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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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发生过。
　　只顾得上抢政治正确的高地，抢道德高地，为这样的“大节”而不惜常常牺牲细节，尤其是牺牲致命的细节，这是薛涌成名的全部秘诀，但也会是薛涌失败的致命因素。在真正的学者看来，求证是一切学问和思考的基础，细节是一切大节的前提。没有求证，没有细节，一切无从谈起。一个完全无视求证，一个任意歪曲细节的人，一个不择手段地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的人，这样的人号称自由派，才真是对自由派的侮辱。这样的人号称学者，更是对所有真正学者的侮辱，对学术界的侮辱。这样的人进入不了美国主流社会，只能一直靠国内媒体的同情度日，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样的人不只需要上*自由的课，更需要上怎样做人的启蒙课。
　　告笑蜀：请学习*自由的基础课
　　我批评笑蜀，没有听见笑蜀的回应。不过，这次批评吴敬琏所谓“极少数人挑拨煽动”，笑蜀终于出来说话了。他贴出别人的帖子，题目叫《吴敬琏批左棍，痛在薛涌心上》，然后自己发表这样一番言论：
　　吴敬琏的文章说的很清楚，他的对手仅仅是那批1980年代以来一直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老左棍，譬如XX之流。这不过是吴敬琏跟那帮老左棍1980年代以来斗争的延续。跟薛涌半点关系没有。而那帮老左棍挑拨煽动策划于密室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本能吗？吴敬琏这点上哪又冤枉了那帮老左棍呢？
　　就这薛涌也能扯到自己身上去，把自己做成这个事件的主角。也真能炒作自己啊。
　　妄想症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不择手段到了这种地步。真疯了。
　　换了别人，我也许就不说什么了。但笑蜀属于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大报主持言论的人物，不免要对他有点告诫。
　　第一，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即使杀人犯要被判罪，也要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审判。萨达姆虐囚是犯罪，但美国倒萨时也虐囚，同样是犯罪。这里的区别是，萨达姆不认为自己是犯罪，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犯罪，而且把一些参与者判了刑。“极少数人挑拨煽动”等等*式语言，左棍们喜欢用，而且理直气壮。但如果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也用，这就如同美国人虐囚成了丑闻。你如果觉得你可以用*式的语言来反左，那只能证明你骨子里还是左。我们应该清理门户，把你踢出自由派阵营，这就像美国人要把虐囚者判刑一样。
　　第二，“煽动”作为一种罪名，是在言论不自由的地方被发明出来的。如果左棍一“煽动”，老百姓就跟着人家走，那就说明左棍说的有几分道理。你不能不让老百姓跟人家走。不久前有人在我帖子下留言，说如今谁想有“人气”，只要摆出一副左的架式就行。如果真是这样，自由派难道不该反省吗？要知道，在八十年代，谁想搞臭自己，才必须摆出左的姿态。当时反精神污染，我的朋友们关起门来痛心疾首：怎么不批我呀！我才最反动呢。那时一批谁谁就红。如今，自由派怎么走到这步田地？还不是你们骨子里是左棍？今天说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公共政策也不准进行公共辩论，明天又说“少数人煽动”。要知道，在*国家，哪个候选人能“煽动”大家听他的，他就当选了。“煽动”作为罪名，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预设上：那就是老百姓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容易跟着坏人走。或者说老百姓应该拥有为几个精英所首肯的思想。可惜，在*社会，老百姓不是“群众”，而是一人一票的个人。“煽动”也属于正常的游戏。“炒作”就更正当了。我的文章被你们《南都》的同事*，基本预设其实就是这样：老百姓太“仇富”了，他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我们的报纸也不应该登这样的言论，应该登的是“保护富人”的言论。看看，没有经过选举，没有经过公共辩论，几个编辑就可以定下来老百姓每天早晨起来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正确思想。
　　第三，笑蜀想推动自由市场的心情是好的。不过，不要以为这样的心情就能给你带来什么道德高地。毕竟*和市场经济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需要长期研究观察才行。到美国短期旅行几天，并看不出所以然来。比如，笑蜀写新伦敦案批评江平，动机很好。但与我写的新伦敦案的文章相比，他应该知道差距在哪里。这方面的法律渊源，一直要追到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不要看着我“炒作”眼红。我水平比你高，你应该好好学习才对。老实说，说到*自由甚至市场经济等等，你跟我读博士，我有的是可以教你的。就看你肯不肯学了。对不起，这话也许伤人自尊心。我从来不是个谦虚的人。哈哈。
　　

请容忍骂人——回复网友的质疑（1）
我的博客上许多留言中有骂人的话。有些话被删。我的态度是：希望大家容忍骂人。前天我看到一大段骂我的留言。本来想转贴出来。结果转眼就不见了。显然是管理员删了。其实那段话，并没有触犯任何条条，也不算那么难听，倒是很有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希望有关人员能够网开一面。
　　在博客上，常出现博主的拥护者和博主的反对者的对骂。这非常正常，希望大家彼此容忍。有些骂人，我认为很有价值。有些尖锐的批评和争论，就更值得珍视。比如“海淀人”的留言，对我提出批评，我把他的话贴出，并且认真做了回答。但是，我不太理解支持我的人为什么骂他（或她），甚至在他（或她）的性别上作文章。我是主张宽容骂人的。但是，总有些私心，希望我的支持者不要骂人，或者少骂人。在我看来，骂人并不能说明被骂者是什么样的人，而是显示了骂人者是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的支持者们都是高贵的人，我们站在同一立场，大概不是出于误会。
　　下面是“柱子321”的留言，我也认为很有价值，贴出来并回答一二：
　　薛涌还算实在，引用了南周的编辑的话。不过从中却看出薛涌的问题来。南周编辑的意思很明确，对你无根据地对茅于轼提出人身攻击表示不赞同，不是与你意见不合而拒绝发稿。（如果说是意见不合，应该是对没有证据的指控是否可以随意向负面暗示的分歧。）
　　不过薛涌表现出的气度却非常令人不齿。居然用美国大选之事为自己开脱。作为一个没去过美国的土包子，我想问，在美国选举时用捕风捉影的方法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不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难道在美国这种事是受到赞扬的吗？我想道德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有底线的。当然你可以对没去过美国的人随便说，告诉我们美国喜欢这种行为，美国人喝风屙烟，我也只能相信。
　　不过一个人很难摆脱自己出生和生长的环境的影响。对于薛大官人也是。你一再不无牛A的提及的多年美国生活的经历，也没能改变你骨子里的属于中国特有的品性。扣帽子，搞阶级斗争你无师自通。
　　我更赞同南周发表过的另一篇反茅文章的说法：简单的把人分为穷人和富人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现实。大部分是介于极富极贫之间。
　　在网上我看到的自任穷人代言人向茅开炮的人中，有装B出名之人，有失去理智盲目发泄之人，也有学术观点与茅不一致之人。但你的言论中我觉得你不属于这第三种。你的言论透露出自负和轻狂。春风得意马蹄疾，不能衣锦还乡，先放个声让乡亲们知道狗剩我今日发达了！不想为出名的轻狂之举被当头断喝，自然是气愤难平欲出胸中一口恶气再次抡刀扑上，无奈对头的老农虽黄瘦粗鄙（相对于华贵的薛大官人而言）却不卑不亢，见招拆招内力深厚，这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对手。此时却骑虎难下，薛大官人岂能让一介土包子压低一头？只好不顾一身华袍，滚一身的泥，使出“懒驴打滚”，“就地十八滚”之类的招数来。
　　下面是我的回答：
　　我文章的原文已经贴出，你可以自己去看。我所谓的对茅于轼的“人身攻击”，不过是对他自称没有拿富人的好处这一点表示了怀疑。《南都》显然不容许这种怀疑。
　　你说你没有看过美国大选，问：“在美国选举时用捕风捉影的方法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不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

请容忍骂人——回复网友的质疑（2）
我可以回答你：捕风捉影的攻击，是美国大选最常用的技术。具体细节请看我的有关图书《右翼帝国的生成》。希拉里的白水案，被调查了多少年？花了纳税人多少钱？最后证明没有什么不当。克里的越战记录被歪曲，则是另外一例。
　　在*社会，如果当公共人物、竞选公职，就要经受捕风捉影的攻击，甚至人身攻击，否则你就不要当公共人物。你自己可以选择。另外，政治谣言，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自古希腊时期就是如此。后来媒体发达，谣言才少。在信息不公开的社会，比如在三四十年前的中国，谣言是好事，没有则社会更不健康。
　　其他问题或者评论，我就不回答了。由此可以看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
　　下面是一位署名“学生”的网友的留言。从语气和思维方式看，像是个圈内人士。甚至也许就是编辑之一。我不妨转贴一下，然后进行答复：
　　薛涌，客观地讲，我认为编辑不发你的稿件其实起到了保护你的作用，因为通过你在博客上贴出的对茅于轼的反对理由，我认为你有些哗众取宠，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的倾向，颠覆了你在我心中的一贯美好形象。
　　你并没有抓住茅于轼谈话的主要内容，而是对他的一两句的确是没有论证的话拿出来大加评论。
　　他在农村进行贷款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给穷人以创造的机会吗？这点跟你的观点有什么矛盾？
　　他说房价过高的原因是什么？是通过权利关系，而非竞争来分配资源，这和你说的创建平等的保护制度相背离吗？
　　另外他对金融市场的论述你注意到了吗？为什么只关注其一句之失呢？你这样的言论，纵然可以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批判的思维方式，但你只挑刺，不肯定的方式，其代价恐怕是给人留下你哗众取宠的印象。
　　文章可以透露出人的品格，我认为，你思维敏捷，看问题也有独特而合理的视角，但是，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所以你也许只能是个草根，而非“大家”。
　　当然，你的追求，你做主。
　　答复：
　　首先我要感谢这位“学生”的交流。不过，你的思路非常奇怪。第一段就很说明问题：“我认为编辑不发你的稿件其实起到了保护你的作用，因为通过你在博客上贴出的对茅于轼的反对理由，我认为你有些哗众取宠，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的倾向，颠覆了你在我心中的一贯美好形象。”所谓编辑部要“保护”我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一种启蒙心态。我在即将出版的《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中，对这种启蒙心态有一个清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鲁迅开始，就有这种心结。觉得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老百姓没有他们这些精英认可的思想，一切全是因为老百姓太愚昧，需要拯救。而这些愚昧的百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乃至要吃试图拯救他们的人的人血馒头。所以，老百姓不懂什么是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保护，当然也就需要把涉及自己生活和利益的权利交给别人代行。我和编辑部的冲突其实也在这里。我们认识不同，本来可以争论。但是，编辑部认为他们是启蒙者，站得高、看得远，甚至有保护我的义务。言下之意，我这个人甚至根本不懂什么是我的利益，需要放弃自己说话的权利，让好心的编辑部来保护。茅于轼最近的言论，比如国家必须精英来管等等，也是这一心态的表现。我在《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书中，把鲁迅的《阿Ｑ正传》等等，看作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看了书再讨论。这里点到为止。不过，在启蒙者面前，我这个受了这么好教育的人，居然必须接受编辑部的保护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中国有几个人还配有说话权呢？

请容忍骂人——回复网友的质疑（3）
再说茅于轼。这位“学生”列举了茅于轼的许多观点和行为，认为和我的本来并不矛盾，意思是我抓住一点攻击人家不厚道。我假设这位“学生”是媒体中的人士。咱们就媒体说媒体。茅于轼那些具体观点，有多少人知道？他最近最著名的观点又是什么？我不是在这里给一个经济学家写传记，综合评介其一生的成就。我是对媒体的某些论调进行回应，批判他对社会影响最大也是最坏的观点，那就是“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什么叫“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什么叫“并没有抓住茅于轼谈话的主要内容，而是对他的一两句的确是没有论证的话拿出来大加评论”？难道你认为什么是重要问题，什么就是重要问题吗？所谓中国因为仇富穷了几千年，是他说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的最大根据之一。这种论调在我们社会中流行，我从小就是读这种东西长大的，当然需要清算。怎么你说不重要就不重要了呢？所谓“仇富”之论，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编造的最大谎言。“仇富”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后果，只有在*国家才可能。因为那里一人一票，穷人比富人多。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如果不懂，就应该反省一下是否被自己所受的教育洗了脑。
　　关于这件事情，我和一位编辑已经讲了。那篇被枪毙的文章，不是我写的最好的文章。其实，我的观点和我转载的吴向弘的文章很接近。他的文章比我的好。我和他其实一样，都认为茅其实还是一脑子既有教条。他着重从理解茅为什么如此荒谬的角度来讲。但这不是我的核心。我的核心，是茅类似的话说多了，降低了社会的道德。不过，就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多谈。一大原因，是他文章中事实错误太多，我想起码的家庭作业，是指出他的错误，即教科书上让我们相信的那些东西。然后再讨论别的。你怎么会觉得茅那些未经论证的话无关紧要？这就是一些以启蒙者自居的人的最大悲剧：自己被洗脑，还要用自己被洗的脑子来启蒙别人。被别人指出后，还觉得无关紧要。
　　我很不客气地批判过张维迎、吴敬琏和茅于轼等人。有人为他们感到委屈。编辑部不愿意发这样的稿件。这些人有什么好委屈的呢？他们有很大的话语权力，都说了不负责的话，又不出来和人家辩论。这就是不负责任。比如张维迎的一流大学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毒害甚大。我们的大学为此烧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我对他批评了，最近还写了篇长文。他根本不懂什么是一流大学。我指出来了，他出来认个错，说自己误导了大家，大学应该重视本科教育，不要竞争博士课程。这对社会还是个基本责任吧？我说的寄宿学院制度是一流大学的标志，其实这种寄宿学院就是牛津、剑桥来的。他们不说话，我就得骂。骂到他们臭不可闻，瓦解其话语权力，以后再说不负责任的话，就不会危害那么大了。
　　茅老相比之下确实是好人，至少自己还出来辩论。不过，他对骂人的看法，实在说明对*缺乏体会。骂人、谣言等等，在*社会有其正当的功能。特别是言论自由没有的情况下，这是老百姓非常合理的反应。没有这些，社会更不健康。这方面，像你这样的人还是跳不出来。这不怪你们。中国学术界太差。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你们无从了解。
　　经此一事，我有了觉悟。第一，中国一流的编辑，居然对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也不理解，也没有意愿坚持。我对他们多少有些高估。第二，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但是成长环境实在太差，对*没有体会和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资讯去了解。所以，我应该减少和媒体的合作，即使还写中文，也应该多写书或长文。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学到些东西。
　　所谓我“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等等，是你错了。不让人说话，才是“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在公共场合激烈辩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惜得罪朋友，这叫公共道德。
　　再讲一句八十年代的笑话。科学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一次开会，刘再复来了，讲了一通文学等等。他听得不太明白，以为是保守派观点，马上要批。但学生见他要放炮，赶紧小声说：“先生，刘再复也是搞思想解放的。”他听了一楞：“什么？是思想解放派？那就算啦。”
　　我不属于这代人。我也不会先查三代后再对一个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或者批判。我针对的是观点本身。编辑部则喜欢幕后做事，把事情私下摆平。我则就事论事，把一切亮到桌面上来。你觉得我对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话不厚道。那么请问：他说话对一些穷人就厚道吗？看看网上的反应，至少许多人受伤害了吧？得罪网民并非不可以，我就经常得罪。但是，你敢得罪人，就应该容许别人得罪你。
　　说到底，对言论自由这一基本规则，你还是不理解。这实在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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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南方都市报》断绝合作关系再答网友
以下是“海淀人”在我博客中的留言：
　　我挺爱看薛涌文章，可读性很强，但在茅于轼为富人说话的事上，我有不同看法。对茅于轼积极扶贫，薛涌说，“……从美国对贫困开战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就不难发现，茅于轼所谓的……的理论，……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似乎美国做了什么事情，在中国做做就不值一提了。可中国这样的环境能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相比吗？茅对农民小额贷款的做法是在趟经济的雷区（自己赔钱），法律的雷区（违法），和理论的雷区（弄个身败名裂）。怎么到了薛涌那里几句话就一点价值没有了？怎么就会让农民更穷了呢？你个人想在中国贷点款子或放点款子试试。
　　薛涌极为反感茅举任志强的例子。我也觉得任志强的名声不大好。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保护富人也包括任志强这样的富人，只要他们不违法就应该受法律保护。薛涌或其他人包括我都会说，现在的富人没有干净的。可这是富人自己的问题吗？法律和制度有漏洞是推动法律和制度进步的问题。茅于轼说的就是推动理论和法律去保护富人的事情。如果举例子是一个勤勤恳恳，严格守法的富人，保护他们的说法不是废话吗？况且保护富人并不意味着不保护穷人啊，怎么就一根筋呢？
　　薛涌说，“克林顿时代，才有两党合作下对福利制度的改革，逼着穷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最后大大降低了贫困率。”似乎美国对穷人非常狠。可你看看美国对不同收入的人的税率一样吗？对低收入者子女补助救济少吗？很多方面比加拿大都强。例如幼儿园收费，急救费用减免。照你的意思，不给低收入人任何补助救济就是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期待”，摆脱“他们对救济的依赖”？
　　最后有个意见，既然你强烈抗议冯一刀把电话曝光，你曝光南都编辑的信里的内容是否地道呢？
　　我的答复如下：
　　第一，我从来没有说茅于轼的小额贷款没有价值。相反，我觉得这很值得赞扬。我反对他的，是他为富人说话的理论，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的逻辑。
　　第二，任志强如果合法发了财，当然需要保护。请问谁不需要保护？人生而平等，怎么只说保护富人？正是这种对财富的崇拜，妨碍了穷人的致富。
　　第三，中国当然不能处处跟美国学。但是，一些基本的人性，是超越文化的。当你对工人农民说“你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算数”，并且使他们接受了这种观念、真觉得自己“不算数”时，他们当然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力，成不了企业家。茅于轼先生有许多令人尊重的地方，但他在“为富人说话”这件事情上，表现得让人恶心。那些不择手段地保证他的言论不受挑战的人，表现也让人恶心。
　　第四，这位读者对克林顿的福利改革似乎并不理解。福利改革不是福利废除，而是以鼓励穷人求职、工作为目标改革福利制度。另外，你必须给穷人以自尊。不能让他们有一种自己“不算数”、只配领救济的感觉。
　　第五，冯一刀披露我给他们打电话的事情，是利用职业之便，泄露客户的隐私。这是可以被起诉的行为。这也是中国人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例证。我并不认为我引用《南都》给我的工作信件有任何不妥。我和《南都》有契约，他们违约，并且用这些信为自己辩护。我当然要引用。同时，该报一位编辑，私下和我交流，申明这是个人感受，“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当然就不会引用。我不能让该报静悄悄地*了批评茅于轼的言论而不受惩罚。报纸是为公共服务，不是私人的工具。此事涉及公共利益，必须具有基本的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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