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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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展雄风，唯我左大将军（4）
值得一提的是，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的刘锦棠所率湘军，大都是生长于鱼米之乡的湖湘子弟，这些年轻人在西域风沙漫天、戈壁千里的战场上一展雄风，为保住祖国宝贵的疆土而披坚执锐、义无反顾，很多人甚至捐躯疆场，正如古诗所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1）
明代时，伊犁成为蒙古准噶尔部的游牧地。清朝初期，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发动叛乱，后来被康熙帝平定，伊犁地区再次牢牢地控制在大清帝国的手中。
　　1762年，乾隆帝下旨设置伊犁将军府，号令天山南北。随后，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乾隆帝赐名“惠远”城，作为伊犁将军的驻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惠远一直是全疆的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中心。只是在后来沙俄入侵时，原惠远城被夷为平地，现存的惠远故城钟鼓楼也是1883年在原址7公里外按老城的模式重建的。
　　在修建惠远城的时候，伊犁河北岸又陆续修建拱宸、绥定、宁远、瞻德等八座卫星城，这些卫星城与惠远一起合称为“伊犁九城”，以拱卫帝国的西北边疆。伊犁将军府和伊犁九城的建立，与东部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府一起，形成了中国西北部的完整防线，是遏制沙俄东侵的最前沿。
　　1842年，遭革职的林则徐被发配到惠远城。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水利专家，林则徐在当地开凿了一条河渠，引入奔腾的喀什河水，穿越了今天的伊宁县、伊宁市、霍城县，全长约一百多公里，河北岸一百五十多万亩农田由此得到滋润，并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产粮区。为纪念林则徐的功绩，后人也常把这条渠称为“林公渠”。
　　伊犁九城对保卫我国西北部的主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物换星移，时光流逝，不经意间，这九城大多已在近代岁月的销蚀中，逐渐退却了昔日的辉煌。九城中最东部的宁远城，如今已经更名为伊宁，由此发展出一座新的中心城市，并已成为现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九城中唯一保留了原名的古城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惠远，如今正以其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每天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此寻访。
　　我们的祖先创业艰难，寸土寸金，得之不易。但在1871年，伊犁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却被一个叫做沙俄的强盗趁火打劫，强行占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解决了外贼阿古柏的侵略之后，收回伊犁主权的问题也开始提上日程。1878年，清廷任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沙俄彼得堡谈判收复伊犁事宜。
　　崇厚出身满洲贵族，本是八旗镶黄旗人，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并署理直隶总督。1871年天津发生教案后，崇厚被清廷派赴法国“谢罪”，是清廷里极少数出过洋的人。
　　伊犁草原
　　不过，据当时的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相当于驻英大使）说，他曾在巴黎和前往俄国的崇厚见过一次，问起崇厚对西洋各国的印象，崇厚啧啧叹道，洋鬼子的船坚炮利，兵力强大，实在可畏。郭嵩焘问他有无伊犁谈判的具体机宜，崇厚光扯些“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之类大话，看起来信心满满，完全不在话下。郭嵩焘心想伊犁如此大事，崇厚竟把问题想得这么简单，对外交又如此蒙昧，恐怕要坏事。
　　果不其然，崇厚抵达彼得堡后，俄国人假意好生招待，以试探他的底细，后来发现此人在外交事务上根本就是个大笨伯，对俄国人的险恶用心懵懂无知，完全被俄国人牵着鼻子走。崇厚在彼得堡好吃好喝了大半年，最后在沙俄胁迫和欺骗下，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另有《瑗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
　　崇厚所签的《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但需要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500万卢布（合银280万两），而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本属于中国的土地，统统划归了俄属。如此一来，伊犁实际上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孤城。这样一个孤城，却还要花近三百万两白银来赎回，岂不荒唐？！
　　另外，《里瓦几亚条约》还规定：俄商在蒙古、新疆的贸易免税；通商路线增开三条；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则较海路运入者减低三分之一；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增设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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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2）
据说崇厚为了急于回国处理家事，在总理衙门已经电令不准签字的情况下，居然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并于1879年10月2日擅自在条约上签字，随后又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条约送回国内后，舆论大哗，国人皆曰崇厚可杀。清政府也觉得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并将崇厚革职拿问，要处以死刑。正好当时左宗棠刚刚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大臣们纷纷主张对沙俄采取强硬措施。
　　沙俄听到清政府拒绝批准条约的消息后，在我国东北和西北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并派遣舰队在中国海面示威，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进行外交恫吓，妄图逼迫中国就范。
　　当时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已经回国，他上书朝廷指出：现在的麻烦，是崇厚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已经签订了条约，如果我朝先允后翻，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对于朝中主战的意见，郭嵩焘认为不到非不得已，不应轻言开战。沙俄不是阿古柏，一旦战事爆发，费财费力，旷日持久，恐难预料。何况，以目前大清帝国的实力，未必能和沙俄抗衡，一旦战败，恐怕要丧失更多的领土，倒不如先用外交手段，酌情而定。
　　历史证明，郭嵩焘的意见是明智的，十多年后，大清帝国连日本都搞不过，如果此时真和老毛子干的话，结果会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后来清廷便在郭嵩焘的建议下，改派当时已经出使英法的曾纪泽前往俄国，负责伊犁改约谈判事宜。
　　曾纪泽，字劼刚，曾国藩的长子，世袭一等侯，少负俊才，在京城常与在华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交游，喜好洋务，是晚清相当出色的外交官。1878年，曾纪泽派充出使英国及法国大臣，在英办理订造船炮事宜（为北洋舰队订造“致远”和“靖远”两舰）。受命后，曾纪泽又兼任了出使俄国大臣，前往圣彼得堡谈判改订条约。
　　出发前，曾纪泽认为，“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按照西洋定约之例，分界是常守不渝的，而通商则可以随时修改，再者，俄国人声称自己是“代守伊犁”，因此，曾纪泽定下的战略是：在边界问题上寸步不让，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赔款问题上可以商量。
　　曾纪泽到达俄国的时候，俄国已经派遣使臣布策前来催促条约签字。曾纪泽得知后便要求俄国外交部令布策折回，对伊犁问题重新谈判。在曾纪泽的坚持下，俄国代理外部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和布策参与了谈判。
　　俄国代理外部大臣吉尔斯见了曾纪泽后，虽然开始觉得有点心虚，但又不想丧失诈骗而来的成果，便拿出一副强硬的态度，说：“你们的全权大臣既然签约了，就没什么好商量了。”
　　曾纪泽针锋相对：“崇厚所答应的，大都超过了朝旨的授权，不能不加以更改。”
　　俄国人说：“你们朝廷要将使臣定罪处死，废除已经谈判好的条约，这样做有悖国际公法，你们中国人不讲道理，我们没法和你们再谈判。”
　　曾纪泽说：“中国的使臣违背朝旨，定失职之罪，和外国没什么关系，你们无权干涉。何况，现在考虑到贵国的颜面，已经将崇厚释放了。”
　　俄国人没话可说，便转移话题，说：“你们中国现在正在备兵备战，明摆着想破坏和平。”
　　曾纪泽说：“我们备兵并非是因为你们而起，主要是防卫边疆乱党余孽，并无不可。”
　　俄国人说：“既然你们已经备战，那我们也要派兵备战，这是你们所挑起的，你们要承担全部责任。”
　　曾纪泽说：“你们要这样说的话，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你们想破坏和平。两国要想和睦相处的话，本就不应该提备战之事。”
　　俄国人立刻觉得自己失言，便悻悻然地说曾纪泽不是“全权大臣”，不够谈判的资格。
　　曾纪泽说：“我现在是大清帝国委派的驻俄大使，完全有议约之权。”（曾纪泽当时是兼任出使英、法、俄三国大臣，相当于驻三国的大使，当时大清帝国外交人才匮乏，驻外大使往往是兼任。）
　　

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3）
俄国人见曾纪泽不好对付，只好答应重新谈判。
　　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清政府派左宗棠亲率大军离开肃州（今酒泉市），出嘉峪关，向哈密挺进。为了表明收复伊犁的决心，老帅左宗棠出征前命人备好棺木，“抬棺出征”，以鼓舞士气。左宗棠大军到达新疆哈密后，准备部署三路进兵收复伊犁：一路由金顺进驻精河从正面佯攻；
　　左宗棠手书“天地正气”，现存西安碑林
　　一路由张曜从阿克苏越过天山进击伊犁南部；一路由刘锦棠经乌什越冰岭直赴伊犁西面的后路。（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此时，俄国也加紧调兵遣将，不仅增兵伊犁，还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并调集了二十多艘军舰组成一支舰队，由黑海驶往日本长崎，威逼京津，并扬言要封锁中国沿海，对清政府进行武力恫吓。
　　对于崇厚被判死刑（后改流放）的事情，各国外交代表出于职业同情也纷纷表示反对，英国女王还亲自写信为崇厚说情，紧接着又派人游说李鸿章说俄国人不好对付，万一打起来，场面不好收拾，并主动要求为中俄伊犁交涉调停。原洋枪队长戈登，还特意跑到天津面见李鸿章，不怀好意地说：“俄国人要进攻你们京城呢！如果你们打算作战，就赶紧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把政府档案和皇帝都从北京迁到中心地带去，并且准备作战五年。”（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李鸿章听了之后慌忙上奏朝廷，说北京北边不安全，离海口又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万一真和沙俄开战的话，危险太大。清廷听后信心动摇，又敦促曾纪泽早日谈判。
　　而当时的沙俄和土耳其关系紧张，加之左宗棠治军有方，不惜一战，刚刚在土耳其吃了亏的俄国人思前想后，觉得代价很大，最后不得不降低要求，以谈判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复的辩论和艰苦的谈判，1881年2月，曾纪泽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布策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　沙俄归还中国伊犁地区，帖克斯河流域不再割让，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本属于中国领土的土地被沙俄占去；斋桑湖以东一带，中俄边界两国派员勘改，所有尚未设界碑的中俄各段边界都要派员勘定，安设界碑。
　　二、　赔款增至900万卢布（合509万两白银），限两年内偿清。
　　三、　俄商在新疆各地贸易，改“均不纳费”为“暂不纳税”。
　　四、　俄商只能到嘉峪关，免去到西安、汉口通商，仅允于肃州（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
　　五、　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后来，沙俄利用这一条款，在1881到1884年间共掳去中国边民十万多人。）
　　这个条约和《里瓦吉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领土、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部分主权。但《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根据修改南、北疆边界的约定，于光绪八年到十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5个勘界议定书，分段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在这个过程中，沙俄又蚕食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有争议的领土。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清军进驻伊犁。
　　伊犁谈判，算是晚清外交史上的一次小胜，当然，这和左宗棠的军事后盾有很大关系，正因为清军不惜与俄国兵戎相见，才为外交赢得了主动，不然，任你口吐莲花，舌辩群雄，恐怕也无济于事。
　　阿古柏之乱和沙俄侵占伊犁的事件让清政府意识到，如果不加强控制的话，新疆很有可能会被列强侵夺。后来，平定阿古柏之乱的前军主将刘锦棠提出，新疆设立巡抚驻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分别辖治哈密至乌苏的天山山脉一带、焉耆至乌什的天山南麓一带和喀什噶尔至和阗的昆仑山北麓一带；伊犁仍设将军，只管伊犁塔城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清政府后来批准了这一方案，刘锦棠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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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4）
新疆设立行省后，清政府也放松了对内地人民迁居新疆的种种限制。为了吸引更多的无地农民到新疆，加快新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刘锦棠修改了以往的屯田办法并制定新的招商引资政策，规定两名男丁为一户，给地60亩，屯民初到时贷给8个月的口粮及三石籽种，借给73两银子作为置办农具、牛只等费用；头一年归还一半，第二年还清，第三年征收额定田赋的一半，第四年起征收全疆田赋。
　　同时，刘锦棠还咨照内地各省督抚，欢迎贫苦无地农民来新疆开荒种地。在刘锦棠的鼓励下，内地很多农民纷纷移居新疆。这些移民屯田的办法，既稳固了西北边疆，又减轻了内地的人口压力，同时，也减少了内地农民起义的概率。在不破坏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移民新疆屯垦在当时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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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1）
马善被人骑，国弱被人欺。就在阿古柏覆灭前，沙俄于1876年灭了浩罕国，将边界延伸至帕米尔北界。
　　帕米尔高原，位于新疆南部，乃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交汇处。此地山峦起伏，高峰处常年白雪皑皑，乃世界之高原。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时，曾追击叛军至此，并在苏满塔什立下《平定西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上有乾隆帝御笔撰文，乃我国对帕米尔拥有主权之铁证。
　　1885年，沙俄已将中亚地区尽收囊中，并与英国划定阿富汗地区的边界。南侵之路终结后，俄国人改为东向，并派遣探险队将我立碑偷偷移走，可谓是“做贼心虚”。随后，俄国人又炮制了“帕米尔乃浩罕遗产”之谬论，妄图强占该地。1892年，俄国不顾清军在此已增设哨所而大举南侵强占了我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清政府对此提出了多次抗议，但由于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无暇西顾，沙俄乘机要求清廷默认这一非法占领。即使在被日本弄得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当时的清政府对此也未予承认。沙俄从此也就不再理会，一直霸占该地。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896年6月，沙俄利用中国战争失败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学术界一般称为《###》。
　　《###》的主要内容是：
　　一、　如日本入侵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陆海军及军火、粮食互相援助，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向俄国兵船开放。
　　二、　中国允许华俄道胜银行接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
　　由此﹐俄国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过中国领土上的中东铁路，直达海参崴。关于这条铁路，在后来的50年中，可谓是风云变幻，一言难尽。就当时而言，中东铁路使得俄国人的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东北三省，等于把中国的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躁动的庚子年（1900年）里沙俄在东北制造的累累血案。不久前，俄罗斯《政权》杂志援引俄罗斯档案馆珍藏的一系列秘密材料，披露了此次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00年６月底，沙俄哥萨克两个步兵团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利）出发，率先越过中俄边境，开进东北。随后，沙俄其他部队分别从满洲里、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乌苏里斯克等方向，兵分五路，向东北发动了全面进攻，总兵力达到十万人。
　　清末铁路上的机车和货车
　　7月中旬，沙俄军队开始进攻瑷珲，在猛烈的炮火下，瑷珲新旧两城都被轰毁殆尽。一周后，瑷珲城失陷，俄军长驱直入，黑龙江将军寿山战败后自杀殉国。7月底，齐齐哈尔被俄军占领。在瑷珲城沦陷的时候，呼伦贝尔也被攻陷，到8月中旬，吉林全境已落入俄军之手。
　　另一路俄军于7月底攻下珲春后，继而围攻宁古塔，在清军的顽强抵抗下，双方在宁古塔相持了四十多天，但清军终因弹尽粮绝，宁古塔于8月底被攻陷。旅顺口的俄军循海陆两路北上，相继攻陷营口、海城等地，10月1日进入沈阳。仅４个月时间，沙俄军队就已基本控制了东北全境。
　　在这次“中国远征”行动中，沙俄军队的损失微乎其微。当时沙俄国防部长在一份报告中称，在整个军事行动中，共有22名军官和220名士兵死亡，60名军官和1223名士兵受伤，而中国方面的损失则远远超过这一数目。
　　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之前，俄国人已在东三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血案，这就是发生在7月16日到7月21日的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里把在黑龙江以北已经长期定居的中国居民划给了沙俄管理，如今沙俄已经容不下那些中国“沙子”，一定要去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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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2）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有意制造的大屠杀，具有明显的杀戮和恐吓性质，目的就是要把类似于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全部赶出俄境，虽然这些中国居民在俄国人到来之前早已经在此世代定居。
　　在那极其悲惨的几天里，整个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变成了中国人的血泪场，数万同胞在如凶神恶煞般俄国兵的驱赶和杀戮下，哀鸿遍野，血流成河，滚滚黑龙江水都为之变色。
　　俄国人再怎么狡辩，也无法否认曾经的累累暴行。我们且随着中外各方的不同笔录，再次追忆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悲惨时刻：
　　“到达上布拉格维申斯克（即海兰泡）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二十一日（公历7月17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
　　“麻木的人们就看着黑龙江面浮满尸体，嗜血的凶手们全然不顾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们的乞求。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凶手们惩罚受难者并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他们用受难者的长发辫把他们绑在一起，再投入水中。”
　　“二百余年积蓄，迫为国难，一旦抛空，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江东屯仓，俄兵举火烧平，愁烟蔽日，难民避无处，哀鸿遍野。”（以上材料来自一篇网文：《让中国人寒心一辈子的俄罗斯地名》）
　　这些记录，今天看来仍旧是触目惊心，恍如隔世。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发生后，俄国人还为自己的暴行百般抵赖，甚至狡辩说“中国人围攻海兰泡，俄国人是正当防卫”、“中国人是主动撤离，俄国人并没有驱赶”等等。更无耻的是，某些俄方人士声称，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领土”。只是很奇怪的是，中国人怎么会在老毛子之前定居在那里，那些地方怎么又会全是中国的地名。
　　瑷珲纪念馆有一幅大型铜雕，叫《痛失》，一位母亲抱着自己的女儿，尽管女儿还很丰腴，却静静地死在母亲的怀中，这大概就隐喻着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区的丧失吧。
　　而就在瑷珲的河对面，如今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博物馆里，也有一幅油画，描绘的却是“中国人在围攻海兰泡”的场景：城内燃着熊熊的大火，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攻海兰泡，而“英雄的”俄罗斯儿女正在为捍卫自己的“故土”而奋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00年海兰泡的惨案，在这里居然被描绘成了俄国人伟大的“卫国战争”。
　　“江东六十四屯今犹在，何人光复大江东。”
　　这首《龙江吟》，是曾经负责交涉收复江东六十四屯的清代瑷珲副都统姚福升当年写下的诗，作为一个中国官员，面对国人被屠、国土被夺的遭遇和当时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无能为力和无奈，又该向谁去述说呢？
　　俄国人贪婪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制造这些血案而停止。1911年12月，沙俄乘着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机会，积极策动外蒙古分裂势力宣布“独立”。1913年11月，又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所谓的“自治权”和沙俄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条约中，沙俄只承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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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却恩怨，中俄领土止争端（3）
1914年6月，俄军又侵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乌梁海地区归俄罗斯所有，强行霸占了我国十七万平方公里领土。对于这些被侵占的地区，不仅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认，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多行不义必自毙。沙皇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苏联政府多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
　　1924年5月，中华民国（曹锟大总统时期）和苏联在《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双方举行会议商订解决所有悬案的详细办法。两国政府同意在上述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帝俄政府所订一切条约概行废止，根据相互平等原则及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重新订约。
　　但令人扼腕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时期，内政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刚签订几个月，我们的“贿选总统”曹锟，很快在军阀混战中被赶下台，上台“临时执政”的是接替者段祺瑞，而又过了一年半后，北伐战争爆发了。从1912年到1928年，北京的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总共换了38届，这些外交事务也基本上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苏联人也不诚实，后来不但没有遵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反而将之完全推翻。1925年5月，苏联为获得日本的承认，认可了1905年的《日俄和约》（即《朴茨茅斯和约》），完全违背了和中国签订的《悬案大纲协定》精神，和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
　　1921年７月，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当时已经进入外蒙古），宣布“独立”，建立“蒙古国”。消息传来，国内各民间团体、党派纷纷发表宣言，致电当时的北京政府，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并谴责苏联对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也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也只能仅此而已。
　　1945年二战结束前，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蒋介石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之外（这就是英美中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召开开罗会议的原因）。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让蒋介石参加雅尔塔会议，表面上是认为中国不够大国的资格，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让中国参与有关蒙古问题的讨论。雅尔塔会议的结果，美英两国最终同意了苏联维持外蒙古“独立”现状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开始时很受斯大林的冷遇，据说进行建立同盟的谈判前，苏联提出的前提条件是要求新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尽管中苏后来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但谈判中的不快当事人记忆犹新，这也许是构成后来中苏交恶的最初起因。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当中国提出解决蒙古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而此时的蒙古，早已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交恶，导致了两国边境出现非常紧张的态势，苏联人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边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甚至全面越过“条约线”，偷偷摸摸地把边界向我方一侧推进，导致中苏边境小规模的冲突不断。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让中苏矛盾发展到顶峰。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从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巡逻队在岛上冲突不断，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苏军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火箭炮，我军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双方展开猛烈的争夺，互有伤亡。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势力开始日渐减弱。1986年7月2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承认中苏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表示愿意按照国际公法，合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