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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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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确定反革命集团的刑事责任时，不仅应当把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与一般参加者区别开来，而且应当把反革命集团的为首分子与其他主犯区别开来，根据他们每个人在集团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来确定其刑事责任。吴法宪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对此我们没有异议。需要指出的是，吴法宪在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中不是为首分子，为首分子是林彪和江青；在林彪一伙中，吴法宪的地位不仅在林彪之下，实际上在叶群之下，他的不少罪行是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实施的。例如起诉书第13条所列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同志，就属于这种情况。起诉书说：‘1966年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9月3日，吴法宪把他写的材料送给林彪。’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吴法宪是在林彪指使下对贺龙同志进行诬陷的。又如，起诉书第18条所列被告人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诬陷、迫害，也属于这种情况。早在1965年，叶群、吴法宪等人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叶群就别有用心地向吴法宪散布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同年12月在上海叶群又唆使吴法宪诬陷罗瑞卿同志。回到北京后，林彪还叫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质问吴法宪是跟罗瑞卿还是跟林彪走，对他施加压力，并授意他进一步诬陷罗瑞卿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吴法宪为了投靠林彪，就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诬陷和迫害。应当肯定吴法宪诬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是严重的，当然应负刑事责任。但是，他在这方面的不少罪行是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实施的，主要罪责在林彪和叶群。这种情况，在确定吴法宪的刑事责任时，请法庭适当加以考虑。
3。 犯罪分子犯罪后，凡是认罪悔罪、交待罪行并揭发同伙的，司法实践中在量刑上历来都是作为可以考虑从轻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被告人吴法宪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吴法宪看了起诉书之后，在许多场合一再表示：‘起诉书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在律师与他会见时，他又向律师表示：‘我堕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这是由于我的个人野心所造成的。我的罪行严重，怎么判我都可以。我希望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使我能赎一赎我的罪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他再三表示‘完全知罪、认罪、服法’。这些都是吴法宪认罪悔罪的表现。被告人吴法宪不只是口头上表示认罪悔罪，而且有实际行动。他如实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对同案其他主犯的罪行也进行了揭发，在交待罪行方面，他交待自己诬陷、迫害朱德、贺龙、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诬陷、迫害空军大批干部和群众以及其他反革命罪行，法庭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些交待符合实际情况。在揭发同伙方面，吴法宪对林彪、江青、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作会等人的罪行，都写了揭发材料，经查证，他的揭发基本属实。由此可见，被告人吴法宪认罪悔罪的态度是比较好的，请特别法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他的这一较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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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法宪第五次开庭 法庭辩论（4）
最后，马克昌律师对自己的辩护发言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并向法庭建议对吴法宪依法从轻判处：“总之，我们认为：被告人吴法宪虽然是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但是，他也具备着一些可以从轻判处的条件。因此我们希望特别法庭根据我国《刑法》第1条所指出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况，对被告人吴法宪依法从轻判处。”这时旁听席上有人低声议论：律师还是真的为吴法宪辩护呢！
辩护人马克昌发言之后，检察员冯长义认为辩护发言轻视了吴法宪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作用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于是要求发言，这就形成了第二轮辩论。他在发言中列举事实，说明吴法宪积极主动为林彪出谋划策，组织实施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是起组织领导作用的。
随后，审判长伍修权问吴法宪有什么要讲的？吴法宪说：“没有辩护的，公诉人讲的都是事实。”他供认，他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他“有反革命野心”，“想跟着林彪往上爬”，“结果越陷越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再次表示和要求：愿意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处，希望给他一条悔过自新之路，今后重新做人。
接着辩护人周亨元就吴法宪的认罪态度作了简短发言，而没有针对冯长义的第二轮发言进行辩论。周亨元指出：吴法宪不仅自己积极交待问题，而且揭发、检举他人的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说明他在犯罪后所持的态度是比较好的，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考虑这一情节，从轻判处。检察员冯长义再次发言，表示对辩护人提出吴法宪认罪态度比较好，没有异议。这样就结束了法庭辩论。
于是审判长让被告人吴法宪作最后陈述。吴法宪的最后陈述很短。他说：“我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犯下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他表示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服从法庭的判处。
吴法宪最后陈述结束，审判长伍修权宣布：“在审判过程中，给了吴法宪充分的辩护权和最后陈述权。对公诉人的发言，辩护人的辩护，以及被告人吴法宪自己的辩护和陈述，法庭在评议时，将予以考虑。被告人吴法宪退庭后等待宣判。”
值班法警将吴法宪带出法庭之际，他要求法警能让他见一见他的辩护律师，表示他衷心的谢意。法警告诉他，现在不便与律师会见，他有什么话可以代为转告。于是吴法宪说，这些年来，没有人为他说好话，今天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发言，为他说了好话，他从内心里表示感谢，不仅他感谢，而且他的家庭、他的儿女都会感谢。法警将吴法宪的这些话，如实地向两位辩护律师作了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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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一）（1）
姚文元由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第一审判庭设在北京正义路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大礼堂，大礼堂有1000多个座位。
1980年11月24日下午，开始了对王洪文、姚文元庭审。这是对“四人帮”被告人的第一次开庭审问，特别法庭、特别检察厅都极重视。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和17名审判员出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清、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5名检察员出庭。姚文元的辩护律师韩学章、张中到庭，在辩护人席上就座。
法庭在审问王洪文结束后，即对姚文元进行审问。首先，法庭就起诉书指控姚文元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张敏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会议之后，有哪些人到钓鱼台17号楼去，是谁通知你去的？”
姚文元精神显得非常紧张，手里拿着一叠准备辩护用的材料纸，一时难找到回答问题的材料，结结巴巴回答：“是江青通知我去的，去钓鱼台17号楼，不止我一个人，还有王洪文、张春桥。”
审判员问：“你们在一起策划了些什么？你说了些什么？”
姚文元回答：我攻击邓小平副主席，主要是根据邓小平副主席在会上讲“老是这样子不好合作”，批评江青的态度。我就把过去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错难合作”的话，和邓小平副主席抵制江青联系起来，攻击邓小平路线上有问题。到长沙去告状是向毛主席反映了对邓小平的意见，实际上想影响毛主席已经作出的决定。
检察员钟澍钦发言，他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策划去长沙“告状”的目的是为了篡党篡国。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住在医院里，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疗养。10月4日，毛泽东主席提名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时正值召开全国四届人大之际，周恩来总理过问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人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周总理以及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看成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密谋策划“长沙告状”，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这是他们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犯罪活动。
审判员问姚文元：“你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诬告邓小平，是否说过‘北京大有庐山会议气息’？”
姚文元回答：“我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不是说‘北京有庐山会议气息’，是说‘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
法庭宣读###1980年7月18日的证言（节录），王洪文1980年9月23日的供词（节录），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日记（节录）。证明姚文元说过“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的话。
宣读后，姚文元说：“我作了错误的判断，‘有庐山会议的气息’，这个话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诉人指出：姚文元把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抵制江青发难，把周总理重病，住在医院里操劳党和国家大事，找领导人商谈工作都诬陷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按照姚文元的解释，“庐山会议气息”就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抢班夺权。王洪文到长沙毛主席那里去告状，就是按照姚文元定的调子进行诬陷的。这次反革命诬陷活动，江青为首组织策划，张春桥煽动，姚文元定调子，王洪文冲锋当打手。姚文元无法推卸自己应负的罪责。
审判员问：“1976年5月16日，你在审批《人民日报》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的送审稿中，是不是亲笔加上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这句话？”
姚文元答：“我在《人民日报》送审稿上，是改过‘邓小平是###的总后台’这样一句话。”
法庭向姚文元出示原送审稿。姚文元看后说“现在我认识到给邓小平副主席加上这样一顶帽子，同样是错误的。我要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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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一）（2）
最后审判长宣布：被告人姚文元参与策划“长沙告状”和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这些事实已经调查完毕。在把被告人姚文元带出法庭后，宣布休庭。
二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二）（1）
1980年12月8日上午，第一审判庭第二次开庭审问姚文元。
出庭审判人员：庭长江华，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审判员11人。
出庭检察人员：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检察员3人。
出庭辩护人：律师韩学章、张中。
首先由审判员史笑谈对被告人姚文元发问：“起诉书指控你诬陷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在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姚文元答：“我在1976年1月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性的言论。”
法庭宣读了经姚文元和张春桥审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节录）以及张春桥1976年12月12日在这上面的批语：“已阅，等姚文元同志意见来了以后，就可以发表。”法庭宣读后，姚文元说：“既然我审阅过，那么我负审阅过的责任，但是里面讲的陈丕显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等，这一些都是文章上的话……这些攻击当然是错误的。”
审判员问：“你审阅过，你应该不应该负责？”
姚文元回答：“我审阅过，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我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法庭宣读和投影徐景贤1968年1月16日在《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上的批语。宣读后，审判员张敏问：“那篇文章里诬陷陈丕显同志的那么多话，你建议了没有，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这个呢？”
姚文元答：“那是我犯了错误嘛，犯了错误我承担这个责任。”
审判员史笑谈接着问：“起诉书指控你诬陷、迫害曹荻秋是‘叛徒’，这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姚文元答：“……我到中央工作以后……上海市委有一个报告，要把曹荻秋同志定为叛徒，这个报告送张春桥那里，张春桥批准了，转到我这里，我画了圈……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工作责任……”
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经审判长同意后发言：“……姚文元伙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绝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人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律师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姚文元答：“关于曹荻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的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画过圈……我这一点要负责任。”
接着审判员巫宝三问：“1967年5月7日济南的武斗事件，是你和张春桥支持的，是不是事实？”
被告人姚文元答：“……我在济南工作是不希望发生武斗的。事后，有这个事实，那是在一个红代会的一个代表会议上，我讲了有倾向的话……既然我事后讲了这个话，那我就应该对当时受到王效禹打击的那300多名群众，还有其他的群众，山东的群众表示道歉……这就是我在这个事件上应该负的责任。”法庭宣读了姚文元在1967年5月7日在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这两天在济南市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你们，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打了一个胜仗，……”宣读后，姚文元说：“这些话符合我当时讲话的意思。”但他又说：“事后讲了有倾向性的话，这是事实，但事先确实劝阻过的。”
法庭宣读原山东省革委会常委张美智1980年7月22日的证言（节录）：“5月6日午后，王效禹说，你们不是在采取行动吗？张姚首长批准了，以前为什么不让你们动，中央首长怕你们力量不足。我问春桥，文元同志说，只要中央同意，不要耽心有人没人了……”宣读后，检察员钟澍钦经审判长许可后发言，他叙述了济南“五七”武斗事件的经过，指出“刚才宣读的证据，完全证实了姚文元参与了这次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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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二）（2）
法庭宣读1980年9月4日山东省委关于张春桥、姚文元支持制造济南“五七”事件的证明材料。材料中写着：“……据统计，因‘五七’事件，以‘冲击省革委’罪名而遭逮捕的5人，被拘留的22人，被送公安机关的160余人，被非法关押的200余人。济南建筑公司工人赵洪祥，5月7日被毒打后揪回本单位，后被活活打死。”法庭还投影了“五七”事件的现场照片。投影后，审判员巫宝三问：“姚文元，你对这一武斗事件的严重后果应不应负责？”
姚文元答：“武斗事件造成了一派群众受到迫害打击，像刚刚放的投影照片上照的一样，我今天重新回忆起来心里感到很沉重的。我刚刚已经说过，这是我应该负的责任，我向这一部分遭到打击的群众道歉。”
审判员史笑谈宣布：“现在本法庭就最高人民检察厅起诉书中指控你控制舆论工具，亲自修改审定文章，诬陷党政军领导机关中的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对这件事情进行法庭调查。”
审判员问：“1976年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中的大批老干部诬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这些文章是不是经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回答：“在1976年年初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看过一些文章，审查过一些文章。”
审判员问：“1976年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文，诬陷老干部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复辟狂’、‘反攻倒算’、‘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理论，有纲领的复辟活动’，这篇文章是不是经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回答：“我现在记忆不起来。”
法庭出示了该文的送审稿。出示后，审判员史笑谈问：“是你审查修改的？”
姚文元回答：“嗯。”
审判员问：“1976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以‘池恒’笔名发表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不是你授意、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回答：“我首先承认这篇文章是我要《红旗》杂志写的……这里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文章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可以批判，看我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第二点，我记得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把所有的党政军干部都叫作民主派……我只承认这一篇文章经我看过，审查过，修改过。”
审判员问：“1976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署名‘柏杉’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必须批判》一文，诬陷老干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老走资派’，这篇文章是不是经过你修改审定的？”
姚文元回答：“我对这篇文章，没有特别的印象，记不起来。”
法庭向姚文元出示了经他修改审定的这篇文章的送审稿。出示后，姚文元说：“是我修改的，我刚刚翻了几页，我只说明一点，请法庭查一下，我修改的时候，去掉了里面一些打击面较宽的说法，但是文章中的错误，我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法庭宣读了这篇文章的节录。宣读后，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发言说：“刚才被告人姚文元辩解他在这篇文章中改轻了，但无论改轻改重，文章最后的发表，所有这些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由被告人负责，而且文内并不是像他辩解的那样。诬陷老干部是老走资派，就是姚文元亲自加上去的。”
姚文元说：“公诉人讲的对，不管你改轻改重，最后你发表了，你总是要负责嘛。这个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审判员史笑谈宣布：起诉书认定被告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诬陷迫害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的大部分老干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法庭对这个指控已经调查完毕。最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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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三）（1）
1980年12月10日上午，第一审判庭第三次开庭审问姚文元。
出庭审判人员：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和审判员17人。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审判员王战平、张敏、巫宝三、史笑谈进行法庭调查。
出庭检察人员：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和检察员3人。
出庭辩护人：韩学章、张中。
被告人经过两次审问，感觉到自己问题严重，因此早早就将自己准备的辩护要点拿在手中，不停地翻看。
在法庭宣布对姚文元让鲁瑛派人收集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一事进行法庭调查后，审判员张敏问：“1976年你是否让《人民日报》社的总编鲁瑛派人到中央的一些部门和一些省收集诬陷、迫害那里的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被告人姚文元答：“1976年派出过记者，到中央的一些部门，还有到一些省市去了解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有这个事实。我承认。”但他马上就辩解说：“开始我没有派记者，是王洪文不通知我就找了鲁瑛，当时我自己思想上是并不愿意派记者出去的……但是，我对王洪文的这个意见不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认了鲁瑛可以派记者，结果鲁瑛回去就组织了记者向外边派出去了，派到几个省里。”
审判员问：“是你默认的还是你同意的？”姚文元对默认已无法解释，只好说：“应该说开始是默认的……但到后来，应该说是我同意的。”审判员问：“你派这些人出去干什么？”姚文元回答：“这些人出去是搜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法庭通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出庭作证。鲁瑛在法庭上除说到王洪文当时找他谈话，要他派记者出去，并要他同姚文元具体商量外，还说，“在下去以前，我们开了记者的会，我按照姚文元的指示作了部署。这一次王洪文、姚文元是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派出记者，他们是指定了单位，指定了地方，要派记者去，是要诬陷老干部，打倒老干部，篡党夺权。”
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问鲁瑛：“你们搜集的这些诬陷材料是怎么处理的？你们编印的《情况汇编特刊》是谁审定的？”鲁瑛答：“我们搜集的这些材料，姚文元亲自审定，都要先打出清样来，送他审阅，他批阅修改后，定稿了才能登。”
辩护人韩学章问：“证人鲁瑛，关于派记者到各省市去了解情况的事，是王洪文先向你布置的，还是姚文元先向你布置的？”鲁瑛答：“王洪文。”
在上述事实调查结束后，法庭转向对姚文元诬陷南京群众反对张春桥是“反革命逆流”和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收集材料，诬陷人民群众是“反革命分子”等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审判员张敏问：“1976年3月底，也就是清明节以前，南京的群众贴出悼念周总理、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以后，你是不是给鲁瑛打过电话？”被告人姚文元答：“我给鲁瑛打过电话。”“我看到的新华社的清样，不光是贴大字报，它是把油漆刷在火车上，火车一直由南京开到北京。当时我对鲁瑛说了攻击南京群众的话，不只是张春桥了，还有别的了，可能有一些攻击那里有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垂死挣扎这一类的话，但是具体话我记不起来了。”
法庭宣读并投影鲁瑛1976年4月2日下午3时40分接姚文元的电话记录（节录）：“文元同志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接着，法庭又宣读和投影姚文元在1976年3月30日和4月1日的两篇日记：“南京冒出一批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名，是‘打倒’、‘揪出’，‘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那一套。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三审姚文元 法庭调查（三）（2）
宣读后，姚文元说：“当时的认识，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大字报，出现这样的标语口号，是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所以我就攻击它是一个反革命逆流……现在我当然不是这样认识了。”
审判员问：“你说政治局太迟钝了，你的敏感又是什么呢？”
姚文元答：“是的，我当时觉得迟钝，我是觉得北京也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主要是指这一点。”
审判员问：“你究竟要注意北京的什么情况呢？在你的日记里面，已经表达清楚了。现在宣读和投影姚文元1976年4月3日就是你打电话这天的日记。你可以看看。”法庭投影并宣读这篇日记：“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是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宣读后，审判员问：“悼念周总理怎么就成了垂死的反动势力的挣扎呢？”姚文元回答：“因为我当时觉得到天安门去悼念的有一部分群众并不是真正的悼念周总理，所以，我觉得他们提出悼念周总理，目的还是要反对‘四人帮’。那么，我当时自己就是被反对、被推翻者之一……”审判员问：“那就是说你感到你的末日来临。是这个意思吧？”姚文元回答：“当时还没有这样子迫切感觉，但是确实感觉到自己是被反对。”审判员问：“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了呢？”姚文元回答：“因为这些单位里去送花圈、发传单的人特别多，所以我引出了这样的感想。”
审判员问：“送花圈去悼念周总理这是有罪的，你的结论是这个？”
姚文元回答：“不是，我是说送花圈，发传单，花圈上都是有诗的，很多诗，骂你，而且骂的话，我当时觉得太刻毒了……”审判员问：“刻毒，哪有你这么厉害，你要枪毙一批嘛？”被告人姚文元开始发急，讲无论如何允许解释一下这句话：“起诉书上说是我的主张，不是，主张至少是要对一个人发表，这个从来没有对人发表过，怎么能够说成是主张呢？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
公诉人检察员钟澍钦发言：“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但是他后来的行动，实现了他反革命意图，并不只是思想上的问题。”
当法庭转到调查姚文元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收集材料的事实时，审判员张敏问：“记者搜集来的材料，你登了《情况汇编》没有？”姚文元答：“这个我不能全部回忆起来……。”
法庭宣读了鲁瑛1976年12月5日的揭发材料（节录），其中说姚文元在南京事件后，要鲁瑛派记者到天安门“去看看去的人在干什么”。姚文元还说，“这些情况可以在《情况汇编》上反映，未登以前，先打样子给我看。”宣读后，姚文元说：“这个是事实。”
审判员问：“这些《情况汇编》把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言行说成是什么呢？是发表反革命演说，或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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