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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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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显然很难列入传统的科学学科，萨默斯则异军突起，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经济学家。1993年，他又获得JohnBatesClark奖章。这个奖章两年颁发一次，专门奖励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许多该奖章的得主，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有人甚至戏称该奖是诺贝尔奖的“青年组”。可以说，在40岁以前，萨默斯除了拿诺贝尔奖外，已经荡平学术界。但他绝对不是个安心书斋生活的教授。1991年，他向哈佛告假，到华盛顿担任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1993年，他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1995年，当时的财长鲁宾把他提拔为代理财政部长。等鲁宾辞职后，他于1999年荣升财长。在美国政府中，财长可以说是内政方面最重要的职位。美国建国之初，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实际上领导的就是一个内阁，手下的人比其他联邦政府部门的人手全加起来还多得多，让当时的国务卿杰弗逊嫉恨得要死。萨默斯领导的财政部，指挥着15万联邦雇员。也正是他，帮助克林顿把国家债务还清，并且创造了财政盈余。等他完成任期时，荣获财政部的最高荣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奖章。也正是有在学界、政界这样辉煌的业绩，当2001年7月1日萨默斯被哈佛大学董事会选为第27任校长时，哈佛内外对他普遍看好。哈佛无疑是世界第一名校，人才济济、财大气粗、势可敌国。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哈佛的既得利益盘根错节、固步自封，美国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都在哈佛有所体现。比如分数膨胀、课程过时、学生来源越来越集中于富裕家庭，等等。自“二战”以后，美国的大学校长从立场鲜明地表达对社会和教育的看法的社会意见领袖，变成几乎不得罪、掩盖个人意见、埋头募捐的筹款人。所以，治理哈佛这样的学术重镇，既需要崇高的学术权威，又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更需要敢想敢干、敢于突破传统校长的行为规则的勇气。能满足这些要求的，除了萨默斯几乎再找不出第二个人来。萨默斯上任后，马上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政风，直来直去，敢于和既得利益碰撞。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他频频给自己惹下麻烦，最终陷入了自己的人格陷阱。他首先引起全国注意的，是和哈佛的黑人教授韦斯特（CornelWest）的冲突。韦斯特是非同寻常之人，他是哈佛大学仅有的十几位校级教授之一，著作等身。同时，他的声望早已经超出了学术圈，成为社会明星，在学术之余，从音乐到政治，无所不干。他在哈佛上课，从来是学生爆满，据说打分也颇为松宽。在萨默斯看来，韦斯特也许集中代表着哈佛的许多问题。比如，哈佛的分数膨胀严重。2000年竟有91％的毕业生拿了honor，成为优秀毕业生。真正出类拔萃的学生，靠成绩反而看不出来了。另外，哈佛的教授常常是社会明星，一旦拿到终身教职，就常常周游世界，参加各种活动，忽视本校的教学。更有些不务正业，搞些流行的东西。所以，萨默斯特别约见了韦斯特，要求他带头治理分数膨胀的问题，同时多从事一些严肃的学术活动，火爆的韦斯特勃然大怒，立即中断谈话，扬长而去。
哈佛风暴（2）
但这仅仅是危机的开端。韦斯特和几个从事黑人和非洲研究的同事，认为萨默斯不仅对韦斯特不恭，对他们的整个学科也不恭，纷纷扬言离开哈佛。哈佛的对手闻风而动，立即向这几位教授示好，结果不仅West去了普林斯顿，其他的教授也另谋高就。本来一个在世界领先的领域，由此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次提出对萨默斯不信任案的，也正是从事非洲和非裔美国人研究的人类学家马托雷（J。 LorandMatory）。可见萨默斯和非洲及非裔美国研究集团的冲突，已经根深蒂固。接下来，萨默斯又动用校长权力，否决了两个文科学者的终身教授职位。此事虽然没有引起媒体的风暴，但对哈佛教授的心理影响恐怕不小。美国大学评终身教授，最体现教授治校的原则。一般系里教授会议通过，被评的教授就会获得终身职位，校长很少动用否决权。当然，这方面哈佛和耶鲁有着不同的传统。耶鲁校长的否决权基本不动，哈佛校长则动用得多一些。但萨默斯一次竟砸了两个教授的饭碗，而这两个教授，都是系里教授以压倒优势支持的，这就造成了校长和教授们的对立。萨默斯的理由是，哈佛总是雇一些名气大却已经没有创造力的教授。他认为，人的创造力有一定时限，学者一般在成名前是创造力最旺盛的，等成了名、上了年纪时，常常江郎才尽，只能靠吃老本。哈佛不是养老院，要雇的是正当年的教授，不是躺在过去的名声上吃饭的教授。这两位教授，都过了50岁，恐怕已经过了创造期。
但是，诚如一些人指出，萨默斯恃才自傲，觉得自己29岁就成了终身教授，别人也得像他那样才行。殊不知，学术本身很复杂。经济学、数学等领域的学者成才较早，30岁达到顶峰是非常常见的。但人文、历史学科就不同，常常四五十岁甚至更晚才能达到创造力的顶峰。被萨默斯否决的这两位教授，都正在创造力的盛期。特别是有一位来自东欧，经历比萨默斯这种从校门到校门的学者曲折得多。在萨默斯已经拿到博士、成为终身教授的年龄，人家才刚刚开始读研究院。也正是如此，人家才可能把一些萨默斯所没有的经验和洞见带进校园。萨默斯在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使用如此高压的手法，把有国际声誉的哈佛教授的判断力视如粪土，怎么可能让人家对他服气呢？更糟的是，他频频放出话来，说终身教授制度可以考虑取消。只有打破了铁饭碗，教授们才不会固步自封，一些改革才能推行。要知道，西方的大学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终身教授制度是这一悠久历史的结晶。这一制度，首先保证了教授的言论自由，可以让教授大胆批评社会、批评自己的大学。其次，终身教授使教授免于饭碗之忧，能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潜心于学术。这对一些出活儿慢的人文学科，特别重要。萨默斯是经济学家出身，在他眼里，似乎哈佛的教授就是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师，必须在市场上挣扎才能有效率。这就破坏了教授们的基本安全感。也正是这几年的长期积怨，如今萨默斯才陷入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要知道，哈佛绝大多数教授是男性，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他们的职业就是在自己的领域提出各种假设，这些假设有些被证明是对的，有些被证明是错的。他们绝对不会仅仅因为萨默斯在一个不对外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对女性的假设而如此兴师动众。他们真正的怨恨，是萨默斯傲慢无礼，不把教授当学校的主人来礼遇，而当仆人来恫吓；而且自以为是，常常跑到自己的专业以外自作聪明，觉得别人都是白痴。更重要的是，大学是一个学者共同体。大家术业有专功，彼此尊重，谁也不要觉得自己比人高出一头。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当然不是个个教授过硬，有许多平庸之辈在那里混饭吃。但是，这些学校的许多教授，都是在自己领域中的顶尖学者。再大的名校，也要靠这些人吃饭，再优异的学术领袖，也不能出了自己的领域和这些人较劲儿。萨默斯犯的最大错误，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摆到了一个教训人的地位，处处树敌，破坏了校园的和谐气氛。在制度上，他对哈佛最大的威胁，是要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大学，自己当总裁，居高临下，以老板的高压手段执行他的政策。这是大家都怕的，也是最恨的。萨默斯另外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摆脱校长的身份，以一个超级学术明星的派头，随意发言。比如这次关于女科学家的假设，有论者称他自以为是地扮演苏格拉底的角色，要以挑衅性的问题激发大家的学术想像力。不过，苏格拉底是个没有任何公共职务的人。他当年在雅典街头频频向人提问，一个基本预设，就是大家都是愚众，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需要他智力上的刺激。最后，愚众受不了被他羞辱，经过审判把他处死。现在哈佛教授做的事情，多少类似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不过，哈佛的教授们自有他们的道理：这里是哈佛。天下不是就你一个聪明人，如果你觉得我等都是愚众，你最好卷铺盖走人。在世界最高的学府中，最不缺的就是智力的暴君。萨默斯在这方面，多少像他的前任、美国的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汉密尔顿被称为“美国政府之父”，不仅一手创办了联邦政府，而且创办了美军、海岸警备队、金融机构。现代美国的成功，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设计。但是，这样一个智力超强的人，性格太烈，又主张强有力的总统、集权的联邦政府，引起了其他社会力量的普遍恐慌。萨默斯同样智力过人，要坚决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高压手段推行自己的政策。结果使别人觉得丧失了权力，使他成为校园中的众矢之的。
哈佛风暴（3）
萨默斯自年初失言后，渐渐明白自己的错误。他虽然是哈佛出身，毕竟在哈佛执教不足十年，对在哈佛充当领袖的游戏规则并未参透。他的恩师、前财长鲁宾，他的前老板克林顿总统，都在调教他如何应付这样复杂的政治局面。他这两个多月，放下了架子，反复表示虚心学习，一再道歉。在不久前的一个学生家长会上，一个家长站起来说：“人们都说你是混蛋！”他则谦卑地说：“大家可以这样说我，但请一定不要彼此这样说对方。”但是，这些姿态，似乎已经为时太晚。在教授会议上，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汉学家、《叫魂》的作者孔飞力，一再试图阻挡不信任案的表决，称萨默斯有成为一个好校长的潜力，但是这样的努力被轻易击败。
萨默斯的职位，是由哈佛董事会决定。这个董事会中的校董，大部分都是他拉来的。其中包括他的恩师鲁宾。在这场持续了近三个月的风波中，董事会一直明确支持萨默斯，并且在不信任票的结果公布后，再次表达了对萨默斯的支持。教授会议不是议会，教授投票只有象征意义，不具法律效应。然而，美国的大学一向讲究“教授治校”。教授对校长失去信心，校长就有大麻烦。在一个世界级的私立大学，教授对校长投不信任票还是前所未闻的事件。萨默斯不辞职，这场危机很难轻易化解。董事会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教授对立。但是，没有教授的支持，哈佛就会面临三大很难承担的风险。第一，董事会硬挺萨默斯，造成校园分裂。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损害哈佛的公共形象，影响哈佛的募捐活动。像哈佛这样的私立一流大学，经费主要靠校友的捐助。如果校友对学校丧失信心，不肯给钱，就会从根本上影响哈佛的竞争力。特别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大名校，孰优孰劣仅在毫厘之间。这样的危机不能及时化解，哈佛就可能被人超过。第二，董事会与萨默斯站在一起，更加强化了哈佛企业化的形象。华尔街的企业总裁自己召集人马组成董事会，再由这个董事会决定给自己加工资，置企业利益于不顾。这样的形象一旦形成，哈佛的长远利益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董事会虽然权力甚大，但必须说服教授、使萨默斯重新获得信任。否则，这个游戏是玩不下去的。第三，萨默斯雄心勃勃，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最近文理学院的课程改革正准备提交教授们讨论。现在的冲突，则使这种讨论变得几乎不可能。一系列改革都会拖延。萨默斯构想再好，教授们怨声载道，任何改革也难以推行。所以，萨默斯现在虽然还是校长，其权力比起刚刚上台时已经削弱了大半。一个没有权威的校长如何治校？这是哈佛早晚要面对的难局。简而言之，这场争斗，表面是女权，实质是哈佛要继续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还是转化为一个跨国公司。萨默斯的企业总裁的风格，已经被哈佛的教授们所拒斥。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1）
MBA（企业管理硕士）现在在中国依然热得烫手，但西方发达社会却开始面临MBA泡沫的危机。据《金融时报》报道，最近几年，在美国申请MBA的人数直线下降。这首先和人口因素有关。在1990年代末期，美国二十四五岁左右的人口有2400万，如今已经跌到1900万。而这个年龄层的人，是MBA的主要生源。不过，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对是否要投资10万美元左右、拿出一生中20个月的时间、在顶尖的商学院拿一个MBA学位产生了疑惑。越来越多的老板，对MBA学生的实际能力也缺乏信心。MBA的价值，正在面临着全面的挑战。了解MBA的危机，就必须了解其历史，了解MBA为什么一度热得烫手。简单地说，MBA是个“管理时代”进身的敲门砖。当前MBA面临的危机，多少可以归结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正在从“管理时代”向“创造时代”转型。美国于19世纪末期崛起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企业界的领袖常常是卡耐基这样从十几岁就开始打工的实干家。大学的教育不仅不培养企业领袖，反而不时在商业界被耻笑。“二战”期间，大企业受益于大量的战时政府订单，急剧扩张。1939年，13％的美国劳工在有一万雇员以上的大企业就职；到了1944年，这个比例就变成了30％，为美国战后大企业主导的工业结构确定了基本格局。1956年，米尔斯（WrightMills）在其名著《权力精英》中观察到：过去的企业，不论是劳工还是客户，都是以企业所在的地域为基础；如今拥有全国市场的大企业开始成为主导。过去的企业，被业主阶层控制，企业的拥有者管理着自己的家产；如今企业整合扩张，早已突破了家族规模，其运营的复杂程度也远非一个夫妻店可比。因此，一个人不再仅仅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自家企业的总裁。只有那些能够驾驭庞大的企业、不断创造利润的人，才能领导企业。这样渐渐形成了一个职业管理阶层。1950年代以后，管理阶层的变化更大。在1950年代，所谓公司白领，一般都是一生与自己服务的公司相始终。他们包括会计师、推销员、工程师等等。因为一生不跳槽，不换职业，他们都是定型的人才。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后，企业更新换代频繁，人才流动迅速。那些掌握高超的经营技巧、能够在任何行业都“玩得转”的职业管理人才，就开始走红。管理精英集团由此诞生。这一管理时代的来临，自然呼唤训练有素的领袖。MBA则成为进入这一管理阶层的“会员证”。1955年，美国产生了3000个MBA。到了1990年代末期，每年拿MBA的人达到10万人之多。1950年代，被美国的高级商学院协会（AssociationtoAdvance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承认的MBA课程（即能够授予MBA的学校）大致不到100个；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59个；如今则多达500多个，其中包括75个国外的商学院。“管理万能”成了MBA的神话。布什成为第一个拿了MBA的美国总统，乃至人们一度相信白宫可以“经营”而不是治理，联邦政府可以变成个董事会，甚至教皇也被称为“企业总裁”。记得1995年，笔者刚刚到美国，住在非常便宜的房子里。邻居是一个同样省吃俭用的中国女孩，正在读耶鲁商学院。一天她突然惊喜得不能自制：她在毕业前夜，拿到一个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作。当时笔者的一位在公司供职多年的亲戚听了后连连摇头：现在大家对MBA迷信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子，没有工作经验，没有见过世面，出来就是十几万的起薪。她们真那么管用吗？果然，到了2001年，一些顶尖学校的MBA也找不到工作。记得那年作为毕业送别，笔者请一位朋友到中餐馆吃饭。她把她刚刚从耶鲁毕业的MBA男友也带来。饭局结束，这位“崭新”的MBA顺手摸起一个幸运饼干，打开看里面字条对自己命运的预测。想不到，这种一般只会捡好话说的条子上竟写着：“抱着最好的期望，做好最坏的准备。”他看罢一脸阴沉，大家不欢而散。原来，毕业了已经有一个多月，他的工作还没有影子。这还不算完。紧接着而来的，是“安然”在丑闻中倒闭，引起华尔街的金融大地震。一大群MBA，包括哈佛商学院的MBA、“安然”前总裁斯基林（JeffreySkilling），被送上了公众的审判台，成为过街老鼠。那些管理学院都在干什么？它们没有教给学生有用的技能，更没有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人们纷纷兴师问罪。在公众的质疑之下，MBA开始了改革。哈佛商学院要求学生在传统的课程之外，必须修一门“领袖、管理与责任”的企业伦理课程。耶鲁商学院则在“安然”丑闻之前，就扛起“在社会责任感中做生意”的大旗，注重“社会经营”而非狭隘的企业经营，鼓励学生服务于非营利机构。事实上，一些企业总裁也越来越注重经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非仅仅是管理更好的企业。比如安德森（RayAnderson），美国最大的地毯公司Interface， Inc。的总裁，在读了《商业生态学》一书后成为环保主义者。他领导的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进行废物回收和利用，而且帮助其他公司做同样的事情。RockyMountainInstitute则进行节能车的开发，把自己的知识产权免费送给任何希望利用自己的技术的汽车制造商。更不用说许多企业大力支持社会公益，许多MBA致力于非盈利组织的社会服务事业。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2）
然而，MBA毕竟不是一个道德学位。道德是要从小培养的。家庭、社区、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性的关键。商学院应该指导学生理解企业行为的社会后果。但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传授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在这方面，MBA的危机实际上是企业和大学传统上价值冲突的再现。在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开始领先于世，高等教育界也野心勃勃地要建造“世界一流大学”。“实干家”（practicalman）与“无用的书”（uselessbooks）之间的对立日益突出。当时美国的大学，集中于希腊、拉丁的古典教育，目标是培养上流社会的品位和德行。但在实际生活中，工业化、城市化突飞猛进，需求大学里不教的实用技能。新兴产业给年轻人提供了绕开哈佛、耶鲁的进身之阶，美国版的“读书无用论”大为盛行，大学开始招不上人来。1889年，一个银行家公开宣布，他绝不录用任何大学生。这颇令人想起最近国内用人单位拒绝考虑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事件。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工业家卡耐基对大学的抨击：“大学生学了一点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野蛮和琐碎的争吵，或者试图掌握一些已经死去的语言。他们的知识仿佛是用来适应另外一个星球上的生活，而不是这个星球的实业。未来的工业领袖应该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学到对他们未来成功必须的知识。”卡耐基并非宣扬“读书无用”。相反，他认为大学教育至关重要，并大力捐助教育事业。他抨击的是当时脱离现实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这样的挑战下闻风而动，迅速改革，逐渐赢得了企业界的信赖。“二战”后，MBA课程纷纷上马。企业对大学不仅信赖而且依赖。但是，大学的逻辑毕竟不同于企业。一旦大学赢得了社会的尊重、站住脚跟，就开始照自己的规矩走。比如，在商学院教书的教授们，并不一定有经营的经验。他们提升、成名，靠的是自己的著作，不是靠管理业绩。他们和自己大学中其他系的教授更为接近，很难与外面那些企业总裁互称同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学术兴趣压倒了对应用技能的关注，使MBA的教育过于理论化。一些批评者说，许多商学院衡量自己不是看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和对企业管理的真正贡献，而是看论文发表的数目。但是，许多人同时指出，理论性、研究性的MBA教育，已经彻底转化了美国的企业管理。没有这样的教育，如今的华尔街就不可能照常运行。事实上，美国现在的商学院系统，是在1959年福特和卡耐基基金会的两个划时代的报告的刺激下诞生的。那两个报告，对于当时训练企业管理阶层的所谓“贸易学校”系统的质量提出严重的质疑。那些学校的教育，很少以研究作为基础，没有理论，完全靠经验，这些学校等于是让大家集中当学徒，小的向老的讨教，陈陈相因，适应不了瞬息万变的管理时代的要求。如今科技和产业更新日新月异。回到“贸易学校”的经验教育时代，放弃理论研究，无疑将使MBA的训练更缺乏前瞻性。事实上，许多雇主反映：现在的MBA学生有良好的分析能力，这反映了MBA教育的优势。但问题是，仅仅有这样的经营分析能力，已经无法应付现代企业的运行。MBA需要自我革新。现在的MBA所缺乏的技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领导一个团队的沟通、人际交往和励志技巧；第二，对具体的专业科技的掌握。这两项技能，过去对于一个MBA来说无关紧要，现在则成为成功之必须。这里的缘由，在于美国社会已经从“管理时代”转化为“创造时代”。所谓“管理时代”，建筑于企业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运营上。上万甚至几万的员工，众多的部门、瞬息万变的市场、产品不停的更新换代，再加上企业之间的兼并、海外的竞争、资金的流动等等，对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时并不是说不“创造”，但就大多数员工而言，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职工一辈子常常为一个企业效力。管理、设计（包括技术开发）和生产部门是分开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界线一清二楚。但1990年代以来，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进入了“创造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大特性，就是所谓“创造阶层”（Creativeclass）的产生。据地域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的研究，这个阶层人数高达3800万人，占美国劳动人口的30％以上。社会学家保罗·雷（PaulRay）和心理学家安德森（SherryRuthAnderson）的研究则称，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26％的美国成年人，即5000万人口，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成为“文化原创者”（Culturalcreative）。虽然这两项研究标准不同，界定的对象却大体是同一群人。这些人的一大特点，是其对企业的独立性。他们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充满了创造力，自信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在别人创造的职业中就职。大到GOOGLE的创建者，小到一般的教师、医生、律师、设计师、工程师，都属于这个阶层。他们不会被一个企业终身雇用，流动性非常大，到处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地区安家，在能够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单位就职。他们还特别强调工作中的“卷入”和“亲验”，即自己提出创意，自己操作实施，使这个创意最终实现为具体的产品，对生活产生影响。他们要自始至终地亲身卷入一个理念变成现实的过程。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3）
这样的人，很难用管理者或被管理者来界定。他们肯定不甘于被人管理，而要做一个创造世界的人。这样的人一旦充斥于现代企业，就对管理阶层提出了挑战，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的劳动大军，不会等着被你管理。你不能制定一个规矩，就指望他们会跟着走。这些人掌握的技能，足以使他们有独立创业的能力，不断面临着许多新选择。他们和企业的合作，很可能是建立在短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上。因此，和他们每个人打交道，都是一种个人外交，需要高超的人际沟通的技巧。在这种高度个性化的企业环境中，不仅仅是经营管理知识，文化趣味、价值取向、道德品性、对人性的洞察等等，都成了企业领袖之必须。传统的MBA一时难以适应。另一方面，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专业知识变得格外重要。一般的MBA，没有相应的专业训练，就变成了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也不懂的万能膏药。比如经营一个高科技产业，有生意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比MBA更为胜任。你很难说创建GOOGLE的人不懂管理。但一个MBA创造不出GOOGLE。另外，如现在越来越庞大的医疗产业，需要大量管理人才。但是，教一个医生学会管理，比教一个MBA精通医术要容易得多。所以大家也就不雇MBA了。
更糟的是，MBA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管理时代”的受害者。在这种“管理时代”生存，不论干什么，都得有些管理才能。不久前一个外科医生在《纽约客》上报怨，自己这个行当在经济上的成败，往往不是取决自己的手术做得多么漂亮，而是取决于经营。比如，一周做那么多手术，你必须事先知道病人有没有医疗保险、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险。如果手术费用的单子有30％被保险公司拒付，你就赔了。如果这个百分比降到15％以下，你就开始赚钱。所以，一个医生就是自己诊所的半个CEO，半个律师（知道如何防止和对付医疗诉讼）。有这些经验，再学本专业的管理技巧，比MBA的优势就更大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传统的MBA的雇主，开始从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甚至传统的文理学院的博士课程中录用人才。与此同时，MBA的课程也开始改进，大力发展与其他专科合作的联合课程。比如，笔者一位朋友，辛辛苦苦上完医学院，当了几年住院医生，再熬几年，就成了正式医生。但是，他却突然决定重新当学生，就读耶鲁的商学院的管理和医学联合学位。这样的训练，就是为在大医院当院长铺路，要医商兼通。如今MBA还硬的，全美只有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达特茅斯、耶鲁等前10到20名顶尖的商学院。跨国公司招募的MBA，在世界范围内主要也不过集中在30个一流商学院之中。根据《金融时报》的调查，美国前10所商学院2001年的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挣的平均年薪接近15万美元。在1999到2004年期间，经济虽然不景气，但这些商学院的MBA平均年薪还是上涨了138％。他们仍然是天之骄子。但是，全美排名第50到100的商学院的MBA，就不那么运气。他们毕业三年后的平均年薪低于9万美元。这虽然是不错的收入，但看看读MBA的投资、毕业后留下的债务，就不能简单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了。最糟的是四流的商学院。那里的MBA，毕业找到个管理的饭碗就算不错了，因为如今蒸蒸日上的网上大学提供的MBA毕业证书，都可以和这些四流的MBA竞争。一份2002年发表的研究甚至认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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