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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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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的泪水一下从女儿的眼中涌出，她哭着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每当我想起这个情景，总是免不了热泪盈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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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烽火绿洲（3）
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庇护和关爱下，这群远离父母和祖国的孩子，幸运地躲避了故土的腥风血雨，健康快乐地成长，享受着如梦幻般美妙的童年时光。
战争的阴霾突然降临了。
1941年6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急促的集合哨声骤然响起。从老师们凝重的表情和慌乱的脚步中，孩子们预感到一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在广播喇叭中传出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激动的声音：“德国背信弃义，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分三路入侵苏联。”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动员起来和德国法西斯作殊死的战斗，保卫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败退，德军长驱直入。为避免遭受损失，共产国际要求国际儿童院立即后撤到中亚城市塔什干。为了减轻负担，除了必需的随行物品外，儿童院将其余所有财产全部遣散给了当地的居民。就在大家紧张地打点行囊、整装待发的时候，前线传来消息，德军的攻势被阻滞了。后撤的计划被取消。可是，这时的儿童院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儿童院里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一切为了前线”，面包的供应量先是被减到每天五百克，后来又被减到每天三百克。肉类和奶制品从餐桌上消失了，只有每天的一小块黄油，还能使人记起这里曾经的优越。
孩子们的甜蜜梦境，常常被凄厉的防空警报猝然划破。睡眼惺忪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跑向森林中的防空洞。到处是尖厉的呼啸，到处是火光和爆炸。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孩子们紧紧地蜷曲在一起，幼小的身体瑟瑟发抖。摇曳的探照灯光忽明忽暗，照亮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神。
学习中断了。年长一些的孩子被组织成后备军，每天参加射击、骑马、行军、防毒、救火等军事训练。年纪小的孩子则在老师的率领下，在宿舍和教室的窗户上贴上防止爆裂的“米”字条，在楼房的顶上昼夜值班，观察德寇飞机的空袭。
敌人逼近了莫斯科。
儿童院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投入后方支援工作。男孩子们进入工厂，日夜不停地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女孩子们也到当地的服装厂、被服厂缝制军衣，到医院护理伤员。
大一点的男孩子们被派遣到莫斯科近郊修筑防御工事。每人的任务是每天挖一段长一米、宽三米、深三米的防坦克壕沟。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土地被冻得比石头还坚硬。一铁镐砸下去，地面只是迸出一个浅浅的豁口。孩子们的双手很快就被震裂了，手套被流出的血冻结在手上，摘掉时就像撕一层皮一样。孩子们嫌碍事，索性甩掉手套，赤手空拳地舞动锹镐。歇工时松开手，锹镐居然没有落下，手已经被一层血水牢牢地冻在木把上了。每天几个小时艰苦劳动，报酬却仅仅是一小块面包。不少人又累又饿，昏倒在工地上。
来自莫斯科的物资供应中断了。孩子们的生存陷入了困境。
可怜的一点黄油也没有了。每天三百克面包，只有拳头般大小。早饭是半片黑面包和一碗玉米面粥，中午和晚上是一两片面包，还有几个小土豆。孩子们大多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如同无底洞一样。开饭的时间还没到，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守候在取饭的窗口前，心里不住地抱怨窗口怎么还不打开。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用舌头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不留一滴汤水。每次厨房洗菜做饭时，总有很多孩子在门口排上队。他们舍不得那些剥下的烂菜叶和果皮被扔进垃圾箱。
饥饿，是对这段可怕日子刻骨铭心的记忆。
刘爱琴回忆道：
“每天早上似醒非醒的时候，我总是似乎闻到了从前吃过的好东西的香味。蜷缩在被窝里不想睁开眼睛，唯恐香味会消失了。就这样一直等到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才忽然清醒过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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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烽火绿洲（4）
为了生存，孩子们开始学着自己种菜。
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把操场翻耕成了菜地，种下西红柿、胡萝卜、圆白菜。西红柿还青涩的时候，就被孩子们偷偷摘了下来，藏在枕头里等待它变红。圆白菜收割了，地下还留下冰冻的菜根。孩子们把它挖出来，如获至宝地捧到房间里，锁上房门就着冰碴狼吞虎咽。房间里顿时充满“嚓嚓”的咀嚼声，如同一群小白兔在会餐。
土豆是最主要的食粮。孩子们把土豆种下去。然后就每天蹲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淡绿色的小芽从地下拱出，数着一个叶，两个叶……，直到枝繁叶茂。不等完全长成，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把土豆刨了出来，三把两把擦去表面的泥土，把土豆放到铁皮桶里，加水煮熟。不等冷却，孩子们就伸手从热水中抓出滚烫的土豆，一边在手指间掂着，一边敏捷地剥去皮，沾着盐大口大口地吞进肚里，然后从口中吐出大团大团的热气。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来自莫斯科的煤炭供应早就中断了。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烧了。教室和宿舍的墙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早晨醒来被子都冻在了墙上。孩子们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手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又红又亮。
儿童院要求孩子们行动起来，自己到树林里伐木，解决燃料问题，并且还定了任务，每人每天要完成一个立方米。
谁也没有伐过木。可是谁也没退缩。男孩子们一声呐喊，扛上斧头，就向着风雪的深处出发了。
一斧子砍下去，树干怦然战栗，树梢的积雪簌簌地坠下。一下，又一下，坚韧的树皮终于慢慢绽开。孩子们嘶叫着，疯狂地舞动斧头，仿佛在和巨大的敌人肉搏拼杀。帽子扔掉了，手套甩飞了，棉衣的扣子也全部解开了。汗水未及流下就冻结在发际，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都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洁白的雪花映衬着孩子们亢奋燃烧的瞳仁，一团团的热气在每个人的头顶蒸腾。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满载着伐下的木块，唱着豪迈的战歌，如同骄傲的武士凯旋而归。
浓黑的夜色吞噬了万物。呼啸的风暴夹带着雪块与冰凌，如同一头暴虐的野兽，在空旷的原野上往来奔突。森林，田野，冰封的河流，在恶魔狂野的淫威下发出低沉的呜咽。暴风雪嗥叫着，扑打着门窗，抨击着墙壁，仿佛要将房子撕裂。然而国际儿童院依旧巍然屹立，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房间里，孩子们或搂着书，或抱着心爱的玩具酣然入睡。从窗口发散出点点柔黄的灯光，在冰晶中漫射开来，又交织在一起，如同一轮朦胧、圣洁的光环，笼罩着这一方生命的绿洲。
战争终于结束了。
陈祖涛＇U1＇和其他几个中国学生十年级毕业。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按照规定，十年级毕业后，他们就算已经长大成人，不再由儿童院抚养。
刚刚经历战争严重创伤的苏联，物资极度匮乏。每天政府配给的口粮只有五百克黑面包，其中还搀杂了不少锯末。作为一年级大学生，每月从学校领到的助学金仅有二百七十卢布，只够在黑市上买四公斤的土豆。
为了填饱肚子，陈祖涛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就去莫斯科河的码头上帮人扛土豆。五十公斤重的麻袋落在稚嫩的肩头，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孩子们弓着腰，一路小跑，只为多赚回一些酬劳。深夜，他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煮熟土豆三口两口地吞下，赶紧躺下睡觉。明天还有功课和考试。
陈祖涛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
“苏联学生遇到困难，可以向家里伸手。我们真的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我们买不起新衣服。大学前三年身上穿的一直是离开儿童院前发的那两套衣服。我脚上的皮鞋也开了个大口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⑦
艰苦，从来没有击垮青年们的生存意志。来自国际儿童院的教育告诉他们，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样顽强地与困难斗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更有一个声音在回响：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等到回到祖国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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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烽火绿洲（5）
就在学子们生活最窘迫的时候，祖国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手臂。
1947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中途路过莫斯科。当她看到这群在莫斯科上大学的中国学生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孩子们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如同街上的叫花子一般。这个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前面不改色的坚强女性，把孩子们搂在怀里流下了眼泪：“我们把你们送到这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更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想到你们过得这样苦。假如把你们留在延安，至少也能吃饱穿暖啊！”
情况很快有了转机。
蔡畅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时候，给孩子们带来了几根金条，让他们换钱改善生活。为了既安全又能有个好价钱，同学们决定拿到首饰店去换钱。
头一次还挺顺利。第二次当陈祖涛到首饰店兑换黄金的时候，埋伏在周围的便衣一拥而上，把他押到警察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外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黄金？面对警察的讯问，陈祖涛坦言相告：“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从国际儿童院出来在莫斯科读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国内的亲人给我们带来一些黄金。如果想核实我们的身份，，可以询问联共中央领导。”警察部门的人一调查，发现事实果然如此，就把他放了。孩子们把黄金陆续换成了卢布后，终于换上了新衣服，吃饱肚子的问题也得到了根本解决。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好转，身在异乡的学子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故乡亲人的支持。1948年，中共东北局给中国学生们发来整整一车皮的食品和用品，有大米、火腿、皮蛋和白绸布。大米、火腿按需分配，随吃随拿；白绸布则每人一块，男同学用来做衬衣，女同学用来做裙子。礼物抵达莫斯科的那天，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赶来卸车，大家都喜气洋洋。面对苏联同学投来的艳羡的目光，大家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来自祖国的温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海外学子们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临了！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们欢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高喊“乌拉！”，激动的热泪肆意流淌。10月31日，新中国的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抵达莫斯科的那一天，全体在莫斯科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一个不少，都到火车站去迎接。那心情，就像迎接自己久别的亲人。
国民党的“大使馆”撤走了，克鲁泡特金大街十三号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从此，留学生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949年11月以后，使馆开始统一对留学生实行助学金补贴。孩子们的生活终于得到根本的改善。
1948年9月，前来苏联留学的谢绍明＇U2＇等一批青年学生，因暂时不能进入莫斯科就读，曾在伊万诺沃生活了一段时间。当他们进入国际儿童院的大门，眼前发生的事情令他们痛苦不堪。
操场上，有不少七八岁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在追逐打闹。当谢绍明等用中文问候“你好，你叫什么？”时，孩子乌黑的瞳孔中顿时出现困惑的神情。他们无法听懂对方的语言。
年轻人们发现，这些在苏联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尽管在体貌上和自己别无两样，但是在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方面，已经和苏联人完全相同了。他们讲得一口地道的俄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汉语。他们对身边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对自己的祖国一无所知。
随着中国教员的相继离开，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失去了接触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机会，关于祖国的一切，在他们日新月异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这些孩子的父母，毅然投入艰难险恶的革命事业，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拥有一个强盛的祖国；而如今，他们自己的子女却失去了对故土的记忆。
1950年3月，年轻的留学生们由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
“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这些孩子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⑧
第二章 烽火绿洲（6）
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国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儿童院为每个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新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玩具。每个孩子还获得了一大盒精巧的巧克力糖。
汽车徐徐开动了。孩子们把小脸紧紧贴在车窗上。他们看到，温柔的女教师们把脸深深埋在手掌中，双肩耸动；他们看到，小伙伴们追着汽车，奔跑、跌倒……。他们睁大双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视线模糊了；他们张大嘴巴，想最后呼唤一声亲爱的伙伴，可是喉咙哽咽了……
再见了，这片养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见了，这些在患难时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见了，我童年温暖美好的记忆！
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家的路是漫长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艰难的。
当列车驶入中国大地的时候，孩子们看到的是战乱后满目疮痍的土地、凋敝落后的人民、各种各样“古怪”的民风民俗。一切和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国家竟是那么不同，竟有那么大的反差。孩子们惊讶地观察每一样事物，那感觉就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这些从国际儿童院归国的孩子们，在心理上都经历了痛苦的“闯三关”的过程。
首先是家庭关。
侯果力：
“列车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们站成一排，家长们也站成一排。先念学生的名字，被点名的人向前走几步。然后念家长的名字。两个出列的人，就这样对上了号，就这样相认了。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认领东西似的，非常可笑。”⑨
有很多孩子，由于父母投身革命工作无暇照顾，一出生就成为“多余的人”，被送到儿童院抚养，因此对生身父母没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来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几年未曾谋面。如今，突然要对两个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突然出现几个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缘在召唤，心理上也一时难以接受。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异样的目光。所有这些，对于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国际儿童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念：院长就是父亲，女教师就是母亲，所有孩子不分种族肤色，都是兄弟姐妹，儿童院就是一个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个个分散的小家，孩子们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
其次是语言关。
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苏联的土地上，个个说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俄语，汉语却几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着炎黄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回到国内的家庭圈里，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自己也无法用汉语表达。语言的障碍造成心理的隔阂，很多孩子终日郁郁寡欢，陷入深深的压抑和苦闷中。
最难过的是思想关。
回到国内，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面包、黄油、牛肉，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馒头、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刚刚经历战争严重摧残的中国，生活水平自然不能与条件优厚的国际儿童院相提并论。而周围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更让孩子们困惑不解。
这些巨大落差，对于这未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不亚于一次剧烈的心理地震。孩子们无比留恋生养他们的苏联的土地，他们热爱那里的一花一草，思念那里的“亲人”。孩子们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现实，渴望马上回到那个无比亲切的环境中。
赵绮莲：
“刚开始，我们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时常想念苏联。记得我们学习汉语后试着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我们要回苏联。”我们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老师和领导用蹩脚的汉语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回苏联。”⑩
第二章 烽火绿洲（7）
为了使这些孩子尽快融入到社会中，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从苏联毕业的大学生在参加工作前，被安排进入北大语言班先补习两年中文。考虑到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有限，特地将中学生和小学生安置在生活习俗与苏联比较接近的哈尔滨，进入中长铁路子弟中学，和苏联专家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在这里，伙伴们又欢聚在一起，又能够畅快地交谈，又能够吃上亲切的面包和香肠，孩子们的小脸儿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关怀下，二三年以后，孩子们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汉语交流了。一个又一个从国际儿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1942年离开了儿童院进入苏联军官学校，参加了解放东欧的战斗。他于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不顾苏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国内。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呕心沥血，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1949年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立即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他倡导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为鞍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
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1952年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国扶贫事业；
罗亦农儿子罗西北1945年以苏军情报员的身份回到日军侵占的东北。1948年再次回到苏联学习。他在1953年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50年，她受组织委派到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国后，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先后参加了鞍钢和包钢的建设工作，在冶金轧钢工艺创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肖苏华自幼酷爱舞蹈，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为中国芭蕾舞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健成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跳高教练。在他手下，诞生了郑凤荣、倪志钦、郑达真、杨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将
……
共同的人生经历，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国际儿童院的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的留学生群体。
儿时，他们在一起成长，情同手足；
青年，他们遭遇了同样的困境和磨难；
晚年，他们互相依赖，彼此牵挂。
这种在孩提时结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纽带，已经超越了友谊的界限，而真正转变成了一种亲情。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寻求的是伙伴们的援助，就如同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那样。
在他们心中，这些儿时的伙伴，才是最可信赖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这种亲情面前，血缘已经失色。
几乎在每一个节日，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要聚在一起，准备一桌传统的俄罗斯饭菜，品尝从“老家”带来的俄产饼干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语畅快地交谈，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抛开沉重的社会面具，重新回到了纯真的童年时代，重新成为了一个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重新融入亲人的怀抱。
如今，从伊万诺沃走出的孩子们大都已经年逾花甲，年龄小一些的也已经是六十开外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第一故乡”，这里有父辈的鲜血和足迹，更有自己的热泪和汗水。
第二章 烽火绿洲（8）
遥远的苏联，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把他们抚养长大，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
他们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条彩虹般友谊之桥，跨过长城，跨过西伯利亚，跨过乌拉尔山脉，将两个故乡联系在一起，一端是光荣，一端是梦想……
。。
第三章 开路先锋（1）
1948年。
黄土高原。烽烟弥漫。
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可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二十一个人。
###，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U3＇，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还有四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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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路先锋（2）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二十一个人当中，有四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1946年6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
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11
出征的日子定在1948年9月2日。东北局为大家统一置办了服装：一套西装、两件衬衣。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东北局的领导林彪、高岗、王稼祥、李富春、陈云等为青年学子们举行了饯行仪式。
尽管在延安时和首长们熟悉得像一家人，在哈尔滨也不止一次地聚会联欢，但是这次晚宴还是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庄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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