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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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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说明：华侨回国开餐馆似乎是温州的传统，现在的凯悦酒店系列，五马美食林等餐馆，均为归国华侨所开。又青田一直归属温州，只到1963年才划归丽水，但青田的老华侨一直认同温州，在外的青田人大都说自己是温州人。
酒店的增多，菜肴的品种也会随之丰富。玉带海参、荚菜蝤蛑、马铃黄鱼等都是这时期的名菜。可惜好景不长，抗战之后，温州百业凋零，市场萧条。
改革开放初期，外地还未开动，温州已经占风气之先，街上摊档连绵不断。有不少作家朋友来温州，我请他们吃饭，他们说温州的小吃这么多，还是一路走一路吃，吃饱为止。如张晓明、赵丹涯，都是人高马大的，可以连吃三四种点心，吃得拍肚子称吃不下了为止。但这是后话了。
但讲究“食”，一定要在温饱之后。到了1960年，饭都吃不饱了，天天饿得肚子咕咕叫，逮着什么能吃的就吃什么，还会有讲究？有故事说一位有钱人早上起来锻炼，在路上散步，遇上一个东张西望的流浪汉。有钱人有绅士风度，欠身与流浪汉打招呼：“早上好！”流浪汉不解地问：“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加点食欲。”有钱人说，“你也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呢？”“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食欲弄到点早餐。”这就是有钱人和流浪汉对“食”的不同概念。
记得那一年，我的脚肿了，手指一按一个窝，去医院开药，药方是“米皮糠”，这是温州人的叫法，即带点米屑的糠，过去喂猪的，这时便当药了。水肿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米糠中有丰富的维生素。就这个情况，那时的报纸还天天称“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温州人便接着说：“脚肿吃糠好，肚饿番薯枣。”番薯枣即薯干片，其实这话也是说说而已，肚子饿连薯干片也吃不到。我的父亲身材魁梧，我的兄弟姐妹都仅中等身材，长身体时吃不饱之故。为改善饮食条件，我父亲和弟弟养了一只鸭子。问题是自己都吃不饱，鸭子吃什么？仅仅吃点校园里的野草（我们那时就住我母亲学校里的那个六平米的小阁楼上），养了几个月的鸭子不到一斤重，只是那个嘴巴特大，身子很瘦小。中秋节时杀了吃，大家只能喝口汤而已，但那感觉似乎比现在吃鱼翅鲍鱼还要好。有的餐馆就动脑筋搞代用品，如利用地瓜（温州人叫蕃薯）做和菜，这种蕃薯和菜也有所谓“鱼皮”、“炸羊尾”、“扣肉”等等。我在那时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车间里的春天》，刊登在《东海》上，稿费大约二十元左右，那时我的月工资十六元。工友们要我请客，我的稿费已让我父亲替我买了毛线，我只好向互助会借了五元钱，到江心餐馆请他们吃“番薯和菜”。吃时大家都叫好吃，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吃不饱，这次是吃得最饱的了，都鼓励我多写文章，好让大家一二个月能吃饱一次。但回到厂里个个泛酸水，番薯吃多了就这个腔调，毕竟是杂粮。而现在的番薯又成了“绿色食品”、“保健食品”什么的，时过境迁了。如今野菜成了宝，当年的“宝贝心肝肉”（猪下水），倒成了没人要的野菜了。
从1964年到1966年，温州的饮食服务业又随着经济的复苏而有所发展，小吃复又恢复，餐馆时有新菜推出，有的餐馆门口甚至有了霓虹灯的广告牌。只是好景不长，“文化革命”一开始，聚乐园改为工农饭店，白蛇烧饼店改为新风烧饼店，还有什么向阳点心店、红卫面店等等。餐馆里的盘碗中有龙凤、仕女、花鸟等图案的，都被红卫兵砸得稀巴烂。粗制土碗唱了主角，还有什么精细的好菜能供应？在餐馆里吃着粗劣的饭菜，周围还站了不少乞丐，如苍南的宜山、泰顺、文成和永嘉的一些地方，外出乞讨的人多多。记得我还听过一个报告，解释讨饭人增多的事，也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讨饭人增多，那是因为宜山一带的人有农忙时种田，农闲时乞讨的传统习惯。他们利用这种方式省路费游山玩水，跑跑码头。做报告的人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脸红，听报告的人都脸红了。穷得没饭吃、没衣穿，还游山玩水？后来宜山成为再生晴纶纺织品生产基地，宜山人富了以后为什么不再“游山玩水”？有句成语叫“自圆其说”，谎言也要说圆，可那些年我们的宣传是不圆也说，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反正圆也得听，不圆也得听，不听有反革命的帽子候着哩！
记得是1972年，我第一次去广州，望着餐馆里那琳琅满目的菜肴样品，不禁直咽口水，经过困难时期，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州的饮食虽然大不如前，比之温州的单调与贫乏却是非常丰富！而且广东人的胆大也让人吃惊，什么蛇、猫、昆虫都上餐桌，让我这温州人闻所未闻。无奈工资低廉，囊中羞涩，仅仅做着“酒老隆，走广东”的梦罢了。
还是瓯菜好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的饮食业开始复苏并发展，市饮食公司新建了海天楼餐馆、山外楼餐馆、百里餐馆等等，加上改建的温州酒家、天津馆等等，形成了饮食业网络。加上迅速崛起并发展的私营餐馆和个体饮食店，温州饮食业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温州的瓯菜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温州毗邻东海，瓯菜当然是以海鲜入馔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烹调讲究“二轻一重”，即轻油、轻芡、重刀工，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特色，成为浙江菜系的四个地方流派之一，与杭州、宁波、绍兴菜齐名。其中有46种菜入选中国菜谱，也算是后来居上。特别是讲究健康饮食的现在，瓯菜清淡不油腻，以自然风味为主，更受人欢迎。温州人轻灵小巧，极少大腹便便，与瓯菜的风格有关。“三丝敲鱼”、“锦绣鱼丝”、“双味蝤蛑”、“爆墨鱼花”之类都是温州的名菜，用料讲究新鲜度，刀工精细，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爽口清鲜。
提到“瓯菜”，也应当说说“瓯菜”的名厨师。民国时期，意大利餐馆的主厨徐岩池被同行誉为瓯菜大师，他烹调的“神仙排翅”、“清汤菜”、“叉烧黄鱼”等菜肴都名噪一时。还有南永坤师傅，专功冷碟，造诣很深；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制的蝴蝶双拼盘、龙凤双拼盘至今仍为温州人喜庆宴席所必用。这里还要特别说说金次凡师傅，他是温州市第一位特一级烹调师，他不仅技艺精湛，烹调理论水平亦很高。1983年10月，在全国烹饪名师技术鉴赏会上，他以瓯菜中的“锦绣鱼丝”、“双味蝤蛑”、“爆墨鱼花”、“三片敲虾”四种特色菜而荣获“全国优秀厨师”称号。他是《中国菜谱（浙江风味）》的主要编写人之一，《温州菜谱》主编，并有多种关于瓯菜的著作，瓯菜在他手中得到发扬光大。此后有不少温州厨师在全国烹饪比赛中得奖，现在活跃在温州饮食业的名厨师大都是他的徒弟、徒孙。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瓯菜将有更多的新菜和更多的关于烹饪的著作。
还有一件事应该好好说一说，温州人接受新事物特别快，在饮食上却似乎是全国最保守的，这种反差几乎让人难以相信，“非典”爆发以及此前的一种怪病——腺虫病，让温州人庆幸饮食的保守免了一劫。
先举几个例子：川菜是传统的四大菜系之一，在全国各地都很火爆。温州却没有一间正宗的川菜馆，有的也只是“川妹火锅城”之类变种；京菜同样如此，“东来顺”在温州只开了一年，因生意不好而关闭。京菜中只有一种“北京烤鸭”被温州人所接纳，现时许多酒店的菜谱中都有这一品种；潮州菜的命运差不多，前几年有人在黎明路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曾带一位香港朋友去过。这位朋友很喜欢吃潮州菜，认为还算地道。第二次来又去吃，就大摇其头了：“什么潮州菜，都变温州味了！”待到他第三次要去吃这变味的潮州菜，菜馆已关门，没有生意。至于淮扬菜、鲁菜什么的，更从来没有进过温州。
你问粤菜？粤菜真是鼎鼎大名，不仅全国，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粤菜馆在温州命运好些，那年香港黄氏三兄弟与温州的五交化集团合资，将“华联商厦”改为“和士广场”卖百货，并在四楼开了个“珍宝舫”，专做粤菜，厨师都是香港请的，非常正宗。因为五交化集团的总经理陈建中我过去采访时识，为人能干厚道，后来成了朋友，便常去“珍宝舫”吃饭。但因“和氏广场”经营效果不佳，连带“珍宝舫”也转手给了我朋友的女婿陈建伟他们。现在的“珍宝舫”在能干的建伟经营下依旧很红火，但不是正宗的粤菜，而是温州化的粤菜了。
杭邦菜是后起之秀，现在的杭邦菜在上海非常火爆。洪波先生在上海连开两家规模很大的“顺风大酒店”，就是杭邦菜，生意好得天天要翻台。他曾问我可不可以在温州开一家“顺风大酒店”，我直摇头。介绍我认识“红蜻蜓”董事长钱金波的香港朋友是杭州出生的，来到温州之后想吃杭州菜，我开车带她找了好多地方，终于在人民广场门口的富丽华大酒店吃到杭邦菜。什么“炸响铃”、“老鸭煲”、“西湖莼菜汤”，都还算正宗。可等到她第二次来温州，想再去吃杭邦菜时，“富丽华”酒店已易手，不再做杭邦菜了，说明没生意。
还有西餐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温州至今没有一家正宗的西餐馆，更少有人分得清什么法式菜和意式菜了。温州有的只是西餐酒吧，那是以酒吧为主，连带做做牛排之类的西菜，或者是咖啡吧里烧点罗宋汤就着面包填肚子。今年两位加拿大人来温州与我谈一个项目，他们是法裔加拿大人，即温州说的正宗的“番人”。在吃了几餐中餐后要吃西餐，我就是找不到正宗西餐馆，到一个西餐酒吧吃了一顿，他们直耸肩。
现在来说一说腺虫病。大约是1997年，温州有人得了一种怪病，皮肤接触到什么东西都感到疼痛异常，不能碰，不能摸，穿衣服都感到痛，后来发展到连风吹到皮肤也疼痛难忍。短短时间内，医院收治了很多病人，最多有三十余人，比之“非典”对温州的影响大多了，“非典”病温州只有一例疑似，而且十几天后发现“疑似”不似了。开始时温州也不知这种怪病从何而来，因何而发，望着痛苦的病人，医生非常着急。后来终于查清，这种病是吃了一种腺螺引起的，这种腺螺广东有，病也是广东传来的，并且是温州医生找到了治疗这种病的方法。后来住院的病人全部治愈出院，没有一例死亡。温州的医生又将治疗方法介绍给广东的同行，广东的病人也都痊愈出院。因为它的病源很快找到，所以这种病没有向别处蔓延，不像“非典”至今不知病源，影响便大了。但这种病对温州人的教训很大，使得温州人不敢乱吃。温州人常说广东人是“生番”，天上飞的除了苍蝇、蚊子不吃，有脚的除了板凳、椅子不吃，硬的除了石头不吃，软的除了棉花不吃，其他什么怪东西都吃。温州人可不敢，“非典”一来，温州人在吃上面更加保守了。
“瓯越之民，断发文身”，广东南海古称瓯越，温州为瓯地，先民属百越之一，也称“瓯越”。温州人事事敢为天下先，唯在吃上如此之保守，也称一怪或一绝。但从上所举的腺虫病、“非典”上来看，在吃字上还是保守的好。 “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之说是过去，粤菜风行世界却终究未能占领温州市场，温州人只对以本地海鲜为主的瓯菜情有独钟。“天下瓯菜最合口”是一位温州华侨写的一句诗，这或许是温州人恋乡、抱团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却也说明以海鲜为主的清淡、新鲜的瓯菜的科学性。
还要说明的是温州人在饮食上虽然保守，但并不表明温州的饮食服务业萧条。温州的饮食业发展得异常迅速，酒店越开越大，装潢越来越讲究，名店越来越多。阿外楼已介绍过，云天楼、溢香厅、凯悦、五马美食林等等都是一开好几家，规模也都很大。即便是像我们国贸大酒店这种星级酒店，餐饮部的规模也远比外地同类酒店大，我们有八个楼层设餐饮厅或包厢，同时可容纳一千五百多人用餐，节假日的场面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现在温州的餐饮业低、中、高档齐全，各个阶层、各种经济条件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消费的地方。如“顶上鱼翅”、“海上天酒楼”，以供应鱼翅、燕窝、鲍鱼等高档菜肴为主，动辄几千上万元的，而什么“美乐食街”、“小南国美食坊”、“天一角食街”之类的，七八个人用餐也仅一二百元的消费数，还有大排档就更便宜了。
“点菜点龙虾，抽烟抽中华，小姐带回家，事事讲真话。”据说这个顺口溜是讽刺当前国人中的“四大傻”的。还有一个版本：“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变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说的是中国“四大傻”或“四大背”的。“点菜点龙虾”在温州仅仅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龙虾讲究生吃，温州人不大喜欢。“炒股变股东”对温州人来说也很少，温州人虽说很现代，温州人中股民比例几乎是全国同类城市中最低的，这与不接受外地菜系有异曲同工之妙。温州人擅长炒房，且都炒得很成功，从温州炒到杭州，再炒到上海、北京，现在又炒到海南以及全国各地，也鲜有变房东的。“泡妞变老公”之事我已在“温州的男人”一章中说过，法轮功在温州没什么市场，温州人真有点刀枪不入。唯有一“傻”温州人至今未曾觉悟，那就是“抽烟抽中华”。烟酒不分家，抽烟勉强可归之为“食”，在此顺便一说。
温州人抽烟大都只认中华牌香烟一种，自抽、请客、送礼，乃至发喜烟、丧烟，全是中华牌，简直是非“中华”不抽，非“中华”不送，非“中华”不请，真是“今年咱家不收礼，收礼只收中华烟。”我不抽烟，不知道外地的烟价，只知道在温州，“云烟”、“红塔山”、“红双喜”以及“三五”、“万宝路”、“健牌”之类的售价都在每包十元左右，惟中华烟特别贵，都卖到四十至五十元一包，据说软包装（软壳）中华烟比硬包装的更贵，也不知这两种烟有什么区别。温州人一向讲究实际的，不知为什么在抽烟上这么犯傻，放着便宜的名烟不抽，专抽贵的“中华”。而且因为贵，市场上冒牌横行，一不小心便买到假的。温州人还不怕上当受骗，只认中华烟，这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傻，只能称为温州人的“中华烟情结”了。
跟风走一回
现在来说一说温州人现时都在玩些什么吧。我认为，温州人的玩比温州人的吃还不如，温州人在吃喝上虽然保守，瓯菜总是温州人自己的菜系。温州人玩只是跟风而已，外地人玩什么，温州人跟着玩什么，一点也没有独创性，我称之为“跟风走一回”，而不是潇洒走一回。
第一个普通的玩法是跳舞，不分男女和老少，不分职业和贫富。小孩一进幼儿园，老师便教“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跳起来。年青人不是健美舞、形体舞就是在迪吧里跳迪斯科。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公园、广场跳交谊舞、民族舞和中老年迪斯科。记得早些年我们的电影中，凡有坏蛋在接头，特务在活动，其背景一定是迪斯科舞场，闪烁的灯光，疯狂的扭动之中，夹杂着特务坏蛋的狰狞的脸孔。不知什么时候，年青人就拎着个四喇叭立体声收音机，在公园等地跳迪斯科了。再接着，那些对年青人跳迪斯科大摇其头的老干部，自己在退离休之后，也跳起了迪斯科。几年前，为了国贸大酒店的装修一事，我跟陈建国他们去了“热带雨林”等等娱乐场所去转转，那里的人数之多，音乐之响，灯光之闪烁不定，气氛之热烈，还有跳舞的人群之投入，神情之专注，舞姿之热烈奔放，让我只有震惊的感觉。我没待多长时间就出来了，我无法适应那种气氛和节奏。我想，我是老了。闹“非典”的时候，我太太说，你改一改运动方式吧，去公园散散步，活动活动什么的。平时我的生活习惯是大清早就起来，做做家务浇浇花什么的，却不进行晨练。我的锻炼是游泳，打保龄球，也打过几天网球。但我喜欢“独立劳动”，网球要约人，且要技术水平差不多的，否则练起来没意思。所以前两者是我的保留节目，但无论打保龄球或游泳，都是公共场所，防“非典”的要求是要避开公共场所，回归大自然。我便跟我太太去了两次马鞍池公园，但我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那里几乎每个空地都有人在晨练，大都是跳舞，有民族舞，有迪斯科，少数在打太极拳，而且大多是中老年人。我的脑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似乎都在做“垂死挣扎”。这个念头当然未免带点文人的臭毛病，但我对公园晨练的感觉不好是事实，这里已经没有了宁静，感觉不到大自然的魅力了。
在公园跳舞的是中老年，在舞厅跳舞的是中青年，而且是中青年中的小老板或工薪阶层，因舞厅的消费较低，门票少则三五元，多则十来元，据说有的舞厅有陪跳的人，小费也仅一二十元而已。
进歌厅也是玩的方式之一。温州的歌厅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起的，那时的歌厅是演艺场所，大舞台，大场面，我在前面说过，老板们为捧歌手一掷千金，还有一掷万金的。你送歌手一个花篮八百八，我便送一个花篮一千八，暴发户的心态和行为一览无余。场面之火爆，气氛之热烈，使得歌厅老板和歌手偷着乐，下了舞台吃宵夜，他们可以立即分成结账。现在的歌厅是指“卡拉OK”，找个陪唱小姐进包厢里唱歌，小费也就是二三百元，不会斗气比富。温州有些歌厅的规模之大，装潢之讲究，会让外地人吃一惊，上百个包厢，陪唱小姐、服务员数百人，真是灯红酒绿，佳丽云集，纸醉金迷。过去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已经无法与这种娱乐场所相比。现在上海的不少大娱乐场所，老板也是温州人。温州人说卡拉OK的名字取得真好，你有权“卡”一“卡”我，我就要设法“拉”你，唱歌娱乐之后大家都“OK”。
“假日俱乐部”、“演视广场”等等，仍旧是表演场所，只是演出的场面比过去的歌厅大，档次也高些，如赵本山、毛宁等等明星都在这些场所演出过。但它又区别于温州大戏院、东南剧院等演出场所，那是给更大型的剧团演出的，场面更大，如俄罗斯芭蕾舞团、总政歌舞团的演出就在大剧院进行的。温州的传统戏剧如瓯剧、乱弹以及京剧、越剧，一年难得在大剧场演出几次，大都去农村给农民演出，农村还是喜欢看传统戏剧，特别是越剧和瓯剧，在农村还是很受欢迎。瓯剧的对白是温州话中带点普通话的腔调，很受农村的欢迎，一声“我老老娘（老太婆）气死了——”，尾音一拖，有时会得个满堂彩。
酒吧、咖啡吧中的演艺吧也是新款的玩乐场所。一边喝酒、喝咖啡，一边看表演、听音乐。表演的有时装、舞蹈、杂技、小品，当中由油腔滑调的“脱口秀”者串台，气氛搞得轻松、诙谐。高档一点的有提琴、钢琴、萨克斯等等，形式上有点欧洲、北美的风格了。但温州毕竟是一个中型城市，没有如上海“新天地”那样的一个街区娱乐场所，也没有如欧洲那种路边或露天的咖啡座。这可能与温州人的生活节奏太快、闲情逸致不足，再加空气不如欧洲那样清新有关。但愿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能如欧洲的瑞士、美洲的加拿大温哥华那样的优美环境、清新澄明的空气，那时你无论在何处喝咖啡，都能体味到一种闲适的心境。现代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
洗桑拿浴可算是如今一大玩乐方式之一。“桑拿浴”应该是外来语，但洗浴却是我们的传统项目，即“泡澡堂子”。温州人呼浴室为“混堂”，这种叫法非常形像，大家脱得光光的混成一堂，官吏、平民，富贵、贫贱，都搞不清了。大家洗了浴，擦了背，修了脚，泡杯茶，穿一样的浴衣，当官的不用端架子，老百姓也忘了自己的卑微，大家一起聊聊天，不想聊的闭上眼睛睡一觉，既舒适又怡情。只是过去的混堂极少有冷气，仅仅是春、秋、冬三季热闹，特别是冬季，要想洗澡得排队。现在的桑拿浴室就高档多了。冬天暖气不用说，夏天还可开冷气。里边还有敲背的、捶腿的，有的还设有棋牌室，玩的内容更加多，一天廿四小时开着，住旅馆还得百把块钱一天，就住桑拿浴室吧，同样的钱，还有人擦背，外带吃碗点心，有出差的人就“排这个阵”，在桑拿浴室过夜。无庸讳言，还有的桑拿浴室还有异性按摩服务。国贸大酒店的康乐部（即桑拿浴室）来了一个年轻人，连着在里面住了五天五夜，什么都享受了，到结账的时候消费好几千，但他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据说是赌光钱之后来浴室躲债的。躲到浴室里，手机一关，真的谁也找不到，办法是绝了。问题是你得有足够消费的钱，像他这样就不行，酒店有保安，保安拦住他，你叫家人送钱来还是叫公安的人过来？他没辙了，只好打电话回家叫家人乖乖送钱过来。
旅游当然也是一种主要的玩法，温州有雁荡山、楠溪江两大国家级风景区，山清水秀岩奇，还有等而下之的泽雅、寨寮溪、中雁等等山水。但温州人有钱，附近的风景玩不够了，向普陀山、杭州西湖，再向北京、西安进发。尔后是新马泰，现在更向西欧、中东，还有最高目标是美国、加拿大。
我开酒店，有一点也很有趣。其他地方的酒店过春节没生意，温州的酒店年年春节爆满。春节是个团圆的节日，外出的人都回家过年，所以酒店没生意，温州人有的在春节期间向酒店包房间，一家人住到酒店宾馆里，吃住都不用自己麻烦了，洗洗烧烧是最烦人的事，一年忙到头，过年时让老婆舒舒心，让孩子开开心，住宾馆酒店吧！国贸大酒店开业之后每年春节爆满，忙得员工团团转。这也华人打麻将成风，国内打国外也打，温州人当然不例外，但近几年又有被扑克牌取代之势。温州人玩扑克牌独独钟情于一种玩法：“双扣”。我不会打牌，不知“双扣”如何玩法，只知“双扣”成风。青年人在打，中年人也在打；男人在打，女人也打；老板在打，干部也在打。中午休息打，晚上下班又电话相约去某某酒店打“双扣”。公安局的人到酒店抓赌是找打“双扣”的，完了他们自己也打“双扣”……看来这种扑克牌玩法很具魅力。
再就是有钱人玩车，以前是夏利、桑塔纳，现在是奔驰、宝马；以前有的开就好了，现在还要玩飙车，玩越野。还有玩运动，游泳爬山、网球、羽毛球；年青人玩心跳，攀岩、滑板、还有蹦极……花样多多。但说来说去，没有温州人首创的玩法，温州人的独创性在这里卡了壳，仅仅是跟风走一回而已。但“双扣”据说是温州人的独创，如果真是如此，也只是个例外。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温州又称白鹿城，温州人就是梅花鹿。闲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自己已经将梅花鹿身上的每个美丽的斑点都画上了，该是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了，可我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说点什么。
一个星期天，小孙子缠着我带他去动物园。在珍禽馆前，正看到孔雀开屏，那绚丽斑斓的尾翼，让我们都很兴奋。可看了一会儿，小孙子偏要拉我去孔雀背后，看看那里有什么，这是人的好奇的天性。也许可能那丑陋的屁股使他失望，我忽然悟及我的意犹未尽是什么。我要陋一陋温州，陋一陋温州人，让诸位看看温州这只开屏孔雀的背后有点什么。什么叫“陋一陋”？温州话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了，“陋”字是形容词，陋规、陋习、丑陋，在温州话中“陋”字是动词，意思是揭一揭丑事，既简洁又形像。
陋温州要陋什么？说来也巧，我携夫人在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下拍照片时，接到李涛先生的电话，称温州电视台有个谈话节目，要请我与沈克成及温州市规划局长肖键雄做嘉宾，谈关于温州的规划和城建。这些年对于媒体的采访我是能避则避的，但就是这个题目却有话要说，毕竟做了十多年的房地产，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惜远在国外，未能做成这个嘉宾，只好在此自说自话了。
温州毗邻东海，境内有山有水，又有宽阔的瓯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比之大连、青岛、厦门这些滨海城市一点也不逊色。可温州现时与这些城市相比有如鸡与凤凰，差距实在太大了！
先说个温州城建中的笑话：大球山是温州市区众多的小山之一，仅数十米高，旁边还有条小河。因为开山放炮取石，球山已经炸成了瘌痢头似的，俗称瘌头山。政府如果下令禁止开山取石，并加之改造，即能成为一个好的自然景区。偏偏决定要去炸平它，腾出空地可以开发。于是往山上填埋了几吨炸药。温州的媒体还将之作为壮举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真是肉麻当有趣。不知是施爆的队伍技术臭还是老天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倒行逆施，轰隆隆几声之后就哑炮了，山体仅仅炸掉了一半，还有几百公斤炸药埋在那剩下的山体腹中。后来政府总算觉悟，在残存的山体处建了一座公园——绣山公园（称之为火药山公园更确切）。
这个城建笑话昭示一个问题：温州对规划与城建的态度一如毛泽东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端端的一座山要去炸平它，美美的一条河要去填平它。解放后，温州市区被炸平或挖平的还有东屿山与西屿山，被填平的河流数不胜数。因为温州古城的规划特点是一坊必有一河，也就是每条路边便是一条河，如今的市区却没有几条河了，战天斗地的结果是毁了山水，瓯地的魅力大为逊色。
又据媒体多次报道，温州曾数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将温州批准为特大的市，据说是因此获得地方立法权。我不知道这立法权有多重要，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温州市区人口远未达到百万，媒体还称这是一种胆识与魄力，溢美之词不少。我觉得奇怪，发展是一种自然规律，温州本来只是个中小城市，为什么一定要用鼓风机将之充气、吹大呢？我去过不少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如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西雅图、瑞士的日内瓦以及我国的珠海、大连等，城市都不是特别大。相反地，所有的特大城市如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北京、上海、巴西的圣保罗等等，从未戴过“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桂冠，温州为什么要往那里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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