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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信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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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霞：北京电影学院又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李静：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非常欣赏自己了。到电影学院后我们每天都有电影分析课，看了大量国外的电影，看了以后老师还给分析，这时候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在电影中强调的是人性，人性是多重和宽容的。你比如说，人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甚至是脾气特别古怪的人都让你觉得那么真实。我就明白，哦，原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不用大家都做一样的人，我就觉得特别美好。所以说就是电影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东西。
包括我特别喜欢看的伯格曼的电影，它很痛苦、很挣扎，但是它很人性。所以在电影学院的经历对我做电视启发特别大，对我的思维角度，对我对真实性的理解都提供了特别好的依据。
梦霞：学习电影对你做电视具体有些什么帮助呢？
李静：电视是一个快餐的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浅层的，因为它的表达手段就决定了你必须是特别浅层的表达。但是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表达是非常深刻的，同时又是非常自我的。
电视好像就是一种讲述。电视里你讲的都是一个事，一个社会现象，而电影是诗意的，是有层次的，它是有很多表现手段来支撑的，是跟电视的表达完全不一样的。我学了那么多年电影，我把我的那种感受加到电视里去以后，我发现也会不一样，你看《超级访问》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种东西特别感动，其实那就是很电影化的东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2）
比如，我最早在谈话节目里面用音效。我2000年开始做《超级访问》，当时的谈话节目也就那么几档，《实话实说》是用了一个乐队，但我们最早尝试嘉宾和主持人谈话的时候背景衬着音乐，还有效果声，还有字幕。1999年我做第一档节目《小鸡捉老鹰》的时候就用字幕，那时还根本没人用。
梦霞：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加字幕还得花钱，你可是自己投资啊，别人都没用你为什么要用呢？
李静：当年为了这个字幕我们就一点钱都没有了。因为我当时无意间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说，增加字幕的收视率比不增加字幕的收视率能高出五十个百分点。后来我就想，如果有语态不清、表情不够生动的地方，字幕都可以弥补，咱就甭说可以增加五十个百分点，增加二十个百分点，就是只增加观众的集中力，咱也要加啊。
当时为了加字幕特别费劲，我们还雇了外面一个专门打字的把字打出来，特别麻烦。但是我说必须要上，而且要铺音乐，还要加效果声。他们就说，哎呀这太乱了吧？谈话节目怎么这样做啊？可是，我当时就觉得人家都没有这样做才好，都这样做了我不就没什么了吗？而且我自己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我们在学电影的时候是要讲元素的，电影里面是一定要加音乐的，我们在分析好莱坞电影的时候，老师让闭上眼睛听有多少种声音出现，风声、雨声、音乐声、人声，都是要写出来的。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情绪性的对白你只有加了音乐才能出效果，才能让人特别感动。基本上其他谈话节目在特别长的时间里都没有音效的支持，大概是两年之后，大部分节目才都加音乐了。
梦霞：做《超级访问》之前，你在中央台也做过主持人，不过好像并没有被太多人知道，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李静：坦白地讲，其实1996年之前我都没有很认真地做电视这个事，我老觉得我的职业是另外的东西，是音乐。因为我弹了太多年的琴，我是河北师大音乐系毕业的。我只是觉得这职业蛮好玩的，挣钱也不少，我当时可能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力量来做，其实是在混，虽然混得还是蛮认真的，就是至少领导交给你的事情你认真完成，但是没有动脑子在做。
但是，当你年纪慢慢大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既然我选择了电视，我干吗要混下去啊？你看我现在连个好栏目也没有，等混到三十岁以后连差栏目都没人用我了，怎么办啊？
我这个人不是个一直都非常认真的人，我之前就是玩儿，我是极其贪玩的一个人。但是，哎，忽然觉得不对了。
当然今天来看，其实我玩儿的那几年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在那五年里头，人生中特别奇怪的人我都见了。因为每天玩都会认识新的人，然后再跟新的人一块儿去玩，吃饭呀、旅游呀、唱歌呀，我觉得这是我极其宝贵的财富，这叫社会经验、人生体验。包括现在的小说《作女》、《贻笑大方》什么的，里面很多人物，包括很多电视剧里写的漂在北京的一帮人，就是我们这样的。我们当年就是这样都找不着北的一群人，我们真的是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在主持上了，什么人你都见过了，你就特从容，那种感觉真的特别棒。
你不能说就只是跟单位里的人在一起。你上学时是三好学生，大学毕业来一单位，还一直是先进工作者，那可能社会经验就是空白。你面前来了一个嘉宾，你可能都会很吃惊，他怎么是这样啊？对啊，你都没见过，你都没经历过，你都不知道，你就觉得他特怪，那你问他的肯定都是傻话。这就是人生经验。
主持人没有生活经历挺难做的，奥普拉就是因为有那样的生活经历，所以她才那么厉害，我特别相信这一点。
很难讲我到底是因为学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在节目里放进去了什么我才做成了这个。可能是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慢慢积累，然后，你坐到这儿以后，就可以把那些东西都搁进来，你就觉得这样也对了，那样也对了，就算是感觉对了吧。
梦霞：在《超级访问》之前，你的状态是一直在寻觅吗？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节目却发现真的很难？
李静：没找到啊，所以我就自己做了《超级访问》。坦白说，在做《超级访问》的时候我也没能那么清晰地确定说我就适合这个了。我就是冥冥之中跟着感觉走。如果当时我碰到一个像我现在这样有过很多年电视经验的人，他可以告诉我说：哎，李静，你就适合做什么做什么，就像一个演员碰到一个好的导演，能有一个导演把他给用对了，可能就会好很多。
梦霞：可是你大概很难指望谁来充当这种角色，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这其实也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行业标准问题，一个电视整体发展水平问题。
李静：是啊。为什么张艺谋的演员永远能一夜成名，跟张艺谋齐名的导演也很多啊。就是说有判断力的人太少了，最起码在电视行业是这样。之所以诞生了大量制片人兼主持人，就是他要自己塑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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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军：娱乐是一碗心灵鸡汤（1）
我和刘仪伟；曾经最沉默的两张嘴
梦霞：你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啊？
戴军：我一般半夜十二点以后看电视。原来我喜欢看中央四套的《中国新闻》，我挺喜欢看鲁健的，还有萨贝宁那个法制节目，王志那个我也挺喜欢的。但有时候王志不让人说话，他很强势，他会说，我不要你跟我绕圈子，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可有些事情并不是“是”或“不是”就能概括的。然后还有《锵锵三人行》，我从里面学他们的谈话模式，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上网或者看报纸，要获取信息看《锵锵三人行》就特别好，它里面很多时政性的东西特别快，还喜欢看杨锦麟的读报，还有《李敖有话说》。我特别喜欢看凤凰的《时事评论室》，就是一帮学者在那儿吵架，每次都吵得很厉害，我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信息非常多。
梦霞：媒体给了你一种思维的角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你说的这些还都是新闻节目，那么娱乐类节目呢？
戴军：娱乐节目我都没看过，除非我自己去上节目，上完了以后就会觉得真闹腾啊。
梦霞：非常有意思，你和李静都是喜欢看新闻节目，反而很少看娱乐节目。
戴军：是啊。生活当中我就喜欢听人聊天听人说话，我觉得大家一来一回地说话特别好。你要让我去看人扯着嗓子在那里喊，我特别受不了。像我们现在看节目已经抛开娱乐的本身了，老百姓可能说你这节目三秒钟之内不能吸引我，听不到一个好玩的东西我就换台。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别人说话的语言精彩度，他的用词、他整个节目的架构，我会去观察那些。
梦霞：你喜欢看国内哪些谈话节目呢？
戴军：访谈节目我喜欢张越的《半边天》，很诚恳。我觉得张越的态度让人觉得她很真诚。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永远觉得她胜券在握，你不觉得她惶恐或者说她把握不住这个节目，她对节目的驾驭能力非常好。王志的《面对面》大体来说我还挺喜欢的。《艺术人生》时好时坏，有时候我很喜欢，有时候我觉得太沉重了。可能流了眼泪以后人也会觉得痛快，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会坚持不下去。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希望人家晚上看到节目觉得很轻松，我希望人家看完了开开心心，洗洗睡了。
梦霞：你说你会分析其他主持人的节目，你都分析哪些人的节目？
戴军：刘仪伟，我还买了他的书。李斌，他很有亲和力。然后何炅，他是特别可爱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看原来倪萍的《聊天》、张越的《半边天》，还有《为您服务》两个女主持人聊天，还有原来崔永元的《实话实说》，非常喜欢。我看的还是谈话类节目，其实我也没做什么特别娱乐的节目啊。
我有一次看一个节目，看得心里特别堵，那个主持人特别先入为主，就是一定要挖出你做这件事背后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其他的想法。我看到采访对象说话的眼神我就相信，我就知道她是真的。但是谈话的人努力想挖出来她是不是沽名钓誉，是不是想要走捷径，当时我就觉得，啊，主持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特别不喜欢拿气势去压别人的那种主持人，他往那儿一坐，气势特别大。但是，你听他在说什么呢？不知道。我最怕这样的主持人。如果一个主持人个人意志太强烈的话，他就不会善解人意，而这一点恰恰我觉得是主持人特别需要的一个特质。我看到你给我列的问题里面有主持人应该有哪些特质？我觉得是三点：第一，他要善良，第二，他要善解人意，第三，他要有沟通能力。
其实有时候我挺同情韩乔生的，因为他都是直播，有时候语病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有时候足球赛真的很难看，但听听他解说还蛮好看的。我特别喜欢看他解说，就一直在等着，哎，这句话很好笑。我见过的很多聪明人都是结巴，想得太快，说话太慢。像我们采访周迅，呃……她都要缓一缓再说，其实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朴树也是。都是聪明到不行的人，然后说话就非常非常慢。
我上过刘仪伟的一次《东方夜谭》。当时我是出唱片，同时接受好几档采访，好几个主持人采访我的时候都是一手汗，战战兢兢。节目播出是半小时，他问了二十分钟就不知道该怎么问下去了，会被我的思路带得满天跑。但是我上刘仪伟的节目就很舒服，后来剪了两期。跟他对话特别舒服，所以说他成功有他的道理，所有的嘉宾上他的节目都会觉得很舒服。一个人你和他谈要觉得他是个能对话的人，他能了解我的想法，换句话说，这就是我说的第二点第三点，主持人要善解人意，主持人要会沟通。
我和刘仪伟是十多年的朋友，我还唱过他写的歌，我以前刚到大藏唱片的时候，我是公司的签约新人，他是公司的企宣部主任。当时公司要签新人的话，都是他们几个人来面试的，我就叫他，刘仪伟老师好。刘仪伟后来想起来就说，这就是我的签约艺人。刘仪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唱歌唱得不是太顺，他当时在搞广告公司，就跟我说，戴军，你要不要出来主持节目？我说我没想过，什么类型的？他说是一个体育的，《壳牌体育时间》，是个国外的节目买过来做的。后来我去看了以后，说这个节目可能不太适合我。我当时在拍电视剧，我说在戏里面演我弟弟的也想做主持，就是安琥。我带他过来试试，一试还不错，所以安琥第一个节目还是刘仪伟给他的机会。这个圈子其实就这么一点。
梦霞：你觉得你那种“娱乐”的能力是来自哪里呢？
戴军：我觉得是一种积累吧，我不知道，可能和接触的环境有关，我觉得东北人好像天生是幽默的。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进的那个公司大部分都是沈阳人，我每天听他们说话感觉就像看小品，全部都是很滑稽的，很好笑。雪村啊、孙国庆啊在我们公司都特别能说。
那时候我就特别沉默寡言，我们公司就俩人不说话，一个我，一个刘仪伟。我们俩后来出来以后，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说这俩人在公司里的时候都不说话的，现在话最多。都很奇怪。
梦霞：是很奇怪啊，为什么最不爱说话的两个人现在最“会说”呢？
戴军：因为东北人说话可能就太像曲艺了，但是像我和刘仪伟两个都是南方人，然后又注入了很多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自己的感觉，把自己的文化的东西放进去，就像是天平一样，这边是文化，那边是娱乐，平衡了，所以我们出来的结果就不太像曲艺了。
梦霞：你们两个在公司都不爱说话的人，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做主持人，或者说想过对方会做主持人？
戴军：没有。我们当时一起玩的还有孙国庆，他是真能说，太能说了，我们一大堆人，他一说话，我们所有人都只有听。所以有一天他做主持了，我觉得太正常了。像刘仪伟和我做主持人家觉得是不正常的，刘仪伟是肚子里有很多东西，只要给他开一个口，他就能够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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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涵：神的孩子都跳舞
超女·无极
梦霞：我还是想请你描述一下，你在《超女》节目现场的感受，就是你作为一个人，当然也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当时在现场的真实感受。
汪涵：我觉得下面都是疯子，全都是疯子，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凭什么弄成这样呢。但是我也很感动。我很感动，就是我很难在节目当中哭。
梦霞：你是没有哭过吗？
汪涵：我没有哭过。但是有过心里被撞了一下的感觉，挺可惜的，像叶一茜被淘汰了啊，像靓颖和何洁PK啊，心里想这些都是小孩。
梦霞：你当时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是像外界所批评的那样，觉得“残酷”还是别的什么？
汪涵：不是，这就是一个游戏规则，而且是摆在台面上的游戏规则，你来了就要遵守。而且这个游戏规则不残酷，你离开这个舞台之后，这个舞台以外的世界，有比这个残酷十倍、百倍的PK，有比这儿残酷十倍、百倍根本就不摆在台面上的游戏规则，这算什么？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去批评它、指责它。她们这些小孩，会遇到比这个更残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特别不屑于别人说这个。生活当中她们现在进到公司，有可能会非常怀念舞台上，谁都知道要干什么，谁都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生活不是这样的，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怎么样，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以后会怎么样，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可能误伤自己了呢。你拿一把明枪去防一个暗箭，一下扎到自己了。这算什么呢？只是一个节目。
梦霞：那个现场会是你主持节目当中感觉最奇怪的现场吗？
汪涵：一夜之间大家都怎么了，我们每次做节目之前，台湾好多电视台就把机器架在我们门口，还有日本的，就架在门口，我们每次进来的时候，就拍照什么的，都搞成这样了。我觉得特别奇怪。我到外面去做其他节目的时候，也是，好像不知道超女就不是中国人似的。就一个栏目你想想，就一帮小女孩，唱得比她们好的多的是，长得比她们漂亮的多的是。凭什么呀？
当然从做节目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超级女声》是非常善于去顺应民心和民意的。我很喜欢“善顺”这个词，在节目的推进过程当中，作为编导来讲，作为台里来讲，作为节目的主创人员来讲，很善于去把握，同时去顺应这个节目在观众心目当中那个情绪的走势。所以这个节目特别容易让人群情激愤，它仿佛每一下都挠在了大家的痒处，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节目，所以它才会这么火。
《超女》也是一个很无极的东西。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变化无穷。其实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东西，无极本身是混沌的，谁也说不清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最开始《超女》就是一个无极的状态，谁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一个什么，《超女》只是一个节目而已，仅仅是一个活动而已。湖南广电每年要办那么多活动，金鹰节是最大的活动了吧？但是就没有《超女》火。最开始就是一个栏目去做，就是《音乐不断》歌友会在操作这个。然后慢慢地举全台之力，慢慢扩大了，为什么一个《超女》会火成这个样子？谁也说不清楚。天时、地利、人和，应运而生，你可以做任何解释。
李伦：梦想照进现实（1）
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做什么都需要梦想
梦霞：你很强调电视要“文以载道”，解释一下这个“道”的问题？
李伦：我觉得“道”这个问题不应该在电视圈里去讨论，这是一个传媒态度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说媒体传播只是一个物理搬运过程，它只是要把人们需要的东西搬过来，至于搬过来能干什么用，那是人家的选择。
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共媒体来讲，选择搬运什么和不搬运什么肯定存在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道”。我们的公共媒体不可以不存在“道”的问题，你必须考虑。
就比如说播赌博节目的电视台，其实它也在传播一种“道”，只不过你认为它那个“道”是邪恶的，或者说是不光彩的等等，其实也是在传播某种价值观，在感官享受的基础上也就载了“道”。所以“道”的问题在公共媒体上不应该被反复讨论，这是一个传播的本体属性。只要你说了，你说什么不说什么，你已经选择了，所以你肯定有“道”。
我觉得国内的媒体更应该讨论如何来载“道”的问题。我相信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充沛的，思想是深邃的，中国的电视人也是。虽然人家老说咱们没文化，但是其实你在这个圈子中会发现，大家都是非常有责任感的。那么电视，说句不客气的话，为什么现在不如平面媒体做得好，就是前面的问题没解决，我们的技术不行，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载”我们的“道”，或者说我们练得不够娴熟。
梦霞：所以你要做“杂志电视”，用电视来传达我们以前只能在平面媒体上感受到的东西？《社会记录》一以贯之地传达了一些东西，这可能也是《社会记录》让我感到最欣喜的一个地方。
李伦：我们确实是想做这样的努力。我们的电视相对平面媒体差距最大的是什么？是我们掌握电视语言的能力，掌握电视技术的能力远远地落后于他们掌握文字的能力，掌握版面设计的能力，掌握平面媒体这种技术的能力。所以《社会记录》非常强调传播技巧，所以说《社会记录》可能有“道”，我们在“道”的这个问题上也并不深刻，但是由于我们努力地在解决“术”的问题，努力地把我们知道的一点点东西用更好的方式告诉大家，让大家听上去能觉得你还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了这个努力。
梦霞：注重叙述技巧，就给观众看节目提供了一种轻松愉悦的可能，同时你们节目的动力和目标又规定了你们的传播内容。这是《社会记录》成功的原因吗？
李伦：我们还远谈不上成功，还在努力中，希望不会让大家太失望。我们相信观众，相信他们会看到价值。
梦霞：为什么是“相信”而不是“尊重”观众？
李伦：为什么我不用“尊重”呢？我觉得“尊重”这个词本身不够具象。用“尊重”这个词很容易屏蔽掉很多东西。有时候你过分地尊重其实是藐视观众。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把某些东西说得非常清楚，好像我们服务得非常周到，但是观众不爱听。为什么？你拿他当弱智。其实他的理解力非常高，你不需要去做那些低层次的反复说明，你要给他跳跃，因为他要享受思维快感。对观众的了解其实也就是对人的了解。人其实是有强烈的理性愉悦的欲望，我们不是拒绝学习的人，绝不是，我们不喜欢学习那是上学给上的。所以你就要提供这种理性愉悦，如果你提供的这些素材、资料不足以使他愉悦的话，他是断然没有兴趣去听你在那儿废话的。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观众有一个预判：他是有主动思维欲望的，享受思维快感的。只不过你恰巧做了这个工作，你有机会提供给他这些东西。
所以不要用“尊重”两个字去屏蔽掉这中间最细腻的情感沟通。罗大佑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棒，他说“用温情去冷漠”，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温情去把这些事情全屏蔽掉了。
梦霞：其实做媒体就像做人，它应该是人格化的。应当让你的受众看到你是什么样的气质，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东西。现在相对成熟的平面媒体都已经非常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电视栏目还是面目模糊，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它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概括一下《社会记录》的精神气质吗？
李伦：如果把《社会记录》说成一个人的话，我们心目中希望他是一个有理想色彩的，积极生活的，有方法、有勇气、能够面对现实的，而且是一个跟社会有合作态度的、有建设性的这么一个人。他有时候可能容易生气，但是更容易被感动，更容易高兴。用一句话说就是：相信梦想，虔诚生活。
梦霞：人们说好莱坞是梦工场，我觉得电视跟电影的区别就在于电影是一个停留在想象里的梦想，电视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
李伦：我觉得不只是做电视，做什么都需要梦想。尤其是在我们这么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由于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承载物，很长时间了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信仰不是说必须有承载物才存在，但是由于没有就更显得缺失。由于这种信仰的缺失，人们对遥远的东西或者说梦想就显得特别不自信，或者说不敢相信。这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容易让人摇摆，容易让人放弃，容易让人悲观，容易让人沮丧。所以我在栏目里面也经常说，我们要树立一个生活态度：就是希望大家在这儿是一伙相信梦想的人，是一伙虔诚生活的人。这个意义不是栏目的价值观，是我们聚集志同道合者的一个规则。
孟非：我只有一种姿态（1）
对个人的虚荣心而言，七千万还是十几亿没有区别
梦霞：你有过机会去中央台，为什么没有去呢？中央台不是一个更好的平台吗？
孟非：中央台是国家级的媒体，独一无二，它的功能，它所要维护的那个东西是不能突破，不能变化的。所以央视有两次请我去，我都婉言拒绝了，不是我不识抬举过度膨胀，因为那个氛围不适合我，我去了能干什么呢？我必须融入那个规则，而那个规则不是我能适应和接受的。
对个人的虚荣心而言，江苏七千万人民认识我和全中国十几亿人认识我没有什么区别。
我曾对我的台长说，我把每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如果我下课了，我就问一下自己：一，我对不对得起台里给我的工资？二，我对不对得起观众？都对得起，已经很好了，我没有更宏大的目标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所谓的功成名就、又拿钱又出名的事都是很不真实的。开头我就说了，我是一个草根阶层人，临时工干了八年，凭什么就该你一举成名啊？是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在中国电视界产生一点影响，说明中国电视缺的不是人才，缺的是机制的改革。
梦霞：你怎么看中央台的节目和中央台的主持人？
孟非：我跟北京一个搞电视研究的朋友说，下次央视再请你去参加策划会的时候，你要帮帮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央视有些所谓的名牌节目都已经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了，自己还陶醉得不行，不要看一些老太太还跟着你们的主持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就特有成就感，别满足于这个好不好？我们有点追求行不行？还有一些栏目的名字叫什么《感动中国》啊，《高端访问》啊，干嘛呀？起一些特别大尾巴狼的题目，我求你了，别让我感动行不行？高端不高端也不是自己说的吧？你让我活得舒服点行不行？中国的很多改革都必须自下而上，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从安徽小岗村开始，电视也一样，地方台的改革已经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逼着中央台不改不行了。
梦霞：你怎么看《艺术人生》这个节目？
孟非：用文化的招牌去做一些愚昧的事情。在精致的包裹下，都是些苍白的东西，总想感动人，总想教育人，总是形式大于内容，总是不好好说话。
梦霞：《艺术人生》做得很精致，有一个很美的片花，词写得动人：“风霜催熟梦想，绚烂源自寂寞，执著春风化雨，怒放生如夏花。”但是这个节目的“指向”，我换个词不用“导向”以免混淆，让我感到非常困惑。
孟非：《艺术人生》从节目的定位到它所营造的语言风格，所有的环节就是一个字，“假”。人说话不是这样的，每一句话都要达到一个效果，催你泪下，每一句话都要阐述一个人生哲理，结果是每一句话都会让人起鸡皮疙瘩。人们潸然泪下的时候一定是被最质朴的东西打动，一下子触到你灵魂的某一个角落，一下子激发了你的某一种情绪。你要憋着劲地让大家感觉到你有思想，你很幽默，那会成为一个笑柄。
现在中央台影响力大的地方主要在一些偏远地区，至少是媒体欠发达地区，没有其他的台可看，所以中央台出来一个什么主持人，全国人民都认识他。以后地方台的崛起一定是一个趋势。一个新闻节目，一个娱乐节目，就是这两个电视的主流节目类型会把中央台逼到死胡同里去。这个要不了十年，三五年就可以看到。
梦霞：精神文化产品极不丰富的情况下，很多人没有机会到剧场去看演出，本来属于舞台的东西要在电视上欣赏，存在是一种不得以的替代。
孟非：对。这就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如果经济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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