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愈来愈多地放在较低的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上。与此同时，发展轴线逐渐向较不发达地区延伸，包括发达地区的发展轴和中心城市较远的地区，将以往不作为中心城市的点确定为较低级别的发展中心。
点轴开发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因为社会经济客体大都产生和集聚于一些具有特殊优势的点上，形成大小不同，职能相异的城镇，而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线状基础设施（各类交通线、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来进行的。而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集聚后，会向周围地区发射它的影响力，这就是扩散，扩散一般情况下是渐进的，而不是平推的，也不是大跨度跳跃的，且随着范围的扩大和距离的增加程度递减。但随着距离的延伸，都会形成较大较多中心点的主轴。对于大范围来说，最终导致从点——轴——面的全面扩散和空间推移，使各地的国土资源和空间获得充分的相对均衡的开发利用。
点轴开发理论的内容包括：首先，重点开发沿海、沿江、沿河三大轴线地带，使之逐渐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增长轴。
其次，在目前国家财政投资有限的情况下，中西部应积极选取和培育有较大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中心，以此为突破口，振兴中西部经济。中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优越，且矿藏丰富，城市相对密集，发展潜力大。而西部的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资源。西部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等优势，从地区特色出发，迅速建立经济增长极，对于那些可以成为增长极的“点”，不妨借鉴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国、港澳台、东部的资本来投资，再现特区效应。
最后，对沿边地区实行全方位开放，使之成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热点，开发开放边疆地带，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需要重点建设边疆经济特区，使其成为沿江开放地带经济发展的生长点，通过高层次的出口加工，使之成为边境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通过多种经济合作形式，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
点轴发展理论基本上符合生产力空间运动的客观规律。首先，它通过重点轴线的开发和渐进扩散形式，弥补梯度推移的平面板块式的递进方式的不足，真正发挥主体优势，有利于转化区域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与区域及区域间的经济发展。
其次，通过“点”、“轴”两要素的结合，在空间结构上，出现由点而轴，由轴而面的格局，呈现出一种立体结构和网格态势，对于信息的横向流动和经济的横向联系有较大的优越性。此外，它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同时，且有助于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的形成。
当北京中华世纪坛响起人类进入2000年的钟声时，西部大开发的钟声同时在兰州敲响，其时笔者的一部经济专著即将出版，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笔者提出：启动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中部。两年来，西部开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论坛’的规模一个高过一个，风光、气派！实际效果若何？最好去问问老百姓！当然啦，我们不能期望在一两年内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是深圳的发展也用了那么多年！何况西部有十几个省，几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我们无意去评头论足，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事情，确实不容易。但总是在思考，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当然谁都想把事情作好，问题是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好？规律是什么？如何才能找出来？以便少走弯路。大量分散的投资会在整体上起到一时的拉动作用，但过高的成本和缺乏回报的投资会加重中央或地方的负担。虽然西部开发是战略，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的战略重点到底应该选择在中部还是西部？
经济整体转移与战略转移
1。经济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根本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药，也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正象中药治病，需要几味药一起煎熬，但‘君臣佐使’是很清楚的。建国前期，由于中国的落后状况，选择均衡发展战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之初根据中国的经济状况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符合实际的。关键是何时进行战略转移。正如企业要搞大，必须要多元化，关键是何时多元化、如何多
元化。中国有一句话叫‘恰倒好处’。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有了很大提升，但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我们赞成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但要把‘梯度理论’和‘点轴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空间发展的非均衡即地区差距。在开放条件下，不同地区之间，其自然、资源、历史、区位、人口等条件均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其投资环境即投资的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有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投资差异，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内部的供求关系是不同的，即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是不同的，从低价格地区流向高价格地区。但是，由于客观上总是存在着信息不完备性，故在任何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各个地区内的供求不可能正好相等即不可能实现均衡，从而产生地区内部的非均衡。不同地区内部非均衡发展的累积结果，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差距。因此，从表面上看，地区经济差距与均衡或非均衡的含义不相符，但是，两者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是非均衡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梯度发展，又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就是笔者曾经提出并想进一步说明的：阶梯发展理论和点启动理论。
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应该是城乡经济一体，形成发达、稳定的‘星状’社会经济结构状态，即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镇组合的‘星状’群落。但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呈梯形（或扇形）结构，即东中西的梯形（或扇形）布局。地理环境是西高东低，而经济水平是东高西低。正如蹬梯需逐级上升，发展战略需逐梯转移。当前，中国的战略重点应该在中部，这不仅是当前开拓市场和启动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并不是要冒天下大不韪，也不是和西部过不去，而是要按规律办事才能对整体有利，进而对西部更有利。
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许多更为迫切的发展难题使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指向被迫一再调整，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中央财政用于支持西部地区的能力受到限制：一是为确保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增长，财政政策需要在刺激投资、启动消费等方面充当主角；二是为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弥补改革过程中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金融体系缺陷，财政需在调整政府与银行之间经济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由于“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就业矛盾尖锐，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贫困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突出，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扶持。以上因素将明显分化中央财政的投资取向，在此形势下，国家财政在调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实施力度必然放小，节奏放缓，这对西部地区依靠中央财政倾斜发展的战略必将受到很大限制。
西部地区经济以高耗能产业占优势，融资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偏低的环境自净能力和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迫切要求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整治、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这使西部地区的垦荒、伐木、灌溉等发展设想必将受到重大限制，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战略规划必须做出重大调整，这是关乎民族生存的大战略，是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战略，西部地区发展必须找出缓解这一矛盾的新思想、新出路。
2。历史性的变革—…区划大调整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许多理论工作者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已经在上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里还想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前几年，比较时髦的一件事情是‘村变镇，县变市’，也有城市升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变化，升级转化的标志，这种小变大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有一点是否可以借鉴，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却分为50个州，州相当于中国的省，实际上比省小，但比市大。如果我们能在‘小变大’的同时，能够‘大变小’一点，即适当缩小省辖的范围，可能会更有利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星状’结构的形成。
管理是一门科学，它要求管理的跨度和幅度要合理。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要求宏观管理的行政区域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要改变省市结构的现状，进行区划大调整，实行州治—…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目前最好是将区划调整设置为50…55个州。
实行州治，（1）既可缩小管理跨度；（2）又使地方和中央的层次只有中间一层；（3）将现有富裕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转移消化；（4）实质上有利于迈开政体改革的步伐，从形式上转变人的观念。
这是一点思考、一点建议。但是我们坚信：实行州治—…将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3。区域发展需要更多的自主性区域经济发展，应该加强其区域的自主性，这主要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考虑。众所周知，法律应该是刚性的，但是一个大国，民族、地区差异很大，法是很难包罗万象的，法一旦有了弹性就为执法留了空间。农村‘费改税’改革的流产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美国有50个州，各州都有立法权，有很大的自主性，这种立法自然是在大法的前提下。各州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本州的法律法规，立法和司法不断加强和完善。在美国，每天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一些议员在辩论，甚至是关于猫狗的事，但是一旦辩论表决通过，就会大家成为共同遵守的法律法规。事实上，一个法制国家，其立法和司法是一个不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随着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民主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遵纪守法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政府管理社会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将会随之转为依法治理。
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
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政府所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工业问题、农业问题和区域差距的加大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不同侧面的不同反映。
1。用兵之道与‘守一’法则1993年，国家经济开始紧缩，1996年被称为经济‘软着陆’年，中国经济一直走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处于消费层级的升级演化过程中。如果能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掌握了升级变化的规律，经济走势决将不同于是今天。我们不是‘抱怨’些什么，也不是‘事后诸葛’。中国这么大，事情又那么复杂，
一个企业、一个小家还那么难当，何况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大有大的难，小有小的难，中国正处在系统转换升级，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事事都难。但共同的愿望都是：尽快启动经济。
启动经济，1998年以来，国家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天天都有好消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这句话，几十年都是一样，好象没有不好的时候。没有好转不正常，政府的力度够大的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生计困难，这是正常的，因为市场经济竞争的压力大了。
许多事物，除了具体的形态存在差别之外，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发展经济，搞建设，搞市场经济，好象打仗一样，难怪人们总是说：“商场如战场‘。既然商场如战场，那么在战争中，最主要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历程，不是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吗！当年国共大决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军队实力可谓悬殊，然而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却把’守一‘和用兵紧紧的结合起来，以超人的胆略和宏大的气派，从战略上，首先集中兵力，在东北打歼灭战，接二连三，就胜利了。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核心就是从’点‘做起，抓住重点，选择好突破点，由点到面，以点带面。东北战役的胜利，大长了共产党人的志气。关键是东北的解放，百万大军出关，形成了横扫千军之势。这里有三点，一是选准点；二是集中兵力；三是各地的配合。但关键是战略选择。最终形成’潮‘，造成’势‘，正所谓’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2。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如何启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首先在沿海搞特区。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部和环海经济得到了很大提升，中国经济整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深圳特区的发展，很多人只注意到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其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真正战略内涵。特区的设立，国家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刚开始，‘淘金’者只是少数，随着‘点’的积聚，‘潮’的涌动，‘势’的形成，深圳成了世人瞩目的地方，投资的热点，据说当时积聚在深圳进而在广东的资金有2400多个亿。深圳对中国整体来说是一个点，通过资本积聚促进自身和广东经济，进而引发环海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正是通过这个点逐步活跃起来的。这才是‘深圳奇迹’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真正内涵。
3。逐梯而上、由点到面——启动经济的进一步辨证思考前面，我们已经谈了经济发展的阶梯理论、启动经济的点启动理论。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虽有好转是政策的作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呈东中西阶梯状，蹬梯需逐梯而上。东部和环海经济已经得到了提升。因而，进一步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找准启动点，这个点不是企业，也不是某个消费领域，这个点是空间上的一个点，是一个合适的区域。
这个点应该在‘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选择中部的一个地区或经济区作为‘特区’。通过这个点辐射周边，承东启西，进而启动中国经济这个面。启动西部，不说新建项目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说西部的范围有多广，会不会加重未来的负担，单就西部的条件，自然环境，启动的成本会太高，超出了目前的经济能力。西部不能启动，经济发展不了，政治也就更谈不上了。西部只能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近期的重点。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方面是要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这是以点带面；搞经济特区，进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以点带面。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要找出它的规律并要遵循它，抓住主要矛盾，抓点带面。不同的事物，主要矛盾点也不一样，但内生质都一样。打仗要集中优势兵力，市场经济要集中资本，特别是在经济启动时期，必须要集中足够的‘兵力’。
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亏损面大；经济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不高，消费不旺；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因此加大基础设施也好，抓大放小也好，看似‘点’，实则是‘线’与‘面’，均未产生‘集中’积聚的效应，况且由于制约，这些措施的力度又会被抵减，因而不能形成‘潮’，造成‘势’，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总是‘启而不动’的原因。
按照阶梯发展和点启动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在中部选择突破点，另一方面调整区划，实行州治，作为相应的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将会产生出新的更大的活力。关于在中部选择突破点，笔者认为，如果能和未来的政治中心的迁徙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想去触及它，因为太敏感。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需要，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京都不知迁移了多少次，即使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变换了几次；从横向看，不少发达国家也都把首都迁移，首都仅仅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太大，人口问题，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等等。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只能产生更多的问题。
梯级发展、点启动；区划调整，实行州治、迁都…；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不是要在理论上创新，而是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对于这个点究竟选择在中部的什么地方，在适当的时候将有理性的专门论著。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中国金融发展的三个谜
1。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按照一般的理论推论，为获取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便成为便利地攫取这笔收益的得力工具。因此，可以说最初政府对金融改革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这种积极主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主动地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有效地获取收益。政府之所以能
够做到对金融积极主动地控制，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政府控制收益与控制成本的巨大差距，使�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