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真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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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公司的决策层很快统一了思想，要把万科改造成一家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股份公司。”王石如此回忆。
　　当然，虽然认为是个绝好的机会，但王石也坦言：“怎么改造，能否完成却一点没有把握。”后来，当上级主管公司得知万科管理层的想法时，采取了断然拒绝的态度。
　　“为什么断然拒绝呢？你王石在我的全资公司还不听招呼，改制后你还不要骑到我的脖子上啊！当时提出股份化改制的还有金田和原野两家公司，同样遭到上级主管公司的拒绝！集团老总自身不响应企业改制，还拒绝下级公司的改革尝试。面对这样的领导者你有何感想？好在政府主管体改的部门对三家申请改制公司采取了欢迎态度。”王石回忆说。
　　对于媒体“如何绕开中间层的阻挠”这一疑问，王石如此回答：
　　“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在遇到中间阻力时，只有争取政府的支持，做上级公司老总的思想和观念转化。记得当时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他们能理解万科的处境，并积极帮万科疏通渠道。当时的市委书记还特意安排他的秘书不定期地约见三家公司的老总，听取公司改制的进展，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感觉到市委书记在暗中支持，心里有了底。”
　　但是，随着股份化改造进程的加快，万科同主管公司的矛盾也公开化。
　　王石说，“当上级公司得知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鉴于上级公司的强烈反对，办公厅只好暂停下发同意万科股改的文件。事后上级主管公司的老总公开得意地表示：你王石能耐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在第一章里的相关一节内容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后来媒体所称的“王石向市领导告状”一事。
　　按王石的说法，当时的他只有硬着头皮去找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求援。“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市里的一把手对话。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我们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市委书记还暗示：我的上级公司老总有北京的背景。当时年轻气盛，并不满意市委书记原则性的回答和含蓄的批评，现在回想还是老的姜辣。”

“国营”与“公众”的转变（5）
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是王石倍感煎熬的日子。“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股改能进行下去，我们也开始疏通北京的关系。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做上级公司老总的工作，老总才勉强同意。”
　　令王石及其同事们也没有想到的是，自他们申请股份制改革以后的几个月里，一向名不见经传的万科公司，却成了当时舆论界关注的一大焦点。当时仅《深圳特区报》上关于万科的文章就有近四十余篇之多。
　　对此，王石做了如下说明：“当时的万科在深圳还不是一家很有影响的企业，自身的能量还不足以造出那么大的声势，主要是当时的特区报非常敏锐，一捕捉到万科要搞股份制改造的信息，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题材，由当时负责头版的五个编辑全部投入组稿、选题材的工作。这五位编辑号称特区报的‘五虎上将’，对一个选题投入这么大的力量是很少见的。”
　　而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书中，也就此写下了一段话：“在这段时间里，我带着万科的孙路、冯佳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那个时候，为了配合股份制改造，同时在得到市委领导的支持下，万科的招股书得以免费在党报《深圳特区报》上刊载。媒体则称之为“这大概也是深圳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了”。
　　4．万科股份横空出世
　　风雨过后见彩虹。对于将自己已融入改革大潮之中的王石来说，更能体会其中的意境。　　
　　1988年11月，经深圳市政府“深府办【1988】1509”号文批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并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股1324万股入股。
　　当年12月28日，万科向社会公众发售新股2800万股，每股1元。深圳证券公司和中国银行信托公司作为包销商和承销商，两家各自承担了600万股。然而，即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万科的股票依然面临着少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即使万科是通过公募的形式，特区党报摇旗呐喊，企业、市民仍不买账。“他们熟悉黄土滚滚的大工地，但对股票是什么却仍然懵懵懂懂。”王石如是说。
　　为了扭转万科股票发行的尴尬局面，被王石称为秀才的孙路甚至设计了“龙年计划”实施方案，王石任总指挥。这期间，后来成为中国重要高科技企业的华为，给了万科难得的支持，尽管那时的华为也同样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王石后来则评价说，“当时的华为也处在艰难的创业初期，但任总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态度已显出其不同常人的判断和行为。”
　　第二年的3月28日上午9点，深圳会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股东例会召开，会场座无虚席。其间一位股东站起来，手握话筒：“请问王石先生，您个人自己买了多少股票？”王石从西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认股权证说，“我个人存款一共25000块钱，取出2万块钱买了万科股票。”王石赢得了台下一片热烈掌声和叫好声。
　　而在随后的500万职工股中，王石却放弃了其中自己应得的个人股份。对此，王石后来有自己的解释：
　　“一是社会价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像我这样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在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作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
　　“二是讨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自己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
　　“三是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有回去过，股改过程中，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寄来的族谱，上溯20代，农民世家，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没有信心对钱财妥善处置，传统农民有钱了做什么？修祠堂，娶小老婆，赌博。
　　“我放弃个人股份的想法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太太没有反对，她本来就没有指望王石发大财，还半开玩笑地问我：‘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我回答：‘别墅会有的，别墅太早住进去会不得安宁。’”
　　1993年12月28日，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初，王石在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就自己的上述财富观做了进一步表示：“我的财产可以算给你：房子值200万，股票大概值200万，存款有200万，全部财产600万。很多人以为我是万科的老板，但我实际是个职业经理人。我是富人不是富豪，其中一个原因是，名利这两个东西，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关系。”
　　王石甚至调侃地说，“如果成了富豪，我会不会修祖坟娶小老婆？我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
　　王石还就中国的富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这是后话。
　　后来，在王石的影响下，万科的管理层也放弃了对职工股的拥有。管理层还提议：将职工股成立一个基金，只要在万科的职员，新老都有享用权。
　　至此，完成股改后的王石和万科管理层，真正地开始了踌躇满志闯天下的征程。随后即出现了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万科“第一轮张扩”。
　　而一个曾是国营的小公司，自此转变为一个基本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公众企业，更是在中国企业发展历程上波上了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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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圈钱游戏”之外（1）
著名财经人物冯仑曾说，王石是被逼出来的“圣人”。王石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脚注：“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万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所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我只想当后者。”
　　1．万科股份也讲中国特色
　　万科股份化改造的成功，不仅改变了万科与自己原有主管上级公司的关系，也使得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身份发生了某种转变。用一些评论人士的话说，对当时的企业制度改革，万科和王石的体验恐怕要更加深刻一些。
　　之所以有如此说法，与万科所处的城市——深圳有关。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是“窗口”和“试验田”，万科长期处于新与旧、创新与保守冲突的最前沿。即使从今天来看，在万科二十几年的历程中，对其发展模式产生根本性作用的，莫过于股份制改造。甚至如同一些权威人士所说，“万科作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其所有的悲欢、荣辱，全系于股份制改造。”而身份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的总经理，王石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当初只是想摆脱上级公司控制的想法，居然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一次深刻而久远的改革。从此，王石不仅获得了自主经营企业的权力，也同时走到中国企业革新求变与寻求进步的最前列。
　　其实，在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而万科与深发展、金田、安达、原野则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雏形，被称为早期股市上的“老五家”。那时的深圳与内地相比，虽然人们的钱包略微鼓起来了，但一般人月收入也仅几百元，因而对诸如钱生钱的虚拟概念，从内心深处是怀疑和抵触的。所以，才有了万科股票进菜市场、跻身于卖杂货的小摊上的奇特景象。这是后话。
　　因而，从万科的股份制改造本身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中国特色的股份制改造。
　　事实上，股份制的产生、演进过程极为复杂。股份制公司发轫于17世纪中叶的欧洲，是由合伙制演变而来。最早的股份制公司“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是以股份制解决海外投资的风险问题。19世纪中叶，英美大规模铁路建设对大量资金的需要，促使股份制企业大大发展起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股份制改革无形中被赋予了更多、更加沉重的功能。而这也不是本书应该讨论的内容。
　　再来看看万科股票的一些情况。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入股，特发的身份则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1988年12月，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1个月，开始向社会公众发行2800万元新股。这次发股，比最早发股的深发更进一步：不仅向国内、也向国外公开发行股票，外资股可占25％。王石和万科又一次走在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最前沿。
　　最初，万科股票虽然有过几次受欢迎的场景，但主要是采用摊派的方式，共产党员和万科职工及其亲友必须带头购买。大家买股票，并不是以市场意识，而多少有点牺牲精神的意味。
　　至于欢迎的场景，一次是第一章中我们说过的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另一次则是万科录像机的合作伙伴——日本索尼公司。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走在“圈钱游戏”之外（2）
后来，在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等多个积极因素的挺力支持下，万科股票终于在深圳开始成为供不应求的紧俏货。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禹国刚亲历了当时的情景：
　　“许多白天在证券部没买到股票的人，晚上就聚集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特区证券部周围，一个股票黑市形成了——月光下一边狂热地倒卖股票，一边是政府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喊话：‘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
　　最终，不到一个月万科的股票就全部售罄。新股募集的第一桶金2　800万元，被用来支付首次拍卖土地的地价，使万科这个原本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格的企业，由此进入到这个一度被垄断的市场。
　　后来据业内人士说，那次股市狂潮炒出了一大批百万乃至千万富翁，而人们的理性也被逆转了，对上市公司的效益不再关心，一心只盯着股票的增值功能。
　　股份制改造及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后，万科的股权大大分散。据万科的内部资料显示，当时第一大股东仅持6％的股份，国家股不到10％，法人股仅占11％，是名副其实的公众股份公司。1993年到1997年，其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始终没有超过9％，而1998年前10名股东持股比例总共为。
　　与此同时，股份制改革后的万科企业性质也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上级领导再也无法对王石的职位说三道四了。后来王石也直言：“万科之所以要搞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规避人事危机。而民营企业面临的人事风险是倒转过来的，超稳定结构。”
　　凭借股份制改造，王石让万科拥有了民营企业超稳定的人事结构。再加上万科特有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即以王石为代表的管理层没有大量持有公司股票，使得万科股份制改造完成的同时，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已实现了彻底分离。在随后的数次扩股中，大股东特发的股份一降再降，王石与曾经的“东家”特发的人事关系也就无足轻重了。这也为王石后来长期掌控万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十年后，《万科周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作了如是评价：“股份制改革是一个打开鸟笼子的过程。”
　　2．“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从放弃万科职工股权开始，王石就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房地产职业经理人。王石说，“我是一个管理者，是个职业经理人。”
　　经理职业化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是在西方国家的企业组织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确立的。而职业经理被称为现代企业生存、扩张所必需的第四种要素，即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基础之上的企业家才能。具有卓越专业素质的职业经理堪称新兴企业的稀缺资源，也是中国目前所缺少的重要资源之一。
　　职业经理队伍的形成，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高水准的职业经理群体，现代企业就不能普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难以形成。
　　如果说股份制改造完成，使万科完成了与官商企业的制度分离，那么，公开上市则使万科进一步成为了公众公司，走上了一条透明、规范的发展道路。对于王石等管理层来说，由于没有足以控制万科的股份，他们自此只能转变成为职业经理人。王石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所谓职业经理，是指以企业经营管理为职业，深谙经营管理之道，熟练运用企业内外各项资源，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担任一定管理职务的受薪人员。

走在“圈钱游戏”之外（3）
这一概念包括两层含义：其一，经理的职业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管理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性、专业性极强的社会职业，有其专业化的职业体系与行为规范，其职业标准与成就已逐渐被社会广泛认同；其二，具有职业经理资格的经营人员，将其工作视为职业生命，有相应的社会角色标准与压力约束，在社会选择机制作用下不仅仅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职业文化与职业精神，并以此激发经营者的创造智慧与献身精神。
　　事实上，职业经理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为解决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不断智能化情况下而带来的资本占有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矛盾。在古典企业中，企业的投资者就是该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者是统一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经营管理工作日趋复杂，一些无法适应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竞争激烈的资本家便把自己投资兴办的企业交给具有相当才能、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职业经理去管理。
　　当然，职业经理的这种管理技能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接受专门的教育，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和实践才能获得。这种训练和教育以及实践中的摸索，作为一种智能投资，是职业经理为获取管理技能所付出的成本，它形成了职业经理知识财产的概念，而当这个知识财产成为现代企业所必需的生产条件时，就演化成了企业的人力资本。职业经理就是作为这种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从资本的所有者手中换取了掌握和支配企业财产的权利。
　　而在王石看来，职业经理人还应该是一个企业家，他对自己也是如此看待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绝对不矛盾，不能说职业经理人就不是企业家，我们能说通用前CEO韦尔奇不是企业家吗？那是企业大家，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从部署战略规划的角度上讲，那么我当然是企业家，万科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而且我早已不管具体的事务，万科现在有一个职业经理人队伍在掌管着，我仅负责在公司重大决策上的监控来决策一些事情。”
　　后来，也有人评价王石放弃万科的个人股是“高尚”，王石对此明显有自己的看法。2003年他对媒体公开表示，“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和道德高低没有关系，我自己选择了做一个经营者。经营者当然只是领取报酬，像我，一年的工资不过也就几十万。很多人认为这不可思议，认为太低了，感觉我至少应该挣三四百万吧，现在房地产业不是有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吗？王石再少总应该有300万吧！还有人说王石这个人高尚，他不是为了钱。我认为这两点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董事长，而且是长时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只是1999年以后才把总经理辞掉的。如果我高尚的话，我能要求下面都高尚吗？也就是说如果我用高尚来经营企业的话，那企业就形不成核心竞争力了。你不能把一种高尚的行为作为一种核心竞争力，因为资本的运转有它的规律。”①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石如下的解释了：“从经营的角度来看，整个万科的工资体系，也就是工资的成本是不低的……问题是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我要500万的话，下面人至少也得300万吧，不可能我500万他40万，这样没法合作。而且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能相比，所以我认为我现在的工资，包括整个万科的工资体系不是低，而是中等偏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走在“圈钱游戏”之外（4）
不管自己或其他外人如何看待“主动放弃个人股”，以及把自己定义为“职业经理人”，毕竟是王石把一个原始资本为零的企业发展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而他发起的万科职业经理人制度更是培养了一大批房地产专业人才，主导着当今楼市的市场动态。就像我们在引子里所说，王石之于万科，就像张瑞敏之于海尔一样不可替代。
　　因此，王石本人被业内公认为“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万科也确立了全面培养职业经理人的人才战略思路。
　　这也是后话。
　　3．万科不做“圈钱工具”
　　“圈钱游戏”之说也许不太确切，但对于职业经理人的定位，以及追求规范化运作的王石来说，还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讲述的，万科在开始发行股票时，市场可谓冷清，而整个中国的股市只能用“胎儿”来形容。这种状况令人不安。于是，“政府救市”便成为当时股市的重大利好了。到了1992年8月9日，中国股市终于火山爆发——深圳发行的500万新股认购抽签表，就吸引了全国近百万投资者南下排队认购。其中数十万一无所获的股民群情激奋，最终于8月10日演变为震惊中外的“8·10”风波，进而导致了深圳市长郑良玉的辞职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于是，业内人士多有指称，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股份制企业，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至于其时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发行等企业活动，则被金融界人士称为“一种公开的‘圈钱游戏’”。
　　在那个时候，有许多被改造的股份制企业成为人们所说的“翻牌”公司，不但没有从低效运作中解脱出来，反而成为一种圈钱工具。特别是一些企业领导人的不断假借股份制改造之名，最终造就了今天人们不断诟病中国股市的“原罪”。
　　如20世纪80年代，原野公司与万科同为深圳股份制的急先锋，但却走了一条与万科完全相反的道路。原野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曾以“150万元起步，两年净资产增长60倍”的神话名噪一时，上市后更被奉为“股王”。舆论界有声音说，“这是一个比万科更辉煌、更有噱头的企业。”
　　对比原野和万科不难发现，成立之初的原野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占有60％股份。而后来的情况披露，港商及两位个人股东的资本都是由两家国有企业垫付的，是虚拟的股东。到了1989年4月，准备上市的原野股份结构已经面目全非，港商占据股份，国有企业也只剩一家，股份仅余。原野“在政策空隙中展开精心的‘寻租’活动，借股份制之名，通过官商交易实现了资本大转移和原始积累”。这期间，始终操控全局的原野董事长彭建东也适时地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
　　1992年7月，原野事发，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停牌，第二年重组更名为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但抓捕后的彭建东也只能做个“驱逐出境”处理了。类似与原野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在少数。
　　王石似乎是个例外，在这种“圈钱游戏”面前保持了自己的理性和冷静，选择站在这种“圈钱游戏”的界外。
　　人们常说，做企业如同做人。与类似原野的企业相比，万科与它们的区别，其实就是企业领导人之间的差别。这也许是万科20年屡屡探险，却能始终进退自如、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吧。　。　想看书来

走在“圈钱游戏”之外（5）
至于王石在自己传记中所讲述的一位“股市先生”——朱焕良，就更能为王石的职业经理人身份进行注脚了。
　　据王石讲述，此人1991年出任万科董事，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个人股东代表，擅长在股市翻云覆雨，曾参与2002年中国股市第一大案“中科创业案”，一度声名大噪。王石在回忆中说，牛焕良曾允诺三七分成，邀请他联手炒作万科股票，但遭拒。
　　而笔者认为，最近发生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更能对王石职业经理人身份做出有效注脚，即广受关注的“万科股票”事件。
　　2007年7月6日，王石妻子王江穗的代理人在低点买入46900　股万科A　股；　引发股市轩然大波。7　月20　日，远在瑞士登山的王石在新浪博客发表《作为万科董事长，深表歉意》一文。随即，引来近39　万人次阅读，评论长达3009条。而王石自知其一言一行的分量，1400字的文章连用了六处“道歉”和“歉意”。
　　无论如何，王石维护自己第一“职业经理人”的诚意已然显现。
　　4．被逼出来的“圣人”
　　职业经理人的转变，使王石比富豪多了一些透明度和自由。同时，他也使自己丧失了成为暴发户的可能性。
　　在如今以财富论英雄的时代，每一个企业家无疑都如同财富的代名词，王石也不能例外。然而，“无奈的中产者”却被舆论送给了中国地产的风云人物王石。即使是在最近几年，诸如以财富多少排名的“胡润财富榜”、“福布斯财富榜”中，也很少能见到王石处于什么位置。
　　在最近的一年中，当王石的同行们——如碧桂园杨惠妍、世茂集团许荣茂、复星国际郭广昌、富力集团张力、SOHO　中国张欣、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卢志强等，都被宣布进入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前10　位时，王石的个人财富依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与万科企业的如日中天反差颇大。
　　如此这番给了外界太多的想象空间。面对种种疑惑，王石不得不多次主动向公众解释，并公布了自己的个人财产。2003年前的王石个人财富约700万元，其中他个人的年薪为60万元。目前，虽然相应的股权激励方案获得了通过，王石的年薪早已增加了许多，但仍然与具有相似背景的企业家们不可同日而语。这在中国企业家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究其原因，本书前文提到过的王石放弃自己万科个人股份，可算是一大因素。
　　仅举一例：2007年10月31日，万科A　股几乎涨停，股价元，市值亿元。王石持股993835　股，这意味着，这天他的股票市值超过3800　万。一天之内，他的财富增加了300　多万。同年8　月，《中国企业家》发表《王石该不该拿7000　万年收入》一文，预计2007　年王石的全年薪酬有望总额突破7000　万元。该文作者预言，王石有望成为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后的第一个最富豪级的职业经理人。
　　然而，正是前文中所说的顾虑，王石毕竟还是放弃了自己个人股份的权利，也使他今日虽贵以“中国第一地产”掌门人，却没能跻身任何版本的中国富豪榜。
　　有必要重复一段王石说的话：“我个人来说，因为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是通过万科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所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我只想当后者。”这是王石后来面对众人疑惑时所作的一个补充性解释。
　　也有业内人士给王石当初的举动给出了如下的一些理由：
　　一是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认为管理层持股（即一度纷纷攘攘的MBO），在当时事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