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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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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当时的家庭妇女属于文化不高的一族，如今的家庭妇女，则是文化优越的阶层，文化低的反而当不起。由于许多白人妇女回到家中，自己没有收入，自然把白人妇女的平均工资拉下来。现在的美国，双职工的家庭过得一般都颇为辛苦。有钱人家，则可以让当妻子的专理家务。受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挣得少，主要是她们的配偶挣得多，不需要她们再出去挣钱。这一点，可以从如下的统计数据看出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男性中，白人平均年收入为66390美元，亚裔为52508美元，黑人则仅为45635美元。这样，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夫妻，平均收入为104151美元；一对亚裔夫妇则为96164美元；一对黑人夫妇仅挣86701美元。白人明显高出一头。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白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高于黑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白人夫妇都受了高等教育。但这种情况在黑人中很少。所以两个种族家庭收入的实际差距，比上面的数据显示得要大得多。不错，黑人妇女中有许多失业领救济的，但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中，这种人非常少。与此相对，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女性，一般还都有工作，但许多受了良好教育的白人妇女，是家庭主妇。那么，她们为什么受了那么好的教育后要回到家里呢？她们回家，不是回到厨房，而是给自己的孩子当家庭教师，高学历完全派得上用场。笔者的孩子上的学校，班上几个最出色的孩子，母亲都是家庭主妇，不仅回家相夫教子，而且一天到晚跑到学校打义工，守在自己孩子的班里不走。不久前碰到一个白人单身母亲，她一口气领养了3个中国女婴，住在附近一个学区好、房子贵的镇。她守着那么好的学区，竟放着公立学校不上，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一个孩子一年缴2万多美金的学费。但是这么投资，孩子在私立学校还是竞争不过人家。据她讲，那个学校，90％的孩子的母亲是家庭主妇，专职于孩子的教育。她则要工作，同时拉扯3个孩子，怎么能够和人家比？在美国，一般穷人找学区不好的便宜房子住，只能送孩子去差的公立学校。富裕的中产阶级住得起好学区的贵房子，孩子上好的公立学校。只有最富的才放着富人区的公立学校不上，送孩子进私立学校。在笔者孩子的学校中，母亲是家庭主妇的还是绝对少数。但在那个奇贵的私立学校，大部分当妈的全是家庭主妇。看来，家庭主妇和私立学校一样，已经快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志了。那么，白人妇女这样的战略是否合乎理性呢？笔者以为这不仅合乎理性，而且是一个长远的经济战略。一般在这种家庭中，男人挣六位数的年薪，当妻子的出去工作挣那点钱，就显得意义不大。况且，妇女在家，使男人免了后顾之忧，事业进展迅速，而且可以不受妻子工作地点的制约，哪里有高薪工作就去哪里。但更重要的是，目前美国中产阶级下一代的教育竞争太激烈，即使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母亲全职呆在家中，也得全力以赴地教子，不会感到闲得无聊。而这最终会保证他们的下一代在竞争中先声夺人，回报远远大于付出。
《纽约人》社会（1）
《纽约人》（又译《纽约客》）已经享有80年的寿命。这80年来，《纽约人》已经成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自由派倾向的高中产阶级白人市民的主要信息资源。《纽约人》号称是为知识分子社会服务的杂志，其读者圈子之稳定，是让任何一个杂志发行人都羡慕的。其70％的订户，订了这个杂志超过10年之久。可以说，《纽约人》是个围城，或用行内人的话说，是一个“纽约人社会”。仔细检讨一下这个“社会”，则远非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概括。比如1949年的读者调查表明，只有9％的读者从事教育工作，3％是学生。知识分子似乎占读者的少数。那么，这个杂志究竟是个什么货色？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历史，查查其基因。在《纽约人》登场之前，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后镀金时代的高度繁荣，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这样的起飞自然引发了杂志热。1885年，美国市场上就已经有了3000多种杂志。这时的杂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绅士杂志”，如〖WTBX〗TheNation，Harper‘〖KG－＊6〗s，AtlanticMonthly〖WTBZ〗等等，其基本的格调反映了新英格兰的知识精英的文化，讲究的是高雅的趣味，读者圈子自然严格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这些杂志，实际上也是上流知识精英的阶层标志，读者有限，价格甚高，靠订户而非广告来维持。同时，又有一种大众化的杂志。比如《星期六邮报》，类似我们的“周末”类报刊吧。这类杂志售价甚低，针对识字的劳工阶层，在财政上靠的是广告收入而非订费。19世纪的广告，常常是一些用小得几乎看不清的字体印出来的“说明书”。但到了世纪末，广告技术革命，图像、大字号广告词纷纷出现。一下子吊起读者的胃口，广告生意兴隆，便宜杂志畅销。但是，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以后，一个新阶级迅速崛起。首先，1920年代，公共教育突飞猛进。1890年，只有3％的适龄青年上大学，到1928年，这个数字涨到10％。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生成。同时，美国迅速都市化，这些受教育的青年，走出校门常常就远离家乡，一头扎进举目无亲的大城市开始自己的人生奋斗。19世纪的杂志，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新人类”的需要。首先，这一阶层都是小民百姓出身，既不是新英格兰的精英，也不是刚识几个大字、口味庸俗的劳工阶层。另外，19世纪末的杂志，基本还是农业社会的趣味，充满了杰弗逊式的淳朴乡村道德，对大城市不信任，对工商社会的美学取向很抵触。鼓吹的最多是小镇的价值观念，立足的是一个缺少流动、以“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为基本社会网络的封闭乡土世界。但20世纪初，曼哈顿崛起为一个世界之都，全球商业的心脏，是一个“背对背”的陌生人社会，小镇主义在这里当然行不通了。这时出来一位报业奇才罗斯（HaroldRoss）。此公是个生于科罗拉多的“乡巴佬”。1918年服役美军，驻扎在法国，当了军内小报《星条旗》的编辑。回美国后，几经挫折，终于在1925年开张了《纽约人》。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首先，广播和电视还没有出现，印刷媒体可以独霸市场。其次，美国在19世纪末形成了一个全国市场，印刷技术日新月异，全国的邮政系统又极有效率，邮资甚低，给杂志的发行带来便利。《纽约人》的定位，恰恰在“绅士杂志”和大众杂志之间。罗斯强调的是高雅的文化口味。他甚至在招聘编辑时，要看人家和新英格兰的知识精英阶层有无关系。同时，杂志又非常依赖广告。当时《纽约人》创造了甩尾巴的编排技巧。文章在首页开始刊载后，大部分转到内页狭窄的栏上，形成“细流”。“细流”实际只是内页的花边，内页的主要空间，是那些付不起封底、封二、封三等显著位置广告费用的客户的广告。文章在首页后甩下的“细流”，持续几页，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内页广告上，大大开阔了广告空间。这一技术创新，帮助《纽约人》在市场上立足。罗斯虽然要攀上流社会的知识精英，但他清楚地知道，精英的人数太少，不足以使杂志赚钱。于是就把杂志定位于“身为中产阶级但立志步入上流社会的人”的读物。那时，镀金时代的美国梦召唤着世界各地的冒险家，谁不希望晋升上流社会呢？美国最不缺的就是野心。于是，《纽约人》越来越火，从1939到1949年，十年销量涨了一倍还多。上流社会的一个标志，就是机智幽默。在“一战”和“二战”期间，一群幽默的作家和漫画家聚集在《纽约人》旗下。其中漫画成了《纽约人》的看家宝贝。如今《纽约人》每周收到1000多漫画投稿，只有15到20张能够被采用。罗斯一心要通过幽默和艺术来创造一个城市的文化。著名的社会学家、建筑批评家芒福特（LewisMumford）在《纽约人》开辟SkyLine的专栏，对建筑、城市、技术在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意义的挖掘，比任何美国作家都深刻，提高了读者的城市意识。罗斯在困难时期训斥雇员：“不要辞职！这不是一个杂志，这是一场运动！”这个自己写不出能够达到《纽约人》发表水平文章的战士，当编辑当到1951年去世为止，可谓到死方休。
《纽约人》社会（2）
不过，《纽约人》不是个开玩笑的杂志，而立即进入了美国政治的主流。1945年，被《生活》杂志派到中国报道的赫西（JohnHersey），在回国途中到了广岛，写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人间惨剧，《纽约人》打破常轨，用整本杂志刊登赫西的报道，举世震惊。 赫西在“二战”中对约翰·肯尼迪的英勇事迹的报道，使肯尼迪成为美国英雄，为他日后当总统提供了政治资本。在麦卡锡主义时代，《纽约人》勇敢对峙于右翼恐怖，坚持自己的独立知识立场。最近的伊战，《纽约人》又抢先发表一系列虐囚的照片和调查报道，再次震动世界。2004年总统大选，《纽约人》打破80年来不介入的传统，发表长文支持克里，亮出自己的政治旗帜。
不过，1960年代末嬉皮士一代崛起后，《纽约人》势头看衰。这代人是反叛自己父母的一代，拒绝父母们喜欢的《纽约人》。如今保守主义崛起，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等，都在侵蚀《纽约人》的地盘。1990年代末，《纽约人》就开始赔钱，一年损失高达600万美元。财政状况不佳，确实使杂志有些像个高寿的老人了。杂志也许还能够支持。但是，《纽约人》恐怕永远无法重新占据其20世纪绝无仅有的文化地位了。
美国媒体的高产
美国媒体在全球化时代享有话语霸权，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一霸权的建立，当然和美国媒体财大气粗有关。不过，媒体从业人员的生产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媒体质量的影响，却很少有人注意。
这个问题，在我开始给国内媒体写作时特别明显地反映出来。在两年多内，我的专栏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东方早报》、《足球》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上出现。另外，还有许多不定期的约稿。题目从经济到足球，几乎无所不谈。于是有些人开始惊呼：薛涌灌水！薛涌乱写！显然，在国内一些人看来，稿子写得太多，题目太广，没法儿让人把你当真。那些批评我的人，除了我写得太多、太广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意见。实际上，许多媒体的编辑们为我的名字的出现频率太多而犯愁。他们能找到水平接近的文章，就不会用我的。问题是找不到。我和国内人士进行过几个辩论，到今天还没有被打败过。我可以一天写4篇稿子，谈不同的问题，照样篇篇在国内媒体中达到一流水平。怎么个“灌水”法？
后来发现，这种彼此之不认同，其实是中美媒体文化差异的反映。中国的媒体，阵容庞大到个人的产量有限。你要是到美国一看，就傻了眼了：几乎个个高产，人人“灌水”。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一般每周在本报上版两次。这是固定的专栏。同时，在其他报纸，也不断发表文章。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一天到晚上电视，对国内外局势发表即时评论。你要是关心时政，几乎每天都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除此以外，他们还著书立说，到大学讲课，你简直搞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睡觉，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读书了。
他们讨论的范围，从总统政治，国际局势，一直到棒球，几乎无所不包。说他们“灌水”吗？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每次听他们谈话，读他们的文章，都有些收益。你不能不承认，他们坐在这个位置上，确实是有些功夫，换别人是干不了这个活儿的。
这是美国文化界最聪明的一群人，比一流大学中的教授厉害多了。挣得大概也比大学教授多十几倍。其中布鲁克斯（DavidBrooks），是我颇为佩服的一位。他是保守派，我多少有自由派倾向。但他一开口，我就得洗耳恭听。此君和我同岁，大学毕业后，一度想读博士。但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见了萨义德等许多顶尖学者，发现他们讲的自己完全听不懂，于是放弃博士之念，进了媒体，从记者一直干到著名的专栏作家。他除了每周在《纽约时报》出现两次外，还每周五作为右翼评论员，出现在公共电视台著名的“新闻小时”上，对一周时事进行分析。每次说话，句子都特别短，一针见血。大部分时间压了其左派的对手一头。另外，他被耶鲁法学院请去讲课，出版了两本记录当今美国社会的专著，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历史学会的机关刊物，把他当作一个顶尖历史学家来采访。其著作自然也被历史系采用。
这些人运行的逻辑是什么？第一，如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的任何“话语”，都是在直截了当的公共辩论中产生。任何人都有接触信息、参与政治和文化辩论的权利，大家不迷信大学里的教授，自然也不在乎你是哪个专业的、有无资格谈某个问题。大家要听的是道理，不是你是否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媒体人士，就是靠直接对公众讲话，获得了自己的权威。第二，美国媒体和学术质量甚高。这些人可以现炒现卖。比如今天伊拉克出事，他们可以马上找来有质量的书籍，钻研一通，一个月成为专家。一个月研究伊拉克，一个月研究欧洲，研究跟着时事走。几十年生涯，就使他们无所不知。第三，他们身在媒体，亲自采访，收集第一手材料。老实说，他们是记录历史的人，大学里的历史学家是研究他们的记录的人。他们实际上更有原创性。所以，美国历史学界对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布鲁克斯如此恭敬，也就不难理解了。我在中文媒体中写作，学的是这些人。目前我在国内媒体取得的一点话语优势，多少说明了美国媒体文化的创造力。
波士顿的马拉松传奇
波士顿的马拉松，号称是世界第一马拉松，吸引的马拉松精英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马拉松。然而，4月18日比赛时，《波士顿环球报》体育版的头一篇文章不是写几个作为夺冠大热门的世界名将，而是一个非凡的女子辛西娅·卢塞罗（CynthiaLucero）。三年前，28岁的心理学家辛西娅·卢塞罗参加了波士顿马拉松赛。按说，参加波士顿马拉松都要有及格的成绩，标准不低，能参赛的不仅身体健康，而且身手不凡。但是，辛西娅·卢塞罗在比赛过程中一路饮水过量，身体无法接受，造成体内严重低钠，在离终点还差4英里时跌倒，被送到医院后，不久死亡。
辛西娅·卢塞罗刚刚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不久。她这次参赛，是为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而募捐。但她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她的死，却给那些和死神苦斗的病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礼物。根据她生前的遗愿，她的器官全部捐献，被立即移植到7个不同的病人身上，一下子救了7条命。
在美国，器官捐献必须有捐献者生前签署的捐献证。比如领汽车驾驶执照时，常常就要决定是否在事故死亡后捐献自己的器官。签了同意条款的，驾驶执照上印有一颗红心，一旦出车祸死亡，救援人员看到这样的驾驶执照，死者的器官就会立即被移植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许多美国人的驾驶执照，都印有这样的红心。
辛西娅·卢塞罗1999年出了车祸，严重受伤，当时被紧急空运到医院抢救。也正是在那个时候，25岁的她意识到生命有多么脆弱，认真地想自己万一这样死去，还能给世界留下什么。于是，她郑重地签下了捐献卡。后来她迅速恢复，2000年还跑了圣迭戈马拉松。
在波士顿出事后，她失去了知觉，而且没有救治的希望。这时她的家庭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她的妹妹和父亲主张捐献器官，但她母亲坚决不同意。在这关键时刻，她妹妹在她的公寓里找到了那张捐献卡，尽力劝妈妈：“姐姐已经不需要这些器官了。还是把它们给那些需要的人吧！”当妈的最终被说动。
与其同时，在死亡线上挣扎、已经坚持不了几天的7个病人，被推进各自的手术室，经过成功的手术，7人全部获救，如今都在过正常的生活。
辛西娅·卢塞罗的善举，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马萨诸塞职业心理学院建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心理健康中心，分发奖学金，组织讲座，举办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长跑比赛。马萨诸塞州的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也以她的名字设立年度奖。她在厄瓜多尔的父母，仿照新英格兰人体器官库的模式，建立了厄瓜多尔第一个器官捐献组织。他的家庭，还访问了接受她的器官的7位从死神那里逃出来的人。其中一个人，在得救后不停地为慈善事业打义工。她说：“每天我一早醒来，第一个要想的是那个延长了我的生命的天使，以及我应该用这些多出来的生命为世界做些什么。”
辛西娅·卢塞罗的父亲则说：“这7个人给我们全家的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让我们觉得辛西娅·卢塞罗还活在他们身上。”他特别不忘去看望那位接受了辛西娅·卢塞罗心脏的女孩。那个孩子当时才14岁，没有心脏移植，已经活不了几天了。如今，她不仅是个正常的少女，而且是学校跳水队的队员。她的父母充满感激地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你还能指望接受一个比马拉松运动员的心脏更好的心脏吗？”
辛西娅·卢塞罗的父亲则说，他永远也忘不了拥抱那个女孩的时刻，因为他感到了自己女儿的心在跳动。
体育永远不仅仅是体育。波士顿人可能会忘记今年谁拿了冠军。但是，辛西娅·卢塞罗的传奇，将永远成为波士顿马拉松最为珍贵的传统。
假冒的美国男子汉（1）
“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这是美国保守派评论家的名言。美国是人类的严父，欧洲是人类的慈母，这在最近的世界事务中似乎也得到了证明：美国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一路杀过来，如今从伊拉克运回1400多具尸袋，依然一无所惧，又向伊朗叫战。欧洲则在最近印度洋海啸中慷慨解囊，不论是绝对捐助数目还是捐助额在其GDP中的比值，都远远超过美国。总而言之，美国人充满了男子气，敢想敢干，具有行动力量。欧洲婆婆妈妈，凡事三思而后行，是地道的女人。
美国人为自己的男子气自豪。特别是保守主义得势后，大男子主义更有复兴之势。在一些保守的地区，宗教信徒们发起的大男子运动，要求妇女面对上帝许诺，把自己和家庭的一切决定权交给丈夫。颇有些“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意志。2004年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公开嘲笑民主党的对手是“女人气的男子”。此话出自曾有过多次对女性进行性骚扰的明星政治家之口，自然引起女权主义者的口诛笔伐。但是，时代不同，女权主义已经过了极盛期。施瓦辛格不仅不道歉，而且在提名布什的共和党提名大会上，又将这个词重复数次，攻击民主党人，使全场欢声雷动，大大壮了布什的军威。最近，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又公开提出，妇女在数学和科学上，先天不如男人。虽然事后道歉，但哈佛本属于自由派的重镇，萨默斯又曾是克林顿手下的高官。你很难想像20年前这样身份的人在哈佛能说得出这样的话。
不过，男子汉的气概可以是人的品格，也可以是作秀的道具，或者病态的卖弄。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的著名体育评论家库珀尔（SimonKuper），就借本周美国职业橄榄球的决赛“超级碗”，对美国的男子汉气概重重地戳了一刀。
在他看来，无论就体育而言还是就社会而论，美国最有男子汉气概的时代还是50年前。当时那些年轻人，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他们大多数是在农场长大、身材瘦长的硬汉子。他们很少看体育比赛。那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超级碗”。但是，他们打猎、拳击、摔跤、不戴头盔打棒球，也玩需要身体格斗的橄榄球。那时的体育全是男人的事情。女人的角色是啦啦队和护士。男人在他们那位当过士兵的总统的号令下，慷慨激昂地走向沙场，赢得了“二战”，也赢得了世界的爱戴。
“二战”后，美国人纷纷从农场移居到了市郊，享受着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的生活。他们甚至不愿意去一个没有空调的国家。“越战”后，兵役制取消，从此“好男不当兵”，美军里的少数族裔和下层社会子弟的比例高得出奇。孩子们作体育运动也受到各种法令的保护。打棒球、橄榄球，甚至骑车，都要戴头盔。纽约的中学举行一次棒球赛，要层层申报，通过各种安全保护的检查，不能有一点潜在的危险，几乎到了“玩不起”的地步。保守主义评论家布鲁克斯敏锐地观察到，大多数美国儿童，都拥有几个为不同运动服务的头盔。
不打仗了，头盔却多了。冒险精神少了，自我保护意识强了。人们即使从事游戏性的事务，也越来越避免真刀真枪的交锋。美国从事拳击运动的人，在过去10年降低了27％，目前为945万人，而且大部分是黑人。从事摔跤运动的人，从1998到2003年下降了一半，目前剩下180万人。橄榄球的规则对安全保护越来越严格，自1987年以来，虽然美国人口上涨了15％，从事橄榄球运动的人数只能维持在550万人左右。打猎随着动物保护主义的兴起，更是不景气，人数在1987到2000年间下降了35％。
与此同时，女人开始男性化，大肆侵犯男人的地盘。6个美军中，就有1个是女性。过去大学体育全是男孩子的事情，男生占有大学几乎全部的体育经费，但1972年这就变成了违法。如今，大学体育运动队里，42％是女生。
虽然有些夸张，但以下是一个典型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景象：女儿到体育馆对着沙袋拳打脚踢，练防身术；儿子在楼上的自己的卧室中，聚精会神地玩暴力的电子游戏；当妈的在院子里抡着大斧，挥汗如雨地砍柴（供壁炉用）；体重严重超重的父亲，半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拿着遥控电视控制器在那里换频道。电视里的比赛，几乎全被黑人运动员主宰。
美国的白人男子，不是听任自己的妻女占领男子汉的领地，就是把男人的事业“外包”给少数族裔，从打仗到橄榄球，无不如此。在真实的世界中当不了“大老爷们儿”，就必须在幻想的世界中找回心理平衡。于是，玩暴力电子游戏的男人越来越多，练防身术的女人越来越多。一次去踢足球，笔者竟发现男女混合着比赛。于是心中嘀咕：“人家大姑娘咱们怎么好意思撞？”谁知此念一闪，立即被一个大姑娘撞得人仰马翻。美国大姑娘的厉害，你领教后才会知道。同时，美国那些大腹便便的男人，半躺在沙发上看橄榄球比赛，看到眼睛里就拔不出来。据说看橄榄球风魔美国，恰恰是从“越战”兵败时刻开始。也怪不得现在的橄榄球新添了一个项目，就是壮阳药的广告，这玩意如今跟着最暴力的体育走。当然不是要拉那些无暇他顾的运动员的买卖，人家打的是观众的主意。
假冒的美国男子汉（2）
美国的白人男性，压倒性地支持布什。布什动不动身着牛仔装，模仿的正是传统美国男子汉的气概。可是，他那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父亲，打仗没有二话就上沙场，他却逃了“越战”，被人称为“草鸡鹰派”（chickenhawk）。他对暴力有偏好。但是，年轻时离橄榄球最近的时刻，就是当啦啦队长。那个称别人是“女人气的男人”的施瓦辛格，靠吃药当了世界健美冠军，给美国社会留下的一大遗产，就是类固醇在青少年中横行。
在这个意义上讲，布什主义，多少像个暴力的电子游戏。真正跟着这个主义去打仗的还是少数。美国公众承受死亡的能力提高，一大原因怕是死者中少数民族和下层社会的子弟为多。可怕的是，越是如此，那些躲在家里没有打过仗的人就越好战，仿佛不如此自己就不是男人。也难怪，布什第一任，以正副总统为首的鹰派都没有经过战争，甚至变相逃兵役。鲍威尔惟一见过沙场，却是个鸽派，如今大家只好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第三部分保守主义时代
保守主义时代杰弗逊与亚当斯之争，实际上也预示了后来的美国总统政治。林肯上台后终于使南北双方兵戎相见。在此之后，1960年的肯尼迪与尼克松之争，2000年的布什与戈尔之争，2004年的布什与克里之争，也都火药味十足。也正因为总统政治背后有着如此紧张、甚至丑恶的政治争斗，使国家陷入分裂，这就更加要求就职典礼为人们提供一个超越这一残缺的现实的机会：尽管我们如此互相仇视、水火不容，但是，让我们一起来重温我们的共同理想，让我们想一下我们走到一起的理由。
上帝呀，再给美国一个机会！（1）
上帝呀，再给美国一个机会！——总统就职文化和政治秩序在18世纪后半期美国革命的前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论述过作为美国前身的英国殖民地为什么优越。他提到，这些殖民地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朴素节俭。无论是迎接一个新首脑上任，还是召集新的议会，仪式虽然很体面，但没有豪华的庆典和游行。相反，在那些葡萄牙、西班牙乃至法国的殖民地，统治者常常喜欢盛大的仪式庆典。这样的庆典不仅要靠殖民地的人民纳税来支付，而且也把虚荣和奢华作风介绍给了社会。
后来美国建国，选举了自己的总统。美国宪法第一节第二条写道：当他（总统）行使其行政职权之前，他需要宣读如下誓言：“我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履行美国总统的职权，并尽我最大的努力，保存、维护和捍卫美国的宪法。”
这是美国总统就职的最基本的格式。这一格式于1787年制定，一直保留到今天。这个朴素的仪式，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核心，也是建国之父们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新：一个普通公民，宣读完这35个英语单词的句子，成为美国总统，掌握巨大的权力。这一权力，不仅受到投他票的选民的支持，也得到投票支持他的政敌的选民的默认。
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于1789年4月30日就职，实际上是建国和总统就职两个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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