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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战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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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谝淮斡⒏窭贾衅诩涞淖钪匾幕疃怯胗⒏窭家行谐っ伤拧づ德崦妫德堑笔惫式鹑诹煊蜃钣杏跋炝Φ娜宋铩８菟钚湃蔚乃饺嗣厥橥嘎叮德詈薹ü恕⑻熘鹘掏胶陀烫恕Ｅ德吐奚穹⑾郑翘傅檬秩谇ⅰ０崖奚窠樯芨德闹屑淙耸巧澈仗亍４�1924年第一次见面，沙赫特与诺曼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5年诺曼去世。
在与伦敦施罗德银行的一位领导人会面之后，罗森伯格结束了他具有重大意义的伦敦之行。伦敦施罗德银行是纽约施罗德银行和科隆的一家私人银行的分支机构，这家私人银行便是冯·施罗德男爵的斯泰因银行。罗森伯格所见的伦敦施罗德银行的领导人名叫蒂阿克斯，他也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蒙塔古·诺曼的密友。
1931年后，当沙赫特与冯·施罗德男爵找到德国工业和金融界领袖人物寻求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时，这些紧张而又心怀疑虑的德国实业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金融界，特别是蒙塔古·诺曼，对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前途怎么看？”如果希特勒上台，诺曼乐意向德国提供金融信贷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30年大选的关键时刻，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义工人党仅有600万多一点的选票，蒙塔古·诺曼、蒂阿克斯和伦敦朋友的国际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32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男爵的科隆庄园，阿道夫·希特勒、冯·巴本和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等人密谋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提供资金支持，一直到希特勒按计划掌权为止。当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希特勒和冯·巴本在1933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的科隆庄园还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他们最终敲定了一项计划，推翻软弱的斯内切政府，建立一个右翼联合政府。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
1933年5月，作为希特勒新政府的核心人物，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最后一次访问了伦敦。他直接来到了亨利·德特丁爵士位于爱斯科特赛马场附近巴克赫斯特公园的乡村别墅，德特丁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根据英国新闻界的说法，他们两人进行了热烈而重要的交谈。罗森伯格在1931年访问伦敦时第一次与德特丁见面。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虽然细节是保密的，但是当天的英国媒体报道十分肯定地说，在早期关键时期，德特丁为希特勒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
在1931年的关键时期，诺曼和英格兰银行坚决拒绝为德国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贷款，因此导致了金融和失业危机，使得像希特勒这样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在德国领导层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刚刚巩固了权力，就是这个蒙塔古·诺曼又急不可耐地投之以李，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英格兰银行的贷款。1934年5月，诺曼对柏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访问，为新政府的金融稳定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作为回报，希特勒安排诺曼的好朋友沙赫特当上了经济部长，同时兼任帝国银行行长。直到1939年，帝国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沙赫特担任。
第七章 排兵布阵 建立英美石油美元秩序
〖二战后，英美利用石油与金融的联姻，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为了对抗日益强大的英美石油卡特尔，各国纷纷采用国有模式经营石油产业，加强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
【战争催生的新帝国】
1945年，经过一场席卷全球、夺去5500多万人生命的六年战争，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世界广大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半球不发达地区来说，1945年只不过是向一场新式漫长战争的过渡，这场持久战通常体现为经济战。
1919年，凡尔赛和会之后，英帝国达到发展的巅峰，她统治了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仅仅30年之后，到了1949年，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英帝国正面临分崩离析。她正处在也许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没有经历过的动荡痛苦之中。
1946年2月，皇家印度海军发生叛乱，由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领导的英国战后工党政府任命缅甸伯爵蒙巴顿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其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英国的军队和政府管理机构。在到达印度之后五个月，也就是1947年8月15日，蒙巴顿把印度次大陆分成了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东、西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大部分。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国正式放弃了对非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大部分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并不是因为她大发慈悲或是对殖民地人民自决原则的突发热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战后对海外领地管理的全新形式。
战争的结果是，构成英国金融强权基础的贸易体制不复存在。大量的海外投资被出卖，用于支付战争费用。英国的国家债务扶摇直上。在国内，工厂残破，设备陈旧，甚至连电力供应都不能保证；房屋破败，人口减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出口只有战前1938年的31％。
“二战”期间，英国完全依靠美国的战后支援。美国人，或者说东海岸利益集团中主张向外扩张的人士认识到，要想成为战后的世界统治者，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英国的合作及其统治世界的知识。一战前由洛锡安勋爵、米尔纳勋爵、塞西尔·罗得斯等前文提到的“圆桌骑士”定义，经长期讨论形成的帝国新概念，很快变成了现实。1945年之后，英国只能通过发展和加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世界发挥间接影响。
在凡尔赛和约之后，英美两国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栽培某种特殊关系的种子，英美两国分别成立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作为讨论战略政策的管道。
战争期间，合作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英国和美国都同意军事指挥的一体化，同时，羽翼未丰的美国情报系统在战略情报局（OSS）的领导下，与英国特种行动局（SOE）合作，在伦敦指挥中心的指挥下一起工作。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出现，美国秘密政府机构的整个布署，都是战时与英国合作的直接结果。这对随后的美国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悲剧性的。
战争刚结束，英国就介入美国国内的讨论，这成了影响美国能源和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在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最高级别动议中，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的富尔顿，在1946年3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人们大都没有想到的政策收获是，丘吉尔精心准备的花言巧语保住了英国在战后的地位。本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放弃战争时期与丘吉尔、罗斯福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准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丘吉尔访问富尔顿的目的，是说服天真而缺少经验的美国总统发展美英的特殊关系。
在此次非同寻常的访问之后不久，丘吉尔这位前首相便扭转了局势，英国已经掌握了明显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杜鲁门总统玩扑克牌时，他故意输掉了75美元。中央情报局的原型就是建立在伦敦训练的战略情报局战时网络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国防政策也是以美英共享情报和军事国防机密为基础。杜鲁门开始清除其政府内任何反英的因素，最有名的是农业部长和反英派人员亨利·华莱士。在许多关键领域，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恢复了紧密的合作。
【石油与美元联姻】
英美石油利益集团首先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由参加1944年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英美谈判者打造的战后经济和金融“世界新秩序”安排最终协议中，英美在世界石油业中的霸权地位使她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的主要人物是英国财政部部长凯恩斯爵士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一旦产生支付平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捐赠是可资使用的紧急储备；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政府发放大数额的公共项目贷款；关贸总协定则用来建立一个可控制的“自由贸易”。
但是，为了确保战后英美在世界货币与贸易事务上的霸权，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仁们还设计了一些极富技术性的条款。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实际投票权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手中；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所谓的金本位交换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每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美元。反过来，美元与黄金的比值设定为35美元/盎司，这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设定的，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和世界大战的前夕。
战争期间，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已经集聚了世界各国的官方黄金储备，数量巨大，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美元以强势货币的面貌出现，受到世界最强势的经济支撑，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战后的美元标准。
对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几乎毫无抱怨的是美国的大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集团的洛克菲勒公司和匹兹堡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它们在取得中东特别是沙特的石油开采权中得到了大头。由于罗斯福总统充满智慧的外交和丘吉尔的疏忽，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脱离了英国的控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于1943年从罗斯福总统手中得到了一份土地租借协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国为确保沙特战后对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保持亲善所作出的一种姿态。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是哈罗德·伊克斯建议的。当时，伊克斯是美国国防部的石油协调人。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指出，“我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开发应当体现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第一次把国家安全与一个相距万里的海湾沙漠王国的命运正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最后一次。国务院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些关键领域，应当更像一个帝国，就像英国一样，要对远离本土的战略利益进行控制，这应当成为美国战后权力的支柱。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其他美国人很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渴望的是尽快从萧条和战争中恢复过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美国的战后石油霸权】
人们很少注意到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中石油的重要作用，该计划以其设计者、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从1947年开始，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购买石油，而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国公司供给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记录，美国用于马歇尔援助的美元中，大约10％因为购买石油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
战争结束时，美国石油产业已经变得跟英国石油公司一样，具有国际公司的架势。它们主要的石油资源位于委内瑞拉、中东等遥远的地区。战后，人们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和海湾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称为“石油巨头”，它们决定采取行动对欧洲的战后石油市场进行绝对控制。
战争使欧洲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德国失去了东部煤田的储备，西部地区的煤产量只有战前的40％。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国的煤产量下降了20％。在丘吉尔定义的铁幕下，由于不能进入西欧市场，东欧的石油产量也下降了。1947年，一半的西欧石油是由五家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
美国的石油大佬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机会。尽管有时国会会过问，一些中级官员也会抗议，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还是明显被滥用了，“石油巨头”迫使欧洲支付高昂的价格，非常高昂的价格。这一价格高出1945～1948年欧洲石油价格的一倍，从1。05美元/桶涨到2。22美元/桶。虽然油是来自并不昂贵的中东油田，但运费却是经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与加勒比海运往欧洲的运费挂钩，远远高于成本。
即便在欧洲市场内部，石油成本差别也是巨大的。希腊被迫支付每吨燃料油83美元，同样的燃料油英国只支付395美元/吨。另外，在华盛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公司拒绝使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元建设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石油巨头”对战后欧洲的控制。
当两家主要的英国石油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恢复了它们的生产能力，美国的五家公司不得不扩展为七家公司，共同瓜分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的地位无人匹敌。它们控制了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东石油供应，控制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石油似乎成了常用品。通过把石油销往世界新的市场，石油公司赚进了大把大把的美元。当时的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在艾森豪威尔“国防高速公路法”的指引下，美国把亿万美元的税收投向全国范围内的现代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理由是，一旦苏联发动核战争，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系统从城市撤离。尽管铁路相对于节能效率不高的汽车具有优势，但铁路基础设施还是被忽略并且任其朽坏。这个时期正是底特律一家主要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威尔逊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要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就是对美国有好处。”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话：对埃克森、德士古和石油老板们也有好处。石油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商品。
【石油与纽约银行集团——石油战争】
美国主要石油公司战后对全球市场这种异乎导常的掠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结果是，与石油联系紧密的纽约银行集团的国际垄断力也得到了相应增强。从20世纪20年代的“道威斯赔偿”贷款和有关借款时期开始，纽约银行逐渐将业务从国内金融领域转向了国际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占据了国际石油供给中最大的份额，纽约银行也从世界石油贸易的资本流动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为了保住这些优势，强大的纽约银行发挥了影响力，修改了由凯恩斯和德克斯特设计的布雷顿森林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纽约银行界掀起一股不太引人关注的合并波浪，这对增强银行业的国内政治和金融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1955年，洛克菲勒的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和布朗克斯县信托公司合并建立大通曼哈顿银行。国民城市银行也和大通银行一样，与标准石油集团的国际业务有密切联系，它收购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改组成了第一国民城市银行，也就是后来的花旗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收购公共银行和信托、名士担保和信托及几家小的地区银行，形成另一个强大集团。与此同时，化学银行和信托与玉米交易银行、纽约银行信托公司合并成立纽约第三大银行集团——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也与标准石油有密切联系。同一时期，J。P。摩根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成立了摩根担保信托公司成为第五大银行。
战后，美国银行业出现了卡特尔化，金融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家纽约银行手中，这些银行都以国际石油市场和政策为导向，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其后30多年的美国金融史，各方面的政策和国际政策都打上了纽约银行的烙印，唯一的例外就是没有为越南战争的财政赤字提供过资金。
纽约银行具有国际导向的传统，但与以往相比，这次它们拥有了对国际金融领域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的影响力类似于伦敦的老牌帝国银行集团如米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到了1961年，集中到五家最大的纽约银行的存款是整个纽约市区所有存款的75％，而纽约市区又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区。
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影响力日渐提高，其会员资格也反映出上述金融和经济实力的集中。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是华尔街律师约翰·迈克洛伊，他同时也是大通银行董事长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利益集团的前任律师。
20世纪50年代早期，多数美国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经济和金融大权集中到少数纽约银行、公司和有关律师事务所手中并不是好事，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落到了伦敦的英国兄弟手上。美国社会正沿着英国“非正式帝国”的路线被重塑，主要是以控制金融、原材料和国际贸易条件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和工业进步为基础，而后者才是美国的传统。
【挑战英美石油利益的伊朗人】
20世纪50年代，尽管英国似乎从很多方面失去了其帝国时期的威风，但她仍牢牢控制着殖民地重新组合的优先权。她不是把一切押在维持远至印度的正式的庞大帝国，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有能力控制世界石油和战略原材料的帝国，而且更具有盈利能力。因此，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成为英国的战略重点，大量的中东石油通过这里流入欧洲，据此要地，英国可以维护在中东特别是伊朗的利益。在伊朗，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维持对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前途的控制，尽管有世界大战的压力。
早在威廉。诺克斯。达西年代（在前面已谈到），也就是1901～1902年间，英国就在不遗余力地取得对波斯地区石油的垄断权，为了控制伊朗石油，英国像老虎觅食一样在这一地区四处奔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扮演了一个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角色，她说服苏联的斯大林加入入侵伊朗的行列，其说辞是，这个中立国家出现德国工程师，本身就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1941年8月，英苏军队占领伊朗一个月后，伊朗国王被迫让位给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正因为如此，巴列维国王能够接受英苏的军事占领。
后来得到小股美国军队补充的英国占领军，得知战时“盟国”苏联征用由苏联军队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大部分的食品时，却坐视不管。数以万计的伊朗人死于饥饿，而十万俄罗斯军人和七万英国及印度军人却优先得到补给。在伊朗各地伤寒肆虐，哀鸿遍野。运输英美租赁物资的火车经过伊朗铁路去了俄罗斯。在1944～1945年的严冬，由于取暖用油匮乏，成千上万人的被冻死。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政策是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和政府全面蒙羞，并鼓动伊朗国内的迷信和封建主义情绪。
伊朗政府急切寻求第三方的支援，请求美国提供援助。1942年，美国的军事指挥官诺曼·施瓦兹科普夫（1990～1991年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司令官的父亲）来到伊朗，在这里，他花六年的时间训练了一支国家警察部队，直至1948年。后来证明，在1953年8月推翻伊朗民族主义者、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过程中，施瓦兹科普夫和他在伊朗军队的联系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尽管战时德黑兰会议作出了恢复战后伊朗主权的庄严宣言，并且由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但苏联还是对与阿塞拜疆交界的伊朗北部地区提出了独家开采石油的要求，而英国则要求给予与政府有联系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更多开采权。这种无耻的外交勒索最终导致占领伊朗领土，1944年12月，伊朗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博士向伊朗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与外国进行石油谈判。
摩萨台引用1944年11月2日伦敦版《时代》周刊的文章，该文建议，战后应由英、俄、美三方分治伊朗。摩萨台的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但方案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在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权问题上存有异议，没有解决，这一开采权是从1901年老达西时代就有的。
到了1948年，经过激烈的斗争，包括把这一问题提交到新成立的联合国讨论，伊朗终于迫使外国军队离开了伊朗。但是，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英国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伊朗国家的经济。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南部地区的某些省份具有丰富的石油储藏，这些地区的石油开采权在几十年以前就授予了英国，而且是独家垄断开采权。为了确保垄断，自1919年后，英国政府官员已经事实上管理着伊朗的国家机构。至于伊朗主权，则被搁置到了一边。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首先出现在印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从亚洲到非洲，迅速遍及全世界，伊朗再也不能忍受对其国家主权的践踏。1947年下半年，伊朗政府提出，鉴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是世界上盈利最丰的采油公司，但伊朗政府在其收入总额中所占份额却低得可怜，因此应当提高。
伊朗援引了委内瑞拉的例子。在委内瑞拉，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同意与当地政府五五分成。伊朗提出了同样的条件，如果方案通过，宝贵的石油每年将为伊朗换得1亿美元而不是区区3600万美元，在当时1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额。伊朗政府计算过，即使这样，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人事实上也只是支付了石油净利润的8％。英国拥有独家垄断开采权的地区有10万平方英里之大，在这些地区，英国拒绝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开发。伊朗计算过，在1948年，伊朗石油产量为2300万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利润是32亿美元，只付给伊朗特许权使用费3600万美元。根据这些数据，伊朗政府提出，开采权必须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下重新谈判。
对于这一建议，伦敦当然不满。BBC广播电台开始大量播出对伊朗政府不利的虚假新闻，声称伊朗外交部长埃斯凡蒂亚里已经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作出了令人耻辱的让步，同意修改伊朗宪法。这还只是最初的反应。
修改英伊协议的谈判拖拖拉拉，到了1949年，英国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他们的战略是拖延，这对伊朗政府很不利。伊朗议会选举将于1949年底开始，摩萨台博士和他小小的民族阵线党积极主张进行石油谈判。民族阵线党在新议会中赢得了六席，至12月，摩萨台被任命为议会石油委员会主任。伊朗已经提出了利润五五分成和参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管理的要求。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伊朗政府不断更迭。直到1951年4月，摩萨台当选为总理，英国连伊朗政府要求的一半条件也没有满足。与随后华盛顿和伦敦各界的宣传不同，摩萨台不是伊朗人民党中的共产主义者或苏联的代理人，也不是狂热的极端主义者。无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是苏联的坚定敌人。
3月15日，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了摩萨台委员会的建议，在公平补偿的基础上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就在摩萨台组建其政府的前一天，1951年4月28日，最终的国有化计划由议会批准。
在英国人看来，伊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伊朗采取了有效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视英国的利益。英国立即威胁要报复。几天之内，英国海军便开到了阿巴丹附近。这次，英国的虚伪再次暴露无遗。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拒绝干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的谈判，声称不会干预“私营公司”的事务，尽管存在着不争的事实，即英国政府拥有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53％的股权。现在，随着伊朗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国有化，英国政府不仅干预了伊朗与这家公司的谈判，而且支持其要求，将英国皇家海军派往伊朗水域，并威胁要用伞兵占领阿巴丹港，而美其名曰保护英国的利益。
阿巴丹港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基地，是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一部分。
在摩萨台任总理的28个月里，英国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障碍。只要提供了公平的补偿，伊朗完全拥有对其领土内的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造的法律权力，摩萨台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此外，伊朗还向英国保证，继续保持国有化前英国人享有的石油供应，并且继续在公司内雇用英国人。
1951年9月，英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包括对伊朗石油实行全面禁运，冻结伊朗在英国银行里的所有海外资产。英国战舰已经停泊在伊朗海岸边的水域里，陆军、空军也开往英国控制的伊拉克巴士拉，那里靠近阿巴丹炼油联合企业。所有英美石油公司都加入到英国人的禁运行列。经济制裁是伦敦和华盛顿对发展中国家主张国家主权的反应，只要发展中国家威胁到它们的核心利益，他们就会采用制裁手段。英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利诱伊朗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告密者，实时了解经济制裁对伊朗的影响。
实行国有化后的伊朗石油的潜在买家时常受到英美石油公司的恫吓：他们将面临法律诉讼，因为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之间的补偿协议还没有签署。这种含糊其辞的法律说辞掩盖了它们自己的战略。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都拒绝签署任何补偿协议。与此同时，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禁运对伊朗脆弱的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困扰摩萨台政权的经济麻烦迅速增大。对外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石油收入直线下降，1950年为4亿美元，而自1951年7月至1953年8月摩萨台下台为止还不到200万美元。
同年9月，摩萨台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安理会小心翼翼地投票拖延此事。之后，摩萨台来到华盛顿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却无功而返。摩萨台政治上的主要失策在于，他对英美利益集团在石油控制这一战略问题上的牢固关系缺乏认识。美国“调停人”哈里曼去了伊朗，由一个与“石油巨头”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组成的代表团陪同，包括国务院的经济学家沃特·利维。哈里曼建议伊朗接受英国的条件。当摩萨台到华盛顿时，他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的唯一建议就是，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来管理伊朗的公司。
当英国坚持把这个案子提交到国际法庭去仲裁时，摩萨台认为伊朗会赢，因为他本人就是在比利时和瑞士接受的法律教育。1952年7月22日，国际法庭否决了英国的管辖权，建议此案退回伊朗国内审理。
评价1952年12月的形势时，《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内德·拉塞尔准确地写道：小国领导人很少有摩萨台这样的勇气，当他的国家遭受英国然后是美国强加的经济和金融封锁时，摩萨台径直对杜鲁门和丘吉尔说“不”。拉塞尔注意到，丘吉尔的花招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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