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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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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那女孩身子早破了，处理你个耍流氓、强奸什么的，手马现到。”郑连三傻眼了，明明他就没有挨近姑娘的身子，咋就破了？怕不是她同哪个领导早就有这一手，才破格招了干。老天爷！差一点人家吃肉咱喝汤了，想想就有些后怕，再见了姑娘，也就没有那么惹他动心了。而姑娘呢，郑连三毁了她的名声，她见了他就视若仇敌，咒他不得好死。
男人女人都没有受处分，但是，两人从此都没有了好形象。
王贵桥，就是那个因为放了郑连三的姐姐郑翠香，以涉嫌通匪的罪名，而被关了近十年监狱平反后又在基层熬了几年才调上来的解放军武工队长。他当了菊乡一把手后，发觉这个女孩子二十大几了，人又标致，还没有婆家，就觉得奇怪。那个年代，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女十八，二十不出嫁就是老姑娘了，何况她二十还挂了个零头。王贵桥一打听，原来如此。就宽宏大量地说：“那没有构成事实，不能当成问题影响了年轻人的前途，该提拔还是要考虑的。”齐秋月知道了王书记的宽厚和关心，就很感激，闲了就去帮书记做个小活。洗洗衣服啦，烧碗热汤啦什么的。虽说王书记是吃小灶的，有通讯员、炊食员伺候，可一个姑娘家在身边端汤送水的就格外令人惬意。后来姑娘就说了她的事，觉得在市委大院面子上支撑不住，想调动工作。王贵桥见姑娘那期期艾艾的样子，怪可怜的，就说：“换换环境也好，只是咱们这个菊乡城区就巴掌大一个地方，还能换到哪里？这么着吧，一个姑娘家总不能一辈子打字吧！有机会了抽下去锻炼锻炼，有个身份，也好提拔。”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建第二批工作队时，王贵桥任工作团总团第一副团长兼菊乡分团团长，就把姑娘抽到四清队锻炼去了。
我第一次听说齐秋月的名字，是1964年的秋天。
这年八月，我大学毕业，分到菊乡下边一个远郊县的公社中学教书。我上了四年大学，竟要在这穷乡僻壤熬过一生，心里老大的不愉快。所幸，这一年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两年的试点（后来称为小“四清”），要在全国农村分期分批全面展开，上级指示，大学应届毕业生一律到农村四清第一线，锻炼两年再回单位工作。这样我还没有上一天课，就参加四清工作队集训去了。所谓集训就是关门整风，叫集训大会（相当于后来的学习班）。大会以团、队为单位组织整风，编为四清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和工作组四个严密的阶梯式组织，分别负责地区（市）、县、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总体四清工作。因此对队员的先期训练极为严格。先学习文件，武装思想，再自己主动交待问题。这称为洗手洗澡放包袱。首先把自己变成“四清”干部，才能去清别人。第三步，是背靠背揭发问题。讲的口气很粗，说是谁的问题都可以揭发，在集训的，在家里主持工作的，上至党中央，下至自己的下级和妻儿老小，只要不服合毛泽东思想，不服合党的方针路线，不服合社会公德，等等，都可以揭发。为了防止打击报复，揭发的问题对外一律保密。保密纪律是：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知道的不打听，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想的不想，等等。所揭的问题，只限于集训大会秘书处材料组几个人知道。材料整理好后只交给大会领导掌握。大会领导是上边派下来的，或是抽调参加过省试点工作队的。而他们当初也是经过洗手洗澡放过包袱审查合了格才成了“四清”干部。只有我因为大学刚毕业，档案上比较干净，有幸抽在大会材料组，负责对材料梳辫子，了解机密。一天，我看到一份材料，揭发王书记对打字员齐秋月关心太过，超过同志限度，如何如何的，也没有什么实质问题。
第一卷第四章形象天使（3 ）
这一说，我就想起我在东岳庙小学上学时的一个女同学，也叫齐秋月。同学们都传说她妈是沙一方的小老婆，解放后嫁给一个大干部，把她带了过来，我们就喊她带犊女儿。她可漂亮哩！苹果脸甜甜的，红扑扑的，眼是眯缝眼，看人就笑眯眯的，很讨老师喜爱，就叫她演戏，演白毛女。我那时每天都想看她，她演戏我场场到，还拍巴掌。至今我还记得她化了装，脸上抹了油彩，画了眉眼，脑后拖一条辫子，额上一篷流海儿，跳着唱“北风吹，雪花飘”，两手伸着梅花指的样子。有一次我拍巴掌，太响，让她看见了，她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第二天，她就说我：“你神经病？没命地拍，让唱不让唱？人家群众是来听我唱戏的，还是听你拍巴掌的。真是没来头。”好个伶牙俐齿的死妞儿。那时大腿裤时髦，她就上身列宁服，下身苏联花布大腿裤，脚穿黑面扎花鞋，走起路来，飘飘荡荡的，白袜子彩色吊带儿就露出来了。我们就唱：“机器袜子洋吊带儿，一下儿吊到光膝盖儿。”她从人前走过，抽腰裤紧紧的，就把屁股兜出一道缝儿。我们又唱：“那女穿的苏联花，模样就是顶呱呱。”她跟我们同学不到两年，就转学走了。我们好伤感啊！
我就迫不及待地要见见齐秋月，不想，机会来了。到了1965年第二次四清时，齐秋月就分在我们工作组。包队时我们两队相邻，我在陈家队，她在杨家队。
那一天，我一见齐秋月，眼前就一亮。她，一张乖巧可爱的脸上，停留着旧时代的古典气息。头上一条油亮亮的辫子，拖在身后，辫梢扎一个蝴蝶结，一跳一跳，像蝴蝶在翩翩起舞，她的眼里总透露着一股柔柔的光亮。她向你走来，脚步轻盈，不带有一点点的张扬，乖巧得就像自己的小妹妹。她说，她天生胆小，总想躲在某个不被人发现的角落，悄悄地照镜子，梳头扎头发辫子，嘴里咬住头绳儿，同小弟弟做鬼脸。她就是这样向我介绍她自己。又开着玩笑说：“你别离我太近，太近了，你会忘了看我身后那广阔天地，蓝天，白云，青山，绿树……”我说：“那是光顾着看你了。”她说：“我把天地挡住了。”咯咯笑着看着你，让你就没了魂儿。
我同她正式接触是在扎根串连之后。
我的房东是赵先娥，她的丈夫叫杨兰五。女人原来的丈夫叫陈云顺，死了，她有个女儿，正在菊乡城里上重点高中，是困难户，杨兰五是倒插门过来的。屋里大事小事女人当家。听先遣队介绍说，杨兰五是东北人，解放前就流浪到这里，先给地主看家护院，后来往东北跑绸缎买卖，也上过织机，织得一手好绸锻，四十多了还打光棍儿，经过别人说合，就倒插过来。他有的是劳力，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杨兰五属于地没一分椽子没一根的雇农，其实是工人，无产阶级，根子最正了。但是兰五大叔十多天没有正儿八经同我说过话。我就住在他家当间东界墙边，放了一张小床，兰五大叔住东间后墙根儿，前窗修着锅灶。西间赵先娥大娘和闺女陈小焕住。陈小焕上学住校了，屋里连上我才三口人，可兰五大叔竟把我当外人到这种地步。一天到晚除了叫我吃饭，别的就没一句话了。眼看各队摸底工作都有了眉目，我队里的情况还是模模糊糊。我很着急，吃不下，睡不好。第十五天那天夜里，我正在辗转反侧，兰五大叔忽然从隔墙递过来一句话：“小夏，我听你也没有睡着，我只给你说一句话：”人是人，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咱们社员想把大树扳倒，那可是个难。你想咱社员是棵小树苗，刮了大风，干部那棵大树上随便哪一枝一扫，你就折了。“总算开口了，我正等着下文，看他说的大树有多大，啥时扫了谁。星期六回家来的女儿陈小焕说：”叔，我小夏哥白天搞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又开会，忙一天，该睡哩，半夜三更说啥哩！“原来他们一家这些天也没有安生过，心里有话不敢说，在观察咱工作队的本事和搞四清的决心哩。我可找到交流思想的茬口了，说：”小焕，叔叔有话想给我倒倒，你这个小妹妹看来没把我当自己人，不把我当哥哩。“她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学生，说：”我叔他就这么个脾气，心里有啥事就不管别人忙不忙，累不累，想听不想听。“我笑了，说：”我没说不想听呀！“杨兰五叔叔说：”你还别说，我看这一回的工作队才像动真格的。就小夏这个沉稳劲儿，我就服了。“接着就讲了大娘前夫陈云顺之死。”他就是叫人家大树树枝扫倒的人呐！“
有一次生产队里分棉花，队干部们都有意识地往后靠。赵先娥就多了个心眼儿，分罢了，她走到半路上把包袱一撩，又拐了回来，隔墙听他们说如何如何分。这就奇了，一个政策咋到了他们身上就要再起山沟儿？就离远远的地方，背在麦秸垛边看他们各家都是分了多少，因为棉花是按人头分的，有个比头。她一眼就看到队长家保管家背的包袱大，别的干部家她就不再看了，她啥都明白了，他们是在私分棉花呀！她嘴快，当下就嚷了出来。这一下干部们丢了人，上边也不依不饶，那时粮食棉花食油等等都是按计划按指标分的。这多吃多占，私分的性质就是贪污。干部们做了检讨，退赔，这事才算了。但是，干部还是干部，人还是人，鳖还是鳖。她赵先娥就倒霉了，人家就找他们家的问题。赵先娥是外路人，就要查她的根根秧秧。这一查就查出了叉把儿。
赵先娥说她当过八路军，一次转移掉了队，让国民党洛阳警备司令部的人抓住了，司令逼她给他做小，她不从，司令一怒之下就把她赏给他的马弁。马弁就是陈云顺，他劝她正式跟了他，一同回老家过日子。后来他们俩连夜逃出司令部，跑到洛宁一个大山肚里在她娘家落了户。土地改革时分了房分了地，过起了日子。直到1961年土地搞包产到户时，老太太已死，他们就带着女儿回到男人老家来。
要说这也是苦大仇深的人。但是，公社大队抓住陈云顺的伪军人员身份不放，又说赵先娥说的出身，调查后没有那个部队番号，肯定是胡编乱造的，怀疑她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不依不饶。把人吓得吃不下睡不着。一个下雨天，赵先娥上大队交代问题回来，陈云顺在家里上吊自杀了。看看逼死了人命，大队对赵先娥的问题才算放下没有再进行追究。尔后，杨兰五倒插门过来了，成了户主，就对赵先娥娘儿俩也当雇农看待，对他家的来龙去脉就不再提起。
第二天，看看屋里没有人，赵先娥对我说：“小夏，我要把党证拿出来，我也是老党员哩！”说了上边相同的话。我就想把赵先娥当做积极分子培养，看她嘴巴骨儿利索，将来是个干部坯子。谁想我到大队一汇报，工作组长把我的热情一炮打退了四十五里。他说：“这是个革命叛徒。”工作组长老马，就是当年在油房庄开油房搞地下工作让我们吃油浸烤红薯的的小油匠马氏，王贵桥当了市委书记，他就从下边上来当了市委办公室主任，搞四清他就来当工作组长。领导这么一说，我就不敢再声张了。老马又开玩笑说：“你当是吃油浸烤红薯，你个小青年搞阶级斗争可要有阶级眼光。”我悄悄放下了这个根子，扯了个理由搬出杨兰五家。后来又听别人说，那女人厉害着哩，把男人降得那个可怜样，看了让人心疼。人们都鼓动杨兰五把女人好好收拾一顿。兰五说：“惹不起呀，她双手会打盒子枪，玩飞刀，一甩一个准。”有一次，他们夫妇吵架，赵先娥把切面刀一下子向男人头上撩去，砍到了门框上。那刀是擦着男人的眉毛飞过去的。女人说：“老娘给你留条命养活俺娘儿俩哩！”听人们这样说，我真有点后怕，咋就差一点依靠住母老虎了。
但是母老虎不知道工作队对她的看法，仍是积极反映情况，又听说我老家是油房庄一带的，就托我打听一个人，说她有一个大女儿，养不起就在大王山油房庄一带送了人。“今年也该你这个岁数了。”她无限伤感地说。
尽管工作队反复告诫对这个赵先娥只可利用，不可亲密，还要保持警惕，但我看她一脸沧桑相，怎么也不能同她划清界限，对她和她家的人总有一种亲切感和同情感——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新旧社会都受尽凌辱和折磨的女人。我这么认为。
第一卷第四章形象天使（4 ）
基于这种感情的折磨，我就想找个女同志替我接近接近她，了解一下她从共产党到国民党这个过程中的深层内容。她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当过八路军，属于打江山那一代人，轻易地说她个叛徒，也太武断了吧！这可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政治生命啊！我就想到齐秋月，她在邻队，对外说来我们队找人了解他们队的情况也能说得过去，不显山不露水。但我平时同女孩子接触不多，贸然找人帮忙，别让人家女孩子说咱自作多情，想同女孩子找茬口套近乎。姑娘家都是敏感的。想想又笑了。刚好，工作组大搞传帮带，我是老队员了，工作组长老马在会上宣布由我来带齐秋月，说她是第一次搞四清，没有经验，同我邻队，研究工作也方便。组长刚刚说罢，齐秋月就远远地丢过来一眼，笑了一下。散了会，她就急不可耐地来到我面前，甜甜地叫了一声：“小夏，我可全靠你带了。”一路上她都是这一句话，很会贴人。我说：“小齐，你可是有好几年工龄的老干部了。我才一年工龄。”她嗔怪地瞟了我一眼，说：“你这是羡慕我，还是笑话我没有学历？”真没想到她会这样理解，我忙说：“真羡慕，咱们差不多一般大，你可把市委大院走成了大路，我进去，连当官的门都找不着。”她说：“你笑话吧！”赌气要走，我赶忙拦住了她，把我扎根不正的过程和赵先娥的事一股脑儿说给了她。可她说，这是非组织活动她不干。见我脸上阴了，她扑哧一声笑了。“我知道央不动你。”我说。她很正经地说：“这不服合工作队纪律，最好让组织上知道一下。”我心里说，那还用得上给你说这么多话。她头里走了，我心里就气，没有想到，这第一次接触，我就小小丢了个人。哼，你啥德性。可是第三天，她主动来找我了，我没有理她，只管干我的事。她一见我就笑，说我来给你汇报赵先娥，你也不理？我才扭过身来。她说：“拿架子哩！”就给我讲了赵先娥在国民党监狱里受到的凌辱。她说：“我很同情她，都是女人嘛。可领导已经表了个‘叛徒’态，咱能咋办？况且咱们是搞四清的，调查她的出身给她甄别复议并不是咱分内的事。以后再说吧！再说，生产队没人当她是坏分子，她还是个社员嘛。”这一通话，头头是道，我不由对她刮目相看：“还真有你的。还叫我带你，你带我好了。”她笑笑说：“想推脱责任也得工作组批准。我拜你为师可是领导安排的，不是小动作。”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她今夜要开个根子（积极分子）会，她长这么大还没在人前正二八经讲过话，要我去帮她，助助威也行。这个齐秋月，可真会说话，我看着清秀俊雅的她，一时忘了说句啥，她忙说：“你要有事，那就不敢惊动大驾了。我自己莽打莽撞吧！”要走。她哪里知道，我是听她那甜美的声音入迷了，忘情地等她说下一句。见她要走，忙用手一挡，问：“你刚才说了啥？”她把嘴巴一噘，说：“逗我开心是吧？我可是正式邀请你帮我发动积极分子哩。我要搞不上去，你也有责任，反正你是带班的。”扭身就走，不容我解释一句。六十年代中期，女孩子的秋装是：上身贴身内衣，毛线衣，外穿一件制服罩衣，把内衣领子翻在外面，脖子下边因内衣翻领，露出一片毛衣的鲜红，袖口处也露一圈红边边。下身，浅灰色中长呢子吊腿裤。裤腿不太大，腰围紧收，把个肥臀兜得圆鼓鼓的。脚上一双方口出边黑面布鞋，浅红或浅绿线袜。头上两根短辫披肩，或是一根独辫拖在身后，腰身扭动，辫梢儿跳跳，似蝴蝶飘飘欲飞，很是惹眼。齐秋月走路姿势本就优美，加上她那一根长辫子，就更美丽动人。她双脚向外稍稍张开，小腿绷直，走起路来，灵巧轻盈，不像有些女人，外八子脚，互相踢裤腿儿，或是内八子脚，前脚掌擦着地。她走路姿势既不箩圈儿，也不外撩，恰到好处。她走路，就是一首诗，一幅画。
天哪，这样的女人同谁接触多了，谁都会情不自禁地犯错误。难怪那姓郑的小子让她抹了一鼻子灰。去年我听了她同郑连三的事，还骂那人真是个流氓，埃Ц蝮∠氤蕴於烊猓裉煲患肭镌拢ィ幌氤裕撬皇歉瞿腥恕�
我告诫自己，可要保持分寸呀！可我又想同她多说话，多看她闪动的眼神。为了让她不怕出现第二个郑连三，以便她尽可能多地找我讨教问题，我对她说了我的那个“她”。她笑了，说：“那一定漂亮哩！”我说：“与你比，勉强及格。”她说：“你们男人哪，咋说呢？见了女人就打分，不安好心。”我说：“冤枉，我可没有敢给你打分。”她狡黠地一笑，说：“你一张嘴，就把我放在同你那个‘她’相比的位置上，给她打了六十，我的分数在你心里早就出来了。你能算个好男人，鬼信。”我说：“真拐！”接着我就模仿一句戏词唱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见她不乐意，我不唱了，说：“我算服你了，小齐。”她撇着嘴，不以为然地看着我，把我看得耳热脸臊。
这天晚上，我去帮她开会。刚走到生产队文化室外，就听见她那甜脆甜脆的女中音。她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四清队是毛主席派来的，要同咱们贫下中农手连手，心贴心，团结起来把生产队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把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查清。具体说，第一步，就是扎根串连，摸底儿。时间，二十天左右。在贫下中农中最穷的人家扎根。第二步战略目标，串连发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时间，一个月。第三步，具体说——”我赶忙推门进去。她怎能把工作队内部掌握的进度公开了呢。我喊了声：“小齐！”把她的讲话打断了。她见我来了，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小夏同志，陈家驻队干部。”有人说：“知道。你们在一起商量过工作，走得近。”有一个说：“小夏先扎根在杨兰五家，后来又搬了出来。”工作队员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会后，我对齐秋月说：“咱们今后工作可得小心，咱们接触多些，就说走得近。”她也警惕地说：“是得注意点，别出不好影响。”
这陈家队和杨家队原来是一个队。三年前才分开，排序为苇子坑大队一队、二队，八十多户，老少三百九十一人。分队时，大队干部大致拿了个意见，地界没有划清，经常闹意见。今天你犁过去几犁，明天我就割你几垄麦。最严重一次，两队社员抢着割麦打了起来，伤了人，到现在医疗费还在那儿翘着。大队也来解决几次，但是，这地块，都是三扁四不圆的，这边比例算好了，那边比例也算好了，可扎过去一犁，竟把界沟弄成了斜的了，不南不北，不东不西。大队干部就随意步了步，指了一条线让扎过去一犁，倒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了。但是各队会计过后一丈量，多了的，喜不吭声，少了的，就让牛把儿往那边犁，矛盾就由此激化起来。我们进队后，两队群众都把这当成最大的四不清问题提了出来。工作组指示：分清，取信于民，便于发动群众。我同小齐领着两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到地里整整闹腾了两天，在纸上算了好多方案，可那真叫纸上谈兵。分了半天，也同大队第一次分的一样，咋也找不到扎上一犁犁过去，正好把地分得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一个沟儿。小齐对我眨了几下眼，说：“冷处理吧！”就宣布暂停。吃过饭，小齐就来找我，又说了几个方案，最后说：“你是大学生，点子多，你决定吧！”结果，又分了两天，还是没有个双方满意的结局。最后工作组指示，清白不了糊涂了，绕过这个障碍物，别耽误了四清全局的进度。小齐说：“这不说明了四清队也不怎么样吗？”我说：“两队开个社员大会。”当天下午，两队社员集合在场上，都以为工作组要出什么高招，不料，我说：“我们是来搞四清的，查四不清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的，不是来搞分队的。可是那些有问题的干部怕揭发他们的问题，放出了烟雾，扯出地界纠纷来转移贫下中农的视线，混淆了阶级阵线，掩盖了队里阶级斗争的实质。我们工作队故意发话，解决地边纠纷，是想让四不清干部跳跳，亮亮相。现在大家看清了吧，他们的表演到位了吧，谁啥样看清了吧，这就是当前最为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把他们的阴谋诡计揭穿。”会场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对，对，还是工作组有眼力。”散了会，小齐说：“真有你的，小夏，佩服，佩服。今后我就跟着你的步子走。”半年过去，她入了党，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她的事迹上了工作团的简报，尔后又上了省工作团、中南局和中央的简报。中南局主持四清工作的书记金昌铭同志还在简报上加了按语，中央办公厅把齐秋月的事迹加上批示，下了红头文件，号召全国四清队员要向齐秋月学习，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争做红色接班人。
第一卷第四章形象天使（5 ）
齐秋月一下子成了菊乡自郑运昌之后推向全国的又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被树了起来，就更具有榜样力量。
齐秋月出名了，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她被请到各个工作团作报告，讲她如何在四清运动中带着问题学毛选，如何同贫下中农一起同阶级敌人的破坏作斗争，等等。我因为对她最熟悉，她的材料最初是我帮她整理的，也被抽出去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当秘书，跟着齐秋月也南北四路地跑了个痛快。
齐秋月出名了，齐秋月给菊乡工作团，乃至菊乡数百万人民争得了一份荣耀。这样，在1966年的春天，菊乡酝酿领导班子第二梯队人选时，王贵桥就点名把齐秋月推荐上去，作为副市长后备人选。
画匠不给神磕头。我知道齐秋月是怎样起步的，她的先进事迹是怎样上纲上线写出来的。齐秋月也深知这一点。每每讲罢一场，没人在身边时，她总是先喝一口水，润润嗓子，对我说：“小夏哥呀！我就像在演戏。你就是编剧，导演我想不出是谁。”她后来就喊我小夏哥，我有时也开她玩笑，叫她林妹妹。我说：“导演是你自己。工作是你做的，你工作确实很卖力。这我是瞪着眼看到了的。同贫下中农搞三同，拔花柴，手打了泡，用手绢一缠又干，晚上同五保户大娘打通铺，这对一个城市女孩子来说，难能可贵。冬天，睡觉就抱住大娘的小脚暖脚，也不嫌臭，这没有阶级感情，没有阶级觉悟是办不到的。反正我不能。”她说：“说阶级觉悟多高阶级感情多深，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这人心肠太软，对比我难的人，就同情，要是碰上个地主老太婆，我也会暖。”我说：“胡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如今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菊乡的精神财富，是咱们工作队的光荣。对我，你无疑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她说：“别把我说得那么玄乎，抬举得越高，我摔得越惨。”说到最后，她感伤地说：“贫下中农还是太苦了。”到了1966年8 月，齐秋月作为副市长后备人选已成定局，就要行文上报。齐秋月受宠若惊，也有一种成功的喜悦。一天下午，她一脸桃花地来找我，说：“小夏哥，出去走走吧！”我们就向官路河上走。站在河岸上看去，河对岸地里玉米吐缨了，想起这一年来的工作配合，她动情地说：“多亏你这个老大哥了。”我说：“这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只是希望你当了市长书记，别忘了这一年苇子坑的生活，别忘了我这个傻哥。”她忘情地看着我的眼睛，喊了一声：“哥——”这是她第一次认真地叫我哥。她眼里就水汪汪的，转过身望着远方，眨巴了几下眼。我也动情地叫她一声：“好妹妹。”眼里就湿润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是独生女儿，碰到你这个好哥，是我的福气。只是你说那市长书记，那是大家抬举我，我知道我不会被批准的。”我问为啥，她说了她的家庭背景。原来她妈余文秀在锦西抗日根据地时，曾被鬼子抓去过，是一支土匪队伍把她救了出来。这段历史妈妈给组织上交代过，可没有旁证。后来组织上就怀疑她是求生叛变才出来的。还说她妈有通匪嫌疑，这股土匪又名气太大，同共产党也发生过磨擦。这支队伍后来被国民党收编了，妈妈的问题就更难说清了。我问：“阿姨后来干啥工作？”她说：“刚解放时当区妇女联合会主任，后来就下放到供销社当个计划股长，空衔儿。我爸也受到牵连，先是下放到沙家湾当小学校长，后来就一直窝到教育上提不起来。他可是老地下党员，上学时参加过学潮，后来到了伏牛山根据地，当政工科长。爸妈都那个样，我还能发粗长长。”我听了，感到她说得不无道理，提起她妈的政治待遇，不由得就想到赵先娥大娘。我说：“咱们这国家是政治统帅一切的。不过，也太绝对化了。”她赶忙说：“小夏哥，快别这样说，让谁听了去，咱们俩都吃不了兜着走。说点别的好吧！”这时西斜的太阳照在她的脸上，更加给她增添了一种古典气息，忧伤，哀怨。她美极了。我说：“要不是我已经有了你那个坏嫂嫂……”她问：“那会怎样？”我说：“你猜猜。”她说：“我不猜。”狡黠地眨了眨眼，盯住我看着，又问：“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不过已经离不开了。”她说：“我明白。你们这些男人呀！”我们到河里脱了鞋袜洗脚。河水不热不凉，挺爽人的。水清见底，有一群一群的小鱼儿游来游去，在我们的腿上这里咬一下，那里咬一下，痒痒的，她就用手去抓，抓不住，再抓，差一点摔倒在水里，我赶忙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柔柔的，手指细长。我说：“弹琴的手，该上音乐学院当音乐家的。”她嗔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又笑话我了。怨我太窝囊，大学没考上。”我放了她的手说：“忘了男女授受不亲了。”这时不知道是啥把她的脚夹了一下，她叫了一声往我身边歪过来，我扶住了她，她把脚翘出水面，我盯住她的脚看了半天，啥也没见。她又坐到岸边草地上，搂住她的脚看了个没回数，才又着胆子小心翼翼跳进水来。我看着她的脚说：“男看头，女看脚。你看你那双脚。”她把一只脚提出水面，前后扭动着看了一会儿，说：“我脚咋啦？真叫啥咬了？”我说：“啥也没咬，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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