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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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
　　应日本《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的要求，同年7月20日，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再次在汤山上峰实施手榴弹水下定点试验，进行一次完全模拟《东史郎日记》记述，将邮政袋绑上手榴弹并扔进水塘的实爆试验。
　　此次，日本方面派来了《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空野佳弘律师，以及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女士。
　　手榴弹试验场地还是选定在三月份试验使用过的土坑，只是将坑内注满了水。试验人员将三枚手榴弹捆在一起，定点在距水坑边沿3米（水平距离）、距水面下米（垂直距离，离地表面米），在岸上距水坑边沿（水平距离）2米、4米、6米处，分别设有米高的木制靶板。
　　随着试验人员按动电动按钮，只听“咕嘟”一声，水面上冒起了一个小水柱，很快又恢复了静态。
　　此时，我们一起去检查靶板，惊奇地发现，不管是2米的靶板，还是4米、6米的靶板，均没有发现任何被手榴弹碎片击中的弹孔。看来，水的压力不可小觑。
　　与上次干坑试验相同，这次水下定点实爆试验，取得了圆满地成功，并以签定（98）宁证外民字第7635号保全证据公证书结束。
　　和上次手榴弹试验一样，南京的新华日报、江苏广播电台、南京日报、南京广播电台等媒体，在现场作了新闻报道。
　　这次试验的结果，完全与《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记述相吻合，对加害者不会造成威胁。
　　与南京人民以实际行动支援《东史郎日记》案一样，自从《东史郎日记》案一审败诉消息传出后，江苏、安徽、黑龙江、辽宁、北京、福建、香港等地各界人士纷纷致电致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要求转达对东史郎正义行动的支持。这些信函、条幅、字画等，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寄往纪念馆，堆得像小山似的　，我专门请来了南京金陵职业大学（现金陵科技大学）团委的二十多名大学生，到纪念馆义务帮助整理了半个多月时间，才把这批东西弄清楚，一共来自27个省市达6万多封（件）。为此，南京金陵职业大学团委组织的志愿者小组还被团中央授予“全国学雷锋先进集体”的称号。
　　

第四章：为《东史郎日记》案举证（9）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山内小夜子和林伯耀，于1998年7月22日将6万多封（件）中国人民声援东史郎的信函、横幅等空运日本，提交给日本东京最高法院。
　　我们将6万多封（件）信函、横幅装入四个大编织袋，其重量可观。我担心行李超重，国际航班不让运输，从而给山内小姐和林先生添麻烦，决定送他们到机场。
　　由于当时南京还没有开通直航日本的飞机航班，只能绕道上海。我们开着汽车，沿着沪宁高速公路，来到上海虹桥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果然遇到了行李超重的麻烦。
　　情急之中，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大胆地找到负责这个航班运输的东航在上海虹桥机场办事处，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后，想不到他们表态很明确：东航公司也要为支持东史郎正义行动出一点力量。结果，这批行李全部免费运输至日本。感动之余，我当时还动手写了一篇消息，题目是《东航免费运输，6万多封声援东史郎信函今运抵日本》，刊登在上海和南京的各家媒体上。
　　但愿中国人民的鼎力支持和热情鼓励，能给东史郎带来好运。
　　注释
　　①《“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4页。
　　②《服务导报》，1996年8月16日第一版。
　　③《“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7页。
　　④⑤《“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6页。
　　⑥《“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6页。
　　⑦《“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8页。
　　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55页。
　　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55~556页。
　　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
　　《“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49页。
　　《“东史郎日记”案图籍》，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70页。
　　《战争遗留问题暨中日关系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4～65页。
　　《千年之交的较量》，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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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1）
交流这个词，包含着双向、互动、互信、双赢等含义。
　　东史郎战后4次来南京，向受害者谢罪的举动，赢得了南京人民的谅解和肯定。同样，南京人民对东史郎的谅解和肯定，也使得东史郎深深地感动。
　　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内心感动情绪，往往会通过物化的形式，表现到行动上来。
　　南京人民的感动，体现到为《东史郎日记》案举证，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地图以验证有无水塘，查找资料以验证邮政袋能否装下一个成年人，冒着危险进行手榴弹实爆试验等行动上来。
　　善良、大度、友好的南京人的所作所为，也使东史郎感动，他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要将自己保存六十多年的战时日记、勋章、奖状、债券等，全部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对东史郎本人来说，是一份割舍，也是一个惊人之举。从割舍的角度来看，他把自己当年在战场上一笔一画写下的，回国后又亲自整理的日记，以及保存六十多年的战时纪念品拿出来，捐出去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里面交织着他太多的情感，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惊人之举的角度来说，他将日记公开地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必然会受到日本右翼势力更多的憎恨、谩骂和攻击，在日本国内又会掀起一阵浊浪。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慷慨，更需要的是勇气。
　　东史郎的慷慨捐赠，对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来说，是一份意外收获，也是一件重要馆藏。实实在在地说，我们在与东史郎打交道的时候，支持也好，帮助也好，从未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什么，不敢去想、不敢去问、更不敢去讨要他的心爱之物。想不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事半功倍。说是重要馆藏，那的确是一点不假。仅从这些文物与南京大屠杀重大历史事件有直接联系，而且是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加害者自己提供的这一点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况且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的第一份直接加害者的证物。
　　记得我是从东史郎给我的一封来信中，得知他准备将日记等战时加害的见证物，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当时，我感到十分意外，也十分高兴。立即回信表示接受，并应允尽快在中国翻译出版：①
　　东史郎先生：
　　您好！
　　2月的来信收阅。从信中得知先生在1月11日的###上，就日军侵华问题作了长篇证言，表现了先生敢于直言的斗争风范，实是令人敬佩。
　　先生来信说一俟案子结束，欲将自己所记录的日军侵略战争加害的战史和日记赠送给本馆。这些日记凝聚着先生的心血，也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在此，我代表全体员工对先生的义举表示感谢，并将您拟捐赠给本馆的日记等收为馆藏，加以研究，将在适当的时候编辑出版。
　　至于北京有关出版社意欲出版先生的一部分日记，我的意见还是以本馆出版为宜，原因在于围绕该日记的诉讼等一直与本馆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况且本馆目前已有出版全部日记的打算和安排。待出版条件成熟，这项工作就将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届时还想恭请先生为日记出版作序。
　　关于法庭判决一事，我们十分关注11月份的结果，并支持先生的正义行动，坚信会得到胜利。
　　祝身体健康！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　　　朱成山
　　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
　　一个月后，捐赠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1998年3月8日上午；“《东史郎日记》捐赠仪式”②，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电影放映厅内举行，东史郎及《东史郎日记》上诉案律师团、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成员等十多名日本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二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电影放映厅内挤满了人，仅记者就有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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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2）
新闻发布会由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周福龙主持，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秦志法参加了会议。我和东史郎、山内小夜子、中北龙太郎、丹羽雅雄、空野佳弘等人，并排坐在电影放映厅前面小舞台的嘉宾席上，台面上摆放着即将捐赠的《东史郎日记》等文物。
　　会上，东史郎回顾六十多年前自己在侵华战争中亲眼目睹的悲惨情景，坦白了在战争中犯罪的思想根源，他如何如实地记下了战场上的善与恶，何时对日记进行整理，以及产生向中国人民反省忏悔的原动力。他指出：
　　“每个战场上都有战死的危险，若战死我将化为灰烬，即使还剩一口气，也不可能把我带回日本。我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的情景、战争的罪恶。
　　由于我受过很深的触动，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因而如实地写下了善和恶。
　　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
　　‘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是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了他们。
　　军国主义思想武装的日本军没有人类爱，没有人道主义，战斗的目的是胜利，胜利就是正义。我们士兵成了“作战的活武器”。训导我们的是：‘忠于天皇，光荣战死！’
　　军国主义教育把我们士兵加工成作战武器，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在‘活武器’心中只有为天皇尽忠。
　　然而，人的天性中就具有人类爱和同情心。有一次西原少尉命令我说：‘明天早晨要把她们统统杀掉，要看守好，防止逃跑！’我想：‘这五个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非要杀她们不可呢！’遂违抗军令把她们放跑了。她们向我叩头感谢后便消失在夜幕之中。在我的‘南京战记’里有一篇写的就是这件事。另外，12月5日凌晨，五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被捕时，因为他们身边带着无线电发报器，被认定是特务，相继遭到了杀害。当时青年的相互友爱和女性的纯真的爱及其崇高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力量比死还大！’
　　我还记录了由于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失去了工作，断了生计。在邯郸有一家靠妻子和十五岁的少女卖春糊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含着眼泪在日记中记下了黄河大堤被炸后的悲惨情景。不仅是人在杀人，还有那惨不忍睹的成堆白蛆正在活活地咬死老妪的场面。我在为日本军侵略的牺牲品而落泪，然而，自己又是侵略者中的一分子。
　　我是忠于天皇敕谕‘军人天职乃临战当敌，片刻不可忘记武勇二字’的盲从兵；是一个侵略中国的兵；是一个被天皇授予武功超群这一最高荣誉奖——金至鸟鸟勋章的忠实士兵。
　　人类爱和战士的使命感使我产生了疑惑，为此，我写了日记。每次作战结束后就着手下次进攻的准备，部队要休整。
　　我利用休整期间把战场的情况写了下来。因为是匆忙之中写下来的，所以是一个概况。1939年９月我回到了日本。
　　在1940年和1941年，我回顾了战场的情况，并且趁还没有忘记的时候对战地日记进行了整理。
　　因为当时我经营了八个电影院，没有能将日记全部清稿，在清稿日记的开头我写道：我要在这里记下战场上的真实。
　　要记录战场上的美与丑。
　　只以一个人的立场加以如实记录。
　　战争是什么？
　　‘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
　　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它荼毒生灵，破坏良田，摧毁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
　　战争的真实情形，……似乎是最大的痛楚，又似乎是无尽的悲痛，还似乎是对永恒怨恨的呐喊的感伤。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3）
我第二次出征的时候，在浙江省宁波市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我带领部下把我们独立大队的武器弹药装上八艘帆船运往上海。当时，一位尉官以上的中国军官对我说：‘南京交战时，我在下关（中山）码头遭到了日军集体屠杀，因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下装死而死里逃生。夜里悄悄地逃脱出来后与可恨的日本军拼命到今天。一想到当时的仇恨，东军曹！我恨不得把你杀掉扔进黄浦江！但是因为上面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今天放你一条生路。’他没有对我以牙还牙讨还血债。多亏中国军人的宽大，我才幸运地活到今天。这种‘源源不断、不争先后、大江日夜悠悠流’的大陆民族中国人的宽宏大量，使我感激涕零。想到这些，我觉得日本军不但在军事上吃了败仗，而且在道德上也是败将。中国人对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军以德报怨饶恕了我，我要感谢感激！
　　人类的进步来自于学问，
　　学问、文化产生于文字。
　　汉字是中国教给日本的，
　　日本文化的原点是中国。
　　写字的纸墨也是中国教的。
　　火药也是中国发明的，后又传到日本，而日本却忘恩负义地就用这个火药，来恣意侵略这个火药之师——中国。十五个春秋（1931～1945）里，中国卧薪尝胆取得了最终胜利。
　　应该永世不忘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恩德，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军阀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以牙还牙，而是对我们‘以德报怨’。
　　日清（甲午）战争中，日本占领了台湾，从中国索取了大量的赔款。然而这次日本战败后，中国并没有占领日本一寸土地，没要日本人赔偿一分钱，反而对我们说：‘我们要永远为友好而努力！’这种恩德我们要报。
　　东史郎大声疾呼，要与日本“虚构派”挑起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而战。他说：③
　　“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遗憾的是至今军国主义阴魂仍然不散的那群家伙竟然控告说：‘东史郎在说日本军的坏话，这是毁坏名誉。’‘不光彩的侵略和残暴的日本军究竟有什么名誉？！’我义正词严地反驳了他们，六年来与他们斗了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三百万人出征，而我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一直在与军国主义斗争。
　　在原告的律师事务所里设立了‘纠正南京大屠杀虚构会’，这是原告的目的。因为我坦白了日本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就威胁和攻击我，把我送上审判台。可是，铁的历史事实不容抵赖，必须反省！妄想抵赖南京大屠杀的卑鄙的军国主义分子拼死地利用审判，其靶子就是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98年3月8日，朱成山馆长和我一致同意将战场日记全卷赠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且一致同意以中文出版发行，以此使记录着战争实况的　‘东日记’为‘后事之师’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还把当年天皇颁发的金至鸟鸟勋章和瑞宝章、从军章及其证书、签名军旗赠给该馆，以表我的忏悔之心。”
　　东史郎先生讲到这里，仍觉得不足，又强调指出：④
　　“战时，特高警察和宪兵压制国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时至今日那些不醒悟、身着西装但骨子里依然穿着军服的家伙、伪君子还要压制言论自由。
　　战争期间曾屠杀无辜的我，对自己的青春追悔莫及。我曾应召走向战争并豁出性命地拼杀，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六十多年的现在，我正在与那些坚持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人为“南京大屠杀的审判”而作斗争。
　　我是以风烛残年站在东京高等法院与日本　‘新纳粹’作斗争的。
　　我东史郎在1987年为战争中的屠杀、不人道行径提供了证言，出版日记。在6年后的1993年，以　‘有损日军名誉，岂有此理’和‘诋毁名誉’罪被起诉。‘东史郎的日记是虚构的，必须纠正虚构、恢复日军名誉，载于学校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叙也必须加以订正’，这才是他们起诉的真正用意。在起诉方的原告代理人事务所里成立了一个叫‘纠正南京大屠杀虚构会’的机构，企图抹杀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拼命想要利用法庭。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4）
由于我在南京大屠杀发生50周年（1987年）之际，为侵略战争中的日军的不人道行径作了证言，所以其后便受到右翼的威胁和攻击，作为这种迫害的衍生物，受到起诉。但是事实应该澄清，应该引起人们的反省。即使因反省感到痛楚也不可畏缩，不可掩盖历史真相。
　　颂扬《君之代》，号召为天皇而死的死亡之歌，现在依然活在虚伪的日本爱国者‘虚构派’的心中。赞歌中充满着草菅人命的思想。”
　　东史郎进一步表示了要改正过错必须反省过去，歪曲历史是耻辱的，要与否认历史的人作坚决斗争，为正义而战，并要求中国人民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裁定。他说：⑤
　　“不反省过去，对现在的加害也视而不见，至今受军国主义毒害的职业军人集团——偕行社一伙和虚构派叫嚷说：‘东史郎玷污了皇军的名誉’，对我提起诉讼。侵略中国，干出不人道行径，时至今日连反省都不做的人，有什么名誉可言？
　　这场审判的幕后人物之一森英生（原十六师团二十联队中队长）对我提出反驳说：‘战争是使用武力的政治的延续。袖手旁观会关系到自己的生存，是不得已而使用武力’。（京都新闻人权宣言###上的发言）他是一个主张国际问题不是通过外交谈判而是以武力解决的军国主义一分子。他还抗议说：‘归根到底，东史郎的目的是否定战争和打破皇国史观。为此，他试图抹杀日本军的真实情况。’所谓日本军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大叫着‘建立王道乐土’、‘东洋和平’口号进军国外，梦想当东亚盟主、统治亚洲。这就是日本军队的真实情况。他还公然声称：‘只要是抗日民众，即使没有上司的命令也应以敌人论处，与之战斗（杀死），这是理所当然的。’（见《中日新闻》1993年5月23日）手无寸铁的民众是不会和有武器的日本士兵打仗的，是毫无抵抗的中国人惨遭杀害了。
　　正是至今有这种思想的审判幕后人物——原中队长森英生唆使战时的部下桥本光治，把他推上原告席，让其起诉我。
　　我将与军国主义者的不正当起诉作坚决的斗争。
　　歪曲历史、不知何为耻辱、缺乏国际感知的政治家们无知愚昧的发言，以及‘那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捏造的’等无耻谰言还在继续流传。如果法院和审判官迎合大放厥词、不思悔改的政治家作出不公正判决的话，我将诉诸世界舆论，要求世界审判。
　　为改正过错必须反省过去。为此，我要为审判而作斗争。
　　老兵犹存，壮心不已，为正义而战！”
　　东史郎先生要为“正义而战”的言行，使我从心里佩服这位年逾八旬的日本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他不是在家养孙作乐、安享晚年，而是不屈服压力和打击，坚持伸张正义。其实，在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共同事业中，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战友与勇士。
　　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也在会上指出：　⑥
　　“世界所注目的是一个参加了侵略战争的原日本兵，自我反省、忏悔杀害了中国人，从‘日本鬼子’变成了‘人’的86岁老人，如何不被日本社会接受，受到怎样的遭遇。这是个涉及到当今日本、日本的司法以及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问题，《东史郎日记》案审判的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因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中最典型、最残暴的一个事件。否定了南京大屠杀，就是彻底否定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暴行。”
　　多么深刻的言辞与透彻的剖析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史郎日记》案的实质所在。
　　至今我仍记得当时捐赠会上的情形：当会议主持人周福龙主任宣布，由东史郎先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东史郎日记》时，我与东史郎先生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首先将五本《东史郎日记》拿了起来，捧在手中，弯着腰，恭恭敬敬地递到我的面前；其次，又将三枚勋章捧起来，再次虔诚地递交与我；最后，他与我共同展开那面又黄又旧又破的日本军旗，旗长125公分，宽89公分，旗面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大字，还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当年东史郎出征时，乡亲们为勉励他打胜仗而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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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5）
在这一过程中，记者们频频按动手中的照相机，镁光灯闪烁，记下了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随同捐赠的，还有一批纸质证书。这些证书有：日本赏勋局总裁下条康磨，于昭和十五年（1940）四月二十九日，给陆军步兵上等兵东史郎的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证书、勋八等白色桐叶章证书及壹仟叁佰元证明书，以及上述两枚勋章的纸质证书，一份编号为二十五万六千三百五十五号，另一份编号为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五百九十六号，上面均盖有“赏勋局总裁印”红色印章。从编号数字上看，当时得到这种勋章的侵华日军官兵何其之多，尤其是得到勋八等白色桐叶章的日本鬼子。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七日颁发给东史郎的编号为第二五八四九号银杯证书，上面印有田中角荣的亲笔签名和　“内阁总理大臣印”鲜红的印章。
　　那张东史郎的银杯证书也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颁发的，那年正值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想不到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竟然来了两手，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一方面又给侵略中国的日本老兵发证书以示抚慰。从一张纸中，映出了日本当局的实际心态。
　　捐赠日记时的东史郎，应该说其心情不错。除了可从他慷慨捐赠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看出来外，还可从他在一个长27公分、宽23公分的黄底金边的纸牌上，亲笔题写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中日友好　　东史郎”的硬板纸牌，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举动上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在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中，一定能够胜诉。
　　我拿到这些东西后，仔细地察看，才真正地看清了它们的模样。功七级金至鸟鸟勋章是一枚上部为绿白相间的绶带、中间坠有黄色的金至鸟鸟形状、下部为两只盾牌、两把军刀和鸟翅形状的奖牌。勋八等白色桐叶章上部为红白相间的绶带、下部坠有白色桐树叶形状的奖章。还有一枚###事变从军纪念章。
　　当我手捧日记、勋章和其他文物时，心情既激动又复杂。虽然会议已经结束，但是，我望着纸质微微发黄的日记，陷入了沉思。我想：这应该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同时也是一部加害者的日记，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会后；我再度与《服务导报》记者李晓玲合作，写了一篇题为《昭示世人——“东史郎日记”捐赠纪实》的文章，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这次捐赠的情况：⑦
　　1998年3月8日上午，一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静静地摆在人们面前，虽然有点旧，有点破，但人们全都以不同寻常的目光看着它。
　　10时许，日记的主人、原日本侵华部队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队三中队士兵、现年86岁的东史郎，亲手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日记同时捐出的，还有东史郎的3枚勋章及他曾经用过的日本军旗，他要将它们作为那场不义战争的罪证，昭示世人。数十名记者，用镜头、相机和笔记录下了这一重要时刻。
　　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跟随部队侵入中国，从天津、河北一直打到上海、南京，而后又杀回河北，接着又“扫荡”了徐州、武汉、襄东等地。1939年9月；他回到日本，1944年3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1945年8月，他在宁波、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他的日记是1937年9月开始写的，一直记到1945年7月，整整五大本计2000多页37万多字，详细记录了那段时间他的部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这次捐出的日记，一部分为战时手稿原件，另一部分则为1939年至1944年，他回国时重新抄写整理的。
　　那面上有“武运长久”字样的日军军旗，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东史郎出征前乡邻们的签名。当年，东史郎用枪挑着这面旗，率先攻进了南京四方城。
　　因为东史郎作战“英勇”，1940年日本陆军部颁发给他3枚勋章：“功七级金至鸟勋章”、“勋八等白色桐树叶章”、“###事变从军纪念章”。其中，金至鸟勋章为每600名侵华士兵中只有一人能获得。
　　

第五章：接受东史郎捐赠日记（6）
基于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和反省，他在日本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由此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今天，他又将这些重要物证交给中国，日本右翼势力知道后肯定会再一次攻击、危害他，但他不怕！
　　捐赠仪式上，满头白发的东史郎言语铿锵有力，神态坚定。他再三地向全体与会者表示着对侵华战争的忏悔之情，一遍又一遍地向全体中国人说着“对不起”。
　　在仪式上，面对着白发苍苍的捐赠者东史郎，面对着如此珍贵的文物史料，面对着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新闻办的领导，面对着众多媒体的众多记者，我代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表态，一定要保管利用好这批历史的见证物，充分发挥它的史料、实证和历史教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