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威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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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观点的坚定维护者，即使这要以削弱军队正规化建设为代价。为了确保军队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是为了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使意识形态在军队内部的作用重新活跃起来。1962年对印度军事行动的胜利之后，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些似乎都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新政治化过程并没有损害其军事专业技术的进步。军队甚至成为政党的榜样，鼓励政党从其组建中汲取灵感以促进自身运转。就这样，1964年2月发起的“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运动中，军队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中国的军事挑战（3）
尽管一部分军事领导人（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试图使人民解放军远离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自1957年开始就在中国周期性上演，中国还是在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在战略领域不犯错误”的要求下艰难前进。尽管零星的争议迅速被遏制，全中国对于新中国建立者的忠诚从没有中断。1966年2月，恰好在“*”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她是这场新的根本性的政治运动的掌控者之一）1966年2月在军队组织的文艺座谈会上，决定由江青主持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尽管她先前与军界的联系甚少。突然介入军事事务，强化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化，这服务于毛泽东和“*”的拥护者。由于对越南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和对文艺问题所采取态度的各种争论，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潜在对手被排挤了。从1966开始“*”小组控制了军事组织和文化机构。毛泽东亲手将人民解放军卷入这场暴风雨，并号召它“支持左派的大多数群众”，停止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供庇护，“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为左派革命群众提供积极支援”。军队自此不能再摆脱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否则就自身难保。1969年4月第九届党的代表大会上，20名政治局委员有12名是军队的。
　　1971年9月1971年9月13日，*携家人乘飞机叛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叛逃坠机后，几位和其有牵连的将军被指控，人民军队的势力逐步减弱，政治作用降低，国防部部长职位一直空缺。1975年，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元帅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接任这一职务。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重新开始发挥它在维护国家稳定方面的作用，尤其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国防部长是人民解放军权力最大的人物之一，其职权与军委副主席相似。
　　因此，军队从1978年开始自然要求加入到改革和军事现代化的行列中，后者是党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之一。然而，军事大权仍完全掌握在中央军委手中。
　　伴随1978年开始的改革，人民解放军也进入了变革进程，同时它的地位和影响重新受到质疑。华国锋继任之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0年8月通过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政党和军队力量关系的问题突然提到议事日程。在“*”中，共产党实力受到极大削弱。然而军队虽然相对削弱，但仍然举足轻重。
　　后来华国锋的失败部分由于他在试图强化自己权力时无法得到军事将领的支持。1977年，*恢复权力，担任军委副主席以及军队总参谋长职务时，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一致拥护。1980年12月*担任军委主席时，军队的秩序得以重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都全力支持他。*的目标是在军队内部重建严格的军事纪律，并赋予党对军队的完全控制权。
　　那些忠于“*”路线、享有一部分特权的军官们，对为刘少奇的彻底*，以及对毛泽东在“*”中所犯错误的讨论不满。1980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削减预算，1981年予以再次削减。1982年9月第十二届党代会前夕，《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指出几位文化部门领导支持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观点。大会召开后几天，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领导和海军参谋长被免职。*意识到他必须对军队的领导结构进行重组。
　　在“*”期间，军队的高级领导由于自身过去的革命历史使他们拥有强烈的正统性，他们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从历史上来看，是人民解放军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合法性，并依靠人民夺取了政权。在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它尊重人民和财产，由堪称榜样的官员领导。这也是第一次，士兵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的一员。因为在夺取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解放后党的机构中有很多高级官员都出身于军队。人民解放军已经与“*”连在了一起，而“*”对国家的破坏性影响度使得军队形象受损。军队在共和国初期的历次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只有重返职业化才能使其重整旗鼓并恢复它的合法性。
　　从此，军队不再被号召去积极参与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支持国外的世界革命，它被要求远离政治活动。政治曾使它身陷“*”，从此它要全部投身于自身重组和“四个现代化”框架下的国防现代化中去。1982年，宪法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第94条），1979年被*的彭真在新一届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道：“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的，这自然包括它对军队的领导”。这个决定是支持人民解放军的，因为它打破了人民解放军一直受*中央军委独自领导的枷锁，将控制权转移给国家。像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军队成为一个简单的机关。*当选为这个国家军事力量机关的主席，同时保留他党的军委主席的职位，使党和国家的决策达到一种和谐。军事领导机构逐渐职业化和专业化，从而使具有相同经历的职业军人保持步调，并试图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构思军事政策。
　　

一、中国军事冒险主义：现实主义假说（1）
对西方领导人来说，现在核心问题是对亚洲出现一个在国际社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其军事实力所导致的可能后果进行评估。为了不使之成为美国政府扩张政策的束缚，这个分析应考虑到客观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因素。现在大多属于新保守党党员或美国右派最保守势力的许多美国观察家，偏执地曲解中国的每个新方针，认为这是中国制度“自然的”挑衅性表现。这种观点自然使中国成为西方战略分析家讨论的焦点，转移了人们对白宫追逐的真实目标的注意力。这样，对美国来说，揭露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争霸野心的证据是合乎情理的。许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这个反华诡辩的桥头堡，并在涉及中国“威胁”的概念时模棱两可。2001年1月掌权的布什政府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同时否认了比尔·克林顿关于中国是战略伙伴的观点。每年，国会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通过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的渲染，旨在引起美国当局更大的警惕，尤其是渲染中国国防预算持续增加。基于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实际影响，威胁西方社会稳定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日趋活跃，已经被公众舆论断定为“敌人”。现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成为美国势力“不在场”的证明。这些警告经常被国会议员所采纳，而且布什政府要在使民众对当选者放心的必要性和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之间找到支撑点。这种策略的回旋余地很小，难免发出模棱两可、甚至有时矛盾的宣言。当然，这项政策另外还使美国过于庞大的国防开支合法化，其中的收益维持了几个与华盛顿支配的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公司的财政。2003年4月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表明，布什政府的政策和与军工有关的工业巨头之间明显沆瀣一气。
　　如果说美国是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首要推广者，那么它的盟友日本也摇旗呐喊，不甘居后。中日关系在小泉纯一郎首相任期内遭到极大破坏，日本自2004年12月就正式把中国视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东京方面针对北京的言辞越来越有挑衅性，试图将保守阶层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努力合法化，该条款禁止日本拥有真正的军队和进行军事活动。这项方针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了出来，并于1995年获得确认，当时国家防务计划首次将“日本周边地区”纳入日本防卫战略之中。但是，来自日本国内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立场抑制了这种发展，直到小泉纯一郎上台才出现转变。面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日本政权不间断地重申它的忧虑，并在美国的支持下，越来越明确地表明它逐步重建“正常”军事机构的意愿。2005年2月10日，约翰·博尔顿在东京明确指出，日本力求提升它在地区和国际的地位并改变其防卫政策，它不断增长的信心是它正成为一个只对自己的安全感兴趣的正常国家的标志。他补充说：“我们密切关注中国提升其军事能力，尤其是在太平洋的投射能力。”日本甚至在2007年1月9日，自1945年战败后首次重新建立防卫省。现在东京的战略是效仿美国的做法，它包括过度渲染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威胁，同时也对朝鲜的威胁夸大其词，这是基于在与美国沆瀣一气并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下，致力于其自身的军国主义进程合法化。近年来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推波助澜不仅在掌权的右派中非常明显，而且也体现在对立阶层和人民大众的观点当中，这种推波助澜打破了二战遗留下来的禁忌，并开启了不希望受美国控制的自主防卫机制的重建道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中国军事冒险主义：现实主义假说（2）
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相比，中国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她具有固有的扩张主义本质，同时也无法表明她现在的军事现代化有助于其扩张。当帝国的舰队在海上远航至非洲沿岸的时代，中国绝对没有任何建立商行或军事基地的企图。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极度衰落时期后，中国终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重新找回了统一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承载着数以亿计中国人民的希望，并最终摆脱了西方的轻视、日本的奴役和内战的蹂躏。然而，她很快又陷入了30年的意识形态风暴，这重新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内战——“*”，致使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组织了唯一的三次境外军事远征（朝鲜战争、1962年的中印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有这些都注定会缓解苏联和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包围政策的束缚。
　　1979年2月针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正处在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时刻，而此时越南刚刚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并占领了柬埔寨。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表明中国明显感觉到在其反对苏联在东南亚影响力扩张的战略方面需要美国的支持。越南1978年6月加入“经互会”后开始彻底倒向莫斯科，这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1年突然出现的两个重大事件打乱了中国的战略布局：一、二月份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12月的苏联解体。第一个事件使中国看到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优越地位，并使她感到自己的军事实力与这个日后自己的主要对手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二个事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国的外部压力，但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警告。苏联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上的明显失败使其在人民面前完全失去合法性，并最终导致垮台，中国领导人应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最终在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涉，以及它在全球碳氢化合物最大产区的核心区域长期驻军，对中国来自中东的能源供应形成主要威胁。而且在此之前，美国已在中亚建立基地，并同样在盛产碳氢化合物的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美国的第二个行动加速了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和缓，并使得俄罗斯和印度走得很近，尤其体现在军事领域。
　　为了适应唯一超级大国的出现，近25年不仅使中国政权修改了其经济政策和战略理论。这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有时面对中国政治制度公开表示反对，这种言论经常隐藏在其表面随和的演讲中，而这些演讲的主要目的都以不影响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为前提。尽管美国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发表或挑衅或随和的言论，但中国不给美国留下实现其目标（用尽一切方法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消失）的任何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密切注意美国的举动，破译其长期战略，并预见其敌对行为。尽管“中国现在并不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任何威胁”，国防秘书办公室：《中国的军事实力2005》，国会年度报告，第13页。美国军事分析家还是坦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能为北京提供“远远超过台海，而且能在亚洲进行一系列活动的军事力量”的吃惊。从华盛顿的立场来看，美国自然不应该被中国认为是一大军事威胁，而且中国由于“在地区（亚洲）致力于军队现代化而体现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具有挑衅性。因此，美国从太平洋到*—波斯湾地区部署了大批军队。假如中国海军冒险在安的列斯沿岸巡逻——维持受到美国和委内瑞拉紧张局势威胁的拉美的脆弱平衡——华盛顿将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实际上，辩证的对立是有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在2001年9月11日后新保守主义者在华盛顿掌握大权开始后，战略分析以“善”与“恶”的观念为依托了，这样，世界以极端善恶二元论的方式非常明显地加以区分。美国被赋予不受时效约束地在海洋穿行和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力，这是因为它保证“善”的力量终将胜利。中国作为共产主义国家，代表“恶”并应该在其领土上保持防守姿态。这种基于国家间关系而浓缩的极端观点代替了美国战略的指导路线，并使美国的军事霸权（当然还有经济上的霸权）具有合法性。美国分析家天真地认为中国将“试图更快地诉诸武力和强制措施以便从外交优势中获利，她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国防秘书办公室：《中国的军事实力2005》，国会年度报告，第14页。难道这不是用典型的美国式习惯方法来臆断中国吗？实际上，中国追求的是通过经济发展展现实力，这需要她保护中长期的重要利益。在军事力量的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她要确保其可靠的威慑水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近几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和她在现代化上加大投入的现实，都不应该引起特别的恐惧。倘若台湾方面宣布“独立”的前景是一个能够引发危机的因素，华盛顿会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台湾当局施压，并强制推行更加现实主义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只有一种可能迫使北京进行军事冒险，那就是美国对“*”失控。现在，考虑到地区的力量关系和台湾新政权的愿望，2008年3月马英九当选后，重新开启恢复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的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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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权质疑（1）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她的思想观念和商品以越来越惊人的速度传播着，跨越了人为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由不同的主体周期性地建立的，以期保护他们的经济、安全以及政治体制。随着从今以后不可避免地对外开放，全球化的趋势给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华民族是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而且人口呈现出多样性的构成形式，不同的人群起初被遏制政策分隔开来，一些分隔要塞负责控制和稳定帝国的边境。为了确保中国整体安全，通过对毗邻地域的吞并，将这些人纳入了同一帝国。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依靠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该网络由隶属、服从、同盟的关系组成，朝廷制定的严格规则决定了它的运行方式。
　　在历经19世纪中期的穆斯林大规模叛乱之后，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行将结束。中国的历史中心地区被居住着异族人口的外省围绕着，这些异族人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但愿承认清王朝（由满族建立）的统治权。然而，三个周边地区给帝国制造了一个重大问题：在东边，台湾岛曾因《马关条约》（1895）而割让给日本，并且长久地脱离中国的统治；1933年，*分裂主义势力企图利用日本入侵在中国制造的混乱，将新疆分裂出去；西藏承认其从属于清廷的地位，但部分贵族和上层僧侣利用清朝的衰落和英国在该地区的野心，试图让外部世界承认其“独立”。一个世纪以后，这三个省份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仍是难题，并且对北京、外部和跨国势力而言，都构成了一个战略关键。出于某些宗教或民族原因，某些政治势力心存削弱中国的崛起、破坏将这些省份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野心。
　　这些运动发生在人们的身份认同危机的背景下，是建立在多种不同因素（宗教、文化、种族等）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为“恋差异癖”的基础上。那些分裂团体试图在国际秩序中崛起，并质疑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教育成果，他们怀疑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福利。一些曾在国民教育的过程中采用文化灭绝政策的统一国家，如法国（强制消除科西嘉、巴斯克或不列塔尼的文化特征）或西班牙（以巴斯克地区为例），在几十年间它们都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并且经常伴随着暴力，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根除。美国和澳大利亚则选择了完全灭绝——从肉体上灭绝异族人（如美国的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的土著人）。这样就避免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幸存的异族人数不足并且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不得不提及未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犯罪手段，这是一段离我们很近的历史：在美国，除了屠杀和流放，对印第安人的灭绝采取了真正的生物战争的形式。譬如1763年美国独立前，英国将军艾姆赫斯特在匹兹堡（宾西法尼亚州）下令“在那些坏家伙（印第安人）中间散布天花”，他的副官布盖回答他已经借助受感染的被褥来传播疾病了《自杰弗里·阿赫斯特以来，18世纪北美的生物冲突》，伊丽莎白·芬妮，载于《美国历史》杂志，2000年3月20日。，直到1890年，被屠杀的印第安人达到了种族灭绝的比例。美国公民仅仅在1924年通过了关于印第安人的法律，通过将印第安青年送到远离家庭的寄宿学校达到强制性文化同化的目的。在澳大利亚，对这块大陆的原始居民——土著人的种族灭绝持续了两个世纪，第一阶段的肉体灭绝迅速被文化灭绝所代替。直到1970年，混血后代们被带离土著家庭，在白人家庭里接受教育。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类似于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要求一直存在，但两个世纪期间土著人累积的自卑的劣等文化之感，促使他们要求得到“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而不是要求保持文化差异的权利。

中国的主权质疑（2）
与这些例子相比，必须注意到，中国对异族采取的逐渐纳入主权统治的政策从总体上来说对文化差异是非常宽容的。对封建朝廷来说，决定性因素不是要文化同化，而是要异族承认中国对领土的主权。以不太挑衅的眼光来看，可以说中国是这种对文化过于宽容政策的受害者——他们从未打算灭绝当地人口并以汉族取而代之。目前在中国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的一些少数民族关于身份认同要求的热潮提出了民族主义难题，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受来自外国的动力推动——一方面是*复兴主义，另一方面是西方信仰危机。这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寻找最适合的方法来保护中国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同时寻找应对这些文化要求的最合适的解答。
　　2008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外国的反应显示了这一事件对公众舆论的冲击，明显超越了西方的政治操纵。过去20年来分离主义运动增多，催生了像科索沃那些经济上无法维持的国家实体，以及一些获得事实上的主权但还没有独立的国家实体。这些国家经济上，有时是政治上的脆弱性迫使他们将命运交到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手上——如美国或苏联，这导致了“虚拟国家”的增加。1991年苏联从中获益良多，多亏了三个国家的虚拟主权（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苏联在联合国一共拥有四票——他们的投票权同时也属于苏联。这些“虚拟国家”帮助一些大国巩固了在联合国的地位。同时，在有关伊拉克的投票时，美国的立场总能得到太平洋岛国的支持，如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都是美国控制下的领土。
　　国际上对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要求越来越感到困惑，这种困惑在“西藏危机”中表现为一部分藏族的文化要求——他们希望其文化特征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承认，这和越来越多的海外流亡藏族及其西方盟友无视近代史的事实而要求西藏“独立”的言论所致的偏差有关。在欧盟多年前已经明确、正式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之时，某些欧洲领导人仍然听任那些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宣言和评论泛滥。关于西藏和维吾尔族的问题，现在的困难在于以不同于主流民族主义模式的方式思考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传统模式只会导致不断增加的暴力冲突和民族之间的不理解。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给予少数民族及其宗教越来越大的自治权，但是现在必须开始深入思考如何清楚鉴别这些少数民族要求的实质、他们不满的原因以及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法。必须立即采取这些措施，因为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只有这样做才能防止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陷入这种复仇心切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
　　

一、西藏的身份特征（1）
西藏的身份特性是建立在一种宗教及文化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世界最初的几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可可那尔湖地区的游牧部落一直纷争不断，但从未给中原帝国造成大的问题。在公元7世纪时，这些游牧部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西藏王国，并开始扩张。在西部，攻克了帕米尔高原；在东部占领了云南；而在北部则是塔里木盆地。西藏王国占领了今天青海省所在的地区，并在安史之乱后将疆域一直拓展到了甘肃地区。这样一来便把中国政府在塔里木以及准噶尔地区的军事机构，与它们在东方的大本营隔离开来。但这种扩张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公元842年，西藏王国分崩离析，并放弃了之前占领的领土，在战略上不再对中国构成威胁。
　　西藏与中国内陆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西藏的文字与语言都源自印度，神权政治的模式与中国内陆的行政官僚统治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公元750年到公元850年期间，西藏贵族试图适应中原文化，把子女送到中国内陆去读书，并与唐朝贵族通婚。然而这些试图拉近距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西藏再也不能重拾昔日雄风。尽管在14世纪，一位僧人曾尝试重新建立一种摆脱蒙古影响的“西藏民族主义”。但在1271年到1368年期间，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还是处于统治地位。由于内部不同宗教派别间开展争权夺势的斗争，在几个世纪里，西藏一直都是一个地处边缘的行政区。西藏有能力给中央帝国造成一些小麻烦，但却无法与其持续对抗。明朝期间，北京与拉萨维持着一种持续的中央—地方关系。由于西藏离中央政治中心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它得以保留了高度的自由及文化特性。
　　西藏主要有三大教派：西藏喇嘛教、本土宗教苯波教及*教。人数不多的西藏居民（19世纪初时不超过600万）且主要是农业人口分散生活在不同领主的土地上。有一些藏民逃脱了*喇嘛的统治——这是建立在拉萨的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就像西边的巴勒斯坦（又称小西藏）——信奉十二伊玛目的什叶派穆斯林王国，以及在印度贵族控制下的拉胡尔，另一些则是拉萨的附属国（拉达克、锡金、不丹），康巴的不同地区（1911年至1949年称为西康省，后分裂，分别归入四川、青海、云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以及安多（即今天的青海省）。
　　作为精神及宗教领袖，*喇嘛依靠官僚贵族来统治西藏。这个被划分成众多领地的王国在他的领导之下逐渐统一起来，但各个领地之间纷争不断。在*喇嘛年幼时，由摄政者负责政府事务的管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调整后，西藏的政治体系最终形成了一种封建神权政治的模式。宗教势力掌握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掌握地方民兵部队，并且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非宗教力量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18世纪末期，在1792年清政府派出军队介入西藏—尼泊尔战争后，中国对西藏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对清廷来说，*喇嘛只是受中国皇帝委任的僧人。在西藏传统体系中，非宗教力量只能处于宗教的从属地位，行政长官只不过是地位低于*喇嘛的世俗领导者。1793年，乾隆皇帝通过金瓶掣签指定蒙藏大活佛的继承人，这不同于传统上通过长期观察一个孩子的特征从而选定转世灵童的宗教习俗。这时，英国对西藏的局部入侵使西藏向中央政府更加靠近。英国占领尼泊尔后，*喇嘛向中央政府请求军事援助以保护弱小的尼泊尔王国。但政府认为战争是发生在其管辖区之外的，并放弃了尼泊尔。清王朝没有认清英国从印度边境向中国周边渗透对其战略利益所带来的威胁。英国对与西藏间贸易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并尽量小心谨慎不表现得过于咄咄逼人而引起中国的担心。自1819年来，摄政者泽蒙格林篡取了权力，并谋杀了数任*喇嘛的转世灵童。1844年，应西藏政府中部分人的要求，中央政府推翻了他的统治，并将其流放到满州里。西藏需要中央政府支持其摆脱英国和尼泊尔的威胁，尤其是在18551856年间的西藏—尼泊尔战争及1861年英国军队入侵锡金后。中国的衰落使其面临来自殖民地、英国及俄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中亚地区。这样一来西藏地区的影响逐渐减弱，成为俄国及英国觊觎的对象及争夺的战略关键。1886年，英国与中国签订了《西藏—缅甸协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但与此同时，西藏也接受一种英国的半托管模式，西藏要与别国发展关系必须以英国的允许为先决条件。面对一种独立倾向的萌芽，为了重新掌握主动权，中国军队在1910年进入拉萨，十三世喇嘛逃亡印度。清帝退位后，十三世喇嘛回到西藏并宣布“独立”。当时中国年轻的共和国力量太弱，但是她拒绝接受西藏“独立”。然而，英国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