高的价格，而且你需要为寻找其他报价支付信息成本。因此这个和你议价的商人还是会索要一样的高价。你掉进了陷阱当中，被迫付出过高的价格。
要让竞争发挥作用，就必须使那些降价的商人获得好处。倘若信息是免费的，这样的情形就将发生。但是，当信息搜集的成本把顾客困住以后，卖方如果主动降价就会处于得不偿失的境地。逛商店的成本尽管与所购商品的价值比起来显得微乎其微，但仍然可以阻止竞争的爆发。每一位商人都变成了一个小垄断者。由于买方有信息收集成本，商人就大有利润可图。小小的交易成本能产生巨大的效应。
今天的经济学已经把信息问题当成了研究的核心。肯尼思·阿罗教授在2000年说道：“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概念就是信息的重要性，以及信息的传播。”
第四章 让信息自由流动（3）
信息供给的不均匀会造成两种市场摩擦。其一是信息搜集的成本，要知道商品的种类、地点和价格，就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其二是评估成本，即购买方在评价商品的质量时遇到的困难。一个成功的市场应该具有良好的机制，以控制由于信息传播不畅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信息搜集的成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市场失灵。除了搜寻本身的乐趣以外，获取信息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要是能花在其他事情上恐怕会更好。而且，搜寻成本有时会导致交易在错误的对象之间发生，或者在根本上阻挠交易的发生。因为如果信息搜集的成本很高，购物者可能就不愿意找得太远，甚至会放弃寻找。由于不容易找到另外一家商铺，你可能就会到自己所熟悉的卖家那里去买东西，然而，可能有别的商店愿意提供给你更好的价格，或者贮存能够更好地满足你的需要的产品。信息收集成本会导致买方和卖方之间实力对比不匹配，有时会阻碍互利的交易进行下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信息收集成本还会削弱竞争的强度。消费者存在选择，并不意味着市场就能在竞争中运作。为了实现有效的竞争，买方必须能够轻易地在各种选择之中进行比较。％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信息是市场活力的源泉。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有卖，谁需要它，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信息不能够自由流动，那么市场的运作将变得十分糟糕。虽然说信息完全实现自由流动也是极少见的情况，但是功能良好的市场却拥有各种各样的机制来帮助信息的流动，从而解决你在马拉喀什集市上购物所遇到难题。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机制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没有注意到它，然而当它的缺失导致市场失灵之后，我们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信息收集成本决定着市场的绩效。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当许多人都不能找到工作的时候，失业就出现了。”虽然说柯立芝是出了名的爱对琐事喋喋不休的人，但是他的上述说法其实并不是废话。许多求职者不能够找到工作，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岗位，而是由于存在信息搜集的成本。寻找一个工作将是一件费时又费钱的活儿。
在马拉喀什集市上游人会被宰，这样的遭遇提醒我们，如果缺乏传递信息的机制，将导致多么严重的市场失灵。然而，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存在的。经常在集市上买东西的当地人所处的环境就和旅游者完全不一样。与格尔茨所说的一样，当地人同样面临着交易成本以及对产品和价格的无知，这些和旅游者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市场上另外存在着一种对抗性的力量，阻止了商人向当地人索要高价：即商人们都希望能有回头客。
与游客不同，经常到市场上买东西的当地人会与特定的商人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虽然他们也可能会随意地向其他商人问个价，以了解当前的行情，但最后他们往往会回到熟悉的商人那里，认真地讨价还价。这种联系是为了便捷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友谊。买方和卖方始终是对手。购物者愿意出低价，而商人希望得到高价，他们会长久而艰苦地进行价格谈判。但是，他们的利益也并不完全是对立的。购物者重视与商铺之间的固定联系，以保证自己不会上当受骗，而商人们则希望让购物者满意，以便明天再来。这样的客户关系可以节省信息搜集的成本，所以，商人对常客的要价就可以降低。
第四章 让信息自由流动（4）
反复的贸易关系可以部分地解决信息收集问题。可是，要想彻底改善信息的供应，一个成熟的市场还需要建立额外的机制。
大部分市场都包含有各种机制，可以克服信息收集产生的摩擦，让竞争发挥它的威力，把商品的价格降下来。像“消费者报告”和“黄页”这样的服务，就降低了信息搜集的成本。口碑相传也是便捷的购物信息的来源。那些打算长期经营的卖家可能放弃价格欺诈，以便争取“回头客”。广告和降价促销可以将顾客从竞争对手的商店中夺过来。品牌和商标同样可以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收集成本，另外，像批发商和贸易公司这类市场中介商可以减少企业的信息收集成本。市场上存在许许多多的机制，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获得信息，减轻信息收集成本所带来的反竞争效应。
信息搜集成本还给企业家们带来了创新机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信息搜集的成本很小，但仍然可以导致市场上出现过高的要价，除非有某些额外的力量可以抵消这种效应。搜集信息是一种浪费性的活动，因此，买方可能愿意花钱来购买帮助自己找到信息的服务。当信息搜集存在成本的时候，由于买卖双方相互都不能准确定位，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可能无法达成。因此，像房地产中介这样的买卖撮合中间人就可以给大家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信息收集成本既然造成了无效率，那么对这种情况的纠正就能产生收益。
批发商和贸易公司也是这类中介商，他们通过降低信息收集成本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契机。假如你在为一家美国的时尚鞋类制造商工作，你们打算把产品外包到一个成本较低的地方，那么，你将如何着手寻找一家合适的海外签约公司呢？你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调查海外的公司，考察他们的厂房，测试他们员工的能力，还可以讨价还价。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个寻找过程通过合同委托给一个专业机构去做。例如，中国台湾地区就有这样一些公司，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时尚设计公司及中国台湾当地的制鞋商中间牵线搭桥。加州大学的地理学家邢幼田介绍说，那些贸易公司掌握着许多中国台湾地区制鞋商的“经营和财务信息”。它们同时也在收集另一方的各种信息：美国和欧洲的买方的需求和信誉。当一份订单到来的时候，这些贸易公司的雇员常常会下到工厂去，监督产品的质量。如果西方国家的公司和中国台湾的承包商之间发生了什么争端，贸易公司就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因此，这些公司可以扮演忠实的经纪人的角色。它们让这个市场更好地运作起来，也给自己赢得了利润。
去除中间商是一种常见的节约方式，但有时，中间商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如果信息的流动是自由的，那么中间商就可以去除；而当信息不能自由流动时，中间商就是有用的。
“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但信息也同样应该是昂贵的。”这一高科技领域的魔咒同样适用于普通的产业。上面这句话是计算机天才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名言，他进一步解释说：“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因为它的传播、复制和重组已经变得如此容易，便宜得都不值得算计了。但它也应该是昂贵的，因为对于接收者来说，它往往显得无比珍贵。”
第四章 让信息自由流动（5）
任何能够使买方更加方便地获得信息的机制都会增强顾客的力量。随着各种各样的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的创新手段（比如说电子商务）的出现，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人们在信息搜寻上所浪费的时间和金钱更少了，买方和卖方的实力对比更加均衡，价格变得更具竞争性，这些都有利于顾客。
或多或少地，当创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之后，卖方也会同样得到好处。因为获取信息的过程会消耗许多资源，所以改善市场的信息流可以产生双赢的结局。随着市场的运转更有效率，买卖双方都能从中受益。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卖方的情况也可能会变得更糟。由于信息搜寻成本的存在，买方可能受制于卖方，被迫支付更高的价格，在信息搜寻成本降低以后，商品的售价有可能大大下降。d米d花d书d库d ；__
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也使长途货运行业从中受益，它改善了运送配置，使得那些向某个地方运送货物的卡车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可以运送另一批货物，而不至于空驶。在过去，卡车司机或者调度员需要打许多电话，才能得到合适的运送信息。现在，互联网上可以提供很多关于卡车运力和待运货物的实时信息。企业家们开创了这样的网站，在使用密码登录以后，你就可以获得有关的信息。如今，很多卡车司机和有货物需要运输的公司都通过缴纳月租费的形式来订阅这些网站，卡车空驶回程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有报道说，由此产生了20％甚至更高的收益。卡车司机理查德·克斯切曼是第一个在卡车上安装便携式电脑的司机。他把割草机用的电池放在保龄球袋内，随时为便携式电脑供电。在接收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克斯切曼谈道，他在达拉斯遇到另一个卡车司机，那个人已经在当地逗留了3天，还没有找到返回新泽西的活儿。于是，克斯切曼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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