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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薪25.8元到年薪280万:一生做好一件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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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马哈蒂尔）
我和徐思众先生是在1995年3月17日认识的。之后，又多次见面，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徐思众先生为马来西亚推广珠心算教育花费了很多时间。他多次自费来马来西亚考察教育。我对他的勤奋和努力深表钦佩。
徐思众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用努力的工作，使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马中教育交流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现在他把人生经历用自传的形式写成《一生做好一件事》一书，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相信，此书将会呈现这个为之理想奋斗者的很多有趣内幕，他的经历会给年轻人以启示。
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医生
2005年6月写于布特拉再也
（1）谁去顶职？
到这里顶职。
我叫徐思众，1961年2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为慈溪市）塘头村。父亲是一位吃公家饭的老师，母亲是一位善良贤淑的家庭妇女。
自小家境贫寒，记忆里，每天天不亮，哥哥和姐姐就扛着锄头到田野里劳作，父亲头顶星星去十几里路外的学校教课。父亲每年大约300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7口。小时候，我都是穿着哥哥姐姐剩下的缀满补丁的衣服，从没有穿过一双新鞋。
作为家里唯一能上学的孩子，我对想读书而不得的哥哥姐姐们充满了愧疚。似乎是为了补偿，在学校我拼命用功，一放学就立即跑到地里，帮家里干活。
求学的命运在初中毕业那年还是发生了变化。因为种种原因，我失去了读高中的资格。每天和哥哥姐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
那一个晚上，是我人生的转折。晚饭后，父亲把我们兄妹五人召集在一起，神色庄重地说，我要病退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可以顶替我去学校工作。但是，名额只有一个，让谁去顶职呢？
大家都巴巴地陈述了自己的愿望和理由。
父亲缓缓地说：“我想把这个岗位给思众，你们兄妹之中，只有他读过书，又肯钻研、爱学习，比较适合顶替我的工作，你们应该没有意见吧！”
姐姐和哥哥们相互看了一眼后，没有反对。于是，父亲一锤定音：“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不会亲一个疏一个，我都爱你们，但考虑到综合条件，思众确实要好一点，这个位子给他吧。”
1979年10月19日， 父亲带着我办理了顶职手续。
第二天，我参加了相关的考试。几天后，就收到了录用通知书。在派出所排队注销农村户口，办理城镇户口时，我手捧一份清楚地写明我农民身份的表格，不消几分钟，办完手续，相应一栏已换上居民身份。仅仅几分钟啊，我的身份就彻底不同了！那个年代，这是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
我的故事就从那年开始了——
有一次，村里组织开会，我刚好也去了。村会计拉住我，顺手推给我他用了多年的算盘，说他太忙，让我帮忙算算各家各户要分配的粮食和工分。我看着又旧又破的算盘，呆呆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会计惊疑地问我，你不会打算盘呀，亏你还是老师呢！我的脸“腾”地一下涨得通红。
从这以后，每天一回家，我就坐在饭桌边，让父亲教算盘，连学带练直到深夜。
几个月后，村里又组织开会。我走到会计面前说，咱们来比赛打算盘？那会计随口就说好啊！但结果大出他的意料。他说，你不是不会打算盘吗？怎么一下子打得这样快了？
世界上的事真是要讲缘分的。我一摸上算盘，就疯狂地迷恋上它。只要有空，手指就不由自主地在上面拨拉，很像今天那些打电脑游戏成瘾的孩子。
我开始在课堂上鼓励学生们学习珠算，同时向校领导提出了成立珠算课外兴趣小组的请求，学校领导同意了。
兴趣小组其实就是课外辅导班，每天一放学，兴趣小组的七八个孩子都自觉地拿出小算盘劈劈啪啪地打，我则边教边观察，探索新的教学法。
学生们很争气，每逢重大数学考试、珠算比赛必定名列前茅，而我也在方圆一带珠算教学上有了些名气。大家对我比比划划，指指点点：“就是那个教珠算的徐思众，带学生很有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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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惊四座
许丽明（左一）突然成了“神算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孩子们的珠算指法一时了得！他们的小手像一只只蝴蝶在算盘上上下翻飞，嘀嘀嗒嗒的清脆声响成一片。
可任何事物总有极点，就像跳高运动员达到一定高度，哪怕再增加一厘米也很困难一样，我发现再要提高拨珠速度几乎不可能。
有什么办法突破呢？
一天，偶然经过一条河，微风吹来，河水泛起层层波浪，一个农民正悠悠地摇橹过桥。看到这一幕，我灵机一动，突然想到水上行舟和算盘下通试题纸有相似之处，算盘好比桥，试题纸就是小船。如果，在算盘两头底下垫上木条，让试题纸能在算盘下面前后移动而不会被压住，运算速度岂不大大加快？
我在学生中试着学用这种方法，果然奏效。
1982年，浙江省珠算比赛，我的学生们都是背着木板上阵的。在场的人都很纳闷，这是干什么？比赛开始，大家看到我的学生都把木板垫在算盘下，答题时试卷不断地在算盘下自由地向前移动，才恍然大悟，由衷称赞：“好办法！”
利用行舟过河原理提高珠算速度只是一个机械的办法；我一直想通过改革运算方法来提高速度。
我一口气买来70多本珠算方面的书籍，开始猛攻理论，发现问题就写信或登门向国内珠算前辈、专家请教。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学生许丽明做出一件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
一天早晨，许丽明随父亲去菜场买菜，父亲在一个摊子上挑选了几种菜。摊主一报完菜价和斤两，许丽明就脱口而出说了总价钱，和摊主用计算器算出的结果完全一样。许丽明的父亲吃惊地看着女儿问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许丽明说：“我整天练算盘，练着练着，脑子里像有算盘似的。一接触到数字，结果就出来了。”
做父亲的非常兴奋，回到家就给我打电话：“徐老师，我家丽明学算盘学得可神了，不用算盘就能算出结果，而且还又快又准。她说算盘已经进到脑子里了。”有这样的事！我也觉得很奇怪，真的出神入化了？
以前我曾试图在珠算的基础上让学生心算乘法。开始速度较慢，错误也多。后来，我把“一口清”（一眼看见或听见一位数乘多位数能立即说出结果）运用到多位数乘法中，把乘法转化为加法，计算速度大大提高。这些，是不是许丽明用脑子打算盘的基础？我带着这些“原始凭据”和县教育局的柴老师一起分析研究，给这种心算方法取名为“珠脑结合计算法”，业界称为珠心算。
什么是珠心算？通俗地说，就是在脑子里打算盘。珠心算是将珠算的操作过程充分“内化”，从而完全摆脱珠算的外部动作，凭借这“内化”了的“心里算盘”（亦称“虚算盘”）在脑中进行加、减、乘、除、开方等计算。
我想，珠算是传统技艺，在珠算的历史进程中，一定有不少人发现了珠心算现象，我绝非先知先觉。但当时孤陋寡闻，在我掌握的资料中，却没有查到明确的珠心算发现经过。
但无论如何，当我的学生告诉我；算盘已经进入他们脑海中时；那一瞬间；我的灵感迸发了。根据这个新发现，我开始重新编写珠算课本，酝酿教学上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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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这样子，别在这工作了！
荣誉接踵而来，我（后排右二）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1983年4月的一天，我到慈溪县教育局办事，无意中在办公桌上看到一份宁波市关于组织各小学参加珠算比赛的文件。仔细一看，选拔赛日期已经过了。我问办公室一位领导，怎么我没有接到通知，我的学生也应该有资格参加比赛。那位领导看着我说，你能保证参赛获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可以，绝对！”
“可是，选拔赛都结束了啊。”领导迟疑着。“能不能让我的学生直接参赛，哪怕是作为特邀的也行？”我几乎是央求了。
那位领导见我这么执着，加上在慈溪教珠算的小名气，最终答应让我们去试试。
我的学生们果然争气，一路过关斩将，摘取桂冠。回到慈溪，县教育局那位领导非常兴奋，“刚开始，我们还真怀疑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事实证明一切，你行！”
这次获奖给慈溪赢得了荣誉，教育局领导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们，学生们对于学习珠算也热情高涨，以致于后来一有重大的珠算比赛项目，我和我的学生就成了教育局的首选，当仁不让地代表慈溪出征。
我自然也不会辜负慈溪县教育局的领导，不会辜负家乡的父老乡亲。自从那次冲出慈溪走向宁波后，我的学生在市、省、全国珠算比赛中共获得86个名次，战绩骄人。
这一切很快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认可：1984年，我被评为宁波市和浙江省为人师表优秀教师；1985年3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6月被共青团浙江省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鲜花、掌声几乎淹没了我。一时间，我豪气干云。对于珠心算的全国推广，很有点舍我其谁的感觉。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上门采访的记者、来约稿的专业杂志编辑、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一些部门单位纷纷邀请我去讲课。
忙得不亦乐乎，于是我顾不上和同事交流，顾不上向校长和书记汇报，也因此惹来一些同事和领导的不满。
一次，学校收发室给我转来了几笔稿费，虽然都是20元、30元的小面额，但加起来也有160元。校长对我说：“这些稿费应该归公，因为你是学校的老师，交公是理所当然的。”我那时年轻气盛，昂着头气哼哼地说：“这些文章都是我利用晚上时间写的，是我个人的劳动所得，我不交！”
依旧我行我素，稿费不上交，但课还是兢兢业业地上。校领导便指责我目空一切，经常不点名地当众批评：有些人有了一点荣誉就骄傲自满，不务正业，自高自大……
1987年3月的一个晚上，忽然牙疼得厉害，我以为上火了，没当回事，第二天咬着牙坚持上课。但情况越来越严重，疼得说话直抖，食欲全无。半个月下来，急剧消瘦，人几乎要垮掉。终于有一天，体力不支，讲课时差点晕倒。校长不问青红皂白，先指责我没有好好上课，后撂下句不近人情的狠话：“你这样子，就不要在这儿工作了！”
我到医院去做了全面检查，医生的话让我几乎崩溃：“你的牙齿发生了病变，有可能是绝症，你要好好治疗。”绝症？怎么可能？我还这么年轻，事业才刚刚开始，老天啊！我做错了什么？
（4）我的书在马来西亚被盗版
我的父亲。
比我更痛苦的是父亲和母亲，母亲眼泪簌簌地流着：“思众，你真是命苦，刚刚干出点成绩，就病了，班都不能上。”父亲一直宽慰着我，激励我不在挫折面前低头。
那个时候，没有班上，我就和父亲一起探讨教学，切磋珠算。不知不觉，我阴沉的心境明亮起来，又有了做事的激情。三个月后，牙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转。复查时，医生说，你的病好了。我高兴地回家告诉父母，父亲说，有些疾病是要靠精神战胜的。精神一旦垮了，就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病好后，学校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我回去上课。我和学校的矛盾再次升级。关键时刻，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有位记者来采访我，得知我的处境，大为不平，回宁波后，连夜起草了一份题为《专业人士受到排挤 谁来为他排忧解难》的内参。主管文教的领导非常重视，亲自批示：“徐思众是优秀的专业人士，希望有关方面督察此事，为他安排合适的岗位。”
慈溪县委立即找我谈话。一位县委领导问我：“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如果不想回原单位工作，可以重新选择，我们大力支持。”
让我选择，我选哪个单位呢？从政，走仕途？我也有资本了，得到不少的荣誉，又是最年轻的政协委员；继续教学？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好朋友，方国祥老师提醒我，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找一个更大的事业平台，把珠心算进行到底。
我想起了父亲。有一次，我执拗地问父亲，为什么放弃当校长的机会？父亲一直埋头批改作业，不大理会，很久，他抬起头说，我干不好别的，干了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事就是活受罪。我就擅长站讲台，就喜欢当老师。“思众，一生用心去干一件事。道理很简单：纳鞋底时使用锥子是最容易穿透鞋底的。”
我想明白了。我也不适合做官，初中毕业，别无长物，心里面就是一把算盘。我只想干好这件事，也只能干好这件事。
决心已定， 1987年下半年，我顺利调入慈溪县珠算协会，可以全身心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了。
慈溪县珠算协会挂靠县财政税务局。协会专职工作人员就我一人，既是兵又是官。办公室是冷清的，我的心气却如升腾的火焰，十分高涨。多少事，做不完，且看我怎么长袖善舞：培训各地珠心算老师，组织珠心算比赛，开展一系列珠心算活动，慈溪的珠心算教育一时间红红火火，也为单位开辟了创收之路。
1992年 8月；我撰写的《中国心算大全》一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不久，台湾嘉一书局购买了版权，在台湾出版发行。这书的畅销，很快从台湾波及到东南亚。
1994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台湾著名珠心算专家蔡景裕先生从马来西亚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徐老师，祝贺你啊！你的新书在马来西亚出版了。”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在马来西亚出书啊。对面电话中传来朗朗的笑声：“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还用对我保密吗？”一句“保密”把我弄得更糊涂了：“不是我保密，确实没在马来西亚出书。”
蔡先生疑惑了：“那怎么这里到处都是你的《中国心算大全》啊？当地许多珠心算教育机构都在用这本书教学呢。”
我的书一定被盗版了！
（5）“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
在马来西亚被称为“神算子之师”
朋友们得知，为我出主意：“可以告盗版商，让他们赔钱。”
我笑着回答：“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因为——
第一， 盗我的版，说明我的书好，很有市场价值；第二， 盗版书无形中在扩大我的影响，替我做免费宣传，我何乐而不为？
第三， 盗版发生在马来西亚，我想去查也鞭长莫及。”
这三条理由，很有点自我宽慰的味道，但马来西亚出现盗版书，对我来说或许还真是因祸得福？因为盗版书的“引荐”，我在马来西亚名声大噪。没过多久，马来西亚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千方百计找到远在中国的我，邀请我赴马讲学。
1995年2月28日，我应邀抵达吉隆坡。
3月1日中午，我在马来西亚珠算心算总会会长刘水钦和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院长罗文桑的陪同下，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
恰恰我来吉隆坡前两天，也就是1995年2月26日的晚上； 马哈蒂尔总理检查养子的作业，突然发现他数学进步很大，便问夫人：“你让他学了什么？他的数学进步这么大！”
马哈蒂尔夫人茜蒂哈斯玛回答：“我让他学了一种叫珠心算的方法。”
“你把老师叫来，我要问一下情况。”
当晚，教这门课的马来女老师查米娜就来到了马哈蒂尔家中，给马哈蒂尔作了详细讲述。查米娜对总理说：“我教他的珠心算，来自于一个名叫徐思众的中国珠心算老师编写的教材。”
哦？查米娜的话引起了马哈蒂尔强烈的兴趣。立刻又问了许多相关问题。
查米娜一一作答，最后补充了一句：“总理对珠心算这么有兴趣！这两天，我看到新闻报道，徐思众老师两天以后要来马来西亚讲学。”
马哈蒂尔总理说：“徐思众先生到马来西亚后，我要见见他，向他了解中国珠心算的情况……”
ＡＬＯＨＡ儿童心算学院很快接到了总理府的电话，大家都惊疑地相互看着：首相要见徐思众（马来西亚人把马哈蒂尔称为马哈迪首相）？这不太可能。是不是电话错了，以讹传讹了？
由于主办方谁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没有安排我见总理。
有趣的是马哈蒂尔以为他的“最高指示”下达后，不会有误。按照事先的安排，2号下午4点他在总理府准时等候我，可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他感到奇怪。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找来秘书：“怎么回事？那位中国老师为什么没来？”
秘书立即打电话询问后才得知：接待方怀疑这件事有误，没当真。
马哈蒂尔总理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邀请单位，大意是：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我真的要见见那位从中国来的徐思众老师。我要和他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你们不信，我会让###作出安排。
邀请单位看到总理的亲笔信，慌了神：“看来这事是真的！怎么办？”因为再安排我去见总理已经来不及了，马哈蒂尔正按计划出访丹麦。
因总理出访期间无法安排，便先让###部长苏莱曼接见我。
苏莱曼部长告诉我，总理指示他，等他一回到马来西亚，就安排时间接见我。
“我到贵国的期限就是3月15日。超时不归，会违反中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苏莱曼部长用右手敲着太阳穴，略加思考后说：“既然这样，这事要向总理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马哈蒂尔总理。
总理此时又从丹麦出访伦敦。接到苏莱曼部长的电话，马哈蒂尔立即指示：要给徐思众先生办好延期回国的手续。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国驻马大使馆，说明此事。
大使馆出面，帮我顺利办理了延迟回国的手续。
（6）贵人从天而降
贵人马哈蒂尔。
我不知道冥冥中是谁的安排，我从没想过所谓机遇所谓贵人。而事实是：我生命里的贵人从天而降，我珠心算事业的机遇从天而降。
永远记得生命历程上有着特殊意义的这一刻——1995年3月17日上午11点零5分到12点45分。上午10点，我特地去理发店吹了一个发型，穿上西服，系好领带。一切安排停当，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到宾馆。
马来西亚总理府气势宏大、金碧辉煌亦庄严肃穆。工作人员引我走到一扇大门，轻声告我：“这是总理的办公室，他在里面等你。”
走进那扇大门，一眼就见到了马来西亚国家的最高统帅马哈蒂尔。他高大的身躯在窗外阳光的映射下，显得俊朗、威严。
总理微笑着，轻轻地拉住我的手，缓缓坐到沙发上，亲切地问着：“来了多长时间了？”“都到了哪些地方？” “生活习惯吗？”
我向总理介绍，我来自中国浙江省慈溪市，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过来两样准备好的小礼品：“这是介绍我家乡的《慈溪画册》，这是中国最新的一四珠算盘。”总理高兴地接过来。
“你了解马来西亚小学生学习珠心算的情况吗？”
“在总理的亲自倡导下，马来西亚已经形成了一股学习珠心算的热潮。”
“马来西亚这样学习珠心算有什么问题？”
“根据我来马来西亚的考察情况，还是有一些问题的。科学这个东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口无遮拦。
总理听到这，睁大了眼睛。
我直截了当地说：“主要问题是，教材、师资、教法等等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政府如果不整体地正确引导，很可能会有误导。”
总理专注地听着。“这些问题，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教材、统一师资培训、统一教学方法、统一教学工具、统一考试……”
“很好！很好！我要建议我们的政府采纳这些意见。”
紧接着，总理慎重地说：“徐思众先生，你是否愿意来马来西亚，帮助我们的###，推动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育？”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如果你愿意来，是否让全家都来？是否可以长住几年？我和###主席、###总理是老朋友，我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们，邀请你。”
总理认真提出这个问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
这里有个小插曲。1993年，马哈蒂尔出访日本，他发现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大型企业的员工在统计报表时并没有使用计算机。询问究竟，主人回答：“我们的员工普遍学习过珠心算，用珠心算计算又快又准。” 马哈蒂尔又问，珠心算是谁发明的，谁教的？主人告知：中国人发明的，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马哈蒂尔在一所日本小学参观，小学生们做了珠心算表演。孩子们神速而精确的计算，使他深感惊讶。他问学校，谁发明的计算方法？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想从那次访问起，中国珠心算的种子已经种进了马哈蒂尔的心田。他已经在考虑如何把中国珠心算引进马来西亚。他觉得这项技术并不亚于计算机技术，这项技术的引进，对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
我很感动，很荣幸。马哈蒂尔这位世界著名的领袖这么在意中国的珠心算，因为珠心算，又这么礼贤于我。一个来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简直有高山流水，他乡遇知音的感觉。
我连连点头：“我愿意为马来西亚做好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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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告市政府行政不作为
马哈蒂尔总理的邀请函。
从此，马哈蒂尔就把我当成他最好的中国民间朋友，我这个不起眼的浙江小个子就成了马来西亚总理的座上宾。
是珠心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1995年8月2日，马哈蒂尔给我写了一封邀请信，要求我尽快赴马与他再度见面。他的秘书先发了传真件给我，又把亲笔信邮寄到我的单位。
我向任职单位和市里报告了这件事。
有关部门觉得事有蹊跷，让我直接向市长汇报。市长让外事办公室来处理。外办的人对我说：“这封邀请信要是假的，你到大使馆签证肯定签不下来。而且，一旦被查出来，你还要去坐牢。”
此事一时惊动了市政府大楼上下好多人。慈溪的一个平民百姓突然收到外国总理的邀请函；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纯属子虚乌有。
我拟了一份正式报告交到市政府，报告很快被送到了分管文化和教育的副市长手中。
副市长批示：“徐思众同志应马哈蒂尔总理邀请赴马来西亚访问，应按因公出国办理。”
但是市长说，马哈蒂尔总理是以个人身份邀请徐思众的，按照有关政策这件事不能办因公出国，只能办因私出国。
我拿着邀请函到市公安局办理手续。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你要提供邀请人马哈蒂尔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的复印件；要提供马哈蒂尔本人出示的经济担保书，否则公安部门不能办理。”
我有点哭笑不得：“你不是开玩笑吧？我怎么能去要一个国家总理的身份证复印件，要他的经济担保书呢？”
但是公安部门按章执法，无懈可击。
我回头又去找市长。市长不置可否。
领导态度模糊，我就无所适从，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马来西亚那边不停地电话询问签证办得怎么样了，能否如期出国，我却不能告以实情；另一方面这边办出国手续四处碰壁、困难重重，即使我找来一大堆理由，他们也拖着不办。
无计可施。
恰在此时，国家《行政诉讼法》出台，我第一次接触了有关政府机关行政不作为的概念。认真研究了一下，然后来了一个急用先学，根本没有考虑行为后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我一纸诉状将慈溪市人民政府告到了市人民法院。我告市政府，也告市长，告他们行政不作为。
这可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民告官”案例之一，虽然不算首例，当时也搅得慈溪小城沸沸扬扬。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诉状的受理时间是７天。这7天，不知从哪来的一拨人，相继登门，苦口婆心，让我撤诉，不要和市政府作对，弄僵了关系，将来怎么办事做人？
我坦然地告诉那些游说者：“我不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点事这么难！可见市政府的官僚作风、行政作风！”
难道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在7天诉讼受理期结束的前一天，有关部门通知我速去办理出国手续。接到这个通知，内心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事情非要到这种地步才能办？
后来，细细一想，市政府突然那么痛快地转变态度，大开绿灯，缘由有三：
一是行政诉讼的力量。一旦开庭，市政府落下“行政不作为”的名声是很难堪的，市政府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是来自马来西亚总理府的督促。总理府将有关信息反馈到中国国务院，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北京方面敦促有关方面尽快办理。
三是据说###总理通过有关人员给宁波市政府明确指示：用最快的速度办理徐思众的出国手续。
因为出国手续问题，赴马行程一直延搁不定，直到9月26日，我才从广州乘上了飞往吉隆坡的航班。
出发之前，我撤消了对市政府的行政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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