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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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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动作，他的财富或是能量才如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让我们整个温州大吃一惊。
我这些年边做边玩，跑遍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信息量是相当大的，遇到的温州企业家不少。有在某市或某县是荣誉市民，有在某市担任名誉市长，至于挂着政协委员、杰出贡献的企业家等等衔头的人更不少。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却不为温州所知，他们可以称之为老板大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我认识一位在西北养蜂的温州张老板。一般养蜂人是不会被人称为老板的，大家都知道，养蜂非常辛苦，蜂随蜜源走，养蜂人便要风餐露宿。在野外，吃不好，睡不好，也不可能穿得好。有时忙得胡子不及刮，一张黑炭似的脸，演张飞李逵不用化妆，人家不把你当成乞丐已经是很好的了。但张老板近几年连续承包了西北几处的几个蜂产品厂，每年的产值论亿的，不称老板称什么？与张老板异曲同工的几位瑞安农民，在黑龙江承包了近四万亩的农田搞种植与粮食深加工，不称老板称什么？我在山东淄博莱芜一带坐着汽车转转，看到一个大烟囱，问陪同的一位副市长，这是水泥厂吧，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年产多少多少万吨；又看见一条高烟囱，这是陶瓷厂吧，他又说，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又看见一处大水面和旁边的大片农田，用铁丝水泥桩拦着，我说这个农场挺大的，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立体生态农业园区……这些承包者应当也是不小的老板。山东的一位熟人见了我直摇头：你们温州人无孔不入，“太可怕了”。他们认为“可怕”的老板，都是老板队伍中的生力军。十几年前，我们在写《遥望温州》时曾提到，“温州人会有一天承包全中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豪言壮语，但说全国各地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这已经成为事实。从小水塘、小山包，到数万亩农田；从小商店、小柜台，到整个百货公司；从小部门、小车间，到整座大工厂，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
有时，温州人的胃口也实在太大了，譬如有人承包楠溪江一整条江的水面，几十公里长，范围太广了。打渔的、捕虾的，私人管不过来，承包便成了问题。还有承包整片山林的，几千上万亩，水果成熟了，有人来哄抢；林木成材了，有人来盗伐。还有的辛苦了几年，眼看着有收获了，当地的政府也眼红，变政策了，提高承包条件，不从就设卡，经营不下去了。这种情况时有见报，可见承包的老板比之传统意义上的老板难当。
在世界各国做生意的温州人，只能称为“多国部队”了，虽说这个部队比较复杂，却也可以分类。这支老板队伍人数有数十万，从事的行业却不多。餐饮业是大头，其次是进出口贸易，接着是皮革箱包和服装鞋帽业。除这四个行业之外，其余的便是散兵游勇，老板的人数便少得多。如我有熟人在巴黎开首饰店，在纽约开礼品店，在多伦多开工艺品店，还有办麻将馆、洗衣房、中文学校、针灸诊所等等。
温州的老板五花八门，一时也说不清多少，“十个温州人，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之说虽然有夸大之嫌不甚确切，离事实却也不远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许多外地人对温州人的评语之一。确实，温州人并不高大威猛，也不大会豪言壮语，有的还现出一种木讷猥琐的神情来，往往会将人们的感觉引入歧途。一旦他们做出了大手笔的事业来，一如我前面提到的张老板和在北大荒承包几万亩农田温州农民，便会让人大吃一惊，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语。
游兵散勇与鲶鱼效应
房东当然也是老板。温州人不大爱炒股，却爱炒房。炒股费时费力，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并且需要一定的知识。炒房省力省时。不是有句顺口溜，与我前面提到过的“四大傻”属姐妹篇，叫做“四大背”（背时的意思），“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成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炒房变房东，不管怎么样房子总在，一时卖不出去可以出租，也可以自己住，炒股变股东就麻烦了，可能你手中的股是垃圾股，会一文不值。所以温州人中股民不多，而炒房炒得杭州、上海这种大城市的房价都叫温州人给炒上去了。有消息说去年海南博鳌拍卖十六幢海滨别墅，都是开论坛会时外国元首住过的。价格每幢由几百万到一千多万元不等，大多数由温州人买走了。开始时还不知道，因为有些是北京公司过来买的，后来一打听，这些北京公司是温州人在北京开的。
房东老板也是不等的，工薪阶级省吃俭用，积蓄个几万元，去偏远的地方买个总价二十多万元的房子出租，用租金来还按揭款，他也当了老板。如前面所说的用上千万元买一幢别墅，交给酒店管理，租给来博鳌的大款游客居住，也是房东老板。但最多的是花个几十万到百把万元，在杭州或上海买套房子或写字楼出租，拿租金来补贴日用。候到房价飙升，就出手卖掉，再去买一套来。在温州这样的房东老板不少，而且大多是女的。老公做生意办公司或搞实业办工厂由他做去，自己拿钱炒炒房，既赚钱又轻松，我太太就炒过房，但似乎没赚多少钱。
我说过，温州的文人心眼活，报纸的编辑从广告和消息中看到了商机，就组织“购房团”，带他们到上海、杭州，如今又去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去购房。譬如《温州晚报》的购房团最活跃，举着旗子，大都是由中年妇女担纲，到哪个城市都很抢眼，中央电视台还发了消息。这一炒作便麻烦了，本来是个别的、静悄悄进行的事变成了沸沸扬扬，一些城市便认为房价飙升是温州炒房团惹的祸，开始遏制炒房了。如上海，定出房子未造好之前不许转手；有些城市规定二手房不可按揭等等。其实他们不知道，偌大的国家，温州人有多少？能掀起多大的浪？温州人的炒房仅仅是起一种“鲶鱼效应”而已，对房产市场的作用是促进，不应该遏阻的。
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卖鱼的人，特别是长途贩鱼的人都知道，也许他们不用这个词。一船舱的鱼或一大车的鱼，譬如说鲫鱼吧，在运输过程中主人往往会在里边放上几条鲶鱼。鲶鱼无鳞，黑黑的，嘴边有触须，生命力特强。长途运输过程中那些鲫鱼会昏头昏脑，很容易泛白，鲶鱼却会东游西窜，将一舱死水搅动，鲫鱼们便也兴奋起来，摇头摆尾，运到目的地还是活蹦乱跳的，否则便有可能是死鱼一堆。这就叫“鲶鱼效应”。
温州人的炒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所起的作用便是鲶鱼效应，很有必要。多年做房地产行业，我深知个中道理，如我在山东的房地产项目就给我这种启示。山东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并不活跃，我们所造的小区是全部竣工验收之后推向市场，人们才来挑挑拣拣的。一套总房价才二十万元左右（即每平米一千多元），有的人手头已经积到十八万，还是不敢来买。按揭？万一还不出钱不是房产要让银行收走吗？人们疑虑重重，说明市场一潭死水，直至去年才有点激活，我们的小区便卖光了。如果有温州人去炒一炒，市场会整个激活起来，要知道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前面说的这些人都是自生自灭的小老板，有的为养家糊口，并填补了市场的空白点。有的又是玩票，可以做时就做，不能做时就罢了。这些老板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人数不定，有的可能今天是老板，明天又得去找工做了。也有的自炒房开始，后来自寻地块建房，成了真正的房地产商。这些老板我称之为老板中的散兵游勇，但老板队伍中少不了这批人，并且数量还不少，起的作用也很大，那就是所说的“鲶鱼效应”。
温州老板也不好当
话又说回来，有时，这种评语也应从反面来理解，特别是在温州本地。有的老板开的是奔驰、宝马，戴的是伯爵劳力士，穿的是BOSS，范思哲，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说不定他的目的是为借到钱，或者做给债主看的。某一天，突然他的企业关门大吉，他自己也随之影迹无迹了。前些时间，奥利士制衣公司，仕登制衣公司的突然倒闭，便在温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是大公司，媒体有连篇累牍的报道。欠的是银行的钱，虽说轰动，社会的影响不大。有的公司搞集资，社会上的许多人将自己的辛苦钱都放进去，为的是要点比银行高的利息，结果连本金都没了。比如2003年轰动温州的东方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在温州沸沸扬扬。老板名叫苏方中，是温州崛起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为人精明能干，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个集团公司在温州拥有东风家具厂、东风城市信用社等企业，又在深圳搞房地产，建了一幢几十层的中南大厦。资金不够了，便搞非法吸储，温州的一些退休老干部都将自己的积蓄存到他们那边。结果这个公司破产了，苏方中也被提起公诉。那些老干部奔走呼号，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公司破产后有多少资金回笼，债主按各自比例回收，据说只能拿到原值的二三成而已。
在这方面我也吃过一个亏，一位老朋友、老同事来找我帮忙，替他的儿子担保一笔小额贷款，二十万元。这朋友的儿子开一家童装公司，还有一点知名度，在上海、温州都有门市部，还代理法国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便替他担保了，结果他儿子两夫妇突然失踪，留下一堆烂摊子和一屁股债，我只能帮他还了这笔贷款。苦的是他手下的员工，据说都有集资，他们这一走，员工们都傻了眼，只能搬一些下脚的童装回去，又卖不了几个钱。早几年，在温州颇有名气的法国鳄鱼代理商郑建武也是如此突然消失，留下一摊债务，其中有不少是他的亲友借给他的，这也曾是街谈巷议的话题。
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一旦遇上不测的事，就很难运作，无法抗御风险。我估计，“非典时期”又会有些企业受到影响，我们的酒店，五月份便亏了一百多万就是例子。“人不可貌相”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也在此述说一下，别以为人家开名车，穿名牌，出手大方，说不定按温州的说法是个“空壳大老蟹”——败军之将。在此附上一笔，以免我的“闲说”有专事吹捧温州老板之嫌。
在鞋革业，“耐宝”公司曾经是龙头企业，“耐宝”珠光女皮鞋，在1991年就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展销会质量特等奖。但在九十年代末，“耐宝”鞋业公司却因负债率过高而破产，知名度很高的老板王成栋大约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去了外省市。在服装业，“仕登”服饰公司，聘请香港知名艺人钟镇涛作为品牌代言人，也曾经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奥利士”制衣公司，在温州的知名度也很高，都因为担保人或自己的负债率过高而破产。“奥利士”的老板曹先生为旅居奥地利的温州人，公司破产之后又回到了奥地利。
还有一些工厂主，突然之间失踪，大门紧闭，讨债的人、拿不到工资的人围在门口，人头攒动，议论纷纷。因为资不抵债，老板一走了之，温州的媒体不时有此类报道。可见老板也不是好当的。附带一说。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
有关温州老板的书现在是很多了，大致上是一个模式的，似乎都是怎么样白手起家，又如何艰苦奋斗，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我们办《文学青年》杂志时就曾出版过几个专辑，叫《星星之光》，就是写这个的。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至今又有多少此类的作品可想而知。不是“白手起家说”不对，温州确实没有现成的老板，无论是解放前还是现在，也无论是在国外的温州华侨。只是不愿意再炒冷饭，所以不再说谁的发家史，只就我所熟悉的人和事来描述一下这个白手起家的群体。
先说解放前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温州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辟为通商口岸的，现代西方式的资本经营模式应当从此时开始。但这个“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温州的发展，就连孙诒让先生办的实业也无法壮大，更不会出现如胡雪岩这般的大商人、大老板了。温州后来有点名气的老板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家的，因为那时已经有了现在这种铁壳大轮船，交通问题一解决，温州才可以与外界互通有无。开放改革才能发展一点不假，闭关自守永无出路，何况温州的闭关还是双重的，既有人为的因素，又有地理条件的制约。温州现时有名的五马步行街那些颇有特色的建筑，便是二三十年代大发展的见证。
解放前温州的老板是白手起家的。温州一解放，“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等，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目标和对像都是地主，资本家和旧政府人员，他们中的被关、被杀的人的资产是要被政府没收的，不可能留给子女。逃过这些劫难的老板，也没能逃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后的老板对企业就没有管理权，管理权在公方代表手中，而且企业的盈亏与资方无关，也就是说，哪怕赚再多的钱，他们也拿不到，他们只拿定息。所谓的定息类似于现在的股息，一般按年息5％来支付。但我不知对资本家的企业价值是如何评定的，反正他们能拿到的定息都只是一笔很小的数字。
吴百亨先生（1894…1973）是温州最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也是温州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他牧牛出身，后当药房学徒。白手起家，最盛时开有西山瓷器厂、百好奶厂、远东蛋粉厂、西山造纸厂、百好酿造厂、五洲大药房、中国食品罐头厂等等工厂和商店。但他的出名和贡献不是所办的工厂数量多，而是他的“擒雕牌”炼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工业相当落后，还不曾有乳制品生产，英帝国主义的英瑞公司出品的鹰牌炼乳独霸中国市场。吴先生下决心试制炼乳，并取得了成功。1926年九月，在五马街百亨药房门口，正式挂上了“百好炼乳厂”的招牌。继之又在书法家马味仲等友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幅有红日喷薄而出，中国人的一只大手，擒住了在空中腾飞的大雕的利爪这样一个图案的商标，取名“白日擒雕”，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商标局注册在案。“擒雕”一投入市场，便被顾客抢购一空，吴先生尝到甜头，便雄心勃勃地扩大再生产，边向民间筹集资金，边选择了有丰富奶源的瑞安马屿区的沙垟地方，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厂房。从此，沙垟就成了中国乳品工业的第一个基地。1919年，擒雕炼乳获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次年又奖西湖博览会特等奖。英瑞公司见擒雕炼乳生意兴隆，占挤了飞鹰炼乳的许多市场份额，便以“擒雕”系盗用“飞鹰”商标为由，向中国商标局提出控告。官司足足打了四年，终于以吴百亨先生胜诉而告终，此事当时在全国引起轰动，认为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何琼玮先生据此写了多集电视剧，吴百亨一角由达式常扮演。达式常长得英俊潇洒，但吴百亨先生更魁梧伟岸，白白的，额角很高，具有一种大企业家的风度，这是达式常所无法表现的。
困难的还不是打官司，而是以后的不正当竞争。英瑞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先以削价倾销的方法，企图使百好厂破产，吴百亨先生针锋相对，顶住了这一招。接着英瑞公司串通福州亚士德洋行的老板，将百好乳厂的四万多听炼乳购去，囤放起来，待到变质了再向市场抛售，企图以此败坏擒雕牌的声誉。吴先生毅然派会计陈玉溪前往福州，将这批炼乳购回，统统抛入闽江，并赔偿亚士德洋行的所谓损失。这一赔花了两万元大洋，相当于全厂资产的三分之一，却轰动了整个福州工商界，国货擒雕炼乳的信誉卓著。英瑞公司见此计不灵，又生一计，派遣它的东方特派员偕同中国买办来找吴先生，出十万大洋收购擒雕牌商标。这十万大洋相当于吴先生当时的全部资产，确实是一笔大数字。但吴先生是有骨气的，并未见钱眼开，擒雕的牌子决不出卖，对方只好悻悻而去。吴百亨先生确是不可多得的民族资本家，问题是民族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解放初期还这么称呼一下，到1957年他便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到文革时全家人从家里被赶出，住到山前街的一间牛棚里去了。请注意，这里的牛棚不带引号，并非文革中关押所谓“牛鬼蛇神”的“牛棚”，而是真的将牛棚让他们当住房。
据吴百亨先生的子女说，吴先生每年能拿到的定息也仅仅是几百元人民币，加上每月发给他的一百多元工资，一年总共能拿到的钱不过二千多元。这个钱到文革中就没有了。我父亲是西山瓷器厂（后来改为西山陶瓷公司）的高级技师，专门设计窑炉的，与吴先生的关系很好，文革中的1968年，两人还被关在同一个房间，我经常给他们送吃的东西。我母亲与吴先生的三太太是好朋友，一直来往到三太太前几年去世。吴先生的大孙子叫吴邑，现在意大利做生意，是我的好朋友，但他的小儿子又喊我老师。也就是说他的孙子比儿子大得多。我知道吴先生三房太太，每房太太生有八位子女，二十几位子女拿他的每年二千多元钱，能当什么老板？
许漱玉先生（1880…1967）也是温州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他开的百货商场在温州最热闹的五马街口，就是现在的温州第一百货公司，旁边的大众电影院，便是他在三十年代初建的中央大戏院。这座中央大戏院不简单，是温州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屋之一，建得非常牢固。1944年温州第三次沦陷时，日寇飞机的炸弹直接命中中央大戏院，但只是使它有所伤损，并未倒塌，以后稍加修葺便一直使用到现在。历七八十年而不衰。只是解放后改名为大众电影院而已。我平生第一次看电影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那时只知道，这个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是国家的。后来才听老辈人讲，这两幢温州有名的建筑是许漱玉先生的产业。
许先生布店学徒出身，后自开小布店开始，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愈做愈大。在温州的百货业中，独领风骚数十年。抗战期间，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经常借用他的中央大戏院开会，举办抗敌讲座和演剧宣传。许先生不仅同意出借，还把戏院门锁和全部设备交由战青团保管使用。查禁日货时他也积极配合，他的商场从未私藏日货牟利。后来他将商场交由长子许兆鸿打理，自己到上海当寓公。许先生的次子许思言先生我认识，但见面的次数不多，他是温州出来的文艺界老前辈。大约从当时的观念来说，他是不务正业的阔少爷，一味玩票，解放后便没有定他为资本家，他也由票友而成京剧编剧，也算歪打正着。他长期在上海京剧院任编导，著有《老生流派讲话》以及《海瑞上疏》、《七侠五义》、《东郭先生》、《红旗魂》、《劫室纲》等四十多种京剧剧本，是我国京剧界的名宿。也就是说不当老板当文人去了。只是因为《海瑞上疏》这个剧本，他没有当老板而在解放初期未吃过的苦头，在文化革命中却吃足了苦头。我见到他是他平反之后来温州，这时他已上了年纪，但精神矍烁。
这一时期的大老板还有李毓蒙（1891…1961）。李先生是裁缝学徒出身，与上述的吴、许二位如同一辙。十八岁时在瑞安东头村开设小裁缝店，同时试制10锭纺纱机等机器，二十六岁时终于发明了一台铁木弹花机，不久即办了“李毓蒙制造絮棉机器厂”，从此结束裁缝师傅的生涯，专心致力于机械工业生产。1922年春他携带弹棉机机样和麒麟牌商标图赴北京向中央农商部申请专利权和注册商标，获得照准之后当年即生产了弹棉机200余台。此后该产品相继在上海国货展览会、西湖博览会上获奖，声誉鹊起，同时开始试制内燃机、碾米机。也就是说他几乎与吴百亨先生同时起步。所以我将此时至抗战前为止，称为温州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兴起的还有机织革席厂、纺织厂、酿造厂、瓷器厂、针织厂等等。
1925年，李先生在上海、南京开设“毓蒙弹棉机器发行所”，通过上海将自己所发明的产品推向全国。第二年又在温州小南门外创办“毓蒙铁工厂”，生产内燃机、碾米机、轧糖机、切面机和剧板机，全厂有工人百余人。1933年在上海成立“毓蒙联华公司”，1926年在湖北产棉区创办“汉阳毓蒙联华分厂”，年产弹棉机1400多台。直至抗战爆发，他也仅仅是将温州的工厂迁至丽水，汉阳的厂迁至重庆。1941年，又在湖南衡阳创办毓蒙联华分厂，后又在湖南湘潭等地办了六个分厂，以解决由沿海逃往内地的难民的就业问题。其间因抗战的战线推进和变迁，他的工厂或迁建，或因被炸而关闭，几经损失又几经重建，李毓蒙先生真是吃足了战争之苦，但他痴心不改。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开设“毓蒙联华分厂”和“大中棉机制造厂”，在上海建“毓蒙棉机厂”和在温州建“毓蒙铁工厂”。
李毓蒙先生在致力于工业的同时，又很重视教育。1937年在瑞安东山创办“毓蒙小学”，入学学生不需交学杂费；1942年又创办五年制的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1946年该校迁至温州近郊太平寺，改名为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解放后并入杭州化工学校。
与吴百亨先生的工厂一样，温州毓蒙铁工厂公私合营，后又改成地方国营，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温州冶金厂。吴百亨先生的西山瓷器厂也发展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西山陶瓷公司。只不过李毓蒙先生早于1961年逝世，未受住牛棚之苦。
温州的大老板如吴百亨、许云章、李毓蒙这般富有的，子女都无法继承财产，继续当老板，更何况那些等而下之的，所以温州解放后没有现成的老板。如今的老板百分百白手起家。
温州的华侨老板
如果长辈是国外华侨，子女倒是可以去继承遗产当现成老板的。但这种现成老板也不多，一方面是过去的温州人外出当苦力的多，后来发家致富的人也不多。倒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年轻人中，现在有不少已经成为老板，有的还成为大老板。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又有胆识。文革前，据说温州华侨中的首富是在日本的一位林姓老板。当然这里的“首富”并非福布斯排行榜，也没有权威机关去印证，只是传闻而已。这位林姓老板在温州银行的存款最多，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紧接其后的是一位郑姓华侨，十七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温州地委书记王芳的工资最高，也不过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二十万当然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十元左右，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并且即便是号称“首富”、“二富”的老板的儿子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自己集资建华侨中学，集资办华侨针织厂，林老板、郑老板的儿子都在这个厂工作。文革时我在纺织部门工作，与他们都相熟。也正因为这些华侨子女在一起工作，富有的程度相互之间大致也了解，可见这个“首富”与“二富”还是比较确切的。
提起这位林老板，有一个传奇的发家故事。既然是“闲说”，也在这里说一说。林老板是温州江北岸人（现永嘉县瓯北），因为家里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跟人跑到日本去当苦力。温州是著名的侨乡，在温州华侨又集中在文成的玉壶、瑞安的丽岙、永嘉的瓯北和七都岛。但这些地方都很穷，玉壶是穷乡僻壤，丽岙有“女儿勿嫁丽岙底，一锅薯丝一把米”之说。正因为穷，才会飘洋过海去冒险，并且是亲带亲，戚携戚，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林老板在日本当苦力，赚不了多少钱，当时的通讯又不发达，妻子在家生活无着，丈夫一去又无音讯，为了一口饭吃，只好嫁到藤桥山底去。林老板后来到一个餐馆打工，这个餐馆的老板与老板娘是老夫少妻，老板很快去世，老板娘见这位伙计人又勤快，脑子也灵活，样子也不错，后来就再嫁给他，他便真正成了老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成了战败国，美国来管理日本，一如现在的伊拉克。当时规定与军事有关的企业一律取缔，但如果股东中有战胜国的公民，并占51％的股份以上的，可以保留该企业，改为生产民用品。据说这样规定是美国人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这规定却让日本企业有空子可钻。中国也是战胜国，有人就找林老板，将自己企业的51％股权送给他以逃避取缔，林老板除自己的餐馆之外，一下子又成了四个企业的大股东。
日本战后，百废待兴，企业的发展很快，林老板的头脑又灵活，分到利润后再去投资，没多少年便成华侨中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东京华侨联合会的副会长。可惜膝下无子，餐馆的女老板又先他而去。他在参加归国华侨观礼团时乘机回温州寻亲，找到了已嫁到藤桥的老妻。好在老妻育有二个男孩，长子名叶通，他将叶通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在叶通上再加自己的林姓，便名林叶通。将他送到温州华侨中学读书，又花四万元买了一幢华侨新村的别墅，并在温州有了二十万元的存款，供老妻与继子用。老妻与后夫生活的年数比他长多了，他一走，就将后夫接到温州的别墅里来。这位出身农民的藤桥山底人，种惯了蔬菜等作物，到城里来也闲不住，在别墅的前后种了不少蔬菜和瓜果，成熟时自己吃不了，还挑到菜场去卖。
林叶通的结婚典礼在温州华侨饭店举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非常轰动的事。我的朋友王铸迪因为父亲在日本，与林老板相识，也去参加了这个典礼，曾经跟我说起这个盛况，使得我记忆犹新。王铸迪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曾短期在温州的兴无棉纺厂任厂医，林叶通的妻子正是兴无棉纺厂的职工。王医师与她素有来往，知道她在婆婆的逼迫下，也曾挑着家里种的菜蔬去菜场卖。“首富”的媳妇卖小菜，足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文革时，因为“海外关系”被抄家，是“纺织系统红卫兵”执行这个任务的。其中有我认识的来告诉我，林叶通的钱真多，抽屉一拉开，七八百元现金就放在那里。七八百元是人家两年的工资，当时拾元票是最大的面值，当然看得那些个“红卫兵”眼一亮。他还告诉我，就是可惜了这么好一幢别墅，里面摆了好几只腌咸菜的桶、腌海蜇的缸和收摘来的南瓜、丝瓜等等。
后来，形势稍有好转，林叶通先生便带家携口去了日本当他的老板去了，与他同时或前后出国去当老板的人也有不少，如意大利著名的华侨林华鑫也是那时去的。林华鑫先生是混血儿，长得特别好看，当时是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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